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自贸区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程 锐，马莉莉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内容提要： 西部地区三大自贸区建设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西部地区要真正发挥自贸区的带动作用，需要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形成的区域分工最大化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并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重庆、成都和西安3个地区所具备的区位优势，提出了区域协同分工发展模式。而且认为要发挥自贸区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公共设施基础均等化；同时还要注重发挥本地人才的比较优势，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强区域协同合作，降低市场分割程度。
关键词： 自贸区；区域分工；制度创新；政企合作；协同发展
一、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探索开放新体制的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应运而生。2013年9月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步入了新阶段。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建设以来，已经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之后，国务院又相继批准设立了广东、天津和福建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6年8月，国务院决定设立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于2017年3月31日正式挂牌，其中，在西部地区增设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其目的在于探索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新模式，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更好地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随后，2018年10月16日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2019年8月2日批复同意新增设立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① 六个自贸区分别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至此，我国共设立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
自贸区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贸区设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叶修群［2］基于2003年第1季度至2016年第1季度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自贸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上海和广东自贸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天津和福建自贸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张军等［3］基于2009年—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指出，随着自贸区数量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自贸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呈现“U”型态势，且内陆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高于沿海自贸区。殷华和高维和［4］研究认为，上海自贸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制度创新的深化和扩大而不断强化，即自贸区具有“制度红利”效应。邢孝兵和雷颖飞［5］指出，自贸区促进了制度红利的释放进而产生经济增长效应，且改革效应大于开放效应。
1、持续推动对网络安全保护措施的投资。虽然目前核设施运营商已在努力优先考虑网络安全工作，但当前的网络威胁仍在不断上升。因此，需要付出专门努力，将网络安全最佳实践纳入到核设施的文化建设中。
第二，自贸区设立的进出口增长效应研究。谭娜等［6］运用合成控制法研究指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对上海市进出口总额月同比增长率达到6.73%。王利辉和刘志红［1］运用合成控制法研究指出，上海自贸区设立对上海地区实际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总额的影响效应分别为3.24%、1.05%、2.75%和2.23%。
自贸区建设是我国推进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实现制度创新，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增进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12］。在制度创新方面，需要更加注重微观主体的活动，减少政府的无效率作为，鼓励微观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13］。然而，在现实中，多数地方政府将自贸区看作是新一轮经济刺激措施，唯GDP论成败［14］，这种传统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将会极大地阻碍以制度创新为落脚点的自贸区建设。通过对重庆、四川和陕西自贸区建设的研究发现，自贸区建设要真正促进地方经济发展① 既有文献研究自贸区建设时，多存在就自贸区谈自贸区的现象，其表现为要求加快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便利化等。但是这些举措均来源于政企关系上的制度创新和公共基础设施分配两个方面。如果就自贸区谈自贸区，容易导致内部发展与外贸发展脱节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在发展中过多地强调了贸易便利化促进外贸发展、投资便利化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而忽视了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统一市场的建立，继而形成了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自贸区建设不仅要考察自贸区自身发展与当地经济及外国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应该突出自贸区之间的联系和自贸区不同市场之间的交易。因此，为了充分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需要从根源上探究自贸区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必须在制度创新和基础设施服务均等化方面下功夫。
第一，坚持严格的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欧洲法院在Child and Family Agency案中指出，《布鲁塞尔条例Ⅱa》第15条和其他条文并没有对更适当的法院和儿童最大利益进行界定，法院必须结合本条例的背景和目的来进行解释。之所以对此问题采取严格的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主要是基于《布鲁塞尔条例Ⅱa》第15条规定的将管辖权移送至另一成员国法院的规则，构成了一项特殊的不同于该条例第8条规定的一般管辖权规则，因此有必要对第15条儿童利益最大化予以严格解释②Case C 428/15，27 October 2016，paras.39-41,48.。
第四，自贸区设立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谭娜等［6］指出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上海市工业增加值达到2.69%。聂飞［8］则指出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即通过贸易便利化的进口质量效应和投资便利化的专业化分工效应促进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黎绍凯和李露一［9］研究指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重庆、四川、陕西3个自贸区规划总方案可以发现，3个自贸区各片区的功能规划既有差异，也存在着显著的功能趋同问题，比如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业、发展临空经济都是每个自贸区功能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不利于自身产业结构升级；且多个地区同时生产相同的产品，将会导致产品同质化，引起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因此，西部地区3个自贸区的建设和功能规划既要坚持遵循比较优势，又要在规划方案的基础上生产出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开发差异化产品市场，形成分工协作、垄断竞争的格局。
重庆、四川和陕西3个自贸区的空间范围基本是在原有的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占地面积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空间范围而形成的。重庆、四川、陕西的自贸区空间面积广阔，分别占其建成区面积的比重为9%、19.5%和23.9%（详见表1）① 虽然四川省和陕西省自贸区的命名是省级范畴，但是在空间范围上则是以各省的经济中心为载体，集中于各自的省会城市。因此，本文主要集中分析四川省的成都市和陕西省的西安市。 ，可以看出3省自贸区的空间范围远远大于已有的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从而更加凸显了自贸区建设对产业基础的重要性和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表1 重庆、四川、陕西自贸区规划面积
如何成功建设西部地区3个自贸区，以实现西部地区开放体制的新突破，深化西部地区大开发，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真正实现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这对西部地区而言至关重要。在自贸区建设中是一味地效仿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规划来缓慢推进，还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进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从而为自贸区建设提供产业基础，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历史因素、经济基础差异和社会基本结构的不同，使得西部地区在建设自贸区过程中更加倾向基于要素禀赋结构而内生形成的比较优势。
二、区域分工与西部地区自贸区建设
长期以来，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追赶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基于对过去成功经济体的分析和总结，试图提出更为合理的治理方案。按照林毅夫［10］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落后地区或者发展中地区应该按照要素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要素禀赋会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而要素禀赋的变化又会使地区比较优势随之发生变动，从而使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11］。因此，在重庆、四川和陕西3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明晰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一）三次产业贡献率分析
在考察3个地区区域分工时，首先考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图1～图3是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1991年—2017年的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① 贡献率it=
。通过图1～图3可以看出，3个地区依次经历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过渡。从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0年以后3个地区的贡献率均显著下降；从第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来看，2000年以后3个地区的贡献率整体呈波动平稳发展态势，到2010年后开始发生变化，重庆市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高于成都市和西安市，但从2015年起，成都市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快速上升，到2017年成都市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重庆市基本持平，而西安市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7年快速下降；从第三产业贡献率来看，3个地区的贡献率自2004年以后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西安市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高于重庆市和成都市，2017年达到71.5%，而重庆市和成都市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但2011年后快速上升，2015年后成都市有所下降，到2017年两市的贡献率均为52%左右，但与西安市还相差近20个百分点。
图1 1991年—2017年第一产业贡献率
数据来源：根据1992年—2018年《重庆市统计年鉴》《西安市统计年鉴》《成都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图2 1991年—2017年第二产业贡献率
数据来源：根据1992年—2018年《重庆市统计年鉴》《西安市统计年鉴》《成都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图3 1991年—2017年第三产业贡献率
数据来源：根据1992年—2018年《重庆市统计年鉴》《西安市统计年鉴》《成都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角砾岩角砾大小混杂，从2～30mm不等，少量达5cm，多无磨圆；局部具气液运移的“流动构造”，角砾具一定的磨圆，角砾成分靠近岩体部位以花岗闪长斑岩为主，靠近灰岩部位以灰岩为主，胶结物为与斑岩角砾成分相同的岩粉及热液蚀变矿物，部分为岩浆质胶结，胶结物与角砾界限清晰(图4f)。
为进一步综合考察三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本文分阶段对各市三次产业平均贡献率进行分析。表2是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1991年—2017年各时间段三次产业的平均贡献率。
通过滑道来运输粮食并不少见，但周家粮铺院将滑道巧妙隐藏于建筑内部的做法，在风峪沟沿线传统村落中只此一例。建造工匠在碹筑窑洞时，通过把河刨石进行错位拼接组合，预留出孔洞，再用石灰砂浆及黏土封闭石块之间缝隙，避免了粮食在下落时损耗过大，将石块碹筑窑洞的技艺发挥到了极致，规避了用木结构支撑，会因年久、潮湿而糟朽的风险，使得两处滑道历经百年而不坏，至今仍可以使用。工匠的创新精神及巧妙构思，对我们研究农耕文明盛行时传统村落的建筑布局及单体建筑的建造思维有深远的影响。
表2 1991年—2017年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三次产业平均贡献率 单位：%
从表2可以看出，重庆市在第二产业方面已经形成了显著的比较优势。西安市第二产业在1991年—2003年期间虽然优于成都市，但自2003年以后，西安市快速推行去工业化战略，导致其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下降。与此同时，成都市在2003年以后开始重视第二产业的发展，从而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上升。总体来看，重庆市比较重视发展第二产业，成都市2003年以后开始重视发展第二产业并调整第三产业发展，而西安市则选择了去工业化战略转向重点发展第三产业。通过对三次产业的分析发现，重庆市在第二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强；成都市在逐步强化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调整第三产业发展；西安市则强调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纵观1991年—2017年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发现，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已经形成了各自相对明确的产业结构，即重庆市、成都市在充分发展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开始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而西安市则处于快速向第三产业发展的阶段。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重庆市、成都市在发展第二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且第三产业比较优势正在形成，而西安市则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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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细分行业区位商分析
为进一步明晰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在第二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差异，本文以工业层面细分数据分析各行业的比较优势。传统的区位商方法在测算优势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点，即不仅能直接表明某一产业是否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而且区位商所测算的产业分工是在长期的区位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动态性特点。因此，本文采用区位商来测算地区工业产业优势程度。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与该部门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或技术为企业的异质性需求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模式也只能回归到原有的政府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上，这样只会加剧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从而违背了自贸区建设的初衷。体制创新是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而进行的。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类型的日益多元化，旧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突破旧的落后体制，实现体制创新。
表3和表4分别是2016年① 由于《2018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尚未公布，因此无法获得2017年细分行业层面的数据。 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商值② 由于无法获得成都市和西安市市级层面工业细分行业数据，故本文采用省级层面数据替代。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重庆市已经明显成为了高端制造业中心，如在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具有明显的区位比较优势。四川省在采掘业和部分制造业行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就制造业而言，四川省在中低技术制造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茶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而在高端制造业方面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陕西省则在采掘业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其比较优势行业更多集中于与资源有关的行业，如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由此可知，根据工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区位比较优势来看，重庆市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四川省在资源、部分中低端制造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陕西省则在采掘业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在与资源相关的制造业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没有显著优势。
表3 2016年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采掘业区位商值
续表3
表4 2016年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制造业区位商值
（三）服务业细分行业区位商分析
表5是重庆、成都和西安三市第三产业部分细分行业增加值比重。从表中可以看出，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在高端服务业方面均占有一定的比例。根据可获得的数据显示，成都市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方面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合计达到22.36%。由此说明，三市在服务业方面均表现出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并且现代服务业也日渐凸显。
在简政放权方面，为企业注册探索出了集群注册方式，如根据邮政通讯地址注册等多种企业注册方式降低了企业注册成本，提高了企业注册的便利性。在企业出口运输方面，探索多式联运提单，将路、铁、水、空联合起来，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实现政府与铁路部门的合作，为企业出口提供一定的补助，采取政府购买相关报关费用、报检费等，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在进口方面，建立了农产品进口总代理平台，利用总代理的垄断优势提高了进口企业的议价能力，降低了进口企业的进口成本。同时，实施社区自治，走出一条“政府政策+社会企业”的方式。
表5 2017年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第三产业部分细分行业增加值比重 单位：%
表6是2017年三市服务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区位商值。从表6中可以看出，重庆市在商贸流通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的区位商值均大于1；成都市则在高端服务业方面具有显著比较优势，其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区位商值高达10.94；西安市在商贸流通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均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的区位商值均大于1。由此可知，三市服务业虽然均快速发展，但服务业内部比较优势却存在显著差异，如重庆市在商贸流通业等传统服务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成都市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西安市则在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均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
表6 2017年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服务业各行业区位商值
（四）区位分工与协同发展
综合上述文献研究可知，自贸区通过制度红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有利于进出口贸易发展、FDI流入和产业结构升级。既有文献均采用了计量方法考察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四个自贸区的经济效益。由于西部地区自贸区设立的时间相对较晚，特别是广西省和云南省自贸区是在2019年8月2日新增设的，故无法利用精确数据来考察西部地区自贸区建设的经济效益。为此，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仅考察2017年3月31日获批的第三批自贸区中位于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和陕西3个自贸区的建设方向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其中，重庆市的比较优势在于重点发展部分高端制造业行业，比如重点发展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力争打造中国西部地区的高端民用制造业制高点。西安市则可以依托强大的航天航空工业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重点发展现代民用航空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同时借助陕西省丰裕的资源，深度挖掘资源类制造业技术，发展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类制造业行业；此外，西安市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可以深入发展历史文化服务业，繁荣西安市国际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根据成都市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成都市可以重点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和高端服务业，依托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重点发展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电子核心基础产业、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学工程产业、先进环保产业、航空装备产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并着力打造中国西部地区的软件研发中心、电子产品研发中心、医药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使其成为西部地区现代高科技产品高附加值的创造地区。
在此基础上，三市也应该更加强调彼此之间的合作，实现双赢。在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重庆市着重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都市着重发展高端信息技术和高端服务业，西安市着重发展航空航天、资源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协同分工模式下，重庆市可利用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服务于成都市和西安市相关产业的发展，而成都市可利用信息技术和高端服务业服务于重庆市和西安市，西安市则可为重庆市和成都市提供航空航天技术、丰裕的资源型产品和文化熏陶。综上，可以形成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的分工协作模式（见图4），在已形成的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断促进各地区内部分工的演化，同时也可从区域全局考虑促进区域间分工的演化，以跳出“比较优势陷阱”桎梏，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这种作业的弹性设计，给了学生根据自身能力完成相应作业的选择余地，学生能通过有效选择，扬长避短，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实力。
图4 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协同分工模式
三、西部地区自贸区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
第三，自贸区设立的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研究。屈韬等［7］研究指出，四大自贸区产生的消费拉动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服务要素集聚效应、贸易驱动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张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
2018年7月初，首个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示范区在保加利亚揭牌，合作示范区以天津农垦保加利亚公司为依托，全力打造中国与中东欧16国及欧盟农业合作的典范。
（一）体制创新：由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
长期以来，大量的文献关注了政企合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5］。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政企合谋转变为政企合作成为必然趋势。但在实践中，寻找出一套合理的政企合作模式却步履维艰。通过对西部地区三大自贸区的研究，也许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的落脚点是实现由政企合谋转向政企合作，以企业的异质性需求为基础进行有效的干预，以发挥市场的基础性决定作用（见图5）。在政企合谋状态下，市场存在大量的扭曲性问题，“关系”成了企业存在与否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状态下市场是相互分割的，政府提供的是私人性质的个人服务，而不是异质性的公共服务。政企合作则是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基础，企业生产率是企业存在与否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状态下市场是协同分工，而不是相互分割，政府提供的是异质性公共服务。同时，要想顺利实现由政企合谋转向政企合作，必须要不断地纠正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降低经济运行的额外成本。
图5 政企关系转化
从理论上看，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表现为政府合理、有效地满足企业的异质性公共服务需求，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双赢。但在实施过程中，政府能否合理、有效地为企业提供异质性公共服务，是政企合作成功与否的核心。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仅包括交通、通信等硬基础设施条件，还包括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水平专业人才、较强的甄别信息能力等大量的、复杂的软基础设施条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异质性公共服务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并且已经具备提供该公共服务的基础和条件，政府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能够预见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上，会有企业需要这类公共服务，从而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相关专业人才，因而政府能否为企业提供有专业能力的相关人才至关重要。政府与企业的有效合作对政府的有为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在政企合作模式下，如何实现政府合理、有效地为企业提供异质性公共服务是其关键。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人才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互联网相关产业，但当前宿迁市经济发展却面临人才匮乏的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那你的胳膊肯定会麻木，你的肌肉也会极度紧张，最后，你必须要到医院去治疗你这条胳膊……”一个同学的回答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其中，i表示i地区（i=1，2，3，…，n），j表示j行业（j=1，2，3，…，m），Lij表示i地区j行业的产出，LQij为i地区j行业的区位商。当LQij＞1时，表示i地区j行业具有行业优势，当LQij＜1时，表示i地区j行业具有劣势，当LQij=1时，表示i地区j行业为一般水平。
从宏观层面讲，主要是如何处理好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突破各级政府之间对立性、孤立性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各级政府之间互补性、互惠性的非零和博弈，比如各区政府机构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形成资源共享、利润分成的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突破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层级理念，明确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的角色分工、职能分工，政府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异质性公共服务，企业积极响应政府政策，不偷税、不漏税、不避税，实现政府与企业的良性合作，比如政府根据企业的需求提供基础设施，实施多式联运提单，降低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效率等。
通过对重庆市和成都市的研究发现，要实现由政企合谋向政企合作的转变，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由排他性竞争到互补性竞争、垄断性竞争① 此处的垄断性竞争并非传统观念中的行政垄断，而是基于产品差异化视角下形成的具有一定定价能力垄断形式的市场结构。 。在过去唯GDP论成败的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政治锦标赛模式［16］，各个地区之间相互恶性竞争，采取一种排他式的竞争方式，各地区市场被分割，导致各地区单打独斗而忽视国内市场整合的规模效应，这严重阻碍了要素的流动，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在对四川和重庆自贸区的考察之后发现，两地内部的竞争模式发生了实质性转变，逐渐由过去的排他性竞争转变为互补性竞争，或者具有相似性但又各具特色的垄断竞争。各辖区之间不仅能根据自身优势吸引资金、人才流入和企业入驻，而且还能够将不适合自身但又具有优越条件的辖区推荐给入驻企业，使入驻企业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作为回报，被推荐的辖区也因此获得利润分成。各辖区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以吸引优秀人才和企业流入，又能够将合适的辖区共享给流入人才和流入企业，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上形成良好合作并共享利润分成，最终实现片区间协同发展，从而实现政府内部的非零和博弈。
第二，明确政府作用，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自贸区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有效地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引导资源的流向，以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福利损失。
在以往的实践中，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有时会采取“自作主张”式的做法，以自己的偏好为导向，提供一些不能满足企业需要的公共服务，导致供给与需求的错位，这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服务民众的宗旨。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异质性、结构性、周期性、重要性等特性［17］，需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提供。通过考察发现，成都市各辖区政府能够与企业进行深入交流和沟通，下派工作人员深入到企业基层，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企业需要的相关公共服务，以有效发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解决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交流障碍，应该允许口译员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赵军峰等指出：由于法庭口译方面研究的进展，实际上法庭口译员在法庭上的地位已经变成了言语双方的“调解者”[3]20。笔者认为,法庭口译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文化调解，而且只要调解策略得当，法庭口译员能够在做出文化调解的同时保持中立性和准确性，并将对庭审的影响降到最小。
综上所述，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要逐步转变成双赢的非零和博弈。各区政府之间可以互利互惠，实现利润分成；政府与市场可以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在政企合谋模式下，行政审批手续并不会构成企业的约束性条件，只有在政企合作模式下，行政审批手续才会成为企业的约束性条件。因此，只有不断地向政企合作转变，才能真正做到简政放权，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和有为性。
（二）公共基础设施均等化：由市民独享到人人共享
自贸区建设需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吸纳更多的人口和更多的企业，因此，公共基础设施均等化将会极大地影响本地城市化进程。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的本质就是为每一个生活在本地的人提供服务设施。然而在现实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并不是均等化的，部分地方的公共服务只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优惠政策，而对外来流入人口不提供或者设置较高门槛的优惠政策［18-19］。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均等化，惠及普通大众，是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流入人口的一种福利。如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只能惠及本市户籍人口，或者设置门槛以实现差别化待遇，将会极大地阻碍外来流入人口与本地人员的融合，这不利于本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庆市和成都市都有可取之处，其中重庆市表现更为突出。一方面，重庆市的公租房建设能够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相对廉价的住房供给；通过在全市范围内调动土地供给量，利用地票方式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合理调配区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比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的公交车价格，发现重庆市和成都市对乘客使用公交卡与未使用公交卡之间的价格差异不大，仅有一折的差别。但在西安市则明显不同，乘客使用公交卡与未使用公交卡之间的价格存在五折的差异① 当然，并不能说“五折公交卡”就阻碍了外来人口流入西安市，但它折射出一种城市治理的态度，在城市基础设施均等化方面存在问题。 。虽然乘坐一次公交车的费用不高，且一折与五折的差异绝对值也不大，但这种折扣是否可以说是对本地人采取的一种隐性补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会抑制外来人口的流入。
在公共服务条件方面，在一些工业园区内允许经营地摊式移动饭摊，这就使得务工人员不仅可以获得相对便宜的餐食，而且又能满足不同人员的饮食需求。在城市化建设中，应该追求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和不同层次的需求，既要有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又要有满足普通大众基本生活需求的低端消费品的供给，从而体现出城市的多样化、丰富性和活力。
有的高校对项目（课题）经费的管理法人负责制落实不到位，高校的相关部门没有针对国家新出台的政策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对“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立项的科研经费的管理还是按“十五”“十一五”期间制定的管理办法去管理，导致管理水平与现有的政策规定脱节和不配套，内部控制薄弱，科研管理和财务管理不规范，导致部分课题资金的真实流向脱离监管［6］。
城市建设既要为高技能劳动者提供高端服务设施，又要满足低技能劳动者的生存、生活和自身发展的需求，实现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的互补［20］。因此，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应该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以普及普通大众，实现人人共享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同时，在公共服务方面，要为低端消费者和劳动者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实现城市建设的人性化、多样化、丰富化，以进一步激发城市的活力，为实现地方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软基础设施环境。
四、西部地区自贸区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建议
目前，西部地区三大自贸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不断摸索。本文认为除了发展各地区比较优势产业外，还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更好地发挥自贸区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充分尊重三市既有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内和区间协同分工模式
当前，三大自贸区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不顾地方比较优势而大力扶持没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产业的现象，这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不能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根据前文分析可知，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行业，因而可采取西部地区三大自贸区之间各自分工与协作的模式，即重庆市应集中发展高端制造业，成都市应集中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现代服务业，西安市应集中发展航空航天制造业、深度发展资源类制造业和文化旅游及相关现代服务业。
（二）进一步加快重庆、四川和陕西的城市化进程
自贸区建设需要依托一定的空间载体，而城市化的推进则为自贸区建设提供了空间载体。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2017年城镇人口比重西安市为73.47%、成都市为71.85%、重庆市为64.1%②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年鉴》《成都市统计年鉴》和《西安市统计年鉴》。 ，三市的城市化率均较高。但是在新规划定的新区，无论是成都的天府新区还是重庆的两江新区或者是西安的西咸新区，均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人口流量少，企业入驻率低，基础设施闲置，资源浪费。如：成都天府新区的规划人口为600万，但目前总人口却不足300万；西咸新区目前现有人口也仅为90万左右，城镇化水平只有23%③ 其中成都天府新城规划人口数据来自川府函〔2011］240号，当前人口数量来源于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西咸新区数据来自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 。因此，未来城市化发展依然是主要方向，自贸区建设需要不断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先进教育技术的逐步推广应用，为构建移动多媒体课堂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何有效运用好现代教育技术，使之在中职英语课堂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课题。虽然说课堂上移动媒体不能完全取代教师，但它们却在课堂教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进移动多媒体教学手段越来越多地涌进课堂被教师利用。
（三）加快对本地企业的培育和发展，提高一般贸易产品比重
若一般贸易产品比重较少，加工贸易产品比重较大，则表明本地自主产品少，缺乏自主创新，不利于本地企业走出去。目前，成都市大力推动外来企业入驻，比如英特尔、微软、腾讯、华为等世界500强企业，然而在对外出口的产品中，本地产品比例低于中转产品比例，说明成都市大力引进的企业并没有真正惠及到本地经济发展，没有带动本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在未来自贸区建设中，要增加对本地产品的外销，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本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发挥本地专业人才的比较优势，重视对本地人才的安置工作
在西部人才外流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留住本地人才，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蓄水池至关重要。在人才外流方面，西安市表现较为突出。西安市拥有丰富的高校资源，每年培养大批人才，具有人才优势，但西安的人才外流却十分严重，说明西安没有为留住本地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成都市则是大力引进国际优秀人才，比如积极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优秀人才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又挤占了本地人才的就业岗位，不利于对本地人才的安置，导致本地人才的外流。西安市、成都市、重庆市都具有众多国内国际知名专业院校，每年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如何发挥这些优秀人才的作用，是自贸区建设中需要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五）加强自贸区的区域协同合作，降低市场分割程度
自贸区作为一个新战略发展规划区，空间集聚是加快建设自贸区的必然选择，需要促进自贸区空间集聚程度，提高区内、区外交易效率。城市经济需要形成紧密的集聚效应，空间布局的分散化不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导致运输成本高、交易效率低。从城市内部来看，西安市、成都市辖区空间布局广阔，容易出现“摊大饼”现象，各辖区之间空间距离较远。由于城市的空间布局不紧密，使得“城市病”问题严重，诸如城市交通拥挤、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等。从城市之间来看，虽然成都市内部各片区之间已初步形成了片区协同发展格局，但是成都市与重庆市之间却未形成紧密联系，在区域分工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降低市场分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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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Free Trade Area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eng Rui,Ma Lili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 Free Trade Area(FTA)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TA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this paper holds that if the policy of the FTA truly promo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it is of necessity to maximize their respec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to achiev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based on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formed by the factor endowments.Then,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reform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and change the government function,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enterprises to provide heterogeneous public services,and alsotorealize the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thefairness and equalization.
Key Words： Free Trade Area(FTA)；Regional Labor Division；Institutional Innovation；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7-8576（2019）05-0015-13
DOI： 10.16716/j.cnki.65-1030/f.2019.05.002
收稿日期： 2019-09-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价值链变革与区域产业转型”（16ZAD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新体制研究”（16JJD790047）；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陕西省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研究”（2016D001）
作者简介： 程锐（1990—），男，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家精神、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马莉莉（1977—），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责任编辑：汪爱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