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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兴起至今仍历久不衰的文化反思大潮中，人们尖锐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毛泽东哲学的理论来源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一源说”还是“二源说”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是反传统主义者，毛泽东哲学的产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是纯粹的西洋“舶来品”，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所谓“文化断裂论”；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儒学诠释，是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外衣的中国历代政治哲学的现代翻版，这就是所谓“引儒入马论”，如此等等。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全面地研究毛泽东哲学的性质。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含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哲学具有双重文化性格，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又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这种双重文化性格，是毛泽东哲学最根本的精神特质。离开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
一、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
毛泽东哲学是西方近代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先进、最彻底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具有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特质，又具有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规定，就哲学形态的基本性质而言，毛泽东哲学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
首先，从毛泽东哲学的理论来源来看，毛泽东哲学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由于中国社会进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不可能自发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获得这种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学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毛泽东哲学正是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来。
其次，从毛泽东哲学的主体即毛泽东本人的文化背景来看，毛泽东哲学是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世界观转变之后产生的。1920年之前，毛泽东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的大杂烩，其世界观是心物二元论。1920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接受了唯物史观，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开始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地阶级斗争，后来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接着又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延安时期还研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其哲学思想正是这样形成发展起来的。
最后，从毛泽东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来看，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是一致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沉思，是借助概念、范畴的中介实现的。概念范畴是哲学思维的细胞，它对哲学理论的思想特质有着决定作用。黑格尔把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视为哲学范畴按其自身逻辑逐步展开的过程。他认为，“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1920年以后，毛泽东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基本上都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如“物质”、“意识”、“认识”、“实践”、“对立统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等等。仔细考察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的涵义，也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本意的。从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是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部分构成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确定无疑的。那种把毛泽东哲学看作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延伸，是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哲学又确实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神。鉴于这一点长期被国内学者所严重忽视，故有必要着重分析一下毛泽东哲学的中国文化性格、中国传统哲学精神风格的一面。
首先，从致思趋向来看，毛泽东哲学直接承继了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哲学形态的最显著一点，莫过于它独特的致思趋向。从总体上讲，中国哲学不是一种自然哲学，没有过多的自然本体论的思辨，主要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刻意探索，直接为修身养性治理社会和国家服务，因而显示出其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决定了他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致思趋向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总的来说，毛泽东哲学是将传统哲学济世安民的崇论宏议，化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沉思，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实践，服务于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们思想的目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哲学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或思辨哲学，而是带有浓厚政治伦理色彩的哲学。
其次，从哲学的思想风格来看，毛泽东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就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热衷于纯而又纯的本体论的哲学沉思，而总是倾向于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直接合一。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并不存在现象与本体、此岸与彼岸、个别与一般两重世界的截然对立，相反的是，它“道不离器”“体不离用”，作为本体意义的“道”，即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
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独特精神相对应，毛泽东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它强调世界观要转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要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种思想风格体现出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而且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精神旨趣。“体用不二”的精神与实践家的性格相结合，塑造出毛泽东哲学极为浓厚的方法论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色彩，形成了毛泽东哲学同他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具体思想理论浑然一体的思想特征。葛兰西有一句名言：一个政治家的真正哲学，只能从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寻找。毛泽东哲学正是如此。除《实践论》、《矛盾论》等专门的哲学论著外，毛泽东哲学大量体现在《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军事政治著作之中。即使是在哲学认识论上，毛泽东也不是离开实际的社会工作来对认识过程作纯粹的抽象思辨，在他的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总公式，与“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路线是直接合二为一的。
再次，从思维方式来看，毛泽东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躬行践履”的经验论传统。从孔子开始的中国哲学家并不热衷于哲学逻辑的抽象思辨，而十分注重主体自身的“躬行践履”的重要意义。中国哲人在现实社会中也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以智者的身份而是以贤人的面貌出现，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来体现和表征自己哲学思想的合理性。毛泽东哲学属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有着与传统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内容，但传统经验哲学高度注重躬行实践的功夫，注重“实事求是”之学的思想风格，对毛泽东哲学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显著的。《实践论》以实践和认识，知和行的关系为核心来建构整个认识论体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而且也是传统哲学注重知行关系研究的思想风格的反映。
再其次，从文化心态上看，毛泽东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表现出浓厚的伦理本体主义色彩。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发展观等等都带有突出的伦理化倾向。在传统儒学那里，道德伦理的完善，是个人以至社会发展的至高境界，伦理秩序的建构是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根本途径，主体道德人格的锻冶砥砺是其他一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前提。黑格尔曾经相当准确地指出：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这种哲学的长处是积极地高扬人的道德意志的能动作用，从道德人格上发掘生命的价值意义。其弊端则是往往容易对意志能动作用的强调而走向对“心力”的过度夸张。
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影响，一贯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对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了科学的解释；并把“改造主观世界”当作人类改造世界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提高主体能动性，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学说，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本位主义。
最后，从表现形式来看，毛泽东哲学也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家热衷于建构庞大的思辨理论体系，喜欢用大部头的纯哲学论著来系统地阐述、论证自己的见解不同，中国哲学家将深奥的哲学见解散现在对于政治、人生的评论之中，习惯于用十分简朴的语言，广泛地借助于寓意、形象、比喻等手法，以语录、问题、格言等表现形式来抒发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和哲理领悟。
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毛泽东善于用简朴的生活事例以及历史典故来寄寓、表现深奥的哲理，在现代中国开了哲学通俗化的先河，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和群众也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种表现手法，其实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格，而且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性格，它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是纯粹西洋“舶来品”，它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的这种双重文化性格，其根本内涵并不是指其理论体系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两大部分机械拚凑而成，也不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套上中国语言和思想表现形式的外衣，而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哲学形态的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这种思想特质的两个方面相互交融在一起——这种交融是如此的密切，以致于人们往往难以辨别毛泽东的某些哲学思想究竟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共同规定着毛泽东哲学的思想特征。因此，“引儒入马论”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意义
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渗透、融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对于奠定毛泽东哲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方面，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确立，在文化的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有机融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哲学理论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智慧，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形式，为它在中国的生根、发展、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具体表现在：
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古老的文化土壤中找到了坚实的生长点。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新颖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一种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有效地将它同中国文化精神之根衔接起来。这样，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再是与本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中国文化根基的西洋“舶来品”，中国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隔阂、疏离的文化心态由此得到极大的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后，之所以没有像柏格森哲学、罗素哲学、杜威哲学等等那样沦为一时的时髦，而是影响日深一日，直至成为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
二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正确道路，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毛泽东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的思想内容转化为通俗简明的思想方法，不仅开拓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方向，即哲学方法论的方向，而且还在实践中使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成为可能。由于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涵养相当有限，这就决定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很难通过学习马列哲学原著，透过那些陌生的语言文法结构，透过经典作家同形形色色的西方晦涩哲学家的论战去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毛泽东所提供的中国化、通俗化的哲学方法论，则可以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借助自己熟悉的实例、成语掌握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是具有双重文化性格的毛泽东哲学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行为准则、人生取向、道德规范等等，这就前所未有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应用前景。它实际上已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内化、积淀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其四是借助于毛泽东哲学这一中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现代中国人重建文化价值秩序的思想基础，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核心。它对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等，即对中国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了中国道德价值信仰体系，推动了中国民族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嬗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具有双重文化性格的毛泽东哲学今天仍然是我们走向现代化民族新文化的基石，它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任何试图抛弃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之外“彻底重构”中国文化，即所谓“复兴儒学”，或所谓“全盘西化”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发展上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变革。具体表现在：
其一是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思维质的变革，把古代朴素的整体思维发展到现代的辩证、系统思维的水平。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整体性、和谐性的把握，但这种整体把握，实质上是一种笼统的直观，不是精确化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毛泽东哲学属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思维发展阶段，它以对客体的逻辑化的实证分析以及对事物矛盾系统分析取代了笼统的直观，并进而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重新诠释整理中国古代哲学，使传统哲学中模糊含混的概念范畴以及思想逻辑得到规范化、科学化，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思维质的变革。
其二是把非逻辑思维的古代哲学提升到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化哲学水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过程，往往不是遵循从感觉到经验，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思维过程，而是直接诉诸于直观和直觉。中国思想家都把直觉当作认识把握宇宙大本大源的最重要最高级的思维形式，而对于严格的逻辑思维程序并无多大的兴趣。重视直觉思维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大特长，但过于执迷于直觉顿悟，排斥逻辑思维，却不能不是传统哲学的一大缺陷。毛泽东哲学并不排斥直觉作为一重要思维形式的意义，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建立在近代科学文化基础上注重严格的逻辑思维的现代哲学。它强调科学的理性认识起始于广泛的调查研究，起始于对事物的感性经验，并通过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这样一个具体的逻辑思维过程，这样就摒弃了传统哲学思维那种玄而莫测的神秘色彩。
三是将空谈“心性”、局限于道德践履的儒家哲学改造成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等实践活动的应用哲学。传统儒家哲学虽有孟荀两大支流，即注重心性之学与注重外在事功的两大流派，但在历史上推崇内圣之功的一系始终被奉为正宗，其自身的发展及社会影响远驾于注重外王之功的一系。而外王之功的一系又往往局限于道德践履方面。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客观实践活动之间横亘着很大的距离。毛泽东哲学以直接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为使命，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转化为中国人民从事自己的社会改造实践的应用哲学，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种哲学特质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哲学脱离实际的缺陷，使哲学成为中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武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是借助其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格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毛泽东那里是同一过程。一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全面改造，使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完成现代化的嬗变，形成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实质上也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主要的不是从理论上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文化转换中介，并借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价值理想，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工作方法等等，最终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哲学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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