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对民族心理的反省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心理论文,谭嗣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文章论述了谭嗣同心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分析了他对落后、消极的民族心理的剖析和批判。指出:谭嗣同讲求心学,置重“心力”,提出“以心力挽劫运”的口号,把改革民族心理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拉开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序幕。但他夸大“心力”的作用,主张以道德良知去克服道德沦丧,重视人心改造,忽视了社会变革对转移人心的作用。
上个世纪末,维新志士面对晚清亡国灭种的危机,纷纷宣传心力决定论,夸大精神力量,鼓动国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变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屈辱命运,其中,谭嗣同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他提出“以心力挽劫运”的口号,把改造民族心理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他与严复等人一道,拉开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序幕。
一
谭嗣同的心学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896年北游访学之前,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他在1895年写的名著《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中就宣传了“道不离器”、“道随器变”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①]也就是说,思想观念附丽于客观实在,并随客观实在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正人心”与变法的关系上,他认为不能离开变法谈“正人心”;“欲正天下之心,又岂空言所能正之乎?……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②]此时,他侧重于社会转换影响人心变动。但在1896年北游访学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开始夸大心力、主观意志的作用,系统地提出了“心力”论,其思想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成份大为增加。他表示“自此猛悟,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③]精神实体在其头脑中占据了上风。
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夸大了“心力”作用:
第一,强调“心力”是使人成为万物之灵的本源。他说:“人为万物之灵,其灵亦自不可思议,不可以形气求,乃并不可以理求;无理之中,必有至理存焉。”[④]指出:“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⑤]他还以力学的语言描述心力是人的智慧之本与力量之源:“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以力事者是也。吾无以状之,以力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大;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得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变其方向者也。”[⑥]正因为人具有“心力”这种无形的、巨大的驱动力,才能冲决天命,征服自然;才能创造万事,起胜万物;才具有创造人间奇迹的无穷智慧和奋动前往、不可阻遏的强大力量。
谭嗣同贵灵魂而轻体魄,他设想人类将进化成为没有体魄、只有灵魂,“纯用智纯用灵魂”的灵人。这种没有物质依托的“灵人”,可以无所不在,即使地球毁灭,亦无所损害[⑦]。这就把人的灵魂的力量和作用夸大到了极致。
第二,强调心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谭嗣同在北游访学的过程中,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参观了许多科学仪器,看到了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等近代化技术,接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深深体验到了科学技术对造福人类、推动文明的巨大力量。他指出,科学技术已经创造了奇迹,把许多古人以为必无之事如冬起雷、夏造冰等从神话变成为现实,它还将再现奇妙、再造新奇,“再阅万万年,所谓格致之学,真不知若何神奇矣。”他强调,科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其根源在于心力:格致之学“不论神奇到何地步,总是心为之。若能了得心之本源,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⑧]科学技术的已有成就与未来进展,都是心力创造的。
第三,“机心”可造劫运,“愿心”可挽劫运,“心力”是拯救社会的道德力量。谭嗣同把“心力”分为“机心”和“愿心”两种。“机心”是算计、巧诈之心,是坏死的“人心”,“机心”越发展,社会越腐败。“愿心”是仁爱、善良之心,是化解“机心”的妙药,只有重发“愿心”,才能拯救社会。“愿心”的本源是“慈悲”:“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则无所用机矣。……故慈悲为心力之实体。”[⑨]他主张通过发“愿心”,能过呼唤善良意志、悲悯情怀,感化世人,普渡众生,使人人“无所用机”,建立起人和人之间相视平等的理想社会。他指出:“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也即不仅要以“慈悲”为实体的“心力”拯救本国,而且要以此拯救整个世界。因此,“心力”被他看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四,“心力”不仅是人类进化、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因,而且是世界的本体。谭嗣同认为世界是由以太构成的,他所谓的“以太”基本是指一种物质,但有时又被解释成精神的概念,把“以太”等同于“心力”,他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⑩]因此,“以太”成了“心力”的别名,“心力”又成了世界的本体。
既然谭嗣同把心力看成了世界的本位和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循此思路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自然会着眼于国人精神的作用,而把鼓动国人主观能动性,重塑国民道德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选择。
二
谭嗣同强调“机心”造劫运,认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正是由“机心”造成的,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以心解之”,“以心挽劫”,泯灭“机心”。为此,他对落后、消极的民族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犀利的批判。他还通过中西两种民族文化心理的比较,鞭笞了中国国民心理的劣根性。
他揭露中国人以“机心”相尚,不是象西方人那样把智慧和精力用于创造发明,而是把心力用在疑忌、嫉妒、算计、内斗上。指出:“西人以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人以在内之机械,制造劫运。”揭露国人内心阴狠,专以伺机整人为务,谈人之恶则大乐,闻人之善则厌而怒,以骂人为高节,为奇士,无好恶是非之分。因疑忌巧诈自蠢其中,故在外表上也显出一幅劫象:“试以拟诸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11]他痛心地指出这种卑鄙龌龊的心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劫难,深有感触地感叹:“吾观于中国,知大劫行至矣”[12]。
在天人关系上,他批判了崇天、敬天的心理。他揭露所谓天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伪造,皇帝总是以天子自居,“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13]。
在古今观念上,他痛责国人的好古、崇古心理。他主张历史进化论,提出了“日新”理论,指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总是新而又新,今胜于古。批判“守旧之鄙生”“龈龈然曰不当变化,何哉?是将挟其恭敝惰怯之私,而窒天之生,而尼地之运行,而蔽日月之光明,而乱四时之迭更,而一狭百产万灵之芸芸,不恤亡学亡政亡教,以拗戾乎不生不灭者也。”责问“好古者”:“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之人哉?”指责他们不求甚解,不问是非,尊古尚古,实际上是借古人杀今人,他们既然如此好古,“奚不自杀以从古人,而漫鼓其辅颊舌以争乎今也?”谭嗣同还考察了中外各国的历史,指出东西方存在着崇古与尊今的差别,这一差别影响到两大民族的兴亡盛衰:“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狉未化之1世,若于今熟视无睹者也。”[14]中国要振兴,决不能死守古制,恪守古训,而必须面向现实,着眼未来,寻应时势,变法维新。
在华夷观念上,他抨击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理。他主张对外开放,把“仁”与“不仁”解释为“通”和“塞”,提出要实现“中外通”,视通商为“相仁之道”,斥责“闭关绝市”,“重申海禁”之说为“抑何不仁之多乎!”[15]他力主“师人之长”,学习泰西各种学问,反对以中国骄人,以夷狄诋人,反对“夜郎吾国而禽兽他人”[16]。他描绘了封建士大夫虚骄自大,昧于外情的画像:“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鬼。动辄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时之议论为经济,意气为志节,尽驱彼于海外以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焦思极虑无以处之者,彼一横蛮即旦夕可定。见有识者讨论实学,力挽危局,又恶其形已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娼之、疾之、詈之以异端、訾之以邪说”[17]。
在义利关系上,他针砭了空言义理而漠视工商耕战之利,高谈心性而不顾国计民生,沉溺所谓道德文章而不问救国之道的迂腐心理。针对当时流行的“圣贤不当计利害”的议论,谭嗣同指出,如果自己一身不计利害,“则云可尔”,但倘若事关四百兆生灵而不计利害,则是祸国殃民。他痛斥顽固士大夫:“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虚空无证之文与道……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18]
在动与静的取向上,他鞭挞了言静而戒动的传统文化心理。他断言西人以喜动而称霸,而中国则以主静而国弱种衰。他指出,在中国,学术则提倡“宁静”,治术则提倡“安静”,朝廷“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格式。夫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而可保也”[19]。
在尚奢与尚侈上,他否定了“黜奢崇俭”的风尚。他驳斥了“崇俭”的主张:第一,“俭”与“奢”的划分是没有根据的。“且夫俭之与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据而得其比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为奢,某为俭……本无所谓奢侈,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第二,“崇俭”与发展生产是矛盾的。“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窳。”第三,封建豪强实以“崇俭”为名行“兼并之术”。他们只顾自家聚积财富,而不管民不聊生。这种所谓的“美德”是“乡愿之所以贼德。”谭嗣同指出,尚奢虽有不足之处,但利大于弊,奢“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他将“静德”与“俭德”斥为“鬼道”、“禽道”;“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言俭者,龌龊之昏心,禽道也。率天下而为鬼为禽,且犹美之曰‘静德俭德’,夫果何取也?”[20]
综括以上数端,谭嗣同得出结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以激烈著称,谭嗣同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剖视,对中西国民性的比较,也是十分犀利、冷峻的。有的地方难免有偏颇之处,如对“崇俭”的否定就显然不妥。但他的偏激发自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忧患,可以说饱含着浓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谭嗣同在反省过程中还对产生病态民族心理的根源进行了探讨,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是“机心”为尚、国民素质低下的罪恶渊薮。他抨击封建统治者以“酷毒不可思议”的残忍手段奴役天下,老百姓只得“俯首贴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21]。他揭露了封建纲常名教对中国传统人性、人心的摧残。指出封建统治者“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治人之心”[22]。三纲五常犹如层层网罗,把人民捆绑起来,使其听命于独夫民贼。三纲之名为害甚巨,“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23]他还揭露历代封建统治者与腐儒互相结合,大盗与乡愿交相为用,一起愚民弱民。如汉高帝与叔孙通,王莽与刘歆,光武帝与桓荣,宋太宗与孙复等,在上与在下,政术与儒术相互利用,固结牢笼,消磨豪杰志节,窒息生民灵思,摧残民族生机,败坏国民品性。谭嗣同对民族心理病源的探讨,已把反省传统文化心理与批判封建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积极意义。
三
否定旧我是为了塑造新我。谭嗣同在批判封建道德和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同时,又致力于倡导资产阶级的道德风尚,致力于塑造现代国民形象。他主要以西方人为榜样,同时借鉴本民族的优秀品质,勾划了近代新人素质的基本轮廓。主要品质有:
意志自由,人格独立。他主张人人自由,人人都独立思考,言论、行动要根据个体的自由意志,不必计较得失利害,不必在乎人言毁誉。
崇尚民主,自居平等。提出如果说皇帝是天子,则人人都是天之子,“使人人皆为天父之子,使人人皆为天子一小分,使人人皆有自主之权。”[24]“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于是为遍地民主”[25]。
慈悲为怀,博爱众生。他提出“以心力挽劫运”,而“慈悲”为心力之实体。提倡人们要“仁爱”、“兼爱”、“慈悲”、“相诚相爱”、“视敌如友”、“爱人如己”。号召人们大发慈悲,度己度人,悲悯天下生灵,普渡芸芸众生。
讲求学问,掌握知识。他强调,“鄙人深愿诸君都讲究学问,则我国亦赖以不亡。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26]他还提出既要讲究天地的学问,还要讲“全体学”,认识人自身之全体。总之,是希望人们穷究天人,博览古今,兼通中西。
任侠尚武,勇敢无畏。他提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而无憾。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27]认为日本变法致强,与其国民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之风俗不无关系。提倡慷慨悲歌、强模敢进、冲决网罗、横绝天空的豪气与不惜杀身灭族、生死不能夺其志的献身精神。
不禁情欲,有血有肉。他肯定了人欲、人情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推崇王船山“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的说话。他驳斥了“万恶淫为首”的观念,他说:“男女构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或谓男女之具,生于幽隐,人不恒见,非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是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始,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28]也就是说,人的肉欲是固有的,善的,应该尊重和理解人的这种自然本性。
此外,谭嗣同还提倡尊今创新、好动厌静、尚奢言利、竞争进取、入世合群等伦理新取向,总之,是力图使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焕然一新。
如何发“愿心”、平“机心”,如何改造传统民族心理,重建国民道德呢?谭嗣同提出要大讲西学以唤醒国民的道德良知。他呼吁“合同志以讲明心学”,创立一个心学学派。他提倡的“心学”来源博杂,既从佛学、儒学、墨学等东方学派中吸取了养分,更从西学中接受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即以其最重要的著作《仁学》一书而论,他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犁洲之书”[29]。他在《仁学》一书中摄取了儒家的“仁爱”、“诚”、“日新”等观念,墨家的“兼爱”、“任侠”等精神,佛学的“慈悲”,“无畏”等思想,但最基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他试图在广泛继承中外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体系,以塑造近代资产阶级新人。
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文化,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念,谭嗣同强调用以下三种途径教育国民,他说:“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书院而肄业者,乃赖以萃而讲焉……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30]他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为传播新思想、开通湖南风气、改造全国人心做出了显著的实绩。
谭嗣同讲求心学,置重“心力”,呼吁发挥主体精神,冲破重重网罗,显示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朝气与豪气。他激烈针砭消极、落后的民族文化心理,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人心、人性的摧残,表现出了十分勇敢的反封建精神。他倡导好动、尚奢、开放、进取等新伦理,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但他夸大“心力”的作用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只能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他提倡用一种心力(“愿心”)去拯救另一种心力(“机心”),以道德良知去克服道德沦丧,重视人心改造,但忽视了社会变革对转移人心的作用。他试图以精神力量冲破封建网罗,挽救民族危机,然而,物质的力量最终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不可能单凭“心力”、“愿力”这种主观精神、主观愿望去拆毁封建大厦。
注释:
① ② [17] [18] [21]《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1981年增订版,上册,第196、208、205、226、225页。
③ ④ ⑤ ⑧ ⑩《上欧阳中鹄》,《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59—460页。
⑥ ⑦ ⑨ [11] [12] [13] [14] [15] [19] [20] [22] [23] [24] [25] [27] [28] [29]《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63、367、357、291、356、333、318—319、297、320—321、321—323、337—338、348、334、370、344、301—302、293页。
[16]《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00页。
[26]《论学者不当骄人》,《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03页。
[30]《〈湘报〉后叙(F)》,《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