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几点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启示论文,道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6X(2002)01-0012-05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20世纪的“世纪性难题”。毛泽东为解决这一世纪性的难题，在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为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他生前整整20年的曲折发展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今天，深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对于弄清邓小平理论的渊源和历史地位，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启示。
启示之一：能不能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把握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相应地转化为国际上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和国内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两方面的问题。
国际上：毛泽东一方面提出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1]P43；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事实，提出了要长期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P43并认为向外国学习好的东西不是一时之见和一时之利，而是长期学习受益的事。“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1]P44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学习资本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2]P127
因此，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从事实上来讲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国内资本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如何对待资本家；如何对待和处理有些地方出现了少数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的“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对此经过认真探索和思考之后，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并认为，自由市场，地下工厂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因为“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3]P308，所以“要使它变成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3]P308，可以开私营工厂，同地上作对。他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当时，尽管毛泽东也认为“搞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必要的退却，并且退却的时间不能太短，但相对于“八大”提出的“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来说，是一个大胆的思想突破。因为，“社会需要”，即中国社会当时还不具备最终铲除私人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搞新经济政策。“搞资本主义”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同地上作对，形成一个竞争机制，从而在比较和竞争中使社会主义经济更活，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好处。上述思想实际上已包含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要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为补充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遗憾的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因素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中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识不足，人为过急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追求纯而又纯，没有恰当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来建设社会主义，随着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被重新提出来，这一思想火花不久就消失了。毛泽东的失误就在于，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的同时，又把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做法也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给搞臭，把姓“社”姓“资”的方法论问题和原则问题混淆在一起。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从现实和不断变化的事实出发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尤其是没有很好地认识和处理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忽视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使社会主义的发展离开了人类共同文明的营养，社会主义建设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
回过头来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每一个突破都与这个问题息息相关。姓“社”姓“资”之所以成为中国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中一直困惑人们思想的问题，原因莫不在此。事实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社会财富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共同消长的一面，大胆起用资本主义对发展生产力，对历史进步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用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由此可见，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认识和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如何对待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更是一个适应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创造一个良好的借鉴合作的客观环境，以便充分吸收和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求得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它需要我们从认识上，在实践中进一步解决。这件事情做好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会成功。
启示之二：怎样认清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客观地分析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从而正确定位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是我们思考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
对于这一根本前提把握的正确程度如何，将决定我们思考和建设社会主义时的空想成份的大小以及现实正确程度的多少。
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作过多次论述。他指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有两条优点：一是中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压，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二是中国的革命是后进的，到1949年才取得革命胜利，比苏联十月革命晚了30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骄傲。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一穷二白”。后来，他又明确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4]P340这一认识，基本上是切合当时实际的。毛泽东从“两点论”出发得出：我国科学不发达，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是“坏事”也是“好事”。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它可以激发我们发展经济的愿望，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又能使我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立足于“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这一考虑问题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社会主义需要长期奋斗的思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5]P139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6]P781“要使全部干部和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6]P796“以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5]P462
以后，毛泽东虽多次讲中国的“一穷二白”，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然而，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上急于求成，关注的侧重点却转向了穷、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一面。在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开始出现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一百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总结一些办法和经验，也可以考虑一个首先进入共产主义。《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甚至提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探索出现失误，在反思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7]P109为此他倡导大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就更为清醒些，认为社会主义要分为不太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7]P301这说明，毛泽东已从国情这一逻辑起点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结合上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随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逐步升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些正确的观点没有最终坚持下去。社会主义建设脱离其现实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色彩。
可以说，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有更深刻地了解，也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这个人口众多的贫穷落后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困难程度了解得更深。事实也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物质和科技条件，而要创造这些条件，我们首先能办到的是发挥人的力量。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人民群众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符合中国特点的，也是毛泽东探索建设道路的基本依据。这一依据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从这一点出发，过分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群众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忽略了国情的本来面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到忽视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道路上去了，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犯了“左”的急躁急进的错误。
毛泽东虽未认识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对于社会主义将经过建立、建成、高度发展的历程的思想是可贵的。毛泽东也已明确有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的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根据毛泽东关于不要“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仅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思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的思想，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是“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的重要观点。从而把当代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共同理想”的设计有了科学的国情依据。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以经济文化落后为根本依据，按照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向前发展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要求理论原则去适应客观现实，而不是客观现实去适应理论原则。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解决。
启示之三：从什么角度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怎样掌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动力源泉的解决，更是工作重心及时转移的关键。
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它存不存在矛盾？其发展的源泉什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斯大林在这些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6]P767“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6]P766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其中适应是主要方面，不适应是次要方面。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们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所在，为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从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但毛泽东没有从对基本矛盾的分析中明确概括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进一步从理论上确立，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党的“八大”曾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了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也曾不止一次地论及发展生产力问题，表明了他对“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的理解和认同。但是，他毕竟没有从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的分析中明确地概括出主要矛盾。这也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在后来一直没有认真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的理论根源之一。
从社会基本矛盾体系的重心看，毛泽东侧重的是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在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三方面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中，一般地说，毛泽东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着眼的。“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6]P829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以不注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是，首先应当注意生产力。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并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至于陷入主观随意性。毛泽东提出了调整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式，却没有强调改革。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实践看，一般的调整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改革。因为强调改革对我们充分认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显然，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比之斯大林的“适合动力论”是一大进步。在总结、概括、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理论。他一方面始终坚持生产力第一的观点，从生产力发展来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问题，并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又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强调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改革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改革动力论”比之“矛盾动力论”是社会主义社会动力论的又一次伟大飞跃与推进。
可见：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既要着眼于充满矛盾，更要着眼于解决矛盾，强调主观因素和主体实践之于克服矛盾对推进社会发展的伟大意义。一方面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强大巩固的经济基础，毕竟“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8]P461；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对生产力的发展所产生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不适应的及时改革，因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8]P460归根到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种对立的两极，不是非辩证的、僵硬的对立，而是一种相互作用。
启示之四：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集中解决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问题，从而调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是经济体制的探索问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靠什么模式来组织和调动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是毛泽东以中国国情为基本出发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思考最多、失误最大的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了摆脱苏联模式，避免走苏联的弯路，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强调要根据我国特殊的国情，创造符合自己特点的模式。《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思考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提出了改进经济体制的问题：强调企业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值得研究，民主管理很重要，农民集体化后要有一定自主权，可以发展自由市场的新经济政策。这些主张突破了一些传统模式，接触到了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和市场机制等问题。
为了改变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方面毛泽东曾两次实行以放权为主要内容的大变动。同时，他也批判了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用算旧帐的办法克服“一平二调”剥削农民的错误，并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9]P572由此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应该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观点。但毛泽东无法解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在思考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时，又没有突破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问题而深入到企业中去，因而就不能在国家和企业关系问题上，就搞活企业，解放生产力方面开动脑筋，以至于在中央和地方的两次放权和收权的反复变动中，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即对企业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是否定的。因为在当时看来，给企业相对的独立性，就是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是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最终，毛泽东在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矛盾与困惑中，选择了后者。
上述探索，毛泽东实际上已正视到政府计划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施力过大，并严重影响到地方管理部门的积极性，特别是生产单位与生产者的积极性。他提出的一些办法或明或暗地包含了企业与生产者也要面向市场，让这只“看不见的手”活动起来。这虽不可说毛泽东已注意到单一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考虑与市场的某种结合，但从提出层层放权，面向下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此搞活全盘经济而言，无疑是务实之举。然而，毛泽东无法在实践中、从理论上说明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私有制经济虽在我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由于找不到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合理性，以至在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名义下，一切非公有制经济都最终被铲除干净。结果，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得不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毛泽东在经济探索中所犯的错误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从而等同于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从而等同于计划经济；把非公有制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从而等同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对立起来。可见，要正确地解决“中央集权太多，统得过死”这类问题，“光从思想上解决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思想问题常常是一定情况和制度下产生的，制度搞对头了，思想问题也容易解决。”[10]P783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全部思想材料，总结了建设实践经验，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计划和市场入手，得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利用的结论，并逐步创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而，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它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
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的突破，才会有体制模式的创新，而体制模式的突破才会导致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认识的创新。实践证明，对计划、计划经济，从而对公有制经济的态度固然是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而对市场、市场经济，从而对非公有制经济同样也是对待社会主义即对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因为没有市场的作用，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没有市场和计划的共同作用，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与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0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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