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着眼于调动积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积极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调动积极性，即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说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老话题，但又是一个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很好解决的、现实性很强的新课题。哲学上，对人的地位、人的作用问题仍有争议；实践中，对怎样调动积极性，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体制、政策、措施等，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最大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篇大文章，值得多花些心思和功夫，好好研究研究。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对调动积极性的问题是十分重视，也是十分成功的。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论十大关系》，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处理好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把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一个基本方针，提高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由于后来搞了一套僵化的体制和“左”的政策，破坏了民主和法制。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没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反而极大地压制和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经验教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这个事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这是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一再证明了的。改革就是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改掉，即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有上面一个积极性，压制束缚了下面千千万万个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就是把被计划经济束缚压制的各个方面的——地方的、企事业单位的、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出来，调动起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被解放出来、调动起来了，必然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物质财富的积累，提升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因此，集中到一点，改革也就是调动积极性，激发创造性。这既是改革的任务，也是改革的目的。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先是实行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而是兴办乡镇企业。邓小平同志说，这都是农民自己的创造，是农民将自己久被压抑的积极性、创造性凸现迸发出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一个“包”字， 土地经营和作物种植的自主权以及利益、责任、风险等等都拿到了农民自己手上，一改过去完全靠领导指挥、上级决定、农民只有被动服从的局面。命运一旦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他们那种空前的劳动热情，极大的积极性、创造性便如火山喷浆般迸发出来。乡镇企业也是这样。作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是农民转移安置自己，把在土地上容纳不下的千千万万个劳动力利用起来、调动起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今天回过头来看，试想，如果没有农民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哪会有现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
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的其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莫不是为了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从政府的行政性指令中挣脱出来，走向市场、加入竞争，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靠自己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去生存和发展；所有制改革就是打破只有公有制一个积极性，没有多种所有制相互竞争的旧局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外资、合资、集体、国有一起上，调动起多方面的积极性，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就形成了；分配制度的改革就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同时，实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承认差别，承认多样化，允许和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结果调动起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和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积极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
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当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基层民主建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与之配套，为其服务。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上都是人民当家作主。但要把人民当家做主落到实处，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渐进的，有领导、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何处入手，从哪里起步，是一个很讲究的大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众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关注村务管理，关注基层干部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民主参与意识。如果不扩大基层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就难以调动起他们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对此，我们党总结经验，在基层农村推行“四民主两公开”，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在企业实行厂务公开，试行直接选举，并积极推动城市社区的自主建设和自治管理。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举措！中国12亿多人口，有9亿在农村， 有1亿多在国有企业，社区也是城市的细胞， 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把民主政治搞好了，把广大农民、工人、城市居民的政治热情、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农村搞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的最广泛的实践，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这是“给村民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既调动了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也给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正了名，顺了气，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样的改革又有谁不拥护呢？！
调动积极性的核心是调整和落实权力与利益关系。利益是决定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已经认识到物质利益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承认物质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强调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是我们的一贯方针。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1 页）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空讲是没有用的，必须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共产党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必须把实现物质利益作为共产党人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563、 591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146页）共产党从创立的那天起，就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己的纲领。我们党正是靠着这种纲领和对这种纲领的实践，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胜利。但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0年间，在实践上我们党偏离了这一宗旨，人民生活水平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很好地激发和调动起来。究其原因，就是路线上、政策上搞了“左”的一套，利益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结果是挫伤了工人、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家陷于贫穷之中，人民陷于贫穷之中。理论上只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只强调集体利益，否定个人物质利益的正当性，把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与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把讲个人利益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农民种点自留地，养几只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突破“左”的那套分配政策，承认个人物质利益的正当性，承认利益的差别和利益的多元化，从实质上说就是物质利益的调整和落实，这种利益分配的政策，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大政策”，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152页）它确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好政策。 在这个政策之下，人民群众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发家致富了。
中国人民今天的富裕程度与20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我们同时要看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毕竟还只是个小康水平，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人民群众更加富裕。现实中存在的收入差距拉大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但不能以此否定党的富民政策，不能影响和抑制人民群众致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还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并没有贯彻到底，特别表现在公有经济领域，譬如，如何按经营、管理、资金、技术等要素进行分配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办法，还在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因此，要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把物质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同志说：“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 页）重要的是要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要有开拓的精神，不要去损害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损害了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因此，要制定一切有利于调动人民多方面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让人们放胆致富。这是由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面临的中心任务决定的。我们必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实践证明，调动积极性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体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调动、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但好的制度必须通过好的体制才能发挥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体制不好会压抑人的积极性，“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4页）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就是效益经济、竞争经济，它驱动人们为获得最好的效益，尽可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和积极性、创造性。我国二十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最大的成就在于，通过市场机制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有效和优化配置，较好地调动起和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应该看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其中一个重点和难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必须继续向市场、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分权、放权，真正实现政市、政企、政事、政社分开。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事实表明，如果一切都由政府唱主角， 那么企事业单位、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就得不到有效地调动和发挥。因此，调动积极性，就必须改变政府包揽市场、企业、社会和个人事务的作法，充分发挥国家、企业、地方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运行机制。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做到政市分开，就是要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的传统模式，能由市场做的，就交给市场去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政企、政事分开，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具有“四自”性质的市场主体，使大多数事业单位真正与政府脱钩，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实现政社分开，就是要发展和壮大社区力量，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改变政府把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集于一身的弊端，培养和调动社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与市场化取向不相符合的东西存在，妨碍和影响着生产者、经营者、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人们办企业、搞投资还要通过层层审批，企业到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还要受到额度限制，外贸出口也还要有计划指标，在人才资源方面也很不尽人意。我国本来有着人力资源的巨大优势，但各种形式的计划分配、单位所有制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等，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人才资源优势的发挥。这都说明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我们即将加入WTO，国际间竞争将更加激烈，如果不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尽快破除各种行政性限制与障碍，摆脱影响企业、个人生产经营积极性发挥的各种束缚，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调动积极性，制定和执行一种好的政策同样十分重要。毛泽东同志早就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98页）制定和执行一种好的政策，就会调动、保护积极性，反之就会压制、挫伤、影响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这样的“大政策”，到调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积极性的具体政策，如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科技、教育、卫生、体育政策，调动人们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各项经济政策等，都有效地调动和保护了人们的积极性。这是我们的经验和财富，要好好地总结和完善。
需要强调指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急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问题急剧增加，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新旧交替，出现管理“失范”或“真空”。况且我国的社会转型要同时完成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历时性矛盾与共时性问题同时呈现出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转型相比，要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面对更多的社会难题，处理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差距拉大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改革的重点逐步由经济领域转向社会管理领域，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直接触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问题，特别是城市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城镇职工的医疗、养老保险、失业救助等社会保障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农村中的村级财务、农民负担、干部作风、宅基地等问题；还有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等等。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以妥善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影响群众的情绪和正常的生产生活，妨碍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的矛盾处理不当，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使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社会安定。我们要加强改革政策的研究，不断提高改革的透明度，对那些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承受能力，考虑好改革政策的出台时机，解决和处理好人民群众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当前，大量的企业职工下岗，并有上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对于这些人，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由国家统统包起来，必须通过制定出有利于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政策，使他们自己行动起来，自主自立，找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合适位置。政府和社会都不要把下岗人员看成包袱，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看成不稳定因素，关键是要有个好的政策。要有一个宽松的、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使他们能够自己主动找出路、挣饭碗，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好政策。只要政策适当，就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压力为新的发展动力。
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调动和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法制环境也十分重要。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要在我们的社会努力形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个人意志又有大家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819页）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人们的积极性、 创造性才能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出来。当前，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更加需要有一个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能够激发人们创造精神的社会环境和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富而思进、不断创新的舆论环境。同时要把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回顾十年“文革”期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个人迷信登峰造极，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哪里谈得上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法制是对民主的保障，只有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制度化，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只有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亿万人民的智慧和潜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才能形成振兴中华的伟大力量，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调动积极性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这也为我们如何引导、调动积极性指出了努力方向。调动积极性，全部的目的都在于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同志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中国的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代表其前进方向的，必然代表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根本方向，也必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样，无论用什么样的认识、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正确地引导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必须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检验标准。凡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有利于推动先进文化前进的，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然能够调动和激发亿万人民群众投身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也是我们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葆先进性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