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情报作为一种知识信息，它也具有信息的与物质载体的不可分割性或者说依存性特征，因此，知识、情报与文献的关系十分紧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按照通常的说法，情报学直接来源于文献学、文献工作，对文献规律的研究和文献加工被视为情报学发展中的第一里程碑[1]。因此，情报学初期的工作，是在“文献工作”这一总称或术语下进行的，尽管情报学的这一部分从事于学术文献规律研究的工作并不完全等同于文献工作。随着情报学自身的发展，“情报学”这个学科术语被正式提出并加以使用，但是由于人们认识水平所限，还不能够找到知识情报的确切表达方式，所以到目前为止情报学所取得的成果几乎都还是以文献为基础，停留在文献单元的物理层次上解决问题。例如，我们都知道，知识组织或者说知识的序化是情报学的理论基础[2]。真正情报学意义上的知识组织应当是对文献中记录的知识的逻辑内容进行分析，它能够直观地标示人类思考和创造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以展示知识或情报的有机结构，从而为用户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情报：纯情报。然而直到今天，图书情报工作者为组织知识所创造的各种分类法、索引法、文摘法、引文分析法等都是以文献特征为基本标识单元，借助文献来进行的。这实际上是在组织文献而不是在组织知识。这种方式只能向情报用户提供文献线索，用户通过这些线索获得原始文献后，还要花大量时间通过自己阅读分析才能获得所需的知识或情报。再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描述文献情报流规律的五大经验模型（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洛特卡定律、文献增长定律和文献老化定律）均是对文献单元的特征进行统计的结果。就连国际著名文献计量学家、比利时学者埃格希等所提出的“情报计量模型”实际上也仍然是文献计量模型的一定延伸等等。这些无不都表明20世纪的情报学还只是停留在文献层次上，真正基于知识单元之上的情报学还尚未形成，还有赖于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
这种突破就在于情报学研究的微观深化：“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3]。情报学的这种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我们称之为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早在20年前，情报学界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思想相对于当时情报学的发展现状而言是有一定的超前性的，在今天来看，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到了情报学的知识组织与序化的本质，初步地呈现出了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给情报学的深化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其1980年发表的一组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但是当前情报工作者利用分类法和主题法组织的不是知识，而是文献，提出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4]。布鲁克斯的认识地图，或者说知识地图就是分析文献中的逻辑内容，找出人们进行创造和思考的相互影响和连接点，像地图一样，把它直观标示出来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这也即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为用户提供“纯情报”。这种思想已经成为布鲁克斯情报学的核心。与此同时，印度情报学家斯·科·森则把英国道金斯类比生物学的遗传基因而提出的作为科学思想的基本单元的“思想基因”推广到情报学中，于1981年提出了“情报基因”理论[5]，该理论将生物遗传学理论运用于情报学之中，把情报的增长与生命形态的进化等同看待，认为情报可以像有机体的进化那样实现增长，如果弄清情报基因的遗传与变异规律，情报组织与分解问题将会轻易得以解决。而国内有研究者也以此受到启发，认为把“情报基因”改为“知识基因”更为恰当些，因而提出了知识基因理论[6]。该理论认为建立知识基因理论是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一条重要学术路线，代表着今后情报学的研究方向，沿着它发展情报学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如果情报工作者探明知识基因“遗传”与“变异”的机制，建立适当的定量研究方法，就可以发现情报质量增长、离异、组合、分解的规律，从而更有效地指导情报工作实践等等。国内还有研究者则是直接基于森的情报基因理论的基本精神，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情报学研究的僵死思维模式，针对情报学的遗传、变异理论，提出了“情报学基因”、“情报学DNA”、“情报学细胞”等概念，在此基础上从变异的角度去概括情报学的进化过程，提出了情报学发展迄今尚未突变的观点，归纳出情报学遗传与变异的四大基本规律，从而为情报学勾勒出一幅“生命”延续、发展与进化的明晰图景[7]。上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对于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发展趋势而言无疑是作了有益的探索。
当前，在人类迈入21世纪之际，随着“知识经济”的初现端倪，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纵深发展，情报学的“知识化”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其知识化趋势更加显著。目前人类社会信息发达但知识贫乏，知识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人类收集、存储和利用知识的能力被视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等这些观念已被社会广为认可与接受。作为知识中心，承担着开发信息、激活知识、产出情报的情报部门已成为人们获取、利用知识的重要基础，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到来使情报机构在整个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在此背景下，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当前信息技术革命环境下产生的对知识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具体地说，对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目前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研究的热点及其学科体系成长与发展的标志[8]。更有研究者，从情报与知识、情报学与知识组织、情报学与知识获取、知识表示及知识处理、情报学与知识库、知识库管理系统、情报学与知识管理、知识创新、情报学与知识经济等方面对情报学的知识化研究趋势目前所取得的进展作了较为详尽的评论[9]。我们认为，在宏观方面知识经济的兴起及它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和在微观方面以超文本技术、知识仓库、知识挖掘、知识发现、知识库管理系统、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部门、信息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是推动情报学的“知识化”研究在21世纪取得新的进展的两大直接原因。这种进展既表现在对原有研究成果的向前发展与推进，又表现在对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既表现出微观上的深化，也表现出宏观上的扩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情报学所研究的“知识”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的范围，而是由早期研究的科学知识转向了网络环境下作为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知识。
对知识组织的研究依然是当前情报学“知识化”研究的重点。布鲁克斯关于“知识地图”的天才设想在当时看来还只是一种理想，但这一设想已为人们指明了未来知识组织的最高目标。当前超文本等技术的出现与广泛应用已经使得有关知识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使得朝着这一目标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超文本技术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图形、窗口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技术，非线性地组织管理多介质电子信息的软件设计技术[10]。由超文本技术所构成的超文本系统的基本组成元素是节点和节点间的逻辑联接链，每个节点中所存贮的信息以及信息链被联系在一起的方法，构成了超文本的十分灵活的结构，这种高度联接的网络结构和非线性、非顺序的联接方法已成为超文本系统最大的特色与优势。而我们又都知道，知识的结构是呈现为一种网状结构的，它由众多结点（知识因子）和结点联系（知识关联）这两个要素构成[11]。因此，超文本技术与知识的结构十分地吻合和匹配，超文本技术的这些性能优点极大地提高了进行知识组织的能力，这就使得有关“知识地图”的理论与实践必然有了重大的突破。
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地图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这种突破具有代表性的体现。这是一种知识库管理系统技术与Internet技术相结合，深入运用超文本技术的新型知识管理技术[12]。它与布鲁克斯的“认识地图”还是有所不同。这种作为知识管理技术之一的知识地图是对数据库或知识库中的知识信息，先通过提取其主题词或关键词，将每个词及其代表的文献作为一个节点，然后运用超文本技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这些节点之间建立相应的超文本链接，使用户在命中某一文献后能根据链接提供的线索，进一步访问知识地图建设者所认为可能相关的其他文献。由此可见，这种知识地图技术建立的仍是文献之间，最多是信息之间的联系，虽然它提供的不是知识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地图”，但是它终究遵循了布鲁克斯“认识地图”的思想，并朝着这一理想大大地迈进了坚实的一步。除了在“知识地图”（“认识地图”）方向的进展外，有关知识组织自身的理论也得到了深入探讨。有研究者论述了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13]、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发展策略[14]、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的发展演化[15]等等，也有研究者对知识组织的概念、意义、实质与历史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对知识组织作了三个层次的划分，指出并阐述了知识组织的语法学原理：知识重组、语义学原理：知识表示以及语用学原理：知识记忆等[16]等等。至于“知识基因”研究方面，继概念提出之后，在其研究内容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理论发展[17]，《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还连续在1998年与1999年的每一期刊载有关“知识基因探索”共计12次的专题讲座[18]。上述这些研究进展再加上情报学对知识经济、知识创新、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知识服务，以及基于知识的现代信息技术等研究的拓展与纳入无不昭示着21世纪的情报学“知识化”研究的广阔发展空间与良好发展势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推进，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新世纪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必将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最终使得情报学真正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