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理论的三个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理论论文,分歧论文,当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共性的概括，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以及理性预期等当代经济学主要理论观点同凯恩斯的思想路线之间至少存在着三项基本分歧：即关于经济体系或经济过程的基本哲学观念的分歧；关于经济分析的时限背景的观念分歧；在总量均衡分析的工具使用方面，凯恩斯运用的是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而当代主要经济理论派别共同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是IS—LM模型。下面分别对这三个基本分歧进行讨论。
一、关于经济过程内在稳定性的根本观念分歧
以历史时间的眼光去观察一个现实运行的经济，我们会觉得“经济过程”的概念要比“经济体系”的概念更为贴切。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以来，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的认识方面大体上达成一项共识，即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在历史时间中发生和发展的经济过程并非单纯的物质过程，而且也是精神过程，更确切地说是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过程。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由经济主体参与并且决定的经济过程实际上是由“思”和“行”这两个过程复合而成的。就“思”而言，历史时间中的经济主体总是要对于未来的经济状况进行估计、分析及预测，从而构成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的“预期”。在历史时间过程中，持续不断的“预期”构成的关于经济运行的精神过程。相应地，就“行”而言，历史时间中的经济主体总是要把自己关于未来的预期转变为目前所实施的行动，因而由经济主体的现行决策和调整构成一个经济体系目前的物质状况。由于时间总是要不断地流逝，目前的物质状况将成为过去，而根据新的预期形成的新的决策和调整将成为目前，于是在历史时间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由持续不断的“现行决策”、“现行调整”构成的关于经济运行的物质过程。将经济主体的“思”和“行”，即“关于未来的预期”和“现行的决策和调整”统一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互统一的现实经济运行过程，其中的因果性关系为先“思”而后“行”，精神过程为原因，物质过程为结果，精神变物质。
既然在历史时间中发生和发展的经济过程是精神现象与物质行为相统一的过程，既然在统一的过程中精神现象是构成物质行为的原因，那么以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的预期为表征的精神现象在历史时间过程中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就是保证经济过程之中的物质过程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先决条件。然而正是在这关键的先行条件上，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形成了与凯恩斯本人根本分歧的看法。问题出自对未来“不确定性”（Uncertainty）概念的不同认识。
在凯恩斯看来，“不确定性”概念蕴含三层涵义：第一，未来在客观上是不确定的，形形色色的，无规则的偶发事件层出不穷；第二，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的预期在主观上是不确定的，人们的情绪容易波动，关于未来的看法时而乐观、时而悲观。各种各样的报道、信息或者油然而发的心绪都能够左右人们关于未来的预期；第三，无论是主观上的“不确定性”，还是客观上的“不确定性”，它们最终疑结而成的一个哲学性质的基本观念就是：经济过程的未来是永远无法准确预知的，“无知和盲目的黑暗力量”终究会通过经济过程的精神现象转化为物质行为，成为经济过程根本无法避免的内在组成属性。正是由于这样几层涵义，凯恩斯才特别强调“不确定性”（Uncertainty）概念与“偶然性”（Probability）概念的根本区别，对于前者，人们并没掌握任何可以加以计算的方法，而对于后者，人们却可以利用概率论的频率理论进行计算。
再看凯恩斯之后的主流经济学派，从新古典综合到货币主义，再从货币主义到理性预期，一派比一派更干净地洗涤掉了经济主体关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凯恩斯“不确定性”概念的三个层次的涵义仅仅被保留下了一个，即各派都承认“未来在客观上是不确定的”。在主观方面，新古典综合把形成预期的“不确定性”转变成形成预期的“偶然性”，把经济主体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机和谨慎的动机转变成在“偶然性”条件下的对“风险”的担当或回避，由于“偶然性”概念的可概率计算的性质，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的预期因此转变成稳定地趋向于“期望值”的过程，只是由于信息的非完备性质，预期的“期望值”才不可避免地同未来的实际情况可能产生偏差。而以前的理性预期派，则以预期的纯粹理性和信息的充分完备为根据，排除一切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使得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的预期完全符合概率的“期望值”。经济过程在这种假定之下，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精神过程同计算机的“期望值”序列完全一致、完全稳定。其次是经济主体根据“期望值”序列而做出的经济决策转化而成的物质过程同“期望值”序列的完全一致、完全稳定。而在货币主义那里，人们的支出所依据的预期完全没有波动，因为他们的预期是于一生的恒久收入的预期，短暂时期的心理波动或“不确定性”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比较凯恩斯与当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过程的基本观念，不难理解，由于“思”与“行”之间存在着的因果性关系，凯恩斯所意识到的不稳定的精神（预期）过程必然铸就不稳定的物质过程，经济过程及其对应的总产出水平始终是不稳定的，是内在波动的；而在当代各主要经济学派别，由于假定可概率计算的，稳定的预期过程，因此相应地有符合预期过程的稳定的物质过程，经济过程及其对应的总产出水平始终是稳定的，经济过程并无内在波动的根本理由。只有新古典综合一派，尚且承认非充分就业可以作为特例存在。
由于凯恩斯关于经济过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经济体系的总产出水平总是处于波动之中，因此总量不变条件下的所有市场供需均衡的“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对于凯恩斯的理论就完全没有意义、就完全应该批判。相反，由于当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过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经济体系的总产出水平始终是稳定的，除了偶然的特例，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因此总量不变条件下的所有市场供需均衡的“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就成为各经济学派别的共同理想状态，当代经济学思潮的所谓向古典复归，实际上主要是向“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复归。
二、关于经济分析时限背景的认识分歧
对经济分析时限背景的认识分歧，其实也就是对于经济分析应当立足于“短期”还是应当着眼于“长期”的认识分歧。同这一分歧直接相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充分就业和低于充分就业何者为现实经济过程的通常情形；第二，经济分析的主要任务究竟是总产出水平不变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还是总产出水平波动条件下的总量提升。
众所周知，凯恩斯为其经济分析所假定的时限背景是“短期”，并且声称“在长期我们都死光了”。这并不是因为凯恩斯忽视了“长期分析”，而是因为在凯恩斯看来，以“长期”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时间背景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种思维幻觉。正如遥远的未来总是由一系列的今天或明天构成一样，实际经济过程总是在持续不断的“短期”中渡过的。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经济中的各行各业每天都要依据新出现的实际情况修正昨天的预期，调整今天的决定，并且对明天或未来的情况做出新的预期。基于这样一种对于现实经济过程的动态理解，凯恩斯意识到，那种于若干假定前提之下，关于经济体系长期趋势的种种逻辑分析及其相应的结论等徒托空言，其经济学意义充其量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种思维训练，如果以为可以运用于实际经济，那便是这些学者们的“思维幻觉”。由于凯恩斯取消了“长期”作为经济分析时限背景的现实性，考虑到未来“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总产出水平的不断波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凯恩斯经济学必然以低于充分就业均衡作为现实经济过程的通常情形。相应地，凯恩斯经济分析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总产出水平波动条件下的增进就业或提升总产出的问题。
与凯恩斯的观点不同，当代经济学家普遍把经济分析的立足点设置在长期的时限背景之中，而把现实经济过程的短期情形仅仅理解为对于长期的理想均衡状态的偏离和特例。在60、7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异口同声地肯定经济体系“在长期”之中的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只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双方才就短期内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及不同政策工具的稳定效率问题展开论战。理性预期派则由于假定信息的完备性和完全理性预期所蕴含的绝对稳定性而直截了当地把新古典综合和货币主义假定的，限定于“长期”的“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推演至“短期”，从而更彻底地用“思维幻觉”取代了现实经济过程。同当代经济学的这种“长期”观念相适应，新古典综合派的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等提出关于消费支出所谓“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货币主义的领袖弗里德曼则提出所谓“恒久收入假说”，这些假说动辄以人的一生为经济分析的时间背景，其间没有“不确定性”，没有波动。由于当代经济分析的立足点是所谓“长期的结果或趋势”，因此充分就业便被假定为经济体系的通常情形，偏离充分就业水平的情况被考虑为某种短期出现的特例。顺着这样的思路，经济分析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充分就业的不变产出水平之下的资源配置研究。于是，不会有比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或者帕累托最优更为优越的理想经济状态，它们成为当代经济学朝向古典回归的目标模式。
三、运用宏观经济分析工具的显著区别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其实就是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两者的交点决定某一时期的均衡总产出或有效需求。因为假定总供给函数短期内稳定不变，因此凯恩斯把经济分析的重心放在总需求函数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上，三大基本心理法则直接决定总需求的收缩或者扩张。然而，从凯恩斯去世一直到80年代中期，总供求均衡的分析方法却似乎被经济学界所遗忘，长期居正统地位的是由希克斯（J.R.Hicks）概括，汉森（A.Hansen）推广的所谓“IS—LM模型”。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乃至理性预期都运用“IS—LM模型”来阐释他们各自的理论观点。
因为IS—LM模型是以概括凯恩斯理论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它是否真实表现了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分析就成为可以怀疑的问题，在60年代末及70年代，经济学界曾就此问题进行过争论，批评者激烈抨击该模型，然而理论的说服力却总显得不够充分，希克斯本人声称对模型负有责任，并且公开表明自己不满意该模型的概括，但是却并不明确指出持这种态度的理由。直到1979年，希克斯于最后一本重要著作《经济学中的因果性》及同年发表的“货币、利息和工资”一文中，才间接地暗示了原因。
传统的理解认为凯恩斯的《通论》隐含一个因果性难题：要想知道一个经济体系的利息率r，必然先知道该经济体系的货币数量M和经济主体的流动性偏好L，假设货币数量为已知，则流动性偏好决定于国民总收入Y，而要想知道国民总收入Y，则必须先知道该经济体系的储蓄S或投资I，而要知道S和I，则必须先知道该经济体系的利息率r。由此可见，要想解决凯恩斯理论的这种所谓“循环论证的难题”，就必须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使若干未知变量于解方程组中同时决定，而所谓“IS—LM模型”则恰恰是因为这个方面的成就而获得凯恩斯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推崇。在IS—LM模型中，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联系在一起，投资、储蓄、货币供应量和货币需求量、利息率和国民收入水平通过联立方程的关系同时决定，同时达成货币市场和实物市场的一般均衡。
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如果凯恩斯理论中的确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难题”，那末希克斯的IS—LM模型就不失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恰当的简化概括；然而如果凯恩斯理论中并不存在所谓“循环论证的难题”，则IS—LM模型在一开始就无意中歪曲了凯恩斯的原意。遗憾的是，实际的情况恰好就是后者。这里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说明。
（1）就时序关系中的因果性而言，凯恩斯的理论并不存在“循环论证的难题”。
分析凯恩斯关于各主要经济变量决定的观点，必须以特定时点上的两组决策为背景。第一组决策是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主体把手中已经持有的上期国民收入的Y[,0]的几分之几用作本期的消费C[,1]，几分之几作为上期的储蓄S[,0]；第二组决策是经济主体以何种方式把上期储蓄S[,0]保存到未来。因为Y[,0]和S[,0]为已知，因此经济主体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L就是决定了的，而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数量M是一定时期的存量，因此也为已知，于是，经济体系中的当期利息率水平r[,1]就是决定了的。由于r[,1]为一已知量，因此在第二组决策中，经济主体就可以根据对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决定S[,0]中多少用于本期投资I[,1]，多少用货币方式保存。这样一来，由两组决策所得到的本期结果就是C[,1]+I[,1]＝Y[,1]，其中Y[,1]便为本期的国民收入水平。由此可见，在时序的因果关系链中，凯恩斯的逻辑过程是由已知的上期国民收入Y[,0]过渡到等待决定的即期国民收入Y[,1]；而希克斯的IS—LM模型则是将Y[,0]与Y[,1]不加分辨，误以为“同时决定”的概念克服了凯恩斯的“循环论证难题”。
在凯恩斯的Y[,0]过渡到Y[,1]的逻辑过程中，比较容易引起困惑的方面是上期收入用作本期消费之后剩下的上期储蓄Y[,0]－C[,1]＝S[,0]似乎总是大于本期的投资I[,1]（因为S[,0]中有一部分以货币的形式持有），从而本期决定的国民收入Y[,1]似乎一定要小于上期国民收入Y[,0]，因此一个经济体系的国民收入水平就不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不断波动，而是一年接着一年的逐年递减。对于这一点应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经济过程并非只是上期的关系，而是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因此除上期的既定收入之外，还有历史存留下来的财富存量，如果经济主体对未来有乐观的预期，他们就会动用这些财富存量于即期的投资，从而使得本期的I[,1]大于上期的S[,0]，本期的国民收入Y[,1]大于上期的国民收入Y[,0]。其次，经济主体的两组决策设定在某一时点上，而即期的国民产出Y[,1]经历的是一个时间过程，其间不断会有决策的调整，因此当本期终结时，作为不断调整的结果，Y[,1]也会是大于Y[,0]的。
（2）就存量与流量的因果关系而言，凯恩斯的理论并不存在“循环论证的难题”。
在《通论》的第五篇之前，凯恩斯始终假定着前提就是外生的货币供给增量为零，即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总量作为存量在考察期间保持不变。而在这个暗含的假定之下，凯恩斯所分析的其他经济变量，诸如投资、储蓄、国民收入等，却都是可以随时间过程流逝而发生变化的量值。于是就一般均衡的IS—LM模型而言，其中的IS曲线代表的是流量均衡，其语义背景是一段时期；而其中的LM曲线代表的是存量均衡，其语义背景是一个时点。IS—LM模型的原意是想表明存量均衡的LM和流量均衡的IS同时实现，从而达成一般均衡。然而，这种考虑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必须是存量均衡的LM先行实现，然后才有流量均衡的IS实现，既不可能是相反，也不可能是同时，所以IS—LM模型在存量均衡和流量均衡的关系方面，掩盖了符合现实的因果逻辑。此外，存量的时点性质意味着，一段时期（比如一年）假定某一存量保持均衡，即等于假定该存量在这一段时期的每一个时点上都保持着均衡；而流量的时期性质则意味着，一段时期（比如一年）假定某一流量保持均衡，这仅仅是表示作为这一段时期的总体结果，该流量是实现了均衡的，而在这一段时期的各个时点上，则该流量却未必处处均衡。而IS—LM模型要求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意味着要求IS代表的流量均衡必须同LM代表的存量均衡一样，于每一时点上都是均衡的。考虑到凯恩斯在《通论》的序言中所特别解释的I与S不相等的“刹那图”（时点上的失衡性质），显然“IS—LM模型”无意中歪曲了凯恩斯的分析。
四、结语
70年代和80年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凯恩斯经济学由于强调经济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自发运行的波动性，并据此提出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干预经济过程的观点而被视作反面教材，备受批判。在《通论》发表50周年的时候，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宣称“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此后10年，在90年代，我们看到的不是凯恩斯思想的死亡，而是那些对凯恩斯学说进行宣判的学者们的学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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