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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64X(2015)3-44-08 从十八大就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要求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内政与外交上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维，蕴含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深理解与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闪耀着历史与现实碰撞、交融的思想光辉。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研究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的中华传统文化指明了创新方向。 一、传统文化与目标、价值、道路选择 当前党和政府面临着防止国内经济下行、整治腐败的重要任务，然而，在经济、政治形势的背后，还有更为基础、范围更广、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加速，利益主体多元化，政治诉求分化甚至相互矛盾，原有的统一价值观念受到质疑，道德失范蔓延等新的问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同的人群有了不同的“奔头”，对中国未来有不同的愿景和目标，对于道路有不同的逻辑和立场。这些分歧同时也体现在对理论、制度的态度之中。共同目标与共同价值的缺位，导致人们对发展前景看不明朗，传统文化中腐朽的官本位、钱本位观念乘虚而起，官场出现塌方式腐败，社会价值观上趋于浮躁功利，不顾底线。 发展的共同目标、共同价值，道路、理论、制度的选择，都关乎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样的制度。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选择，道路如何选择，是任何一代领导集体都要回答的问题，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显得尤为迫切。如何有效地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共识和意志，凝神聚气，共同奋斗，习近平所领导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全民族共性的基础，做出了全局性的、创新性的回答。 (一)共同目标：“中国梦” 发展的目标问题，习近平回答以“中国梦”。所谓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整合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全体人民个性目标的共同目标，是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并将为全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2] 中国梦是中国人的“理想”和“光荣传统”的有机统一，它是民族血脉的继承，高举理想的同时也实现着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3]理想的光芒照进传统，传统的灵魂在追求理想中升华。它将唤醒中华民族的魂，打造出一个所有中国人生存发展的文明生态圈。 习近平把“中国梦”视作是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的一次深刻的觉醒和再造。他强调，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泉和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4]“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5]中国梦，是深深地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二)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回答了共同目标的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回答了共同价值、内源性精神动力的大问题。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实现中国梦的内源性精神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6]核心价值观是内源性的精神动力，也是现实中道路、理论、制度选择的支撑，“实现中国梦，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需要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定作支撑”[7]。 实现中国梦，需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项工作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底”，继承民族的“精神命脉”，在具体的观念上要善于激活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从中吸取营养。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8]又特别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9]习近平同时强调，继承传统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0] (三)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决定着未来要走的道路，即所谓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问题。如前所述，共同目标、共同价值是建立在共同文化的根基与源泉之上的。因此，也可以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长期实践探索的历史性选择。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1]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没有停止过。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2] 四个讲清楚是至今为止“中国特色”的一次全面的经典解读，是对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关系的全面而透彻的论述。所谓“讲清楚”，是针对所有人民大众、海内外人士以及全世界的。习近平用“四个讲清楚”强调，一个民族选择的道路，面向的是历史机遇和时代特点，但其动力和诉求是内源性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同时讲清楚了，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最大财富是内源性的。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是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而不是包袱。推而论之，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体现在13亿中国人民身上的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所谓中国国情，就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四)制度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具体实践，集中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运作，也就是所谓制度自信问题。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这就明确说明，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内生性的，主要从内部长成，而不能依靠外部嫁接，更不能全盘照搬，过去全盘照搬苏联经验失败了，照搬西方经验同样也行不通。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动态的大系统，它本身就承载和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观。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分不开的，与发挥文化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内生性不代表完美，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内生性也不代表不求进取，缺乏包容性，事实上，作为唯一不间断地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它的一大长处就是兼容并蓄，善于学习，善于融合。习近平强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14]对于这种内生性的、不断学习转换世界各国经验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有坚定的制度自信，要以制度自信来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来使得这种制度成熟和长久。“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5] 二、学界与社会各界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解读 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兴趣广泛，在各种场合引经据典说明自己的执政思想，用典精准，寓意深远，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重视和热议。尤其是《之江新语》、《习近平用典》、《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出版后，更是在社会大众中掀起了一波学习、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热潮。人们希望借此溯源习近平思想的“道统”，理解党和政府的国家战略，心领神会，在新常态的大框架下，为个体和组织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努力大多包含着“正能量”，实际上也代表着全社会范围内，对习近平执政思想形成了有效、有益的反馈。 第一类研究是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梳理，着眼于对传统文化体系的进一步定位与解读。这一类的研究会议、论文成果不胜枚举，各有可取之处，限于篇幅，在此暂且略去。 第二类研究较为引人注目。鉴于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尊重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建议以改良的儒学作为复兴中华文明、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提出回归儒学道统，儒化中国等等。这类观点对习近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但撇开其核心观点不论，其具体建议也不乏可取之处。与此同时，海外人士和境外媒体的评论就显得五花八门，存在着不少刻意的误解和歪曲，有些评论说习近平既学西方又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就只好向中国传统文化求医问药。有些评论则断言习近平重视传统文化的讲话掀开了“中国尊孔崇儒时代”的序幕。这些噪音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严肃批判。 第三类研究侧重社会主义文化角度，主要关心的是传统文化根基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类研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入手，从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观点出发，对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做了新的界定。 笔者认为，除了以上研究方向，还存在一条文化意义更为深远的研究路径，即以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为参照系，以其在执政中对传统文化的系统化运用为基本坐标，以创造性的方法，重构传统文化的研究体系。 三、传统文化研究的创新方向 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应用，体现在整个治国思想和实践中。对于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的中华传统文化而言，这是活生生的时代样本，千载难逢的研究机遇。笔者建议，对于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应纳入到五千年中华文明源流演变的大背景，提升到文明兴衰的高度去理解和研究。同时，以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为指导，从价值、内容和现代化三个方向对传统文化展开创新性研究。 (一)传统文化价值：内源性动力研究 以唯物辩证法分析，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本体价值，或者说是基础价值，即传统文化自身的系统性是否完整，是否还有内在的活性，是否存在着现实的载体。其二，实践价值。作为现实存在的中国人，是否科学地实践，能否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知、转化和创新，这将决定传统文化发挥出多大的能量。从实践意义上说，传统文化自身的系统性是前提和基础，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才是关键。 中华文明是活着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母体。狭义来说，它的现实载体就是十三亿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广义来说，则是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文明圈。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16]“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17]如果说，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文明都一向抱有理解、尊重的态度，那么，对中华文明这样连接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活的精神母体进行研究，更应该抱有起码的敬畏，抱有希望，用辩证法、唯物史观，实践、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研究。 对某些研究倾向，要有清醒的认识。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1840年以来的历史已证明了它的落后，必须用西方文明的关键部件来对中国文明进行底层结构的改造。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对历史的解读也缺乏发展的眼光。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个“农耕文明”，熬过了近现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百年灭顶之灾，在20世纪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自我变革，建立了新中国，守住了统一国家的家业。此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了世界强国。这样的文明，一定有某种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深厚的内源性动力。 上述观点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复古主义，认为传统文化已经先在地具备了现代化、民族复兴的一切要素，因此中国应该回到外儒内法的老路上去。复古主义同样缺乏发展的眼光，忽视文化系统本身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自我嬗变的，更无视中华文明是因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摆脱绝境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 另一类研究擅长“比较”，即认为西方的优势都源自于西方文化，而东方的弊端都源自于东方文化，以己之短羡人之长，糊里糊涂，机械套用。这种观点很难称得上是成熟的文化研究，因为它忽视了文化研究的出发点：系统性和历史性，即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内在发展逻辑和不同的历史境遇。然而，正因为简单和荒唐，在各种媒体场合，这类观点总是以这样那样的面目流行，并侵蚀着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尊敬和求真之心。 中华文明是活着的文化母体，中华传统文化是活生生的、动态的精神系统。把它视作是静态的“遗体”进行解剖，希望用西式的办法提纯某些元素，而抛弃其本体，将会割断我们的“精神命脉”。这种做法不符合实践、发展的观点。建国以来的实践表明，经历风风雨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文明还在不断地系统整合和创新，而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也不断地这个活的母体中获得滋养。 对于每一代中国人来说，文化母体是先在的，文化基因是生来就要面对的。但从实践的、发展的观点来说，如果我们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传统文化的营养就会推动着我们去转化和创新传统文化本身，最终完成文明母体的嬗变。实践、发展的观点应该成为未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我们必须视传统文化为活的精神系统，搞清楚它发展的主体脉络和核心价值观，搞清楚它在近现代绝境重生的内源性动力，揭示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学习再造能力。这些问题过去的研究不够，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首要的创新方向。 (二)传统文化的内容：基因重组与思维方式创新 传统文化的价值建立在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之上。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视作一个个功能相对独立的基因，那么所谓传统文化的脉络，就是这些基因相互匹配，彼此整合并衍生演化的内在逻辑。内在逻辑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而文化基因则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依具体环境而创新发展的各种观念性成果。创新性研究传统文化，有必要对各种基因进行梳理，并对其组合和衍生逻辑进行研究，以期达到基因组重组优化、传统文化系统创新的目的。 对于传统文化基因的研究，有必要区分有效基因(显性基因)与冗余基因(隐性基因)，并分别予以科学的对待和不同角度的重视。所谓有效基因(显性基因)，是那些主流文化所明确包含的、至今支撑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观念和价值。有效不等于有益，这些观念和价值需要经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的转化，才能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所谓冗余基因(隐性基因)，是指那些确实存在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之中，随着具体环境转变而逐渐沉淀，功用模糊，已经成为文化土壤的部分。冗余基因虽然不在当下主流社会生活中显现性状，但对于有效基因的支持、纠错作用不可忽视。在古代封建社会，许多文明自身的反思和批判和创新成果石沉海底，它们对我们理解过去有巨大的价值。冗余基因是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基因库，是未来传统文化研究创新的巨大资源宝库。 对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研究创新，在合理吸收各家之长的前提下，可以围绕着以道、儒、法、墨四家，并吸收包括佛家在内的各家思想进行。道家思想包含着人类最早的追求真理与自然规律(道)、尊重社会生态的治国思想(无为而治)、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受当代世界各国的重视。这种对真理和自然规律的追求，很可能是中华文明能够屡屡绝处逢生，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在追求真理与自然规律、经世致用的共同诉求下，儒家思想围绕着建构社会伦理、社会教育、改变人们的道德水平展开，法家思想围绕着制定法律、依法治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展开。墨家思想则代表着中国最早的乌托邦与科技兴国思想。以追求真理与自然规律为根本，打通这四家之间的藩篱，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有机结合，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营养源泉。 总的看来，当前研究传统文化的基因，应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六个字展开，既要在理论上落实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之间的渊源关系，又要在整体上对传统文化各家思维方式进行整合和创新，以期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 (三)传统文化现代化：建立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宏图大愿。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能否适应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人能否“新民”，能否以强大的文化自信，走在世界文明进步的前列。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价值、内在精神动力，又要找到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大文明相通的普遍性的文化精神。习近平强调，要承认和尊重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某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并且把它“宏扬起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8]。他指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19]在老子、孔子等人的经典著作中，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普遍性问题，有着真理性的认识，他们“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20]这些谈话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价值。这种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普遍价值的文化精神，是一个文明现代化的精神源泉，也是各大文明间交流来往的共同文化平台。 其次，应该对现代文明的主流话语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创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现代社会种种弊端的启发作用。在纪念孔子的讲话中，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的重要启示，并列举了15条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即“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21]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营养源泉，也有助于解决当代西方文明的困境。 创新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核心在于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从而建立强大的文化自信。我们应该走出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人民一道，积极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难题。 中华文明是活着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母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底与精神命脉。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成功运用，生动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动力在现代的巨大生命力。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源性精神动力；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并创新重组；揭示中华文化精神的普遍性价值并建立强大的文化自信，应该成为未来传统文化研究的创新性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是一种传统面向未来的伟大力量，它穿越五千年的沧桑文明史，将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给我们以营养和正能量。标签：习近平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文化自信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精神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