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史的空间——《共同语言的魅力:雅柯布森,马泰修斯,特鲁别茨科伊和布拉格语言小组》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拉格论文,语言学论文,共同语言论文,修斯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学史在处理研究对象时呈现出两种不同倾向。一种偏重语言学思想的内在发展,Robins(1967)和Sampson(1980 )的著作即属此类。另一种偏重思想的外在成因,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语言学的发展。以布拉格学派为例,借助学派成员的著作,应该可以说明思想的内在发展,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比如Vachek,1966)。但要想回答“何以是”的问题,局限于学派成员的著作就不够,而须借助范围更广的材料。托曼的《共同语言的魅力》(1995)就是这样一部探讨“何以是”的著作。捷裔学者托曼早年在布拉格学习,曾听过学派主要代表人物Bohumil Trnka的讲课。以后移居美国, 时下任密执安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托曼是公认的布拉格学派史学专家(Toman,1979, 1981,1984,1987,1994)。《共同语言的魅力》是托曼研究布拉格学派史学多年工作的总结。本文首先扼要介绍此书的内容,而后讨论有关的问题,最后讨论托曼史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1.《共同语言的魅力》概要
托曼在前言中指出,本书研究的对象不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内在的发展过程。换言之, 此书不是介绍结构主义语言学或者以JanMukarovsky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美学。不过,谈论布拉格学派不可能不涉及语言学的技术性问题,但托曼是把语言学作为更恢弘画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把布拉格语言小组置入本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氛围进行考察,研究的问题包括: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术研究状况及风格的差异;布拉格语言小组与布拉格多元文化社会的关系;在布拉格的俄国、乌克兰、德国学者所起的特殊作用;小组与捷克先锋派的关系;当代社会思潮对语言学的影响。这些问题是许多有关布拉格学派的著作所不涉及的(比较Faye & Robel,1969;Fontaine,1974;Galan,1985;Raynaud,1990)。
全书分为12章:
第1章,马泰修斯的问题。
马泰修斯的历史功绩,在于把布拉格由“思想的沙漠”转变为思想的乐园。
第2章,语言学者是未来主义者:雅柯布森的形成时期。
本章涉及雅柯布森学术生涯的开始,先锋派文学艺术对雅柯布森的影响以及他自己的先锋派实践,早期信奉的方法论等。
第3章,“其它情形”:莫斯科,圣彼得堡,革命。
“其它情形”原本是马泰修斯评论雅柯布森背景的话,指的是雅柯布森1920年来布拉格之前在俄国经历的思想氛围。托曼认为,布拉格语言小组的独特之处在于捷克和俄罗斯学术传统的相遇,因此必须了解在这两种传统相遇之前,各自的研究状况。本章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十月革命等宏观角度探讨当时俄国的状况。这样做, 一方面可以补充第2章探究的雅柯布森早期生平,有助于在历史的框架里给他一个合理的定位。另一方面,20世纪初俄国思想生活的丰富多彩并非一人使然,而是一批罕见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集体作为的结果。在当时年轻的文学学者和诗人的学术团体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圣彼得堡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虽然关于这两个学术团体的著述甚多,但其组织和运作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托曼试图证明,尽管这两个学术团体形象激进,但都可融入俄罗斯学术团体的传统。他讨论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对语言理论研究所持态度的差异以及有关的组织因素和政治因素。
第4章,马泰修斯:寻找新的语言学。
本章的重点是马泰修斯思想的形成及其早期的研究工作。托曼认为,马泰修斯赞成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明明白白的语言研究方法,他研究的一些问题(比如把语言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加以研究)前人并没有深入研究。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马泰修斯就拒绝接受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因果论,赞成对当代语言进行共时研究。反历史主义是马泰修斯语言学思想当中最明显的成分,它与捷克社会的主流思潮现实主义相吻合。马泰修斯不仅了解现实主义的社会思潮,而且熟悉这一思潮的拥护者马萨瑞克(Tomas G.Masaryk)的著作。
第5章,间奏曲:20年代初期的雅柯布森和马泰修斯。
本章的时间跨度是从雅柯布森离开俄国的1920年到小组成立的1926年。首先讨论雅柯布森在此期间的工作,比如《捷克诗歌基础》(1923)。而后讨论马泰修斯的思想。马泰修斯在此期间也研究语言学,但历史证明,他的组织工作意义更为重大。马泰修斯很快就成为文化活动家,捷克公众生活的评论家。他遵循了马萨瑞克的思想,特别注重学术和教育在捷克社会当中的作用。
第6章,学者团体:两次大战期间布拉格的跨文化融合因素。
本章讨论1918年之后布拉格学术界多元文化状况的若干方面。特别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对小组一些成员的介绍,比如“俄翼”的SergejKarcevskij,Petr Bogatyrev,Dmytro Cyzevskyj,Nikolaj Durnovo;“捷翼”的Bohumil Trnka,Bohuslav Havranek,Jan Mukarovsky,Milos Weingart,Jan Rypka等。比起Vachek(1966)的著作, 托曼此书在小组人物介绍方面要翔实得多。
第7章,共同语言的魅力。
“共同语言”指小组早期聚会讨论所围绕的一些有共识的主题,比如共时与历时,反历史主义,反因果论(anti-causalism),反心理主义,语言的接触和汇合,音位学,结构的概念等等。这些主题的提出和研究是基于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反思。托曼认为,在这些主题和概念当中,最重要的创新是关于结构是一个以寓意规则(laws of implication)为基础的内在组织的概念。“共同语言”的集中体现是小组创作的布拉格学派的纲领性文件《提交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会议的论纲》(1929)。
第8章,一个战斗的组织。
本章从“集体动力”(group dynamics)的角度探讨小组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集体行动,比如1932年关于语言纯正主义的辩论。托曼讨论了小组集团进程的发展阶段,并且试图确立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在这些集体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托曼列举了J.V.Sedlak 和MilosWeingart两个案件,说明小组对持不同观点的成员的处理,这种处理作法在20世纪非官方的语言学学术团体中恐怕绝无仅有。
第9章,现代性的言语:学术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进一步思考。
本章讨论的问题包括雅柯布森对有序和无序的看法; 捷克哲学家Josef L.Fischer 的思想; 小组晚期的纲领性文件《语言和文学》(Slovo a slovesnost)第一卷发刊词。
第10章,俄罗斯的整体概念:特鲁别茨科伊、语言联盟、欧亚。
本章的核心是特鲁别茨科伊,包括他的思想形成时期、早期研究方法、作品《欧洲与人类》(1920)。 托曼关注的是围绕语言联盟(Sprachbund)的一些问题,以及欧亚主义(Eurasianism,俄国移民当中的一场政治文化运动)对语言联盟研究的影响。语言联盟是特鲁别茨科伊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历史上没有联系的语言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可能会遵循一种相互吸收的发展模式。
第11章,语言学者始终是未来主义者:两次大战期间的雅柯布森与捷克先锋派。
本章讨论学者与艺术家相互的影响以及彼此的动机。在托曼之前,Linhartova(1977),Effenberger(1983)等学者都研究过这一课题。托曼认为,捷克先锋派视雅柯布森为学术上的同盟者,这种联盟贯穿了30年代。面对来自亲莫斯科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压力,先锋派进行了自卫,雅柯布森逐渐参与公开捍卫先锋派,乃至成为先锋派的政治同盟者。
第12章,尾声。
托曼认为,雅柯布森1939年离开捷克之后,布拉格语言小组所体现的学术理念也随之西去。本章首先描述了雅柯布森在美国的活动,着眼点是雅柯布森如何捍卫小组的精神。而后描述1948年共产党在捷克夺权之后小组的命运。
2.有关的几个问题
由概要可以看出,托曼论及的方面相当广泛。以下试图通过布拉格的转变、马泰修斯的思想根源、雅柯布森的思想形成三个问题的扼要说明,展示托曼著作的价值。
2.1.布拉格的转变
以往研究布拉格学派的历史,令人很难理解布拉格何以能在20—30年代成为语言学的国际中心,而不是巴黎、柏林、日内瓦。1911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抵达布拉格, 接受日尔曼大学物理系的聘任。尽管他认为布拉格市容优美,但又认为布拉格是思想的沙漠。三个学期之后,他离开了布拉格。
托曼设想,如果是索绪尔、梅耶、或者库尔德内1911年抵达布拉格,他们也会很快离去,因为布拉格弥漫着地方主义的色彩。然而,1939年,当雅柯布森准备逃离捷克时,他对捷克先锋派诗人、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Jaroslav Seifert说,在这个国家我很高兴,也很快乐。1943年,在谈及捷克思想遗产的本质问题时,雅柯布森指出,这一遗产首先是先锋派的遗产,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头20年革命性的文化发展的遗产。从爱因斯坦的“思想的沙漠”到雅柯布森的“革命性的文化发展”,这一剧烈转变的成因是什么?是马泰修斯。也是在1911年,马泰修斯在捷克科学院作了题为《论语言现象的潜势》的报告。报告中的思想并未引起重视。雅柯布森以后说到,如果这篇文章是发表在莫斯科,肯定会引起一场真正的革命。
在马泰修斯求学的时代,历史主义作为唯一的解释模式正在失去其魅力,德国学术也不再是捷克学者的首要取向。尽管目光远大,雄心勃勃,马泰修斯致力于把捷克文化和学术推向现代化的努力却收效甚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一个转变的契机。奥匈帝国的瓦解,新兴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出现,经济的相对平稳,积极乐观的氛围,先锋派文学艺术的活跃,所有这些都为捷克学术的更新重组提供了条件。马泰修斯一心想使布拉格成为语言学的国际中心,而使其梦想成真的却是俄国十月革命。20年代初期,大量苏联知识分子移民抵达布拉格,布拉格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东欧移民的中心。在20—30年代,柏林和巴黎也曾相继是俄罗斯文化的国外中心。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德国和法国对个体的学术、文学、艺术人士不提供政府资助,而捷克则提供这种资助。俄罗斯、乌克兰移民学者是马泰修斯打算创建的语言学团体中至关重要的成员。小组有记录的第一次聚会是在1925年3月13日, 参加者包括马泰修斯、雅柯布森、特伦卡、卡尔采夫斯基,其中一半是俄罗斯移民。至此,布拉格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因此可以理解布拉格语言小组“不是偶然的产物”的含义(Mathesius,1936)。
2.2.马泰修斯的思想根源
托曼多次提及马泰修斯与马萨瑞克的联系。他们两人的关系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问题。雅柯布森,Josef Vachek,Jan Firbas ,
(1990),Raynaud(1990)对此均有清楚和比较一致的认识。 这一问题一方面涉及马泰修斯的思想来源,另一方面涉及对索绪尔历史作用的评价。
马泰修斯本人承认马萨瑞克对他的影响。在《论语言现象的潜势》一文的注解里,马泰修斯指出,在大学阅读马萨瑞克的著作《具体逻辑研究》中有关语言学的论述时,第一次明确设想了共时与历时问题的区别。他认为,指出自己的设想与马萨瑞克的联系是公正的作法。
雅柯布森认为,早在1885年,马萨瑞克就已经把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引入众多科学构成的体系之中,并且在索绪尔之前使用了共时研究方法的概念,假定了语言发展具有系统性的特点(这与索绪尔明显不同)。马萨瑞克认为,目的论原则可以充分解释语言现象。他还区分了语言的功能(表现功能,交际功能,美学功能)。如
(1990)所认为的那样,布拉格学派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来自马萨瑞克的激励。实际上,雅柯布森对马萨瑞克的认识也反映出他们在某些思想上的近似。至于这种近似是属于线性的发展继承,还是“功能上的并行”(functional parallelism)而无必然联系,则是语言学史学研究者须关心的问题。
2.3.雅柯布森的思想形成
托曼依据大量原始材料的研究和考证,丰富了我们对雅柯布森1920年离开俄国之前思想形成阶段的了解。托曼的探讨和雅柯布森的自述大体上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图画。
1915年,就读莫斯科大学一年级的雅柯布森与同道创建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与此同时,他同圣彼得堡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保持朋友的关系,以后这些人组成了圣彼得堡诗歌研究会(OPOJAZ),该组织是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有关俄国形式主义的经典著作《俄国形式主义:历史和教义》出自雅柯布森的弟子之手, 实非偶然。 作者VictorErlich以后是耶鲁大学斯拉夫学教授)。雅柯布森一方面研究斯拉夫语文学和民俗学,另一方面又投身俄国先锋派艺术运动。
雅柯布森说,当他还在学习写字母的时候,就有了搜集谚语的强烈愿望。 这种兴趣很可能和他的启蒙学校有关。 雅柯布森的启蒙学校是Lazarev东方语言学校。 该学校对雅柯布森的重要影响在于它聘用了一批第一流的人文学者,这些学者往往又在大学里任教,所以雅柯布森在上大学之前已经接触到当时俄国的著名学者, 比如古典语文学者F.E.Kors,民俗学者和语言学者V.F.Miller,民俗学者A.N.Veselovskij,民俗学者V.V.Bogadanov。雅柯布森回首往事的时候说, 他从儿童时期起就对Miller的研究工作感兴趣,在十一、十二岁时已读过Miller关于史诗和史诗历史的著作。 Bogadanov 对雅柯布森有“巨大的影响”(unegrande influence)。在Miller、Bogadanov等人的影响下,雅柯布森开始关心民俗的搜集,并且在乡村实地搜集整理民俗材料。
1914年,雅柯布森毕业于Lazarev东方语言学校, 进入莫斯科大学。时逢莫斯科语言学派创始人福尔图那托夫(F.F.Fortunatov)刚刚去世(1914年9月20日)。 雅柯布森参加了纪念福尔图那托夫的一次聚会。会上,雅柯布森在Lazarev东方语言学校就认识的老师Kors 作了纪念演讲。该演讲促使雅柯布森潜心研读俄国主要的语文刊物《俄罗斯语文导报》。这个时期,雅柯布森关心的是方言学和民俗学。
1917年,他在圣彼得堡住过一个学期,但库尔德内及其弟子的现代语言学思想似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在此期间,他接触了谢尔巴(Lev V.Shcherba),沙赫马托夫(A.A.Shachmatov,福尔图那托夫的弟子),雅库宾斯基(L.P.Jakubinskij,库尔德内的弟子, 圣彼得堡诗歌研究会成员)。比较而言,雅柯布森更喜欢沙赫马托夫的课。除了人格魅力,沙赫马托夫的俄语历史语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反映出理论的变化,与雅柯布森在莫斯科大学接受的传统知识相吻合,这也是一个原因。1920年,雅柯布森身揣沙赫马托夫的推荐信奔赴布拉格,也说明两人关系的密切。
除了方言学和民俗学,当时正在出现的现代派文学艺术也对雅柯布森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在东方语言学校的时候,他的法语教师Genrich E.Tasteven(1881—1916)是法国印象派的推崇者。他不仅让雅柯布森阅读法国印象派批评家的作品,而且鼓励他翻译Stephane Mallarme的诗歌。雅柯布森1908 年就开始诗歌创作。他早期作品受俄罗斯民间诗歌的影响。在接触现代派画家和诗人之后,他转而开始诗歌创新的试验。
在莫斯科大学期间, 雅柯布森还受到胡塞尔的影响( 参见Holenstein,1976)。比如在《未来主义》(1919)一文里,雅柯布森谈到形式和色彩互相依存的法则。他的论述可以和胡塞尔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思想联系在一起。顺便一提,未来主义与形式主义学派的关系也是学者研究的问题。Krystyna Pmorska 曾经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Semeka-Pankratov,1995)。
3.研究方法的启迪和借鉴
就托曼著作的方法论而言,边缘材料和中心材料的结合,口述历史和档案材料的利用,是其显著的特点,相得益彰,值得借鉴。
3.1.边缘材料和中心材料
托曼研究问题的切入点与众不同,他从别人置入脚注的材料开始,比如雅柯布森在捷克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甚至马泰修斯关于重组国家旅游事业的提议。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带有个人色彩,但是边缘材料很快就进入核心。他认为,马泰修斯,特鲁别茨科伊和雅柯布森思想中的许多东西,只有当我们把边缘材料移入到核心之后才可以理解。
3.2.口述历史和档案材料
东欧有注重口述历史的传统。70年代,托曼经常拜访雅柯布森,他认为雅柯布森是布拉格学派最好的史学家。根据有关的回忆录和佚事,可以得知雅柯布森健谈的特点。据说雅柯布森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仅一个斯拉夫谚语就滔滔不绝讲了数小时。不难设想,托曼在采访雅柯布森的过程中获取了许多一手材料。配合人物采访,加上档案研究,相互补充印证,就把活材料和死材料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托曼大量利用了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收藏的雅柯布森文件。这批文件由雅柯布森和妻子Krystyna Pomorska Jakobson在1980至1986年期间分6次移交给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计有123箱, 时间跨度为1908 —1982年。
托曼的本意是探究布拉格学派的“何以是”,但他同时又让我们感叹语言学史的空间是多么广阔和令人神往。
(后记:曾经担任布拉格语言小组主席的Oldrich Leska 教授向我推荐托曼的这部著作,而我能结识他是Josef Vachek教授介绍的结果。谨以此文表示对他们的深切怀念。)
收稿日期:1999年2月1日;
本刊修订稿,1999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