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型发展战略与科学技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环境保护论文,科学技术论文,资源节约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其它论题
一、人类发展的两难困境
在1994年发展大会上，“环境指标”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各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遵守的苛刻的环境指标，发展中国家尖锐地指出，其目的并非是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而是借环境保护之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成本，以约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维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依附”格局[1]。我们尽可以从多种角度评论这个争论，但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成分，它确实揭示了当代人类发展所面对的一个真实而无法回避的、紧迫的两难困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全球意义和它所带来的全球性环境代价。这一困境不仅一般地表现在发展与环境间的不相容，而且尤其尖锐地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努力对于当今世界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显然，人类已不得不正视这一困境。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人们看到，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停滞，已经并继续造成世界性两极分化的加深。这不仅加大了全球性反贫困的压力，抑制了全球新的经济增长机会的生成，而且，它更成为世界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重要根源。这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迫使发达国家即使完全出于利己主义的目的，也不得不拿出其国民收入中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就环境保护而言，其全球性意义在于，只有世界各国，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作出认真负责的努力，才能使已经恶化了的全球环境得到逐渐的缓解。然而，使我们不能无视的事实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它们还找不到一种可以避免大量资源消耗和以规模效益推进增长的出路。这使已经濒危的人类生存环境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支付的代价，大大地高于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发达国家。换言之，即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环境保护问题比发达国家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对于人类命运的影响更为紧迫和现实。然而，如何解决，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发达国家试图以“环境指标”来制约发展中国家日益加深的污染的局面，而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是，使环境问题变得如此尖锐的始作俑者是发达国家的早期掠夺式开发和扩张，因而，在解决今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环境问题时，发达国家要么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要么就不要像教师爷那样对发展中国家指手划脚。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假设我们完全同意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假设发达国家完全摆脱了利己主义，但是，环境与发展这个困扰人类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焦点却并不因此而改变。
问题的症结是，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全球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它不仅仅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利益，而更是人类共同的发展课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环境代价又是如此巨大和具有全球性质，这使得无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的经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全球环境的恶化已经和正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已经十分频危的人类生存环境不可能无限地为经济目标再作牺牲。这就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两难困境！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全球性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二、环境保护措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目标的冲突
20年前，一批绿色运动先驱性著作——《寂静的春天》、[2]《只有一个地球》、[3]《增长的极限》[4]等问世以来，人类在不断提高环境质量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是真诚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这些努力的结果，真正改变了的，却不是全球性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水平。更为极端地讲，20多年环境保护努力的结果，受益者仅仅是发达国家。这并不是在指责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公正地讲，在以往的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是很可观的。然而，如此巨大的投入为什么没有产生出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环境收益？
首先，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指责与抱怨是有道理的，即尽管国际社会做了努力，相对于环境恶化的程度，存在着资源投入规模仍显不足的问题。但是，一个似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近20多年来的环保努力措施的开发与搜寻，可以说，其主导方向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很少真正有意识、自觉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和现实问题。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一）20多年来，所有环保措施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以巨大的资金投入能力为后盾，就是说，环保技术具有明显的资金依赖的特征，如对被污染河流的整治和环境净化工程等。（二）20多年来提供的环保措施多是以大工业为对象的，而对造成土地过度开发和森林植被严重破坏的农业问题却很少有所作为，人们担心和指责非洲国家毁林开荒，但却不提供森林被保护的这些国家的吃饭问题。即使就工业而言，增加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无疑是增加了工业品生产的成本。比如废水、废气、工业垃圾的净化、回收再利用措施等。当然，在大规模生产水平的前提下，环境保护成本有可能得到经济回报，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水平却很难达到这种规模经济的水平，就是说，它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也许会有社会效益，但对一个企业来讲，却很难在短期内获得经济效益。很显然，目前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实际上解决的是那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当中所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启动或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更不客气地说，解决的是有钱人的、富裕国家的环境问题，而不是穷人、贫穷国家在致富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那么，穷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言，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资金。当经济落后使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常常被任意伤害时，当他们开始迈向工业化的道路时，有限的资金就只能是优先地用于经济发展，资金的制约使他们只能作出以尽量低的经济增长成本发展经济的无奈选择。[5]在将资金完全投入经济发展却仍嫌不足的情况下，高成本的环保技术与措施是他们根本无力问津的“奢侈品”。这是20多年的环保努力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受益，而与发展中国家无缘的根本原因；也是2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环保问题焦点集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更是当发达国家试图用现在的环保措施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时，发展中国家把它当作一种歧视性政策而奋起进行强有力抵制和抗争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并不希望以环境为代价，更不希望以全球环境恶化为代价发展经济。然而，当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致力于环保事业时，由于历史的积淀和现实发展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这种敌意和抵制是不难理解的。不管发达国家的初衷和动机究竟是什么，事实是，当人们无力提供能够同时满足其发展目标和环保目标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无疑造成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的剥夺。
三、资源节约型发展战略的现实基础或前提
严格地讲，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独特问题并没有完全被忽略。20多年来，特别是近些年，对这种问题的讨论成果、或者理论取向，归结起来，就是抛弃“西方中心论”。人们愈来愈重视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时以资源和环境消耗为沉重代价的覆辙。不久前，中国的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提出了“资源节约型发展战略”，[6]它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思路。
原则上讲，这一思路本身是无可挑剔的。从中国的现实基础出发，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人均资源有限、生态环境恶劣，这使得它根本支付不起那种由高资源消耗而派生的高环境破坏代价。由此引出的问题难点在于，一方面，中国的资源与环境状况，决定了它根本无力承受这种高资源消耗战略的压力，而另一方面，离开了这些被称之为高资源消耗的产业，中国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条现实的增长出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产业对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带动作用是不相同的；并且，它们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带头作用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出现的。它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增长的机会。由此，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要它准备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就绝对不会放弃发展任何一个能够带来这种机会的产业。更应当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品营利的可能性，决定性地取决于它的消费规模。因此，只要一种消费品出现，它的生产者只能不遗余力地使之成为一种社会的消费行为，说服社会更多的人投入对它的消费。生产者正是在这一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行为中获得经济回报。这一过程决定了，对于一种产业，无论从主观上如何希望它的发展受到节制，然而利润的诱惑总会使它冲破任何阻碍去追求赢得规模消费的目标。传统社会中的那种以追求少数人消费特权的社会行为，虽然不带来现代社会这种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后果，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田园诗般的理想却是无法借用的（这正是市场经济所客观具有的社会和政治进步意义）。
由此可见，由于增长机会的稀缺，并且在特定阶段中出现的某种具有整体带动功能的产业不是可以任意替代的，所以，笼统地主张采用资源节约型发展战略虽然初衷可嘉，但却不切实际。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因为某种产业具有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后果而拒绝发展。如果我们抱着这种期望去面对现实的发展与环境问题，那么，这种对国情的脱离程度并不亚于那种要中国走西方高消费发展道路的主张。70年代末，面对瞬息变化、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国同样强烈地感受到迅速发展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中国抛弃种种不适宜的意识形态而不遗余力地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尽管早在80年代初，那种兼顾生态与社会发展的新发展观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同，但它并没有改变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构架。早在家用电器刚刚进入中国家庭，家电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就有人尖锐地警告说，这种消费模式在中国难以适应，它将加剧中国的能源和环境压力。但是，这场争论还末结束，家用电器就已经成为中国普通家庭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家电工业亦成为中国工业重要的支柱产业。另一个同样的例子是私人轿车问题。虽然发展私人轿车的主张刚一提出便遭到来自生态保护、能源、交通、城建等各方面的指责，但是，仍然无法阻挡已经被环境污染、能源紧缺、交通拥挤、城建落后等搞得焦头烂额、举足无措的政府把发展私人轿车确定为当下的支柱产业。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还是节约资源，都不是仅靠这一主张的道义优越性和人们的善良愿望就能实现的。实际上，在不提供任何技术性，也即可操作措施的情况下，便把解决发展与环境两难困境的希望寄托于资源节约，可能与人们对禁欲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信念有关。这里，姑且不论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几乎每一次进步都与突破禁欲主义的桎梏有关，问题在于，资源的有限性，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起就发现了的困境，它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宗教道德戒律中无一例外地渗透着禁欲主义。人类早年这种禁欲主义社会宗教思潮即这一境遇的写照。然而，禁欲主义虽然曾在数千年中被人类当作摆脱这一困境的法宝，但是，各种道德、宗教、政治、社会的努力却从来没有让人们实际地接受过这一主张。历史如此，现实也如此，都没有为推行禁欲主义道德提供更多的条件。由此可见，与前一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环境保护的问题一样，只要人们不能提供同时满足发展与环保的技术手段，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下，不利的处境与世界位置只能逼迫人们把更多的努力用于经济。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甚至无暇顾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或者说，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不是说发生的一切是正当的，而是说，离开了实际出路的提供，绿色运动只能是一种悲天悯人、与宗教无异的说教。
以上讨论的目的并不是主张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等这样一些目标应当无条件地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此，我们想要指出的是，总结以往环保努力成效甚微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意识到，社会问题不是仅靠主观愿望即可解决的。在世界经济秩序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发展无疑是硬道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由此出发，要想把资源节约型发展战略从一种思路变成为可以操作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就应当为自己寻找它的现实基础。为此，我们应当积极寻找一种不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并且不以压抑人们的消费欲望为代价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资源节约出路。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无所作为，那么，所有的环保努力即使不是完全徒劳的，也只能是事倍功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科学家的义务或作为，应当与一般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就是说，他能做的或应当做的，不是仅仅与一般知识分子一样地去代表人类理智和社会良心去呼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而是更进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去开发能够满足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两方面都切实可行的技术。这就是当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之一）。这就是只有科学家才能承担的特殊角色。
四、以新的技术哲学眼光重新开创发展途径
70年代，舒马赫出版了他的著作——《小的总是美好的》，[7]这部著作的影响并不亚于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绿色运动的经典作品。有幸的是，80年代初，正当中国经济建设高潮波澜初起之时，它被介绍到了中国，一时间，“适用技术”的概念几乎成了谈论中国发展战略时言必述及的最时髦的术语。
舒马赫在他的这部著作中，阐述了他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并抒发了他对小国寡民、田园牧歌生活的憧憬的情感。这一色调甚至远远超过了当时绿色先驱们的喧染。然而，在这些绿色呐喊之后，舒马赫的著作仍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其原因并不在于他那萦魂悠远的思古幽情，而在于他超越了理想主义的道德呐喊，在于用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智，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技术哲学革命！
与绿色运动的先驱一样，舒马赫认为，无论生态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是由人类工业文明的消费偏好、物质主义和与之相伴随的规模经济逻辑引起的必然后果。此外，他同样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奢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无法满足的。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除了人类在文化、价值上的迷失之外，技术哲学的僵化和单一化是一个更为现实和直接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便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情景：本来仅适应于工业经济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的技术发展逻辑，变成了世界唯一的技术发展逻辑；实验室这样的技术产生方式变成了唯一的技术产生方式。由此，人类在跨入工业文明前几千年的漫长历史生涯中所形成的各种技术追求方向和评价逻辑、多种技术文明方式与技术孕育途径便被无情地扼杀了。它造成了技术哲学上或技术文化上的一种工业文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了世界生机勃勃的多元化技术追求变成单一化追求。其后果就是，本来只是一种技术哲学的弊端却变成了全人类必须吞食的苦果。因为任何还不具备这种技术存在前提的民族都要为这种技术的获得本身支付巨大的代价。正是在这种前提下，舒马赫对民间的、民族的、地区性的、产生于所有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存样式中的技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从而提出了“适用技术”这一全新的技术哲学。这使得他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否定与批判具有了可供实践或操作的现实基础。
舒马赫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与启示是广泛而深刻的，至少有两点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有直接的意义：（一）正如前面指出的，环境与发展对于人类的追求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进而拿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去引导人们摆脱困境，而不是精心于构造环境主义乌托邦。（二）我们必须从单一的技术模式，单一的技术评价标准，单一的技术发明方式和单一的技术孕育途径的旧技术哲学中解放出来，在更宽阔的视野和资源基础上去寻找能够满足新发展观需求的技术路径。在此应当指出的是，使我们真正脚踏实地进行这种工作的一个前提，就是放弃那种以抑制发展、禁欲主义为前提的简单化的、哗众取宠的和不负责任的环保哲学，而用实实在在的技术贡献去支持人们走出环保与发展的困境，去实现自己日益提高的生活目标。
这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而是被有识之士正在付诸实践的社会行动，并且，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开始有其成效。在能源方面，人们愈来愈关注发展有成效的工业节能技术，并且已经和正在获得成功及其经济价值；除此之外，在充分发掘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大量的地域化的自然能源利用技术。在农业方面，大量生物技术的引入，创造了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绿色食品的前景。在医药卫生方面，传统医药学的发掘，使得医疗事业大大地改变了主要依靠化学工业的格局。这些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收到了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功效。我们对舒马赫那过偏激的“适用技术”的主张的确有着相当大的保留，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被人们长时期无视的领域，在这领域里扎扎实实地工作，对上述目标的实现无疑是有价值的。
总之，对当今人类的生存来说，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同等紧迫和重要的。特别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巨大发展压力的情况下，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的代价，是在冒毁灭地球、毁灭人类之风险；但试图以牺牲发展来满足环境追求的主张，亦不仅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环境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用有效的技术开发，而不是用口号去降低发展的环境代价。这里既包括在现有的发展方向上用新的科学成果开发新的技术，也包括对传统技术进行收集、整理、改造。只有这样，所有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善良愿望才能具有实践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有关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得到贾新民先生的指教，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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