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京城模式：观念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城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观念论文,现实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天安门前，总会令人浮想联翩。从现实的天安门城楼想到国徽上天安门图案，心灵向民族象征体系的方向飞翔，从现实的天安门广场想到北京地图，心灵在京城模式的范围里游荡。由天安门体系所关联的民族象征体系，内蕴着现实、历史、文化的层层深邃，由天安门体系所定位的京城模式，关联着现实、历史、文化的种种难题。
现代的京城模式是怎样展开的呢？
我1982年来到北京，那时从动物园到中关村是一片片的农田，北京还只有二环路，三环正在修建之中，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从北京大学到北太平庄，迎面而来又后退而去的，是一处处的田园风光。只有过白石桥，穿动物园，进西直门，城市的景观才展现开来。那时的北京城的空间范围，与古代北京和民国的北平，基本上是重合的。很快，80年代三环完成，90年出现四环，新世纪初完成五环，而今（2010年）的北京街头卖的是有六环的北京地图。二、三、四、五、六环，环围何处？环围着天安门，现代北京的中心！
看着而今的北京地图，想一想现在的北京，有着怎样的一个结构？而这一结构又是由怎样的思路产生出来的呢？
有了天安门这一现代北京的中心，现代北京要发展，一个最自然的思路：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必然是以天安门为中心一环一环地向外扩展。这一发展过程和方式被理论家批评为“摊大饼”。这是一个贬义词。这一“摊大饼”方式已经在最新一版（2004版）的首都规划中受到了理论否定，然而，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形成大饼似的五个套环已经是现代北京的地理事实。北京的新发展，无论怎么规划，无论态度如何，都要荣耀地或无奈地面对这一事实基础。在这里，人们也许要想到环环相套的现代京城结构，与外城皇城宫城层层相套的古代京城结构的某种相似。当然，现代的京城模式不仅是一个层层相围的多层方环，虽然仅此一点就屡遭诟病。扩而巡望，且先看看京城模式有怎样的一个历史演进。
北京，作为现代中国的首都，阖阖碰碰曲曲折折地发展到今天，呈出了世界建筑史和世界城市史上最为奇特的演进景观：每当北京出现一轮新的发展，就会出现一轮巨大争论，每次争论，少有理论上的结果，多为现实中的胜利。而现实中的胜利并没有真正巩固理论上的成功，只是为下一次的新争论埋下了火种和能量。这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往往令人重新回首一切争论的总基础，建国之初的两个体系，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这两个体系，不仅是两个民族象征形式之争，而且是两个京城模式之争。
从京城模式的角度看，两个体系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在基本理念上，是如何看待古代北京与现代北京的关系。天安门体系把古代北京与现代北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现代北京，梁陈方案把古代北京与现代北京区分开来，形成两个不同的北京。这一点包含着非常丰富又非常复杂还非常微妙的内容。天安门体系更符合中国型的思维，深契合《周易》的曰生（天之大德曰生）日新（日新日日新），既继承又发展；梁陈方案更符合世界的现代思维，在现代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只有区分，方可双赢。天安门体系符合新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念：改造中国改造北京。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和已经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在世界革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一定要在世界面前展现一个具有历史厚度、文化厚度、现代厚度的新北京！梁陈方案契合于既具有传统士人心态又具有世界美学眼光的美学情怀，雄伟的北京城，在世界城市、世界建筑、世界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一定为中国、为世界、为建筑、为美学、为文化保留一个今人和后人惊叹不已、骄傲万分的古北京。
在基本结构上，是形成怎样一个城市的基本结构？京城模式是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天安门体系把古代北京和现代北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心，这里，既有过去的辉煌，又有今天的创新，新北京就是在一个中心的模式中重新安排古今，按今天的需要，把古今结合为一体的新北京。梁陈方案把古代北京和现代北京区别开来，并置两个不同的北京，古代的灿烂和而今的现代，辉煌历史的完整保留和伟大革命的崭新创造。
在基本景观上（这一点可以归入基本结构，但强调的重点不同），是以一个中心为核心、以古今融和的方式来配置纪念性建筑、地标性建筑、景观性建筑，还是以两个中心，在区分古今的基础上，在古的范畴里，完整保留传统，在今的范围内，以古今融和的方式来新建纪念性、地标性、景观性建筑。
在基本理念和基本结构的结合上，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都包含了当时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和广大民众无意识中的现代北京的两个目标：第一，北京应当是一个文化古都：整个北京城要通过自己的空间结构和建筑形式来展现中华民族伟大而深邃的文化；第二，北京应当是一个现代新都：整个北京城要通自己的空间结构和建筑形式来展现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力争上游雄心。只是天安门体系要把这两个目标以整合统一的方式体现出来，梁陈方案要把这两个目标以各自分离的方式体现出来。因此，天安门体系与梁陈方案的根本区别，不是最高理念上的，而是具体形式上的，在具体的京城模式的空间结构上，是整合还是分离，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
但是，具体的结构又决定着最高理念是否得到完美的实现。现在已经知道由天安门体系决定的京城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让这一最高理念的实现得不甚完美，已经承受到并还将继续承受质疑之论、翻起悔憾之情，乃至遭到攻击之语。
今天回头去看，这两个方案都有非常充分的理论、历史、现实的理由。北京城的历史发展一直是在这两个方案的激烈争论中进行。一方面，天安门体系在共和国初就取得了观念和元素上的胜利：建国大典的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选定与建成，国徽上天安门图案的出台，1950～1954对天安门规划的研究，天安门体系取得实质胜利。1959年的天安门广场全部建成，无非是早已取得的胜利的观念变成现实。这时起，这一由在观念上取胜的天安门体系所决定的京城模式，改变着梁陈方案所拟定的京城模式的地理空间结构，梁陈方案的京城结构力主保留不动旧城，正是当时天安门体系要予以大力改造和改变，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重赋新貌，并以这一新貌为整个京城的新模式和新发展定下基调。
另一方面，天安门体系又包含了梁陈方案中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会因为与京城模式中相关部分的内在联系，而得以保留（以历史文物的形式得以保留，故宫，天坛、颐和园），生出变异（以古代元素的方式进入个体新结构，人民大会堂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80年代出现的白玉栏和高层上的大屋顶，翠宫饭店，新世纪的首都博物馆），变相复活（以建筑主体构成或主要境界的方式呈现出来，50年代的中等高度建筑中的大屋顶，即三里河的四部一会，60年代规划和实际建成的十大建筑中的大部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友谊宾馆、中国美术馆……90年代的新东安市场、首都图书馆新馆、北京西站。从这一角度看，在梁陈方案中所决定的京城模式中，应当在新城区进行的古今融合与古今配置，在天安门体系所决定的京城模式里，就在整个北京范围内（包括旧城）进行了。而这样的结果，整个地改变了京城，而不是像梁陈方案所规划的那样，完整地保留旧城。
历史吊诡之处在于，由天安门体系决定的改变京城的现实进程，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现代的先进的新思想（是西方的进化论和苏俄时代的革命思想的统一），实质上看，恰是一种标准的中国古代关于城市和建筑的应当进行变化（《周易》的曰生日新）的旧思想。由梁陈方案决定的对旧城进行完整保留的思想，表面上看，是一种守旧的，怀古的对中国文化无限眷念的旧思想，实质上看，恰是一种按照西方观念史和西方建筑史而来的保护古迹和保护文物的新思想。因此，方案的对立、矛盾、纠结、胜负，有着非表面所观所思而可言尽的深邃，里面内蕴着古今中外的绞缠，聚集着中国京城史和世界城市史，中国革命史和世界现代史，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多重张力与纠结……
历史有趣之处在于，当由天安门体系决定的京城模式，一旦进入实施，就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因为它的实施意味着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交通、生活等诸方面的古代整体性的北京要变成一个现代整体性的北京。在人口、器物、交通上，北京的新旧之变，突出地表现为，要拆掉一些阻碍交通的城门、楼牌、城墙……这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争论，这里的争论，实质上正是梁陈方案的两个中心以完整保留旧城和天安门体系的一个中心，以现代为核心，让传统为现代服务之争。在天安门体系取得胜利之时，已经决定了，在面对这些困难和争论时，对城门、楼牌、城墙，为了新的京城模式的实现，“拆”字一定会也果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特别是在中国的“大跃进”风暴即将来临之时，“十年左右完成旧城的拆除改建”写进了1957年的《北京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之中，这一理念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共和国前期京城面貌的演进。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激进思想曾经达到顶点。“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陶宗震后来回忆当时一位局领导的发言时说：‘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1966年5月，“文革”爆发。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在1966年6月至7月，将奉先殿工字型大殿改为长方形。毛泽东像被挂于奉先殿内，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拆除。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11座、泥塑马1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均停止开放，实行闭馆。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整改方案就是要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扳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此外，方案还要将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①，当然，这一思路由于种种原因终未成为现实。改革开放之后，旧城保护的思想有了自己的声势。历史文化名城是北京之为北京的一个重要因素。保护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走向现代的现代国际都市形成了一种平衡。
其实，由于天安门体系本就包含了对传统的保护（以天安门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大会堂为中心本就内蕴着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态度）。因此每一次“拆”，天安门体系在实现自己的京城模式时，自身也内隐着难以言表的惶惑和反省，虽然这一惶惑和反省有着非常多样、复杂、绞缠的内容。因此，由天安门体系而来的京城模式，在冲向自己目标的光荣、艰难、曲折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北京总体规划的制定和重新制定，然而在最后两次的总体规划中，梁陈方案的主导思想，又浮现了出来，这就是在1992年总体规划（1992～2010规划）中提出的从城市整体格局上保持首都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和在2004年的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中提出的“两轴、两带、多中心”中的“多中心”。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方面，可以看到，梁思成大力提倡和竭力保卫着的东西，在共和国前期被拆的东西，开始一一的这被复建或复修：城楼（如永定门城楼）、楼牌（如东单楼牌等）、王府（如恭王府等）、庙宇（如历代帝王庙等）、山门（如白塔寺山门等）、胡同（如南罗鼓巷胡同等）……当然这复建或复修出的东西，以及在新的京城整体中的意味，在整个新的时代中的意味，也与梁思成心中的景象有很大的不同；另方面，梁思成的两个北京两个中心的理念，以另外的形式开始重新插入到新北京的总体面貌之中，这就是二环以内的以历史文物为主的北京和二环以外的以现代建筑为主的北京，以及“多中心”在理念上的出现和在现实中的行进。当然，新出现的两个北京和多中心与梁思成心中的两个北京风貌有极大的不同；但总的说来，北京总体规划，经过曲曲折折的演进之后，好像是正在接受梁陈方案的基本思想。然而，在天安门体系型京城模式的经过50多年的推进之后，一方面，一个中心的格局已经完全形成，具体体现在2004年总体规划中指导思想的“两轴”里。在两轴的已成格局和巨大优势里，多中心要真正成为现实，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非常艰难的。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交融一体的空间格局在北京已经完全形成，在一次又一次的建筑新潮中不断地形成自己的面貌，梁陈方案的根本而具体的区隔新旧北京的思想，业已成为永不复返的历史。
更为宏观地看，天安门体系型京城模式的一个中心，及其现代演进的两轴，是中国文化京城模式悠长传统的现代演进，而多中心的京城模式是世界现代性以来都市模式的新型。世界城市史的演进，在20世纪末，已经进入到“世界城市”，由天安门体系型京城模式要在世界政治史经济史／城市史上力争上游，意味着新时代的京城一定要考虑世界城市史的框架。而这正是当代梁陈方案的主要背景。
正是在这里，建国以来京城模式演进的深邃又一次透了出来。
北京总体规划一次次的演进与京城模式
建国之初，天安门体系与梁陈方案的双双出现，二者既有根本性的不同（宛如太极图中的阴与阳），又有根本性的相同（犹如太阳图中阴阳共有的外环之圆与中心之太极曲线），两个方案都内蕴着丰富的中国史内容和世界史内容，二者的不同与相同还复杂的绞缠着，一个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一个的失败，而是像中国哲学中的阴与阳，一方的胜利无非是阳盛而已，阳再盛也包含着阴于其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而阴又复出。如果说，两个方案根本的不同体现为京城模式的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不同，两个方案的根本相同，则是内蕴中国的深厚传统和在世界现代化上的力争上游。
由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而来两个京城模式的同异，可以先将二者的特征归纳为三句话，然后进行比较。天安门体系的京城模式三言以蔽之：以天安门体系为中心，融会中西，走向世界；梁陈方案的京城模式三言以蔽之：以旧城的故宫和新城的中央政府区为中心，融会中西，走向世界。二者又可以分别简化为一句话。天安门体系的京城模式是：由一个中心而融会中西而走向世界；梁陈方案的京城模式是：由两个中心而融会中西而走向世界。
建国以来，京城模式的真正复杂性在于两点：第一，由一个中心还是由两个中心来融会中西，其融汇的方式有极大的不同。第二，走向世界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最初，是一个在两极对峙中由苏联已经作出了榜样的向着共产主义演化的世界，继而是分为三个世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由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的世界，最后，是一个两极消失，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什么是世界的最高级，在中国人的理念中、意识中、现实中，显得复杂起来，但无论怎么复杂，力争上游、走向世界的总目标是不变的。这两点的复杂，从另一个方面透出了北京的深邃。
设想一下，如果是梁陈方案取得了胜利，北京会以另一种方式展开，这一方式有很多的优点，但也会有一系列难题，比如，故宫和旧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智慧如何完美地汇入现代北京；又比如，天安门体系给人的那种上下五千年融为一体的感知，怎样产生；而这感知，对于现代中国力争上游的激励，对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实际是天安门体系取得了胜利，现代北京是按天安门体系的方式展开，遇上的是由这一体系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天安门体系取得胜利之后，北京模式就按天安门体系的方式前进了。“以天安门为中心而融会中西而走向世界”的理念，在形成民族象征体系上是容易的，在形成京城模式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尤其是在中国的观念中，应作为城市之首的京城这样的特大城市，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杂系统，包含着方方面面。但从京城模式的角度上讲，它首先从北京的总体规划上体现出来。因此，由天安门体系而来的京城模式的现实演进，在观念上就体现为一份份的总体规划。
天安门体系在与梁陈方案的对决中胜出之后，1953年形成了按其思想而来的京城模式的第一份总体规划《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自此后，作为定案的北京总体规划，不断随着时代风云、世界变化、认识演进而与时俱进，不断变化。总体而言，共有五次大的定案：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1958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9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②翻一翻董光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可以看到，这五个总体规划，是从曾被写作、讨论、争辩中的更多的方案中正式地公开地呈现出来，不但这规划的背后有着无数的故事，而且在那些没有正式地公开地出现的方案（比如文革时期的总体规划）也还有着很多的故事。然而上面提到的五个方案对于整个北京的总体规划的演进，确实具有逻辑标志作用。这五个总体规划，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读解和归纳。
前两个规划，代表了共和国前期（从国内来看，是革命时期，从国际来看，是冷战时期）的京城模式，后两个规划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从国内来看，是建设时期，从国际来看，是全球化时代）的京城模式。而1983年方案是由前一种模式转向后一种模式的中间点。
前两个规划中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文化和教育中心，科技中心，而且要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这是整个共和国前期北京的目标。在这里，有自1840年以来四方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有苏联以重工业为基础迅速实现现代性崛起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在当时的氛围中，对中国的精英分子来说，中国的要真正的站起来，北京要成为中国站起来的象征，就在于斯。回到那个时代的具体氛围，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初的“五四”时代，中国革命的伟大诗人郭沫若放声高歌：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
也不难理解，20世纪中期共和国建立后，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希望在天安门层楼上能看到一排排的烟囱，呈出中国进入了工业文明的灿烂。翻一翻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诗文和歌曲，充满了对“烟囱林立绕白云”的歌颂。当重工业成为现代化的象征时，全国最大的重工业企业首纲在北京建立起来，并成为北京的骄傲。现代化的工业基地不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北京的结构，北京的东南西三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而且影响了北京应该具有怎样一种形态的观念，在旧时代对北京的空间作了特质划定的城墙、规定北京道路尺度的楼牌和城门，显然不符合不适应现代化的交通观念和发展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工业型的现代观和工业型的发展观，决定了共和国前期应当怎样“融会中西，走向世界”的面貌，正是这一观念，造成了天安门型的京城模式与梁陈方案的京城模式的剧烈冲突，即一个大写的“拆”，主导了整个共和国前期“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改造”。不但“城墙、坛墙一律拆掉”，连故宫都要“着手改建”（1958年《北京总体规划说明》）。
1983年规划作为一个转折，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观念的转变，二是文化观念的转变。在经济观念上，从根本上说，既在于对重工业为现代化主导地位和象征符号的苏联模式的反省和否定，又在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思和认识。正是在这一年的《规划》里，重申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并且指出：
工业建设的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应当依靠技术进步。要制定全国的工业技术改造，用二十世纪70年代、80年代成熟的现代化技术，逐步地改造和装备北京的工业，国务院各工交部门在制定行业改造规划时，要把北京作为重点，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今后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运输量大、占地大、污染扰民的工业，而应首重发展高精尖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当前，尤其要迅速发展食品加工工业、电子工业和适合首都特点的其他轻工业，以满足人民生活和旅游事业的需要。（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
这里实际上不是不要经济，而是对“经济”有了一种观念的转变，对世界现代化潮流有了一种新认识。这一认识启动了京城模式中产业地图的转变。这一转变，一方面引出了现实北京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在以后的1992和2004两个北京总体规划中体现得更深入更明晰。在新的京城模式中，呈现为一种新的展开：西北的中关村科技区、东面的中央商务区、西城内的金融街，东城和南城以前门大街和后海区域为代表的数片的文化保护区，北部的体育文化区，东北和东部以798和宋庄为代表的艺术文化区……从经济的角度看，北京的科技产业、金融产业、商务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经济中心，只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要从一种全新的观念进行讲叙。在这一新的经济观念中，京城模式应当如何“融会中西，走向世界”，必然要呈现出也果然呈现出了另一面貌。极为重要的，1983年的规划在文化观念上的转变，是提出了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因此——
北京的规划和建设，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对珍贵的革命史迹、历史文物、古建筑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建筑遗址，要妥善保护。在其周围地区内，建筑物的体量、网络必须与之相协调。要逐步地、成片地改造北京旧城。近期要重点改造东、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和二环路两侧。通过改造，既要提高旧城区各项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又要继承和发扬北京的历史文化城市的传统，并力求有所创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
这段话里，虽然还可以看到共和国前期对北京进行“改造”的余绪，但有了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突出了“保护”二字。“历史文化名城”的理论定位，“妥善保护”的具体所指，基本上达到了由“拆”到“保”的转折。从直接上讲，来自对共和国前期京城模式的反思，从大环境看，与世界城市理论和世界经济的转型的相关，当中国启动了重新融入世界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的了解和与世界的互动，世界上种种潮流，如建筑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后现代建筑对多样性的强调，旅游业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要求城市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这一切迅速提升着北京本就存在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1983年的总体规划以“保”代“拆”的转向后面，有着丰富而深邃的内容。
10年之后，在1992年的总体规划里，北京的城市性质被定义在五点上：“中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的古都，现代国际城市。”2004年的总体规划基本上重申了上面的五点。五点里有丰富的内容，不在这里展开，这里主要强调的1992年的总体规划显示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因素，以怎样一种方式在新的京城模式中呈现。定义上，“世界著名古都”作为北京的性质确定下来；具体里，如何保护和呈现北京之古貌提出了具体的10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六点：
(1)保持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平面，
(2)保护和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
(3)基本保持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
(4)保护与北京城市沿革密切相关的河湖水系，
(5)保护城市重要景观线，
(6)保护北京旧城的传统色彩。③
2004年的总体规划不仅重申包括1992年的10点，而且，把自确立历史文化名城以来划定的40片和新增的④片，共44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写入规划，并强调“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建设的，不符合传统风貌保护要求的建（构）筑物，应逐步加以整治和拆除。”④
现在回过头来巡视五个规划对北京传统建筑的轮回，前两个规划突出一个“拆”字，后两个规划突出一个“保”字，在前两个规划中的后一个里，连故宫都要改造，在后两个规划的后一个里，要反拆有碍保护的建筑物。
较有意思的是，乍一看来，共和国前期，天安门体系的“改造”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梁陈方案的保存遭受到了巨大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梁陈方案重新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而实际上，新的京城模式是五点，“世界著名古都”只是其中之一，与之并列而且一样重要的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因此，世界著名古都与现代国际大都市是一道汇进新的京城模式之中的，这二者的交汇，正是天安门体系的核心。因此，新的京城模式，是在天安门体系基础上的新发展和新提升。只是把共和国前期在那一时代的氛围中必然要产生的一些理念和作法，改变成改革开放在新的氛围中必然会涌现出的理念和作法。总而言之，在新的京城模式中，融会中西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从新的京城模式来看北京出现的好像是向梁陈方案的某些要点的回归，会发现，其出现的动力，不仅是梁陈方案的一些理念，还有巨大的时代动向。就历史建筑的出现而言，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第一是保护，为保护尚存的历史文化片区而反过来拆有碍保护的建筑物，第二是恢复，恢复共和国前期已经被“拆”的有重要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传统建筑，第三是新建，如前门大街。如果说在第一方面，有梁陈方案的辉光在闪烁，那么在第三方面，则洋溢着旅游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气息。因此，新的京城模式是一个“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大都市”并置的“融会中西”的新模式。其中的内容远比表面的词汇更为复杂、纠缠、矛盾，乃至巨大的冲突，正在是这里，透出了北京的深邃。
北京四届十大建筑与京城模式
如果说，北京的五次总体规划显出了传统建筑由“拆”到“保”的历程，是一个由下降到上升的路线，那么，北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四次评出的“十大建筑”却显现出传统建筑由众多到甚少的走向。
1959年选出的20世纪5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两馆属同一建筑内，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已被拆除，现已重建）、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
1988年选出的20世纪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北京图书馆新馆（今国家图书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央彩色电视中心、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2号航站楼）、北京国际饭店、大观园、长城饭店、中国剧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地铁东四十条车站。
2001年选出的20世纪9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与亚运村、北京新世界中心、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北京恒基中心、新东安市场、国际金融大厦、首都图书馆新馆。
2009年选出的“北京当代十大建筑”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大剧院、北京南站、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首都博物馆、北京电视中心、国家图书馆（二期）、北京新保利大厦、国家体育馆。
这四次十大建筑中，传统建筑形式入选在50年代中有5大（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农业展览馆。其实当年列入计划十大建筑，只是没有按期完工，但建成之后，也成为地标性建筑的，还有中国美术馆，友谊宾馆，也是传统建筑形式。因此可说，50年代的十大建筑里，中国传统建筑在现实上占了一半，从意图上占有多数），80年代只有一大（大观园），90年代只有两大（新东安市场和首都图书馆新馆），新世纪则一大也无（首都博物馆正面东侧一角有青铜器突墙而出，加上其它传统元素，可算0.5）。四届十大建筑中，传统建筑的出现数是：5～1～2～0.5。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共和国前期，北京大举拆城墙、牌楼，甚至提要改造故宫的时候，十大建筑却主要以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出现。改革开放时代，传统建筑被加以保护、修复、新造，已成一种大势，而十大建筑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了传统建筑。如果把五大总体规划与四届十大建筑联系在一起，二者正好呈现了一种平衡。
这一平衡也体现在北京自共和国以来的整体改造之中，共和国前期，北京大举拆城墙、楼牌等旧城主要标志的时候，在第一届十大建筑之前，出现了一次普遍的大屋顶建筑（以政府机关三里河的四部一会和教育领域北京大学的系列新教学楼为代表），在改革开放时代，当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大举引进西方各种现代建筑风格的时候，大屋顶，楼顶中国亭，琉璃屋檐，白玉栏（以北京西站、双安商场、翠宫饭店为代表）也大量涌现，如果说，在当年北京领导面对西方建筑的大举涌出，提出“夺回首都风貌”的口号，从而让传统风格的建筑占有一种地标性的地位（如北京西站），并以给西式大楼在顶、檐、腰、门加上传统元素的方式来彰显传统风格对视觉的抢夺；那么从90年代末到新世纪，当西方新型的高楼大厦以新一轮巨潮再次卷来，80年代至90年代保持或夺回首都风貌的方法不但在理论上遭到批判，而且是现实上开始消逝，在新型大街和新型圈域，如中央商务区、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区，完全是各种西方新式建筑的一统天下。当你驱车沿着东三环由北向南而行，两边的景色之摩登、之壮丽、之多彩，让你觉得自己完全处在当今世界最现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中。就是在长安街延长线上不断新涌出来的建筑，也是以西方新风格的为主。而这一现象所对应的，盖是文化保护区的出现和传统风格街区的出现。
以上种种现象的兴衰消长，都是在“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大都市”这二者的基本张力之中而产生出来的丰富变化。也许正是在这二者的平衡中，隐藏着北京的深邃。
以上种种现象在兴衰消长中呈现的平衡，不也透露出，天安门体系与梁陈方案本身就有着某种的共性。这一共性让二者中的理念内容和具体元素，一直在进行着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绞缠、相互换位的历史之舞。
正是在二者的绞缠中，透出了北京的深邃。
天安门体系与新时代的京城
天安门一旦成了北京的中心，以古今一体、中西融和的方式去建设新北京。就基本上决定了新北京在空间结构上的发展方向。
回望历史，辽代南京在清代北京的西面略南，金中都在清代北京的西南，元大都东移到了现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明清北京仍然在这条中轴线上，但整个京城南移，中轴线的中心点也从元代的大明殿南移，到了奉天殿（清代改名太和殿）。共和国建筑，中心仍是这条中轴线，但中心点进一步南移，从太和殿南下到天安门。天安门体系的定型，已经在无形中决定了北京城的发展方向。
天安门成了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后面是故宫，在故宫为中心代表历史传统的中轴已经占据了中央区域，不能拆改，北京的发展，只能是发展出一条与故宫中轴线相对应的横轴来。这就是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共和国前期的天安门城楼检阅和游行仪式使得长安街重要起来，共和国的新形象必然要靠长安街来展示，为建国10周年展现共和国新貌的十大建筑，有五大：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军事博物馆，都在长安街上，有二大，北京火车站、中国美术馆，在长安街附近，⑤同时，重要政府机关也安置在长安街上。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宣部、中组部、外经贸部、内贸部、公安部、交通部、纺织部、海关总署、全国妇联、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电视台、北京市政府……重要机构和重要建筑使长安街这一横轴有了与中轴一样的分量。长安街与故宫形成了京城结构最基本也最基础的两轴，决定了北京发展的两个方向，一是两轴的延长，长安街会越来越长，中轴线也会越来越长，二是随着两轴延长，填实、配合、支撑两轴，带出一个方形的北京，也就是说，北京的发展，是围绕两轴一圈圈地向外扩张。这就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的出现。京城模式从空间结构上讲，可以说就是两轴加环路。
天安门是现代北京的中心，在天安门体系的古今合一里，天安门中心的京城还包裹古代的皇城中心。皇城中心是由古代的城墙即现代的二环路突出出来的。如果说，整个延长着的长安街和中轴线的延长线，都体现着现代风貌，那么，由城墙所划定的二环路，及以二环路为基础而扩大开来的三环、四、五、六环，则是以太和殿中心的。只要决定了以一个中心又以旧城为基础，中心的位置就不是完全以主观愿望来决定，而还要受原有结构的影响。前者是以有意识的方式彰显出来的，后者是以无意识的方式隐呈现出来的。京城模式由此而形成了表层上的一个中心和隐形上的两个中心。在观念上，可以让隐形中心服务于表层中心，天安门的轴线延长为故宫，太和殿是天安门的一个延长线。在实际上，隐形中心又以空间结构方式透漏出来。北京的展开是以旧城墙（二环路）为基本围线而四面扩大，旧城墙围线的中心是太和殿。北京是以太和殿为中心而四面展开。实事求是地看，北京的空间结构是由两轴体现的现代（天安门是中心）和由环路体现的古代（太和殿是中心）的统一。当天安门中心只是发展出两条轴线，而太和殿中心则四扩为二、三、四、五、六环线。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北京的发展，既是由天安门而展开的，又是太和殿展开的。也可以说，天安门中心观与太和殿中心观的在空间上、在观念上、在意识中、在无意识中，构成了一种丰富的结构。天安门体系的融和古今，必然产生出天安门中心和太和殿中心的合一。这样北京的发展必然是从围绕皇城、二环路，到四面等距离的三环路，然后是四面等距离的四环路、五环路，现在六环路已建部分，七环、八环都在谈论之中。且不谈六环，以现在京城地图所呈现的五环以内的北京来说，打出租车从东南到西北要花约一个约小时，新世纪初我住在东北四环外的望京，到西北三环边上的中国人民大学去上课，如果坐公交车，要花一个多小时。北京人的活动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路上奔忙。有了天安门＼太和殿这一中心，北京无论怎么发展，在规划上在心理上都挣不掉这一中心的吸力，这一中心立在故宫前的天安门成了京城布局和发展的天然缺陷。方圆6875,000平方米的皇城在北京的中央，成了人们东西南北往来必然要多费去的路程。由于有了天安门＼太和殿这一中心，有了长安街东西的对称发展，有了各中央部门和其它国家的重要部门东一点西一点地铺在漫长的长安街上，整个北京的发展在建筑形式和心理定式上都受其影响和制约。
从建筑的角度看，以天安门为中心，意味着皇城是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天安门中心是一个现代中国的中心，皇城中心是历史的中心，这两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中心在建筑上的重合，在建筑形式、民族意识、心理结构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冲突，随着北京城的发展，逐渐地暴露出来。八百年皇城的辉煌和气象要得到保存，需要以高大为特征的现代性建筑与之远离，而共和国的中心又无形让以高大为特征的现代性建筑出现，以服务民族的现代化意向。正是古代的皇城中心与现代的天安门中心在建筑上的重合，在那些重铸北京的人们之中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大争论，规划者们、建筑家们，为了北京的新貌和北京的美好，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但他们每一次的劳作，每一次活动，制定的一次次规划，设定的一道道规章，都充满争议，过去已有争议，现在仍可讨论，很久以后回过头来看，恐怕还会成为讼诉不断的历史公案。
天安门中心与皇城中心的在建筑上的重合，使北京的发展出现了如下的现象：
圈穴的平面景观，二环路内是一层两层的矮屋，二环路以外，是一圈一圈的高层建筑。从三环到四环到五环……整个北京变成了中间低，外围高的一种圈穴。这种圈穴感首先在从天安门沿长安街向东西两个方向走的时候会强烈地体会到：中央矮两边高，然后在环路中重复、强化、扩展，构成一种想象中的圈穴景观。
规定与心理的冲突。古者风貌的保持意味着天安门和皇城中心四周的建筑形式和高度必须受到限制，在中国巨大人口基础上的首都的巨大人口的居住需要，接近中心就是减少距离的心理要求又支持着建筑的高度和广度。这一心理与由天安门中心的现代性而来对现代性追求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保卫古都和彰显现代的冲突。这一冲突不但在长安街上（特别是接近天安门部分）的建筑中激烈地反映出来，而且从故宫的天空轮廓线不断受到附近建筑的侵害上表现出来。多种的矛盾多方面的冲突都在这里表现出来。
环路结构的自我缠绕。皇城中心与天安门中心的重合，使北京的发展形成了环线，环线又反过来巩固了天安门／皇城中心，使得任何另立中心和创就多中心的设计遭到阻碍，这阻碍既是城市结构上的，又是心理上的。环路是北京人外出的主要通道，环路一方面在心理上是指向中心的，另一方面又是与中心疏离的。这正好与天安门中心和皇城中心在建筑结构上的重合相暗通，这一建筑上的中心，既有一个现代政治的象征的中心（天安门），又有一个已成的空间尺度形成的建筑中心（皇城）。这个二合一的中心在造就了二环路时候，已经有了北京发展的初图，三环路建好的时候，北京的发展就已经定型，很难改变了。当四环路出现，北京的格局完全定型，无法改变了。
在已成的格局下，现代北京的规划和设计者们所想的，是向南向北发展中轴线，延长长安街。从理论上和地图上，中轴线向北已经到了北四环上的奥林匹克中心，甚至到了北五环的奥林匹克公园，向南从永定门延长到南苑。然而这一有八百年历史的中轴线，以天安门为中心，从现代北京的功能角度看，北有故宫古典旧貌的阻断，南有恢复外城中轴旧貌的规划，基本上只是在清代京城的范围内呈现为一条纵轴的古貌，在更南更北的延长线上很难形成一种文化的气象。而长安街成为真正展现现代北京风采的横轴线。从已具宏伟气象的东起建国门西到复兴门的7公里长的街面上，已有天安门体系，王府井步行街和东方广场，西单大街和首都时代广场，大型公共建筑50余座，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和2009年国庆60周年，长安街上的十座高楼又成了市府的研究重点。长安街成了真正的“神州第一街”，随着北京的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发展，长安街会得到辉煌的发展，并超过中轴线。这时整个北京的发展，就都会与这一横轴的配合来进行。按整个北京规划，东边商务区，西北的科技区，正北的奥体区，无论怎样想有自己的个性，都会受到这一横轴的影响。
北京的大格局就这样定下来了，一条十字线，围绕十字多条环线，要发展，就是十字线越延越长，环线越加越多，环圈越来越大……
这时候，“梁陈方案”的高明处显示了出来。如果中央政务区另立，与故宫形成两个中心，可以产生一个发展出多中心的基础，那将是一个更为开放的结构，是一个从多方面（人文、居住、时间、生活）并都更符合现代性的结构。
历史的烦人之处、同时也是有趣之处，在于它与自然科学的实验不一样，是不可以重来的。从这一角度看，谁会去苛责共和国初期的建筑精英（梁思成）缺乏历史胸怀和政治胸怀，从而没有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去论证和支持自己的“梁陈方案”，从而改变北京的构图呢？谁会去苛责共和国初期的政治领袖们缺少历史胸怀和文化胸怀，没有从一种更高的眼光去全盘熟虑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的高低短长呢？
历史再烦人，却让人必须面对的，历史再有趣，却引人浮想沉思的，亲爱的读者，当你来到天安门的时候，当你漫步在长安街上的时候，当你乘坐地铁从长安街过二环穿三环越四环跨五环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
清华园在北京西北郊，这是梁思成生前工作的地方。不知道当梁思成是否想到过，北京的发展要用一圈一圈的环路把清华园定位在四环路和五环路之间，最主要的是，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给了清华园与北京中心天安门的确定方位距离；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中心，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就坐落在那里，那里是北京的中心，永远是，永远是……
注释：
①《“文革”故宫整改方案：中和殿改为人民休息室》星岛环球网www.singtaonet.com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②由1957年提出的《北京城市建筑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58年6月上报中央，逢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的人民公社决议而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大跃进”精神，但仍算一个规划。1961年为总结13年提出过《北京市城市建筑总结草稿》，1973年万里主持修订过《关于北京城市建筑总体规划中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报市委后被搁置，未讨论。这里不算未被讨论的1973稿，把1958上报稿和修改稿，以及1961《草稿》，因其总体思路和内容大体一致，归为一个方案。
③参见北京总体规划1991-2010，《科技文萃》，1994(5)。
④北京总体规划2004-2020，北京规划建设，2006(5)。
⑤十大建筑还有：东三环上的农业展览馆，东三环内的工人体育场、西三环内的迎宾馆（后叫友谊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