雅尔塔密约与美苏东方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尔塔论文,密约论文,战略论文,美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雅尔塔密约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对于美苏来说，它符合彼此的东方战略意图。美国以部分中国主权作交易，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和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便达到其称霸亚洲的目的；苏联则从维护本国利益立场出发，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以支持蒋介石政权为条件，取得中国东北权益，并据此与美国在远东的势力抗衡。雅尔塔密约正是美苏双方既争夺、又妥协的产物。
关键词 雅尔塔密约 势力范围 “安全带” 国家利益
1945年2月上旬，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此时，在欧洲战场同盟国胜利在望，希特勒败局已定，日本也正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在这重要时刻，会议讨论了欧洲战场的军事计划、对德占领、德国民主化、联合国的建立、苏波和德波疆界以及战后安排等问题。这是继1943年德黑兰会议之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举行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于协调同盟国的战争步伐，协商、统一对当时世界性的重大问题的看法及处理，进一步发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力量，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关于联合国组织方面尚未解决的在安理会内表决程序问题的讨论决定，对于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其意义更为深远。关于远东问题，正式会议没有讨论。2月8日下午和10日下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和译员波伦陪同下，两次单独会见斯大林和苏外长莫洛托夫，双方就苏联出兵对日作战问题几经磋商，最后苏联有条件地承诺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对日作战。此条件为：（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二）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原俄国权益，包括：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苏联得以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设一中苏合营公司，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而满洲的主权归中国所有。（三）千岛群岛交与苏联。斯大林坚持这些条件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于是，2月11日，苏、美、英三国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并且保证“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①。
雅尔塔协定是罗斯福和斯大林私下所作的交易，英国首相丘吉尔只是最后被邀请在协定上签了字。它是一个秘密协定，背着其同盟国中国，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苏美交易的筹码。直到1945年6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才指令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该秘密协定的内容通知蒋介石。雅尔塔协定又是大国强权政治的恶劣表现。它使1943年底开罗会议宣言的精神化为一纸空文。开罗会议文件规定：“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②。然而事实却是，在讨论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时，作为四强之一的当事国却被排除在外。开罗会议还明确规定战后将日本侵占中国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国，并且指出：“在就任何有关亚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中国和美国应彼此进行磋商。”③这时，罗斯福似乎若无其事，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中国只不过被安排事后充当一个被动的签字者的角色。倘若“中国当时如果不同意苏联的任何权利要求的话，那么大概美国和英国本来还要联合起来强制执行该项条款。”④
美苏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并据此来解决中国问题。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全球时期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其宗旨是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中国抗战爆发，美国极力避免参与战争，在“中立”的幌子下采取了两面政策。当珍珠港的爆炸气浪将美国被迫卷入战争漩涡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新的转折。罗斯福制定了亚洲战略，它包括两个层次：(1)在战时使中国成为一个可靠的军事盟国；(2)在战后能通过中国来控制亚洲。前者是以解决美日矛盾出发，后者是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而且，战争越临近结束，后者就越显得迫切重要。罗斯福当时担心，日本战败和英法老牌帝国主义的没落将导致远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这时两支力量可能会来填补这一势力真空：苏联的势力将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展，民族 主义的政治运动将在前殖民地社会和新殖民地社会兴起，而美国在塑造亚洲面貌方面则应起主要作用。⑤要实现这一目的，最为主要的就是要考虑中国在战后的作用。中国成了他所设想的战后国际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环。罗斯福的亚洲战略是要通过控制国民党政府来争夺中国以称霸亚洲。他力图把美国的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合并在一起，以造成一个有效的战时和战后的联盟。罗斯福之所以采取联合国民党的政策，不仅由于他把蒋介石国民党看作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而且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相关。另外，此时战争胜负大局已定，已经不再需要极力促使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了，因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得到发展。
既然美国企图战后控制亚洲，那么雅尔塔密约是否违背其战略意图呢？战后，对于雅尔塔密约，西方史学界褒贬不一，尤其美国一些史学家认为是美对苏的妥协，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我个人不这样看，下面谈点粗浅的看法。
罗斯福之所以签订雅尔塔密约，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由于蒋介石无力抵抗，转望苏军对日作战。美军对日作战主要在太平洋战场。在亚洲大陆上，原指望通过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来打垮日军，但是蒋介石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豫湘桂作战，数月之间，失地千里，使美国的希望彻底破灭，所以才转而积极运动苏联红军承此重任。第二，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缩短对日作战时间，求苏出兵。罗斯福认为对日作战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尽管美国在1943年对日的陆战和空战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争夺南太平洋诸岛的战斗中，美军伤亡惨重。况且美国对日本本土进攻尚处于计划阶段。据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在德国战败后仍需18个月才能打败日本，而且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除非使用新的灭绝性武器，然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得再等5个月。如果苏联参战，美国可减少100万人伤亡⑥。他们对日本关东军甚至可能在其本土被征服之后，仍利用中国东北及朝鲜负隅顽抗的危险深为忧虑。因此，苏联出兵拔去此钉，既可减少美军牺牲，又可缩短作战时间。第三，对苏联打败德国后，必出兵同日作战，采取顺水推舟作法。美国深知苏联不会放过在远东分享胜利成果的机会。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多次表示，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实际上，我深信，希特勒一旦被打败之后，即使我们想不要他参加，我们也是办不到的。”⑦但是，“如果俄国人进入中国，他们还肯出来吗？”⑧既然苏联最终是要对日宣战，而且很可能长驱直入，攫取更多的利益，那么倒不如顺水推舟，请它出来，以主动的“让步”换取和苏联达成协议，把苏军在远东的军事行动纳入美军制定的总战略轨道，从而达到限制苏联在远东扩张的目的。第四，就划分势力范围达成默契。罗斯福对苏联要求的允诺是以苏联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为前提的。这样，一方面确立了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上个世纪末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消极”政策。另一方面，又为在战后远东格局中美国抗衡苏联提供了可靠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功。它的深远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当时美国在军事上的需要。因为1945年2月，苏联红军已经占领了东欧的大部地区，在雅尔塔会议上，当涉及到战后德国、波兰及德国赔款等问题方面，“总统显然考虑到他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影响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所以愿意承认东欧属于事实上俄国势力范围之内。罗斯福认为，作为对应条件，苏联应当承认在西方和东亚有一个强大得多的英美势力范围”⑨。美国渴望战后控制中国，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其政策实施的障碍。要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获得对中共军队的控制权，就必须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允诺。赫尔利在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影响将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如无苏联的支持，则中国共产党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⑩。罗斯福力求在雅尔塔作成一笔交易，承认苏扩大其势力范围的现实，以便取得战后苏联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保证以及与美国在外交方面的全面合作。美苏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通过对蒋介石的支持，得到了中国的绝大部分，苏联得到了小部分，即外蒙古独立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雅尔塔协定只是对双方实力的认可罢了。第五，有利于蒋介石战后统一中国。罗斯福认为雅尔塔协定不仅对美国有利，而且对蒋介石也是一笔很合算的交易：苏联不仅以武力帮助中国获得解放，而且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这对于处心积虑准备内战，但又担心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蒋介石来说，真好比吃了一颗定心丸，此后更加有恃无恐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雅尔塔密约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么，苏联方面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首先，苏联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从1944年10月以来就不断地提出对日作战交换条件，表示：如果不接受他的条件，那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对日作战。德国威胁着苏联自身的生存，因而苏联人民对于同德国作战的意义着有很清楚的认识；但他们不会懂得苏联为什么要去攻打日本。不过，如果能接受他的政治条件，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11)。这里所说的“国家利益”，就是要恢复沙俄在1904年对日战争失败后放弃的在中国所攫取的权益。斯大林把自己摆在沙皇继承人的位置上。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的“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了投降书。同日，斯大林发表《告人民书》，内有“1904年俄日战争时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等语。斯大林提出交换条件完全违背了苏联政府在1919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宣布的对华声明中的原则和精神。那两次声明，决定废除沙皇政府同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掠夺中国领土、租界的条约，并且将掠夺物无偿地归还中国。声明给予中国人民很大鼓舞，人们对此尚记忆犹新。
其次，苏联明确向美国保证，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统一中国。人们不禁要问，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苏联怎么会和美国一道支持蒋介石呢？它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第一，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缺乏深刻的了解和信任，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以及中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从斯大林到莫洛托夫，都不把中共看成真正的共产党人。莫洛托夫在同赫尔利谈话时认为，中共“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12)同对待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样，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要求中共对蒋介石只联合，不斗争。然而，逐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遵义会议后渐渐摆脱了事事依靠、听命于共产国际苏联的做法，根据中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这对于苏联始终把自己看成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楷模的尊严是一种“不恭敬”的表现。苏联急于向外界表白他们与中共没有任何联系。中共七大召开后，苏联各报均未报道此消息，这决非偶然疏忽所致。第二，这是苏联根据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从它的整个战略要求出发的，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中国抗战初期，苏支持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有力量，且有英美支持，利用国民党力量可以拖住日本，免去后顾之忧。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苏仍认为国民党将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因此希望通过与国民党政府订立友好条约，既可彼此和睦相处，又可在东北地区取得一定的权益，同时，还可取悦于英美，继续维护战后大国合作，创造一个有利于重建苏联经济的稳定的国际环境。有这么多的“好处”，苏联何乐而不为呢？第三，苏联在亚洲推行了一种“安全带”政策。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希望战后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休养生息，这样，它一方面想尽力维持战时的苏、美、英联盟，同时又处处为战后俄国自身的安全着想。在解决了苏日矛盾之后，苏联在远东边境安全的威胁自然来自美国在远东的霸权欲望。因此，为增强其实力，它情不自禁地提出恢复沙俄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及维持外蒙古现状的要求，为自己从中亚到远东筑起一条边境安全带。然而为了取得这一势力范围必然会同美国利益冲突起来，因此它通过对日作战，特别是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取得了美国的“谅解”，从而保持苏美各自在远东和中国的势力范围，极力设法消除战后东方来自美国对自己的安全威胁，求得彼此在远东相安无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苏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及其东方战略意图出发，以中国的主权作交易，划分势力范围，达到某种均衡而缔结了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格局”的形成，对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日本迅速溃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美国已不再需要苏联出兵，他们开始意识到雅尔塔的代价。此时的苏联一反原先待价而沽的作法，急于出兵中国东北，这既是履约，又可获得利益。因此，在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中苏友好协定尚未签署时，就提前出兵东北了。美国为了限制苏联势力的扩张，曾企图插足中国东北。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司令抢占东北旅顺港，由于苏联空降部队先期到达，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这引起苏联的严重不安。苏联虽然同意蒋介石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但决不允许带来美国的军事威胁。因此，苏联通过支持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并发展实力，来保持一种遏制力量，以防止苏军撤离后，美蒋勾结把东北变成反苏基地，这是苏联为确保“雅尔塔格局”，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采取的另一种行动。这时的苏联对华政策，显示出双重性：在全局上，苏联不准中共革命，以避免内战，遵守其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约定，但在局部上却支持中共争取控制东北，阻止美国援助下的国民党政府向东北运兵。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经营东北战略基地，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苏联及斯大林在主体上仍是要维护雅尔塔格局的。苏联同意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及主要铁路干线交予国民党政府。1949年初，当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时，斯大林适应美国政策提出要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方案，甚至在解放军攻克南京之后，苏联使馆仍追随国民党政府撤至广州维持一月有余。这些说明，中国是违反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革命胜利的。
总之，就1945年初对日作战形势以及苏美的实力情况而言，雅尔塔协定是符合彼此的战略意图和利益的。于是，“那个出卖盟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就在这黑海边上的避暑胜地，谈笑间，订下乾坤。”(13)当然，雅尔塔协定决定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它促进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这是它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参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3月版，第258页。
②③《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8页。
④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纽约1948年版，第526页。
⑤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版，第91-92页。
⑥参见（美）威·艾·哈里曼：《哈里曼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页。
⑦⑧(11)威廉·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1978年6月版，第247页、413页、444页。
⑩《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164页。
(12)费斯：《中国纷乱》，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3-354页。
(13)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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