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毅[1]2002年在《制度文明：韦伯与马克思》文中认为世人在论及韦伯时大多关注于他的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从而忽略了韦伯在制度社会学中也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文明社会包括叁个部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在这叁个部分中，物质文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精神文明是对社会发展的支持，而制度文明是对社会秩序的规范。韦伯在他的作品中着重研究了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问题，并力图从制度文明的视角解释人类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的高级阶段，为何西方有而东方无的问题。他从契约型的封建制度、合理性的经济制度、多元化的权威制度以及法理型的官僚制度四个方面进行纵横两方面的论述，比较清晰地阐述了人类近代社会东西方的不同发展历程。 马克思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因此，一方面制度问题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研究的中心话语；另一方面就对中国的研究而言，由于手头资料有限，马克思的研究没有韦伯的研究充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制度文明上将二者做以比较研究，互辅互补，从而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契入之点，同时也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完善作为理论上的指导。
赵伟文[2]2003年在《韦伯制度文明思想研究——兼论当代中国制度创新》文中提出学界在论及韦伯时大多关注于他的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从而相对忽略了韦伯在制度文明中也有相当的研究成果。韦伯在他的作品中着重研究了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问题，并力图从制度文明的视角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在东方产生”这一问题，他从经济制度与权威制度二方面的论述，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近代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发展历程。本文以制度文明与合理性的关系立论，论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同其它流派的思想进行对话、撞击中，才能增强自身的生命力。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韦伯的制度文明思想进行评价，同时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个切入点，为当代中国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韦伯的思想中得到启发，论述了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的动力、目标、途径与机理。
徐海红[3]2011年在《生态劳动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文中研究说明生态文明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之一是生态文明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即以什么为根据来确认生态文明具有价值合理性与社会正当性。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人类中心论,一是生态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以人类为本位建构生态文明,生态中心论以生态为本位建构生态文明。然而,环境正义理论业已证明：在人类社会存在阶层分化和贫富差异的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的人类和共同的自然环境。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脱离了现实主体的差异性而陷入抽象主义。走出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这一理论困境,从抽象向现实复归,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论原则,坚持从劳动出发,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实现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最终以生态劳动为基础建构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思想和道德,还创造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劳动虽然创造了文明,但并不是任何劳动都能够生成生态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发生了异化,异化劳动引起了文明的异化,尤其是劳动的生态异化催生了反自然的文明,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消除劳动的生态异化,须实现劳动解放的生态转向,扬弃异化劳动,转向生态劳动。生态劳动的基本内涵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物质变换中人与自然之间通过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相互交换以实现自然养育人类和人类护育自然的统一。生态劳动概念本身既具有描述性,又具有规范性。生态劳动创造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在生态劳动的基础上得以生成。基于生态劳动的生态文明是文明的真实形态,也是生态融入文明和文明融入生态的双向过程。在生态劳动基础上所生成的生态文明在内在方面表现为生态人性的生成,在外在方面表现为生态人性对象化到器物、制度、精神的层面,从而创造生态器物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在价值目标上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正义,在生产和生活领域表现为确立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最终,以“合乎生态”、“合乎人性”以及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方式实现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为实践指向。
张西山[4]2011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意义的争辩。”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下最流行、最热议的词汇之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我党新时期新阶段制度文化建设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追问。这一反思和追问不仅表明这30年当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制度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国模式”不只是物质力量、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兴起,而且是文明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文明之路在开拓。在探寻“中国模式”之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文化魅力和制度活力。文化是制度之母。一个繁荣昌明的现代化,都蕴含着强大的政制文明和醇厚的精神文化源流。制度文化既是一个生长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与创制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文化源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度变迁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制度文化常常成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路径依赖”。制度文明内在地蕴涵着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机制程序。制度文化则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维度,是制度的理念、灵魂和生命,它决定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良序运作。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理念为灵魂,以市场经济、民主政制、公民社会、先进文化、和谐理念为基本支撑的现代制度文明秩序。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研究,建构制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学术意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文化的竞争。一个国家的落后,其背后和实的根源是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守旧。总结“社会主义叁个叁十年”中国制度文化的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可以归结为制度文化模式之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也是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改革、从计划到市场、从富强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斗争到和谐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影响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冲破观念束缚的进程,是一个突破观念藩篱和体制桎梏重围的探索之路。百年来梦寻与抗争,六十年共和国岁月,叁十载改革开放风云,奠定社会主义辉煌伟业和制度基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留下了丰厚的制度文化经验和教训。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俱进、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课题。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演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制度文化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都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繁荣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文化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一种具有优势和活力的中国制度模式,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它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代表了当代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作为执政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非常重要,这也是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国成功之谜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新时期中国制度文化的转型变迁,在创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实现了在结合中创路,在特色上挖掘,在模式上拓新,在后发中超越。这些制度文化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是核心,解放思想是先导,改革开放是动力,改善民生是重点,制度创新是关键,社会和谐是本质,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着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来代替传统现代性的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生成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现代性(制度)和民族性(文化)的双重变奏,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我们已探索和塑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先进文化体制与和谐社会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制度文化的视阈看,作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模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我党制度文化理念的与时俱进。中国模式研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中苏模式比较、制度经济学、国家社会理论、现代化历史、思想文化学、制度主义方法论等不同视角,本论题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制度文明的双重视阈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文化源流、制度逻辑和思想条件,发掘并吸收中外传统制度文明的智慧活水,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主要内容是：第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导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它既是价值理念,又是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制度模式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第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或道路选择的制度文化逻辑特点及其意义(第二、叁、四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智慧。实践理性、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变革意识、和谐文化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源流。中国制度文化变迁需要社会主义,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制度文化创新的成功都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乎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在30年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可贵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第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现代性思考(第五、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政党推动制度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关键要保证社会制度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制度公平正义问题。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我们要坚持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实现制度文化的和谐,实现制度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制度创新,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积极建立更加健全、充满活力的制度文化体系。文化制造社会和谐,制度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市场伦理、政制文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谐理念蕴含着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断超越的制度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思考。人类制度文化变迁的规律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人类制度文明是包括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图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坚持并创新自己的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创造更加优越和有效的制度文明。“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文化与制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制度优越性。
徐奉臻[5]2011年在《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以“革命”与“改革”方式呈现的“现代化”,构成中国社会嬗变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十七大报告明确把“现代化”定位为中国“叁大历史任务”之首。现代化的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诞生时代的欧洲。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大举东渐,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成为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指导。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流为同步的历史进程。远离马克思谈马克思,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被误读和被遮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真”,造成“官方举旗”而“大众迷失”之困窘,也赋予“回到马克思”以迫切性。由六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的本文,立足于中外现代化实践,以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为基础,以复杂性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原典阅读和原理回溯相结合、将加法与减法相结合、将内史与外史研究结合、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交织、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杂糅,就宏观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观论域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微观角度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做纵横双向多维分析。具体操作路径是:以概念的辨析为楔入点,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划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对马克思被误读和被曲解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再读与重释;对马克思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去蔽与复原;对有关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命题,进行二阶观察;围绕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何以中国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诸理论之逻辑关系、以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理念与路径、“方法至上论”与“内容至上论”的功能及限度等问题,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是马克思思想生成的背景,也是马克思审视社会实践的视域与论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抽离出来,不仅是对历史的遗忘,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遮蔽。马克思现代化思想是复杂的理论系统,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而视之,以及重“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化”而轻“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之偏颇,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呈现应然性上的实相强势和实然性上位相弱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至尊化和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虚空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真”的重要原因,又赋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以必要性。相关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研究内容稀薄化、水平初浅化、成果零碎化、方法线性化、状态隐性化等“热而不熟”的状态,使本研究具有恢弘的探索空间。基于西方情境和中国情境,重读、复原、走近、思考、对话、推进马克思,是弥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鸿沟的尝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而言,强化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不是“溢出”和“添加”,而是“回溯”与“还原”,是“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努力。如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视为一条精神之河,那么,处于争议中的相关“概念”是其“滴滴水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是其“筑底河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是其“各个河段”。对“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传统现代化”与“新型现代化”、“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与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和大众化、“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等概念作发生学和诠释学的解读,是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黑格尔的成就,为马克思的着论提供了知识框架、概念词汇和分析线索。在批判黑格尔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以“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现代化理念,并以“哲学”向“社会实践”的转向,倒置了黑格尔的认识。因此,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生发,体现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演进路径。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既反映“时代”之“时势”,又受“时代”之“时势”之制约。作为“观察社会生活大师”,如果马克思对鲜活的现代化实践无动于衷,是不正常和不合逻辑的。依照库恩的范式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范式。《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危机期”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拉开“革命期”的序幕,《共产党宣言》最终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进入“新范式期”。在现代化的缘起层面,市民文化是马克思研究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眼中的现代化之源头。在现代化的过程层面,马克思隐性地区分了“文明有中心”和“文明中心论”。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设想,以及对“先发型”与“后发型”现代化关系的认识,蕴藏着冲击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价值。“生活的生产”、“世界生产”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均为马克思思想中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性维度。于乱相中解蔽和去蔽,有助于确证“物质生产本体论”的偏颇。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后现代意蕴,使在后马克思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中处于“物理缺场”的马克思,仍然能够以“思想在场”方式展示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现代化的功能层面,“双刃性”与“吊诡性”是马克思现代化观的基调。以英印美中四国作为诠释“双刃性”与“吊诡性”之空间视域,马克思明示了“主观目的”和“客观功能”的不同。在充分肯定科技和经济现代化进步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生前,默认或间接使用了“现代化”。“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主体向度,“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强图式。在主观契机上,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掘墓人”。而在客观功能上,马克思则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功臣”。马克思研究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马克思最早最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型现代化。对亚洲现代化,马克思虽然给予关注,但其研究成果却是马克思思想的弱图像。对防卫性现代化,马克思不以为然。并且,由于他的分析主要限于德国,致使中国和俄国的同类现代化成为其思想的漏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间,有分歧,也有相近,有彼此交织,也有重复与耦合。如果忽略这些而作孰优孰劣的判断,是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双向互动两部分:一是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化”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二是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前者重“继承”,后者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一起,构建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现代化理论之间,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又具有承继性与修葺性。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现代化在根本旨趣和意向结构上的契合,赋予以科学发展观孵化中国新型现代化并由此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揭示新型现代化之与传统现代化所发生的模式转换,是当下中国新型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要与理论期待。基于“批判视域”,以“时间”和“空间”为建构性变量,有助于指认“方法至上论”和“内容至上论”的合理性与功能限度。作为一种新解读范式,“回到马克思”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的系统工程。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中国化,也是内容与方法的有机统一。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具有一定理想性,体现应然性层面的学术理想与实然性层面的学术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否认之,难免陷入“学术乌托邦”之藩篱。因此,在“回到马克思”口号下,做“走向马克思”和“贴近马克思”的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与本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称度,更具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沟通“当年”的“着述者”之“原本”和“当代”的“解读者”之“释本”,关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马克思的恩格斯化倾向、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术间距,是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题中之意。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时代化、当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沟通,是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念。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显性化,有赖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由“隐性自在知识”向“显性自为话语”嬗变。其中,从“隐性知识”到“显性话语”的嬗变,反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存在状态”的变化。而从“自在知识”到“自为话语”的嬗变,则揭示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状态”的历史趋势。
钱广贵[6]2009年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文中研究指明传媒体制改革是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也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中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但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如何发展,不管是制度提供主体政府,还是学术界以及传媒实务界,则都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设计。本论文采用系统论、嵌入与脱嵌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中国传媒的未来的应然发展这个宏大命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展开。一方面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的开启的传媒体制变革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论文认为,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起点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到今天,基本上确定了传媒体制和组织层面的“混合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并且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现实和理论障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种“事业、企业混合型体制”也包括政府提出的“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制度安排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弊端,混合型体制本身又成为中国传媒进一步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从共时性角度,导入对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最具影响的叁个场域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博弈,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变革的总体性特征。论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变迁以及叁者博弈分析,检视了在政府依然强势、市场制度基本确定但远未规范和社会虽然发育但非常弱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改革和“实然”状态。在叁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传媒和社会的叁角关系和相互博弈中,传媒自身的目标函数市场利润和政府控制传媒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目标函数都得到实现,但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则出现了系统性缺失,社会在这种传媒发展形态中处于是被遗忘的对象。这种“实然”状态显然并非传媒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同时,传媒的基本功能和需要履行的当下中国社会断裂、利益博弈严重失衡和公共权力被滥用需要监督的历史性功能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即社会本位的确立的基础上,论文认为传媒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履行历史性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以社会为本位,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传媒“应然”发展和功能需求提出了传媒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应该从“两分开”向“叁分开”发展,即国家传媒(指履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功能的传媒类型)、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的分开发展,进行传媒系统结构的重建。并且叁种传媒各自定位,分别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论文指出从“二分开”到“叁分开”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路径应该是渐进式。一方面,论文认为我国的传媒发展和叁分开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另一方面,论文从渐进式本身的负面后果和对于渐进式认知的修正指出,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不仅遵循渐进式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彰显和实现从“形式渐进”到“本质正义”的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必须公平、正义,关涉和维护彰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本质正义的核心要求下,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基点。从两分开到叁分开的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理性关系的构建中,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张大,注定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遵循的道路。
马和平[7]2004年在《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的价值指向》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社会主义文明系统中选择政治作为文明的具体落实点。首先从基本的范畴内涵揭示作为切入点，分析了政治、政治文明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间的内涵逻辑关系。文章主要从叁个维度来解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A) 人治大于法治：被滥用的公共权力和被损害的私人权利。公共权力只能运作于公共的领域，但因其具有先天的强制和扩张的禀性，所以私人权利常被其觊觎和损害，而对政治权力扩张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法治(B) 官僚主义：过高的行政成本和过低的行政效率。行政效率的低下不仅是一个行政技术性问题，追根溯源则发现其直接关涉到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C) 监督制度：不该缺失的一维。监督对于权力运作的重要性是无须赘言的。监督制度在现实政治中的不完善为公共权力的滥用提供了温床。作为文明行政的最后一道救济屏障，完善监督制度已刻不容缓。 分别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以及政治行为文明这叁个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在政治意识文明中主要探讨了平等的问题。平等意识在政治意识文明中具有基础地位，而它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制度文明中阐述了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民主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就象太阳中心说对于天文学一样，然而，在有着深厚民本主义传统的现代中国社会，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民主?这是一个首要性的问题；在政治行为文明中主要论述的是行政法治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法治社会之所以具有现代文明的价值，其原因何在?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为何?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紧要的问题又是什么?在本文中，作者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宏大而系统的工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既着眼于当下的政治生活，更指向于中华民族的未来世界，需要集中整个民族的精力和智力，不懈努力，才能使它由今日的理想成为明天的现实。
梁德友[8]2010年在《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研究》文中指出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对弱势群体进行伦理关怀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它关涉到弱势群体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是弱势群体真正摆脱弱势地位,融入主流社会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是促进弱势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本文把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运用建立在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透视基础之上的道德社会学研究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分析与逻辑演绎相统一、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佐证的研究思路,探索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并尝试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伦理关怀体系。伦理关怀以“人是目的”作为指向和尺度,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肯定的一种深层次关怀。伦理关怀的“伦理性”不仅体现在关怀方式、方法上,而且还体现在关怀的内容上。从人的叁种存在方式来分析,伦理关怀有物质—精神—道德叁个维度,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必须从这叁个维度展开；从道德责任的角度来分析,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责任主体有政府、社会、弱势群体个人。其中,政府和社会是弱势群体改变弱势地位不可或缺的外部支持。弱势群体个人必须承担起“自我关怀”的责任,积极改造弱势心理,主动增权,提高自我关怀能力；从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方式来分析,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公平与倾斜原则和发展原则,运用伦理的手段和伦理的方法,对其进行伦理关怀和支持,促进其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从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道德实践分析,应坚持“以生存为核心,以发展为目标、以权益为保障,以尊严为目的”为路径取向。其中伦理救助是维护弱势群体尊严,构建弱势群体精神家园,实现对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深层次需求。在伦理救助路径选择层面,本文探讨了思想道德教育在弱势群体伦理救助中的价值、意义以及策略方法。
李峻登[9]2009年在《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及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广义形而上学”作为基本视角,以“超验型公共理性”作为核心概念,以对“圣经基督教”(即基督教《圣经》,并非“教会基督教”)作为“一种特殊形而上学”的深入浅出理解为基础或前提,从新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本文提出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的新范式——“广义形而上学光照-世俗化反射范式”(简称“形上光照-形下反射范式”,最简称“光照-反射范式”),并据以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上一以贯之的“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历史变迁及内在规律进行了梳理和揭示。为进一步说明该特性,文章将中西方古典文明在公共理性传统方面进行了比较,并从类型学上分别概括为“群中龙”型公共理性传统与“超世神”型公共理性传统。这两种政治思维模式或传统文明类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或步伐。而在西方“超世神”型公共理性传统(即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或形而上学传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的历史变迁中,古希腊理性形而上学所提供的科学理性(思辩哲学意义上的“上帝”)与圣经基督教神性形而上学所提供的价值理性(宗教神学意义上的“上帝”)具有始基性、本原性、源泉性地位;中世纪政治哲学和近现代乃至当代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对这两种理性或“上帝”的地位进行不同权重后的变通运用(并考虑其他可变性历史因素及渗入思想家个体因素),而不具有本根性的学理地位。至于被认为“更新了信仰”、“重塑了世界”的近代路德宗教改革以及加尔文宗教改革也只不过是回到《圣经》逻辑中并尽量适合时代发展要求而已。虽然许多学者认为近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经赞誉启蒙思想家的伟大,但在本文看来这种革命性或伟大可能并不是很大,充其量是在文明内部的微调,其从神(神性、神权、神道)到人(人性、人权、人道)的转换和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模式实际上早已为基督教《圣经》所内在地包蕴着。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已经为他们做出了为理性预留位置的典范,宗教改革家“回归圣经”所建立的新教更为启蒙思想家开辟了道路,启蒙思想家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所以,伯尔曼甚至认为近代的主义、精神是源于基督教的世俗宗教。而真正对古典政治哲学实现伟大革命者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对形而上学(在理论意义或哲学学科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和思维方式方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双重的否定之否定的革命,但在价值理性方面无论是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内在地继承了基督教《圣经》所强调的政治价值理念。只是世人对圣经启示所能提供的广阔解释空间及其隐喻内涵不够重视,往往教条地片面地从字面来理解,并过分地突出自己的创见地位。真正的、本源的创新是由文明宗师在“轴心时代”对原创型文明类型的创新。所以,本文绝对不赞同政治理论史家列奥·斯特劳斯“偏见”基督教而偏重古希腊哲学的政治哲学解说模式或政治哲学史谱系,而相对赞同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低调”启蒙哲学家理性观的解说模式(所谓“理性时代”远非理性,启蒙哲学家不过是以新的材料重建另一座中世纪奥古斯丁式“天城”而已)。在本文看来,形而上学和基督教逻辑本身就是超级版(超验版)政治学思维、政治哲学思维;充分利用古希腊理性形而上学资源的《圣经》或曰“圣经基督教”(并非“教会基督教”)所提供的“万王之王”、“上帝天国型政治哲学”意象或启示作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念,事实上从深层引领或启发着后来政治哲学史思想家们创立一个个不同版本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人间世俗型政治哲学”、“人间天堂模式”、“世俗版圣经”或“世俗版福音”。本文提出了新的政府分类学模式。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从思维逻辑与价值理念双重意义上为公共生活和政治学思维确立了“金科玉律”。
闫何清[10]2011年在《财产、制度与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产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现象,深刻影响着社会面貌和人的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不断关注。随着我国社会及个人财产的快速增长,财产问题日益成为我们急需科学认识和把握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哲学上考察财产问题,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哲学角度,以财产、人与社会制度叁者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财产问题。力求深化对财产这一古老而常新的社会现象的认识,深化对财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财产与人的存在及发展关系的认识。探求财产、人及制度叁者关系的本质,进而探讨如何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处理好提高财产生产效率与增进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实现人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全文除导言外共分五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明确分析的基点及框架。第一章回顾了西方学者和中国古人对财产的界定,介绍了马克主义的财产观。与其他思想家把财产仅归结为物或抽象的社会权利不同,马克思认为财产不仅是人对物的关系,而在物中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即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而目前为止,人们交往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这些关系,而是为了通过社会关系实现对物、财富的占有。财产是人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占有、所有的特定生产生活条件。人对财产对象的支配必须借助特定的社会关系,财产的生产也只有在生产关系等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社会关系作为人占有生产生活条件的中介,又通常上升为社会制度。因此,人通过社会制度这个中介实现对生产生活条件的支配,以满足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人既是主体又是目的。人、财产及社会制度的发展史是全文分析的现实基础,而这一财产定义则是全文分析的逻辑起点。“财产=人通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所有、占有生产生活条件”(即[人—→社会关系(制度)—→财产对象]=财产)这一动态结构,是文章分析的框架。接下来,第二章梳理了财产起源及其历史演变,勾勒了人类财产发展的大致轮廓。提出了财产发展史中,在财产形式上由静态到动态,价值上从个别到一般,与人的关系上由外在于人到内化于人的叁种规律性。其次,从纵横两个维度分析财产与人、财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第叁和第四章依次讨论财产与社会制度、财产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是以财产及社会发展的现实为基础,以“财产=人通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对生产生活条件的所有关系”为框架的。分别从横向结构性关系和纵向发展中的关系等两个维度展开。在财产与制度的关系上,两者在横向上相互关联,在纵向上财产发展与私有社会制度、公有社会制度等不同制度的演进互动统一。制度的演进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人与财产关系上,从横向上看,财产与人的需求、生存、人权等密切相关,在纵向上,财产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等互动统一。随后,第四章第五节对财产、制度、人叁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小结。叁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等叁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在既定生产力水平上,力求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手段,占有生产力及其产品的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之间的叁种矛盾关系;进而又可归结为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或说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通过分析我们发现:(1)财产、人与社会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反映)叁者,实际上是一个物、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体。在横向上是一个社会有机体,是简化了的社会横截面图景。在纵向上,财产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制度的演进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财产及制度的发展史也是人的发展史;这种历史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架构中进行的,又体现为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演进;而人创造并占有财产的欲望和现实活动、财产作为客观力量对人发展的不断推动,以及两者融合而成的生产力的进步,是这种演进的根本动力。(2)人是整个系统和发展运动的主体与目的,是系统的构建者和主人,也是发展的主导者和归属。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而非“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3)财产是影响人及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坚持生产力发展是最终决定性因素的原则。(4)社会制度作为人与财产对象之间的中介,对人、财产及社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制度的功能。但制度本身具有动态层次性,是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其效能发挥有赖于诸多因素,不应仅从财产所有制等单一的方面来追求制度效能的提升。最后,第五章把一般运用于个别,从财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快速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着财产权利体系不健全、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社会财富格局失衡、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财产权利体系,打造中国特色的财产发展模式,建设以人为本的共享式社会。为此,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模式,并以此为指导,培育科学的财产观,提高社会制度的运行效能,统筹人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制度文明：韦伯与马克思[D]. 张海毅. 华南师范大学. 2002
[2]. 韦伯制度文明思想研究——兼论当代中国制度创新[D]. 赵伟文.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3]. 生态劳动视域中的生态文明[D]. 徐海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D]. 张西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5]. 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D]. 徐奉臻. 吉林大学. 2011
[6].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D]. 钱广贵. 武汉大学. 2009
[7]. 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的价值指向[D]. 马和平. 华侨大学. 2004
[8]. 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研究[D]. 梁德友. 南京理工大学. 2010
[9].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及其变迁研究[D]. 李峻登. 苏州大学. 2009
[10]. 财产、制度与人[D]. 闫何清.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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