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我们的思考和设想——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四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新农村建设，我想讲四个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后，有不同的解释，且不同解释的差异很大，其中的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温铁军，另一个是林毅夫。在这里，我想先从中国究竟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讲起。我想，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是认识到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够同于、也不应该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刚才曹锦清老师讲了一个数据，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46％，我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的城镇化率是43％，也就是说我们有接近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的城镇化率可以提高一个百分点，三十年后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3％，城市化基本上可以完成，那时候相应的农村人口应该是4个亿。这一个由8亿农村人口到4亿农村人口的过程，也是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的过程，是一个农村日益衰败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城市化很顺利，我们也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农村衰败？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可能首先是要应对这样一个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曹老师讲的，如果我们允许贫民窟存在的话，就是允许甚至鼓励进城打工的人搭个棚子永久住在城市，我们的城市化率马上可以提升到60％。不过，我想曹老师可能有一个误解，其实我们今天的城市化率，是按照居住地来统计的。什么是居住地呢？就是进城的农民工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全部都算作城市人口。这里我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在1996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是28％，但是2000年的时候就变成了36％，1996年到2000年，大概四年多时间，城市化率提高了8个百分点。有一次我听一个政府主管官员说我国城市化速度很快，每年以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但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变化是因为统计口径产生的变化。考察建国以来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增加的城市化率在0.4％到0.5％，最快的大概也不超过1％。也就是说，未来三十年，每年城市化率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今天的城市化率不是按照居住地，而是按劳动力再生产能够完成的地方来计算，现在的城市化率不会超过35％。要是按劳动力再生产完成的地方来算，五十年以后城市人口可能也不会超过60％。
如果我们单纯追求城市化率，允许大规模的贫民窟存在，则也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将土地卖掉，然后换取进城的准备金，我们也就可以比较快地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比如说在十年左右提高到60％这样一个城市化率。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生活质量来讲，贫民窟的生活质量肯定不如在村庄里面好。在农村，农民至少有一块土地，有房子住，有一个“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可以维持。而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风险上讲，大量农民工进城，会有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社会安全，就是说如果在北京周边还有五百万贫民窟人口的话，整个北京的安全就没有了；另一个是如果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的话，出事情的可能就很大。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防范社会政治风险，未来几十年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实行积极的城市化道路，提高城市化的比率。但是，这个城市化率的提高，除了有城市化率很高的这样一个意义以外，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讲，反而是不好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我们不选择积极的城市化道路，也就是说我们不允许，或者说要防止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我们就有必要保持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具有合理性。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前提。中国农民工之所以可以接受很低的报酬，又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就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生产成本比城市要低，农村低成本生产廉价劳动力的机制，正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获得好处的秘密。刚才温老师讲，东亚国家真正进行了土地革命，从而能够实行以户为单位、以人均占有土地的制度，正是这个土地制度，构成了廉价生产高素质劳动力的秘密，也正是这个秘密，使得我们可以从全球化中相对地获得一些好处。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也为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词组中，我们一般都忽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个虚词，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是个虚词。我想，要是我们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实词的话，它有很多可以发挥的东西。
也就是说，要是我们能够调动村庄中的非市场因素，进行农村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就可能为农民增加大量的非经济的福利，从而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以外获得文化上和社会上的好处，获得体面和尊严的好处。这个体面和尊严的好处在贫民窟里是没有办法获得的。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因为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场所，而且是农民生活和娱乐的场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这就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很好的空间，从而为中国赶超型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机会。
前面讲过，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有两种代表性的思路，林毅夫思路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因为是拉动内需的思路，所以林毅夫讲，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在自然村，新农村建设将在2020年完成，新农村建设大概需要20亿资金，等等。他算得非常具体。林毅夫这样一算，就把新农村建设的整个解释空间都搞得没有了。
第二种思路是温铁军老师的。温老师关注的是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外来强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两亿多户小农的规模太小，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曹老师也认同温老师关于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认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是农民和农村的唯一出路。这种组织起来的思路主要是经济组织的思路，包括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从而农民即使组织起来也缺少和其他阶层谈判能力的情况下，农民能否组织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数量的庞大也决定了农民增收空间是很小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之所以能够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是因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农民的数量已经非常少。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吹毛求疵，我个人认为，在以上两种乡村建设的思路中，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都不能够体现出来，因为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九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也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在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得到了好处还是受到了损失？如何及能否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补偿农民利益的受损，缓解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不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农村基础，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目标所在。
如果说今天的现代化使农民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这个利益损害的要害在哪里？我想从经济上讲的话，从农民的绝对收入上来讲，农民是端起碗来吃肉的状态。为什么会有放下筷子骂娘呢？一般都是从相对收入来解释，我想相对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假如跳出经济来看，农民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自我认同上、在传统的社会纽带上，这些方面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农民骂娘的原因不仅仅是相对的红眼病，还有更多的原因。我们要从农民本身，从农民主体感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站在农民的角度，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当前农民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或主要不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收入增长虽然缓慢，但还在增长，而支出增长太快的时候，农民的收支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农民支出增长太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农民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由市场经济的生活方式必然生产出来的消费主义文化，与农民这个虽然被市场经济卷进来了，市场经济却无法完全容纳得了的庞大群体的利益产生了巨大冲突，这个巨大的冲突正是我们进行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的地方。消费主义文化使农民这个庞大的收入增长缓慢的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所以农民群体天然具有反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动力。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中；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传统社会纽带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降低。因此，站在农民立场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就是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和尊严。
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核心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低消费”？因为没有钱，只能低消费。如何“高福利”？这个福利不仅仅是指经济的福利，而是农民放下筷子骂娘，为什么要骂娘的那个原因。这是一种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完全依赖金钱作为衡量生活价值的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在新农村建设战略中，如果不仅仅是从经济方面，不仅仅提农民增收，而且从增加农民福利方面做文章，比如说通过发展大众体育和大众文化，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村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却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可以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另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性依然存在，传统社会纽带、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多少还有一些保留下来。而且，国家投入越多，建设力量越强，其保留的时间越长。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为有了较多的文化活动，福利水平较高，这就达到了我们说的“低消费、高福利”。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且为流动在城乡间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这样来看，新农村建设的确是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但主要是从社会文化上将农民组织起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于培育农村的社会文化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的目标不在于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权益，而在于改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在于寻找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愉悦身心，在于表现自己和关心他人。举例来说，农村妇女舞蹈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为了闲暇有意义，为了舞蹈队员之间的相互亲密，为了让舞蹈队员向村民表现自己，也为了让村民欣赏到舞蹈表演。强身健体和娱乐就是农村妇女舞蹈队的目的。农村老年人协会的目的是为了让老年人老有所乐，相互联系和关照。老有所乐，就必然会老有所为。老年人组织起来，就可以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就可以调解村庄中的纠纷，就可以抑制村干部的不良行为。
无论是妇女舞蹈队还是老年人协会等社会文化组织，都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娱乐和交往是每个人内在的需要。这些社会文化组织的功能，具有溢出效应，其自娱自乐的活动，提升了人生的意义与乐趣，加强了村庄的团结，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从而不仅可以提高村民的福利水平，而且可以抑制村庄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可以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村庄的内生基础。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提法，这个提法，在以前的中央文件中未曾有过。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中，如何做到五大建设并举，尤其是重视以前未曾重视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通过社会文化组织的建设，来带动新农村建设全局，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与新农村建设重在社会文化组织建设相一致，我们还要强调新农村建设中村社的重要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村社作为公共空间，是为村民生产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基本场所，是不能真正转移进入城市的人们世代的居所，也是他们未来的归处。强有力的村社共同体，不仅生产着村民的人生意义，而且因为创造了认同，减少了村庄内部的矛盾，降低了公共品的交易成本，从而可以降低村民生产生活中的风险，提高村民应对生产生活危机的能力。
第四个问题是，假如我们说美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安抚住九亿农民。怎样安抚？通过新农村建设，让农民有一个有人情味的家在那儿，农村是农民可以回得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可以调整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如果发生世界性经济萧条，农民工还可以回得去。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就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从而可以造成城市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的相对民工荒状态，这样就可以从整体上保持农民工一定的收入水平。假如说新农村建设采用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的思路，就是说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来抵抗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我们就可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由“低消费、高福利”，逐步过渡到美国式的“高消费、高福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说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方面。
现在接着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今天能成为中国的明天吗？美国是“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我们过去通俗的总结就是“拼命赚钱、拼命消费”，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是个神经病，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要悠闲地赚钱，优雅地消费，但是他们要拼命地消费。这里，我们整个的预设是美国式“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为中国所复制。但美国“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因此是一种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基础上的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不可能被全世界所复制。那么这个时候，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着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的情况下，是在有九亿农民的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必然是低污染和低能耗)、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的建设，就可能不止是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福利提供了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的群众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费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的。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起来，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我想这里可以想象的空间特别大，正是有了这个想象空间，才会有更多参与新农村建设实践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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