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私人收益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职业教育论文,收益论文,私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6－0016－06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职业教育可以看做是人们为获得未来收益而进行的一项投资。按照受益者范围的不同，职业教育的收益又可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①。上个世纪，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私人收益的比较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和一些国际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发展职业教育”这个问题争议不断[1][2]。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对职业教育的贡献持怀疑态度。之后的职业教育研究进展缓慢。近年来，关于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出现了分化，不再局限于与普通教育的个人收入的比较，也开始关注职业教育和培训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实证研究的工具和方法也在不断改进。 围绕着职业教育如何影响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工资收入和就业)，本文着重梳理了国外近20年来有关职业教育的私人收益的实证研究并加以归纳总结，希望可以为我国职业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一、职业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形式，职业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工作所需的技能，进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直接反映为其工资收入的增加。依据所采用的方法不同，职业教育对个人收入影响的研究，可以简单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是评估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的效率的重要方法。一般来说，该方法是通过计算个人接受不同类型、不同年限的教育所可能产生的未来收益和接受教育所需花费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并进行比较。20世纪60~70年代有许多研究采用这一方法来分析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的收益问题[3]。近年来，一份典型的研究是Vernez、Krop和Rydell(1999)运用教育模拟模型追踪所有美国学生的升学、就业流向，并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计算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和成本。研究发现，为了缩小黑人和西班牙裔与白人之间的教育成就差距，政府需做出大量的努力。因为这一项目的成本需预先支付，不仅用到转移的长期储蓄、税费抵扣，还增加个人税后收益来弥补个人的支出，而职业教育的收益却分布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延伸到个人工作后的许多年间。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数据的要求较高，难以测量，所以有相当多的学者采用另外一类较为简单的研究方法——明瑟收入方程来估测职业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是通过一般多元回归方程来计算多增加一年的教育(或提高一个教育层次)所能提高的收入。这期间，由于美国可提供大型的数据库资源来做教育研究，美国社区学院毕业学生的私人收益率的实证研究逐渐丰富起来。以美国社区学院毕业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明瑟收益率的实证研究文献依据研究的方向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私人收益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职业教育私人收益的研究仍着眼于与普通教育的对比。多份研究表时，社区学院毕业的学生(或副学士)收益率要高于接受高中教育毕业的学生，但低于本科学生。但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形。Grubb[4]利用1972年的美国高中班级纵向调查数据(NLS－72)以及之后的跟踪数据，获取了关于中学后学生的家庭背景、升学学校类型、工资收入等信息。回归结果表明，获得副学士学位学生的回报率要低于学士学位学生的回报率；而社区学院中的工程学校和专有学院学生所获得的收益不高于高中毕业生的收益；性别因素在影响工资收入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女性在商务和科技专业的证书课程的回报率要明显高于高中教育的回报率，而男性的证书课程的回报率基本可以忽略；同样利用NLS数据，Kane和Rouse[5]对22652名学生的15年的追踪数据进行了回归，发现在控制能力(用高中成绩排名、NLS－72中测试成绩代表)和家庭背景因素后，无论是社区学院学生还是四年制大学学生，每多修读一年的课程，年薪和时薪都会增加4％~7％，两类学校之间的收益率基本上是相同的。此外，对于没有获得学位的学生，多修读一年的社区学院的课程都会极大地增加工资收入，与那些在四年制大学中未完成学业者的回报相同。 Kane和Rouse[6]在另一份对美国JTPA数据研究发现，完成副学士学位所带来的年收益在15％~27％之间，而完成社区学院一年的课程可带来的年收益在5％~8％之间，所以他们认为副学士自身也会创造出收益。 在比较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学生的收益率差异外，也有学者对从社区学院升入四年制大学的学生的收益率感兴趣。Hilmer[7]利用美国学士学位及以上的数据(1993~1994年)，发现从社区学院升入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和四年制大学本来的毕业生的收益率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Gill和Leigh[8]采用美国NLSY数据所做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该研究于利用追踪数据对于中学后教育的工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因变量依据四种教育路径划分为四类：高中毕业、四年制大学为起点、社区学院为起点(终结课程)、社区学院为起点并升入四年制大学，解释变量有毕业学历、学校能力、工作能力、工作年限、兼职就业、性别、种族等因素。实证结果发现，从社区学院升入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在收入方面，相比于以四年制大学为起点的毕业生的收入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弱势；并且，得到社区学院文凭的毕业生相比于四年制大学的肄业生拥有更高的收入回报。这可能是存在着“羊皮效应”或者说信号筛选机制，在这里得到一纸文凭被雇主看做是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的一个标志。 除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以外，职业教育课程的专业类型也成为影响工资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不同专业和领域的职业教育课程的回报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Grubb[9]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其他专业，医学保健和科技专业毕业学生的回报率最高；相比于公立的工程学校，私立学校的学生较多进入薪酬较低的行业，使得私立学校的学生通常获得较低的工资收入。 另一方面，课程的专业类别对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可以弥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收入差距。Carnevale等人[10]采用美国2007年的CPS数据发现，职业技术领域的副学士学位的回报率要高出媒体专业本科学位的回报率。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11]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并不努力升入四年大学获得本科文凭的社区学院的学生，在获得健康科学、工程学、数学等领域的结课证书后将获得比文科领域的本科学位更高的收入回报。 此外，Bennell[12]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教育的学术课程的社会收益率要高于中职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换句话说，一些专业化的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并不一定低于同级的学术课程的社会收益率。这无疑是对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在中职教育发展政策问题上持否定态度的质疑和回应。 (二)新的研究内容 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收益进行比较之外，有学者特别考察了职业教育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工资增加的效用问题[13]。该研究的数据来源于1983年以色列全国住户人口调查数据的20％的样本，年龄限制在25~49岁之间。该研究采用了明瑟收益模型，因变量为时薪的对数，解释变量有中等职业教育的课程类型、工作匹配的不同职业的人数、学校变量(受教育年限和获得的最高学历)、以工作年限、工作周数、工作的经济部门和职业类型等一系列变量为代表的工作因素以及民族地区等。Neuman和Ziderman重点分析了新移民、犹太人后裔、阿拉伯人和女性四类人群的职业教育收益。回归结果显示，相比于就读于中等学术课程的同龄人，新移民并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中职教育应有的优势，这可能是由于输出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需求不对口的缘故；犹太人后裔是这四组人群中唯一从中职课程中显著获益的群体，如果工作对口，犹太人后裔会获得多于10％的回报率；女性所获得的收益不高。 有学者[14]试图评估印尼公立、私立职业学校能否为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技能培训。他们控制了一系列先天特征，利用十四年的跟踪数据确定代群和年龄的效用后发现：(1)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收入尤其是女性比普通教育毕业生高。(2)总体而言进入公立职业学校对工资收入有积极的影响。公立学校毕业生的高收益其部分原因在于学生选拔过程中的非随机性，他们的分数较高，父母教育程度较高。(3)对于中等成绩以上的学生而言，同伴效应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高分男学生从职业学校或者私立普通学校毕业后收入颇丰。 除对职业教育的受惠群体和学校类型进行细分之外，已有一些学者开始考虑职业教育收益的时间效应问题。Mane[15]采用了三个不同年代NLS的追踪数据，对比分析职业课程和学术课程对高中毕业生就业和工作长期和短期的不同效用，发现职业教育的工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些学生分别毕业于1972年、1980年和1992年。Mane在研究中运用多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其中因变量是以就业可能性和工资为代表的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产出；解释变量为职业课程与样本均值之差，学术课程与样本均值之差及二者的分别平方项等。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从中期还是短期来看，职业课程对高中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产出在1972和1980年间有很大的效用，在1992年仍有很高的回报；而学术课程相比于职业课程，在劳动力市场回报方面的效用较小。Bishop和Mane[16]使用了与Mane(1999)所做研究的相同的数据，发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回报率随着时间推移一直在增加，二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市场中对商务技能需求的增加和快速变革所导致。 还有一些学者从职业教育人才培训的自身特点出发，考察校内的实践环节对个人工资收入的影响，对传统的明瑟收入方程进行了拓展和修正[17]。Molitor和Leigh认为，如果不考虑在校期间个人所获得的工作经验，那么学校教育的工资效应会被高估。他们采用美国NLSY(1979～1998年)统计调查中的男性样本数据，利用OLS回归方法，在控制住家庭背景、能力及其交互作用等因素的条件下，对比包含和去除校内工作经验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校内工作经验可以解释11.6％的收入的增加；并且，不同类型学校教育中的校内工作经验的回报率是不同的，其中社区学院校内工作经验的回报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四年制大学，最后是高中。社区学院中的校内工作经验的高回报率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相比于四年制大学，在社区学院中教育和工作更像互补品。 (三)模型方法的问题 个人在选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课程时，存在着由于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学者们纷纷采取办法尝试纠正这一样本内生性问题。Moenjak和Worswick[18]在研究中利用Heckman的二阶段回归方程，修正了模型固有的“自选择”的偏误，发现在控制婚姻和迁移状态的条件下泰国中等职业教育的长期回报率要显著地高于同等水平的学术课程。 此外，Meer[19]利用美国全国教育纵向调查(NELS)1988数据研究中职教育的收益率，专门选取了Dubin－McFadden模型来解决入学路径选择中可能会出现的“自选择”问题。其中，因变量仍是收入的对数，解释变量包括四种入学选择、以种族、性别、地区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为内容的个人因素、职业教育课程是否由学校提供、学校是否有正式的职业教育学系、上一班级升入两年制和四年制学院的比率等。个人因素中，并不包括工作经验和已获得的受教育程度，以免产生内生性问题。 随着数理统计方法的进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实验干预(ICT)或者严格的准实验设计来评估职业教育的收益[20]。一份典型的研究是，Oosterbeek和Webbink[21]利用1975年荷兰政府对中等职业学校的改革(三年制延长为四年制)政策，运用DID方法估计多出的一年的中职教育对工资的长期影响，巧妙地避开了可能出现的样本偏误问题。1975年荷兰将一半的三年制中职学校(另一半学校为四年制)，延长为四年制学校。控制组为学制未发生变化的中职学校的毕业生。该研究利用荷兰1995年的工资结构调查(LSO)数据，经特殊处理后，用DID方法计算发现三年制学校延长为四年，多出的一年的职业教育并没有为毕业生带来额外的收益，也即多出的一年的职业教育和一年的工作经验带给中职毕业生的工资收益基本上是相同的。 二、职业教育和培训对就业的影响 职业教育对个人在工作上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工资收入上，更为基础的是，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帮助个人增强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增加竞争力，有更多的可能性获得工作。Breen[22]用爱尔兰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的培训项目对个人未来的就业能力有积极的影响。培训项目可以帮助个人在短时间内增加就业可能性，尤其是在培训刚刚结束的时候，但这一效用在一年以后就变得不再明显了。 技术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毕业生提高适应性。Hanushek[23]因此提出了终身收益的概念。高速的技术变革使得接受职业教育的工人对此产生不适应，会在不久的将来丢掉工作。文章假设任何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优势都会随着年龄逐渐降低，采用国际成人读写能力调查18个国家的数据，利用DID的方法对不同年龄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就业率进行比较，证实了强调师徒制项目的国家中存在这种优势削减的情况。职业教育在学生进入就业岗位的过程中作用很大，但是学生对经济机构和技术变化的适应性较低。 Tysse和Kjell[24]分析了不同期限的培训项目对个人的就业影响不同。他们利用1989年挪威的一项失业者培训项目的统计数据，对比那些未参加培训的失业者来估计培训的效用，发现培训确实能够增强失业者的就业可能性。其中那些短期课程(5~10周)和长期课程(超出30周)对提高个人就业机会的影响超过了中期课程(20周)。 更进一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带给工人稳定的工作关系、增强工人在企业内部的工作保障，促进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学者总结已有的文献研究发现，职业技能培训往往伴随着升职和企业内的工作保障[25]。 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中，未来的工作或职业的流动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个人所能拥有的人力资本的类型和数量。很多文献研究发现，一般技能的培训会增加工人转换公司的可能性，而特殊技能的培训则会有相反的效应[26][27]。这可能是由于特殊技能在特定的企业之外所具备的价值较小的缘故。 Dolton和Kidd[28]研究了三类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技能获得(与职业相关的特殊技能、适用于公司的专门技能和普通的学术等级技能)与工作流动性的相关关系。该研究将工作流动性分为留守原职(升职或不升职)，离开去另一个公司的同样岗位，或者转换公司和职业。该研究的数据来自于英国劳动部统计的1980年关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信息，1980～1987年的统计数据提供了这些毕业生后续的培训和就业信息。经过多元logit回归，发现那些获得适用特定公司的技能的工人更愿意保持不动；而那些获得行业通用技能的工人更愿意转换公司，但还从事相同的职业或者留守岗位等待升迁，很少有人转换职业。 不同模式的职业培训对工人的流动性影响不同。Lynch[29]用美国的NLSY的数据检验了在职培训和工作时间之外的培训对工人转换工作(流动性)的影响。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接受正规的在职培训的工人相比于接受工作之外的培训的工人更不愿意离开公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职培训的技能多是关于适用于公司的特殊的人力资本，而工作之外的培训的技能多是普通的人力资本。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不同资助方式的培训对工人流动性的影响效用。Green等人[30]利用1996英国雇员调查数据和行业协会中雇主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如果培训是由雇主资助提供的，那么参与这类培训的工人流动性明显小于那些自己付费接受培训的工人。这可能是由于雇主资助的培训受训的技能对于其他公司而言，可转移性较小，而且这类培训往往会增强工人同所属企业的身份认同感。 三、总结和启示 通过以上对国外实证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近年来国外对职业教育私人收益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比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孰优孰劣，而是重新回归到职业教育本身，开始深入职业教育的中间过程——探讨校内实践教学对个人工资收入的影响。并且，在技术变革快速的今天，职业教育和培训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尤其是对就业可能性、岗位流动性的影响都体现出深远的意义。对应终身教育的学习理念，职业教育相应地也呈现出“终身收益”的特点。 对此，结合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和研究现状，笔者建议，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首先，对我国职业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应逐步细化到不同类型院校、不同专业的层次，并考虑到我国职业教育的特点，挖掘校内实训(或顶岗实习)对个人技能的增加并外显到工资收入上的反映，拓展具有本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的明瑟收入方程模型；其次，在终身教育的框架下，扩展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研究范围，加强对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在职培训的收益的研究；第三，应建立全国范围的大样本的长期追踪数据库，并采用实验设计等先进的数理统计方法来开展一系列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 注释： ①社会收益涉及职业教育对社区和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外溢性”的货币收益以及一些非货币形式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