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空间演化机制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构建与应用_经济论文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机理论文,框架论文,市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1505003 文章编号 1000～3363(2015)05～0020～10

       大都市区是产业空间的密集区，在其背后有着规模报酬递增与空间交易成本均衡的内在规律，然而迄今对此却缺少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这似可归咎于经济机理研究与空间逻辑研究之间的脱节，从而制约了对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理解深度，也妨碍了提出恰当的空间治理策略。一般而言，研究工作中的专业化分工有其合理性，但这也易于导致经济机理与空间逻辑的不对应、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匹配等问题。当前，经济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区和城市群等形成的宏观经济机理，以及“产业集群”内的微观企业行为，较少从空间维度探究城市-区域问题；而空间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形态以及开发区、工业园、科技园等产业空间的规划设计问题，较少关注空间发展的经济驱动力及其机理。在方法上，宏观研究较缺少微观基础，而微观研究也未能上升为对宏观趋势的整体把握。可谓“从经济集聚的产业形态向经济区域的空间形态迈进，可以说是一个‘惊险跳跃’，如何实现这一‘跳跃’，一直是区域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最新的区域经济学教科书探讨到‘新产业区’就戛然而止)……”(陈金祥，201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强调城市群建设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下，梳理城市-区域①发展的经济机理与空间逻辑，进而构建起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不仅能增进对大都市区发展的规律把握，也能启迪调控策略的制定。

       1 大都市区研究和认知的现状评析

       1.1 大都市区的“经济机理”与“空间逻辑”的各自研究

       探究大都市区发展可有“经济”与“空间”两个基本视角。辩证地看，经济增长与空间发展均有一个历史进程；抑或没有不依托空间的经济增长，也难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城市空间。由于“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诺斯，2008)，分工深化引发生产组织形式变迁，带来产业空间类型多样化与数量剧增(包括高新区、经开区、乡镇产业集群、都市工业园等生产空间，以及总部园区、孵化园区、交易市场和物流空间等现代服务业空间)。产业空间在空间组织逻辑下密集扩张，驱动城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并逐步演进为大都市区(图1)。

       从经济角度研究城市区域已经有诸多成果。石崧从经济学原点的分工切入，建构了大都市区劳动分工和空间组织相关性的分析框架(石崧，2005)；王兴平探讨了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的分化效应、产业集聚机制、空间扩张机制、空间区位效益规律、空间组织和空间整合等(王兴平，2005)；魏后凯揭示了新型区域产业分工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模式，提出基于产业链分工的大都市区冲突管理思路(魏后凯，2007)；杨上广围绕“经济发展—空间演化—社会问题—城市治理”构建了大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框架(杨上广，2009)；胡晓玲从企业角度探索城市发展与城市功能、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构建了企业的生产组织联系和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型，即供应链模式和创新扩散模式(胡晓玲，2009)；陈金祥将“经济区”作为一个以经济集聚为核心机理、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特性的空间经济组织来看待，研究了经济区从增长极开发、点轴开发向网络开发的台阶式自组织演进机理(陈金祥，2010)；宁越敏等建立了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区域相互关联的逻辑框架(宁越敏、武前波，2011)；运迎霞等认为大都市新产业空间体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空间组织变革、城市经济多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综合效应，呈现出集聚形态多样性、空间融合渗透性、功能外部牵引性和象征性等特征(运迎霞、杨德进、郭力君，2013)；邬丽萍认为空间演进与产业联动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核心问题(邬丽萍，2013)；方创琳等认为城市一体化地区是城市群发展的先导区，并探究了其形成动力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方创琳、张永姣，2014)。在中微观产业空间层面：王缉慈开创性地研究了创新空间(王缉慈，等，2001)；盖文启等总结了国外典型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经验(盖文启、张辉、吕文栋，2004)；陈家祥等分析了南京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扩散行为，剖析高新区空间扩散现象(陈家祥、王兴平，2007)。

      

       图1 空间-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逻辑过程

       Fig.1 Logical link of spatial-economic integ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从空间角度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具体产业空间的规划理念和设计策略等。张弘认为长三角创造了以投资导向为特色的开发区快速发展、进而带动城市、区域整体城市化的发展模式，迥异于传统意义上自发的圈层式扩展或沿交通线伸展的模式(张弘，2001)；王新哲等分析了现代物流同区的规划设计方法(王新哲、王颖，2005)；袁新国等基于边缘城市理论，以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探索开发区向综合性新城区转型的再开发策略，包括公共服务、产业升级、空间利用、环境景观、社会管理等方面(袁新国、王兴平，2010)；林华以青浦新城为例，指出形成产业与人口不断升级的良性循环，是上海郊区新城“产城融合”的必由之路(林华，2011)；买静等注意到先发地区开发区向新城区转型的趋势，认为开发区应更新规划建设理念，重构空间组织模式，调整土地结构，大幅提高城市型用地比例等差异化空间转型路径(买静、张京祥、陈浩，2011)；贺传皎等针对传统产业空间布局在城市转型阶段的不适应性，指出“重产轻城”是症结，以深圳为例探索“产城互促”的途径(贺传皎，王旭，邹兵，2012)；王思齐等分析了“产城分离”的原因，阐述了“产城融合”理念的内涵，以及探索期、培育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王思齐、黄砂，2013)；盛鸣等解析了城市中心型电子商务同区高度依赖电商企业和从业者，并探讨了空间营造特征、策略与模式(盛鸣，樊华，张瑱，肇新宇，2014)；向乔玉等在“产城融合”背景下，将产业园区划分为要素集聚阶段、产业主导阶段、创新突破阶段和产城一体四个发展阶段，并探索模块空间建设体系的策略(向乔玉，吕斌，2014)。

       总体看，近年来的经济角度的研究主要关注大都市区的经济机理，或“产业集群”的微观企业行为；较多研究实际是将空间视为无空间维度的“点”，并没有注重空间的基本属性与组织逻辑。而空间角度的研究偏重于关注空间组织与优化问题，对空间演进的经济机理探究不足，其中“部分论述的观点和论证过程缺乏时效性”，“研究视角集中在个案分析上”(单卓然、黄亚平、张衔春，2014)。大都市区的“经济机理”与“空间逻辑”的各自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显然相互有所脱节。

       1.2 空间的三重属性及其组织逻辑的认知

       对空间的基本属性与组织逻辑的恰当理解和把握并非易事，主要缘于空间的复合多维特征，即它是社会、经济、生态、政策、物质环境等多重属性与网络关系的叠加，内涵与外延一直在动态演化(彭坤焘、赵民，2010)。空间具备自然地理属性、经济地理属性，也具备社会行为主体所赋予的文化和制度等属性，据此可认为空间具备三重属性(图2)：①空间第一重属性来源于地理第一特征，主要指自然资源禀赋。它是外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并构成了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小麦模式”产业地域分工的原因(克鲁格曼，2002)；②空间第二重属性来源于地理第二特征，指经济活动赋予空间的经济属性，包括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路径所造成的优势)，以及规模报酬递增、本地市场规模等集聚经济效应，构成了“飞机模式”产业地域分工的原因(克鲁格曼，2002)。“自然资源以及许多一般性生产要素，并不是依照区域位置被均一地分布的……假如我们想解释经济集聚现象，又不愿求助于地理的天然属性的话，生产活动的报酬递增就是必要的条件”(藤田昌久，蒂斯，2004)；③空间第三重属性来源于政策制度、社会文化等根植于行为主体自身的特征(藤田昌久，2007)，例如政府可以设立开发区、保税区、自贸区、自主创新区等具有政策属性而有别于一般地域的空间单元。

       空间三重属性意味着空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是空间组织的前提，如果空间无差异，就不会存在地理分工；空间异质性在城市-区域层面同样适用，它导致空间竞争性使用；此外，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存在着排他性、替代性、互补性等基本规律(表1)。这些概念很是抽象，从而时常会导致认知上的困难。但充分认知空间三重属性与组织逻辑，则是把握大都市区发展规律的前提。

      

       图2 空间三重属性

       Fig.2 The three attributes of space

       资料来源：根据Fujita(藤田昌久)2007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Economics：From Thünen to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重新绘制。

      

       1.3 “产业空间”与大都市区互动关系的研究进展和新诉求

       “产业空间”是大都市区空间拓展与结构优化的重要单元。而如果试图全面理解大都市区的空间演进，就需要探讨产业空间与大都市区其他功能区的互动关联，包括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匹配与互动，也包括核心区服务化与外围工业化、服务业同区与工业园区等的互动关联。

       部分学者已经关注了“产业空间”与大都市区的互动关联。周新年等曾探讨了佛山市的产业园区与城镇空间的交界集中开发、税收分成的集中开发、独立协作式开发等三种互动方式(周新年，郭新尧，2004)；郑国等认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BDA)已成为城市郊区化的重要载体，促进了城市的远域郊区化和郊区化的空间分异，应将BDA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中，促进城市区域整合(郑国，周一星，2005)；张艳以苏州工业园、无锡新区和常州新北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开发区空间拓展及其影响下的城市空间重构特征，进而讨论城市空间的优化问题(张艳，2007)；毕秀晶等研究了上海市软件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发现2002～2008年的软件企业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园区尺度的再集聚”(毕秀晶，汪明峰，李健，宁越敏，2011)；王兴平等基于长三角事例探讨了开发区与城市的互动整合问题(王兴平，2013)；单卓然等分析总结了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征及动力机制，总结新型居住社区、新型产业工业、新型商务办公、新型商业休闲空间形式变迁，以及郊区化推进下的区域经济空间整合和旧城更新带动下的功能与结构重组过程(单卓然，黄亚平，张衔春，2014)。

       “产业空间”与城市-区域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联，并形成了新的城市-区域形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大都市区日益呈现出空间碎化问题。夏铸九认为“全球信息化时代‘破碎化都市性’所具备的都市空间片段化与网络的区段化已经浮现了”(夏铸九，2004)；李健指出，大都市区出现了多元化破碎的空间格局，主要是由不同功能的新空间增长单元塑造形成的，包括CBD地区、工业区、科技园区及远郊物流中心、新城等空间增长单元(李健，2011)。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大都市发展研究需要建构跨域多领域、多变量的一体化分析框架。

       2 基于多元均衡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建构

       大都市区发展中的多元力量权衡包括产业多元化与规模报酬递减、拥挤效应与空间多中心趋向、空间交易费用与分工深化限度等方面。由于产业多元化与空间多中心在于维持规模报酬递增，因而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内在机理为规模报酬递增与空间交易成本的权衡。据此试建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

       2.1 产业多元化与规模报酬递减的权衡与空间嬗变

       从“空间-经济”视角而言，大都市区的空间增长体现了产业多元化克服规模报酬递减的努力。产业发展初期都存在报酬递增，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报酬递减的诅咒”(declining return's curse)，因而大都市区需要产业多元化。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2007)论证了产业多元化过程。他指出如果一个城市区域仅专业化于一种产品，例如服装，那么资本积累将提高服装产出；但规模报酬将出现递减，资本边际产出下降。当资本劳动比率低时，它专业化于服装生产；当资本劳动比率变得足够高时，生产玩具也能盈利，因此一些资源将转移到玩具产业上来。总之，资本劳动比率的进一步提高，将导致资源从服装生产转移到其他产业上来。期间，只要这个地区同时生产两种或以上的产品，资源重新配置就不影响资本边际生产率，就能逃脱“报酬递减的诅咒”。当资本劳动比率位于这些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劳动比率之间时，这个地区将同时生产服装和玩具等产品。将这一概念推广到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众多产业，就意味着多元化的诸多发展方向。

       对于具体城市来说，不同产业类型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图3)。虽然，城市规模在一定阶段具备“不经济性”的特征，即不相关的产业门类若过于集中于单个城市会造成“拥挤效应”；但在现实中，城市均会推进产业多元化以逃脱“报酬递减的诅咒”。相应的，随着“产业空间”类型的多样化与数量剧增，便会加剧“拥挤效应”，从而在“空间排他性”下引发城市-区域的多中心发展诉求和嬗变。

      

       图3 城市规模、居民效用与产业类型的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cale，resident utility and industrial type

       资料来源：[日]藤田昌久，[比利时]蒂斯，等.聚集经济学[M].张雁，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2 拥挤效应与空间多中心趋向

       “拥挤效应”是产业空间密集化的必然结果。即使不考虑产业之间的排斥性，单中心也会随着规模扩展而在“空间排他性”作用下变得难以负荷，必然需要在“空间替代性”作用下生成次级中心。西方曾有学者提出以一个简单模型来解释城市中心(包括主中心和次级中心)的形成和分裂，其要点如图4所示。企业生产成本由集聚成本与工资构成，集聚成本表示除工资外的其他生产成本，随着中心规模增大，集聚经济增强，集聚成本降低；但员工在“空间排他性”作用下向外迁居，则企业必须支付较高工资以补偿额外交通成本。集聚成本是一条递减的非线性曲线，最初下降至最小值，然后随着集聚经济的边际递减(曲线越来越平缓)，以及工资上涨而上升。最小值的点表示这个就业中心的最佳规模。当中心达到某一最大规模(Sm)后，它的总生产成本将上升到和孤立企业同样的水平(W+Ao)。这时，新企业将得不到好处，次级中心将停止增长。因而，第二个次级中心开始形成，新企业将被吸引到这一中心，其发展历程与第一个中心相似，生产成本下降之后再上升，并一直低于第一个中心(第一个中心的企业不会迁往成本较低的新中心，因为迁移需要投资建设新厂房)。随着第二个中心的扩张，并达到规模Sm，第三个新次级中心形成，如此继续。最终结果是出现几个就业中心，每一个的规模都大约为Sm，还有一个新的规模小于Sm的中心。虚线表示的曲线表达孤立的企业有较低的集聚成本(Ao')，随着技术变化降低集聚成本，则次级中心的有效规模将减小。这预示着，同等企业数量的城市-区域将出现数量更多、规模相对较小的次级中心(规模为Sm')(丹尼斯·迪帕斯奎尔，威廉·C·惠顿，2002)。

       次级中心的不断涌现体现了大都市区通过空间多中心克服总成本上升的努力。实践中，大都市区普遍采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及多种类型的产业空间。理论而言，随着次级中心数量增加，也会出现新的规模不经济，包括推动“拥挤效应”呈几何级数攀升，导致集聚成本上移且下降速率减缓；同时，工资曲线整体上移并且斜率上升，结果是次级中心有效规模越来越小且难以发育，反过来亦会限制大都市区的规模扩张。

       2.3 空间交易成本与分工深化限度

       空间多中心能维持规模报酬递增，但也面临空间交易成本制约。空间交易成本可以定义为由于空间距离所产生的成本。根据空间三重属性，空间交易成本包括物的空间位移成本、人的通勤成本、人与人的交流成本、政策制度成本(表2)。各项因素的空间交易成本分析见图5所示。根据各分项成本的等权重加总，空间交易成本呈现“U”型，向外推移过程中，受到城市中心的集聚经济影响，成本最初呈下降，但随着继续推移则开始上升。空间交易成本汇总分析预示了理论上的“空间增长边界”，但发展惯性及政策等因素会让大都市区边界继续向外拓展，形成实际的“空间增长边界”(图5)。

       空间交易成本与本地化规模报酬效应的权衡，会导致不同的产业区模式(斯多波，2005，转引自：宁越敏，武前波。2011)。并且，空间交易成本并非静态不变，实际是随技术经济范式的跃迁而降低。在技术经济范式变迁下，远距离“物的运输成本”下降了，也降低了“物的搜寻成本”，带来空间规模扩张，但同时抬升了“生活性空间成本”与知识与情感交易成本。“物的空间位移成本”、“生活性空间成本”、“知识与情感交流成本”与技术经济范式相关；而政策制度成本是个外生变量，存在“不确定性”。总体来说，空间交易总成本从十分高昂逐渐降低，本地化规模报酬从低到高转变，达到一定的稳定态后就可能形成超级集群(全球城市—区域)(表3)，即大都市区。

      

      

       图4 次级中心的规模与企业成本

       Fig.4 Sub-center scale and enterprise cost

       资料来源：[美]丹尼斯·迪帕斯奎尔，威廉·C·惠顿.城市经济学与房地产市场[M].龙奋杰，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集团，2002.

       2.4 “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构建

       技术经济范式决定了分工水平提升的限度。而分工水平的每次跃迁，都会提升产业多元化的可行范围，也扩大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区间，呈现为“阶梯曲线”。例如，同等规模的城市在信息经济范式下的经济总量相较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呈几何级数增长。并且，不同技术经济范式下，单位经济产出的用地规模会不同：①在农耕社会，经济总量与耕作规模大致为线性关系；②在工业经济范式下，土地利用相对粗放，用地规模边际递增；③而在信息技术经济范式下，单位产出的用地规模则边际递减。由于土地不可分割性和“取整”法则，空间规模与经济总量呈现为连续的“分段函数”。对应于空间规模增长，本地市场规模则同比增长。本地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对称性，但本地市场规模往往小于本地经济总量。由于本地市场规模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分工水平，所以需要跨越地方的政策制度“陷阱”。尤其是在起步阶段，较为容易落入纳克斯(R.Nurkse，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或纳尔逊(R.R.Nelson，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高帆，2007)。

      

       图5 单中心城市的空间交易成本构成与图示

       Fig.5 Structure of spatial transaction cost and diagram of monocentric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

       Fig.6 Framework of spati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metropolitan arca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在恰当的政策制度设计下，分工水平将顺利跃升，依次带动产业多元化与经济总量增长、空间规模扩大与空间多中心发育，以及本地市场规模增长的产业空间密集化。这种循环累积效应驱动着城市区域演化为大都市区。考察这个过程，可以抽象出“分工水平”、“经济总量”、“空间规模”和“本地市场规模”这四个基本变量，其变动关系反映了规模报酬递增与空间交易成本权衡的内在机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构成了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图6)。

       具体而言，该分析框架一方面以分工水平、经济总量、空间规模、市场规模这四个变量构建起四象限模型，同时纳入空间交易成本及政策制度这两个“外生变量”，用以揭示变量之间的相互驱动与制约关系。四个基本变量从不同维度反映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努力；另一方面，其空间组织逻辑又取决于“空间交易成本”，即空间多中心的演化和产业空间密集化均存在着一定限度。亦即在既定的技术范式和交易成本下，大都市区的空间规模存在着理论上的“极限值”。

       “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揭示了从“自给自足”状态开始起步的循环演进，至分工水平的跃升，带来经济总量在技术经济范式限定的“增长区间”中提升；而经济总量增加也会导致用地规模的扩展，用地规模伴随着人口规模为衡量的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张，为分工水平提升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空间交易成本构成了制衡，而地方政策制度性因素则既可能是助推力，亦可能是“陷阱”。此外，这个一体化分析框架也寓示了各个象限的内在趋向，即第Ⅰ象限内的产业多元化，第Ⅱ象限内的空间多中心趋向，第Ⅲ象限内的产业集群密集化，以及第Ⅴ象限内的政策制度响应。

       概括而言，笔者所构建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基于多元均衡视角，通过揭示变量关系和循环演进的内在趋向，可以较为完整地描绘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内在机理。

      

       图7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历程

       Fig.7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 应用验证：大都市区空间演进阶段的解析和表述

       在上文构建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下文对该抽象框架的具体应用方法加以演绎和验证。

       由于科技进步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空间交易总成本趋于从十分高昂到逐渐降低。而本地化规模报酬从低到高转变，它所能够支撑的空间失配程度(功能链上“对偶”片段的空间脱离程度，以及空间发展不均衡的程度，诸如工作和居住的分离状况)也从低到高转变，但在“空间替代性”作用下，本地化规模报酬的持续提升最终会降低空间失配程度。因而，空间交易成本与空间失配程度体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非单调关系。据此可将大都市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低水平静态均衡、非均衡创生性衍生、开放的非均衡发展、动态超越和区域扩展等四个阶段(图7)，分别应用“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加以解析。

       3.1 低水平静态均衡阶段

       低水平静态均衡阶段对应于制度锁定和空间交易成本高昂，不利于分工及统一市场的形成，增长主体也相对单一，城市发展缓慢，城市-区域呈现相对均衡状态。这一阶段，空间三重属性呈现出低水平利用状态，大致对应我国1949～1978年的城市区域状态：①空间第一重属性低效利用：由于城市区域大部分区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工业化发育不足，空间异质性内在禀赋不能被充分利用，包括港口城市的运输成本优势难以发挥，而“三线”建设更是与空间第一重属性背道而驰；②空间第二重属性结构性失衡：国家主导财富积累和循环，控制生产和直接扩大再生产，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稳速发展，但动力不足。与此同时，社会自发分工难以进行，由经济机理塑造的空间第二重属性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与不足；③空间第三重属性被“冻结”，表现为中央高度集权下地方政府缺乏发展自主权和政策僵化。

       由于空间交易成本高昂，国家层面的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不能进行，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少，城市区域低速发展，城乡界限清晰，呈现为低水平分工下的城乡二元分割。整体上，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区域是一种自我封闭与循环的体系，内部网络较密集，对外网络稀疏，空间呈现高度匀质化的低水平静态均衡状态(在图6中处在很内圈的位置)。打破这种状态，需要内外部的剧烈变革。

       3.2 非均衡创生性衍生阶段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空间交易成本趋于下降，因而分工深化成为了可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迈入非均衡创生性衍生阶段。在“空间异质性”约束下，增长的地理分布并不平衡，增长主体开始多元化。在这一阶段，空间三重属性得以激发，大致对应1978～1992年的我国城市-区域发展的状态：①空间第一重属性优势开始发挥：部分具备“空间第一重属性”优势的城市区域开启了经济改革，国企改制、外资进入、本地企业创生三种路径的非均衡创生不断衍生；②空间第二重属性得以显现：部分城市-区域迅速集聚外资，引发本地企业创生浪潮，形成持续性的城市-区域起步腾飞以及突破发展既有瓶颈的集体现象；③空间第三重属性以“点”为主的放开：在中央“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导向下，先发地区显现出“发展型政府”特征，在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产权不清晰、行政干预过多等弊病也日益显现。

       空间组织上，由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和城乡规划体系的不完善，城市-区域发展凸显出地方利益驱动，因“野蛮生长”而被诟病。体制内企业在“双轨制”下继续生存和成长，而民间新创生企业则选择在创业成本较低、但往往不利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乡镇布局，且大多生产组织形式简单。城市政府纷纷在近郊设立开发区，以低地价和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因而，城市外围及乡镇地区迅速集聚起大量新的产能和外来劳动力，形成了诸多新空间增长单元。大都市区空间进入了多点散状发展阶段。

       3.3 开放的非均衡发展阶段

       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制度障碍的不断消除，空间交易成本继续下降，原先的空间非均衡无序发展状况变得难以为继，在“空间排他性”作用下开始出现“空间多中心”的努力。这一阶段大致为我国城市-区域在1992～2008年的发展状态：①空间第一重属性向区域扩展：城市功能在“空间替代性”作用下开始进行优化组合，城市功能向区域扩展，推进空间多中心，造成“半城半乡”的“碎化”格局；②空间第二重属性优势开始确立：率先发展的城市区域通过自身产业多元化与经济结构升级，转向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保持了规模报酬递增；③空间第三重属性由“点”及“面”：国家尺度上，特区、开发区等的政策优势不断扩散。城市区域尺度上，随着土地有偿使用、财政分税与住房改革等制度的深化，地方政府转向以“低工业地价+高居住地价”的新发展模式(赵燕菁，刘昭吟，庄淑亭，2009)，以及通过“一区多园”等方式扩展优惠政策覆盖范围，从而不断塑造地方层面的空间第三重属性优势。

       空间组织上，在国有经济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失去了相当部分直接掌控的发展平台(诸如地方国企的出售和改制)，地方更多转向近郊地区的新区和城新开发建设。而“空间异质性”的微观区位利用则由“分工和专业化利益、外部经济利益以及规模经济利益”等报酬递增效应以及循环累积效应所驱动。规模报酬递增程度高的重化工业，则从“空间替代性”作用下从城市中心区向远郊迁移。城市功能链在“空间排他性”与“空间替代性”作用下向城市区域内或者区域外有序转移，出现了等级式扩散、点轴式扩散及跳跃式扩散等多种空间形态扩散方式，从核心到边缘扩散过程并不均等。在这个开放的非均衡发展阶段，大都市区的格局基本形成。

       3.4

      动态超越与区域扩展阶段

       在动态超越与区域扩展阶段，空间交易成本降低到现有技术经济范式(包括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所能支撑的最大限度。与此同时，城市-区域的产业多元化与空间多中心建设的边际效用也越来越小，城市-区域继续向外扩张达到了“理论增长边界”的极限，而现实的政策或制度也不支持“增长边界”的进一步外移。2009年至今的我国城市-区域发展大致处在这一阶段。其特征：①空间第一重属性难以为继：大都市区规模达到了本地规模报酬递增所能承担空间交易成本的极限，表现在土地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攀升等方面，产业和外来劳动力开始流出，次级中心越来越难发育；政府推出更新改造政策，力图进行空间密实化填充以提升土地集约水平；②空间第二重属性开始升级：工业化引擎面临整体市场规模需求不足的约束，经济增速下降，转型和创新步履蹒跚。空间第二重属性的塑造从集聚产业资本，向集聚高端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转变。政府继续推进产业多元化，并更为注重培育现代服务业，包括成立各类交易平台和投融资平台等。产业空间的建设快速转向；③空间第三重属性的优势降低：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导向，创新成为主基调，传统工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转型。

       空间组织上，城市功能在“空间互补性”作用下正在历经国家尺度的重新布局，而一些先发的城市-区域在“空间密实化填充”和“中心体系发育”的作用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大都市区(在图6中即处在较外圈的位置)。在城市中心及次级中心，现代服务业不断集聚，促进了中心区更新改造和新城区的培育。在外围，原先的近郊地区从传统的边缘区蜕变为主城区。产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重新整合和优化调整被提上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新的地方政策制度下，工业区建设以“产城融合”为理念向“综合性新城区”转变，大型交易市场、会议展览中心等纷纷建立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一些原先松散的“核心—边缘”二元城市-区域在诸多内外“空间-经济”变量的互动中，逐步演化成为了功能等级合理、规模和密度分布有序的大都市区。

       4 结语

       笔者针对经济与空间研究的脱节，以及对大都市区发展规律把握的欠缺，通过梳理“经济机理”与“空间逻辑”，以及对空间三重属性与组织逻辑、产业空间与大都市区互动关联的阐释，在分析产业多元化与规模报酬递减的权衡、拥挤效应与空间多中心趋向、空间交易成本与分工深化限度的基础上，以“分工水平”、“经济总量”、“空间规模”、“市场规模”这四个变量为维度，同时以“空间交易成本”和“地方政策制度”为外部变量，构建起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基于这一分析框架的“坐标系”，可识别和解析我国城市-区域动态演进的各阶段特征。大体上，从低水平静态均衡阶段、非均衡创生性衍生阶段、开放非均衡发展阶段，到动态超越与区域扩展阶段，在各种变量的互动作用下，大都市区逐步臻于成熟。

       基于产业经济和空间发展理论而构建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体现了认知大都市区发展规律的一种积极努力。这种追求既在于增进学术理解，亦在于启迪空间政策和治理策略。需要指出，本研究尚处在图式模型为主的推演阶段，分析规程的开发和数据验证将是后续研究的着力之处。

       注释：

       ①我国的“城市”是一个行政区概念，实际上大都是“城市-区域”。本文所指的“大都市区”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一种状态及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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