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变革、就业市场变化与毕业生就业概率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毕业生就业论文,概率论文,化与论文,就业市场论文,培养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8.5；671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3)10-0057-07
一、研究的问题
高职教育从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后得以迅速发展，到2003年，其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均已稳居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1]，成为我国减轻高等教育大众化压力的重要渠道。相应地，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一直成为政府、社会和学校关注的重点。在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初期，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较低[2]，高职教育模式备受诟病，被认为是本科教育的“压缩式饼干”或仅仅是中职教育的扩大版，是导致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的主要原因[3]。2006年，国家启动高职示范校建设项目，对高职教育培养模式进行重大改革，强调高职教育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以工学结合、校企结合方式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4]
具体而言，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变革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调整专业设置，以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变化为依据设置专业；其次，改变教师队伍建设方向，大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要求教师了解、熟悉并经常联系企业，甚至定期下企业锻炼，通过考取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方式获得相关的行业技能；第三，改革课程和课程体系，大力推行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将岗位工作要求的知识与技能提炼后纳入课堂讲授，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部分或全部地融合进课程，教学活动的安排根据实习需要进行灵活调整；第四，改变教学方式，抛弃“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推行“教学做一体化”、“理实相结合”的讲授方式，加大对教学过程中耗材的保障；第五，重视校内实训设施建设，在校内建立各专业的实训场地，引入先进的实训设备，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机会；第六，加强校企合作，邀请企业人员参与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和课程讲授等，企业为高职生提供顶岗实习机会，并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指导。[5]这些变革显示高职教育已经和正在改变以往压缩式本科或简单的中职扩大版的形象。但我国高职院校的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其培养模式的改革在示范校、骨干校和普通校之间存在着差异。更重要的是，2006年前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工减少，“用工荒”出现[6]，许多工厂、企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需求大增，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变革究竟对解决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有待检验。
以往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文献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文献是研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高职院校毕业生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群体被涉及，相关研究广泛地考察了学校类型、专业类型、学历层次、学校的就业指导和信息提供，考察了家庭的经济背景，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网络，还考察了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排名、英语水平证书、辅修专业、获奖情况、党员、干部身份、求职努力等因素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7]这类研究的缺陷在于没有注意到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与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不同，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就业市场对毕业生能力的要求不同，如在校的学业成绩、党员和干部身份可能对本科就业市场和高职就业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这类研究往往也没有注意到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不仅仅是层次不同，还有教育类型的差异，忽视了院校培养过程的变化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实际上，无论是政府或是院校，近些年都把提升教育质量作为努力方向，希望通过提升质量促进毕业生的就业。另一部分文献是专门讨论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这类文献数量庞大，作者主要是高职院校的实践者，相关研究多局限在一般性的评论和建议，有关论断往往缺乏数据支撑；少量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也多局限在本专业、本院系或本校，且多为描述性数据统计，缺乏对变量关系进行深入和严格的检验。在这类文献中，用计量模型开展的研究极少。即便在为数很少的探讨变量间关系的定量化实证研究中，也很少能够看到使用嵌套数据探讨影响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求职因素。这种现象即便是在前一类的文献中也存在。事实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概率既受个人影响，也受个人所在院系的影响，还会受到院系所在的院校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嵌套数据，采用线性层级模型，尝试从学校、院系及学生三个层面考察高职教育培养模式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教育过程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二、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12年开展的“全国高职院校教育与毕业生就业调查”。样本学校的选择不但考虑到高职院校的层次，还注意到高职院校所在地区的分布。本研究最终的样本学校为10所，其中5所为国家高职示范院校，其余5所包括3所高职骨干院校和2所普通高职院校。东部高职院校为4所，中部为4所，西部为2所。调查根据每所抽样高职院校的办学规模按比例发放150-400份问卷，其中每个专业的毕业生发放50份左右的问卷，每个专业的教师发放5-10份问卷。最终回收的有效学生问卷为2188份，有效教师问卷为210份。
通过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统计可知，在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家庭背景方面，有17.7%的高职院校毕业生高考前居住地为地市级及以上城市，有77.4%的高职院校毕业生高考前居住地为县城、乡镇及农村，其中居住地在农村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比例占48.5%，接近一半；在这些高职院校毕业生中，非独生子女占75.3%。从高职院校毕业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情况看，父亲受教育年限平均为8.9年，接近完成我国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年限，即相当于初中毕业生水平；母亲受教育年限平均为7.4年，即相当于初二上学期水平；从父母职业看，有46.4%的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父亲职业为农民，母亲职业为农民的比例为51.2%；高职院校毕业生家庭年收入平均为19413元，即在2万元以下。从以上多个维度的指标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处在整个社会的较低位置。
本次调查中，高职院校毕业生离校前的就业落实率为84.1%。从就业部门看，在民营类企业就业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占62%，自谋职业类占11%，进入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占13%，进入国企的为14%，前两项合计占73%;从就业岗位看，有25%的高职院校毕业生为一线操作工人，在基层技术或管理岗位工作的有47%，在中层技术或管理岗位工作的有13%，在其他岗位工作的有16%，前两项合计为72%;从就业地看，在直辖市或省会大城市就业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有23%，66%的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地为地县市，在乡镇就业的占11%，后两项合计占77%；从薪酬看，高职院校毕业生期望的月薪为2326元，可接受的最低月薪为1764元，工作确定者的实际月薪为1857元。这些指标非常清晰地刻画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情况。应该说，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整体上呈现出低端和大众型的特点。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毕业生的就业概率，其影响因素从学校层面、院系层面和个体层面进行考察。
(1)学校层面特征包括是否为国家高职示范院校、学校开展培养模式改革的年数以及是否是东部院校，共计3个变量。
(2)院系层面的变量包括是否是理工类院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双师型”教师的占比、教师采用“教学做合一”教学方式的比例；其他变量包括教师对企业的了解和联系程度、课程设置与工作岗位的针对性、教师对校内实习和实训硬件的评价、教师对校企合作质量的评价等由因子分析方法获得。教师对企业的了解和联系所包括的题目包括教师在相关行业企业中的社会关系(如同学、朋友或亲戚等熟人)的强弱、教师与相关行业企业的联系紧密程度、教师对企业的岗位操作过程和相关技能的熟悉程度，最终因子可解释60.5%的方差。课程设置的针对性由教师所在专业的专业课教学与学生的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结合度、教师的课程计划因工学结合或学生到企业实习的需要而改变的频度来构建，因子可解释51.9%的方差。教师对校内实习实训硬件的评价由教师所在专业的硬件设施的充足程度、教师所在专业的硬件设施与行业或企业中的相关设施相比的先进程度、教师所在专业校内实训的硬件条件、教师所在专业学生的校内实训机会的充足程度、教师专业课授课中耗材支出经费的充足程度构成，因子可解释69.2%的方差。教师对校企合作质量的评价指标由教师所在专业校企结合的紧密程度、教师所在专业在校企合作中主导权大小、教师所在专业校企结合的稳定性、企业对与学校开展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构成，因子可以解释67.3%的方差。加上学生对院系就业指导水平的评价，院系层面的变量共计9个。
(3)个体层面影响毕业生就业概率的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受教育经历四个方面。个体人口学特征的变量是性别；家庭背景的变量包括生源地(省会或直辖市、地县级市和包含乡镇在内的农村地区，其中省会直辖市、地县级市生源地作为虚拟变量)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层次以及家庭收入计算所得，是一个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复合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包括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是党员、是否考取过职业证书及其就业能力。本研究中的就业能力包括基本素质、工作相关知识和技能、人际交往与自我营销能力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分别由一系列问题组成，从而形成包括17个问题的就业能力量表；量表采用里克特五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学生选择的分数越高，表明其认为自己该方面的能力越强。就业能力变量由因素分析法得来，是一个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复合变量。受教育经历方面的变量包括所学专业是否是学校重点建设专业、顶岗实习与专业联系是否紧密、学校或企业对顶岗实习有无指导以及后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个体层面检验的变量共计14个。
三、模型与结果
在本研究中，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概率既受所在院系的教学和实训等活动的影响，也受所在院校的办学目标和组织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个体嵌套于所在院系，院系又嵌套于所在高校的情形，因此，本文采用三层线性模型来处理相关数据：高校毕业生为第一层次、院系为第二层次，学校为第三层次。具体模型为：
1.学校与院系层面的影响
(1)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指标不显著。
2006年以来，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对培养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试图使高职院校真正地成为培养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职业院校。通常，人们会认为在学校层面上高职示范学校因办学实力强、声誉高，其毕业生会得到企业的青睐，与非示范高职院校毕业生相比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培养模式改革越早，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的素质与能力可能越接近于企业或招聘机构的人才需求，因此培养模式改革越早的高职院校的毕业生的竞争力越强，就业概率会越大。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是否为高职示范学校、培养模式改革的早晚这些因素对提升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在院系层面，高职院校教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教师对企业的了解和联系企业的情况、教学方式改革、课程设置的针对性以及校内实训条件的改善与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概率的关系并不显著，而这些因素恰恰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质量提升的主要方面。
(2)一些与就业市场相关的培养模式指标影响显著。
实证结果还表明，着眼于校外合作和培养高职生与企业打交道能力的改革措施对提升毕业生就业率的效果是显著的。院系层面上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概率起到明显作用的因素是毕业生所在院系的类别，即是否是理工类院系以及院系的校企合作水平和就业指导水平，这三个因素都与就业市场有直接关系。理工院系开设的“硬技术”专业相对于文科或社科类专业，容易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高职院校毕业生面对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业企业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些企业对这些专业的毕业生需求很大，这类院系毕业生的就业概率相对于文科或社科类院系自然较高；校企合作水平反映了作为人才供给方的院系与作为人才需求方的企业之间联系的多少、关系密切的程度。在我国，因为校企合作的法规、体制与机制不健全，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缺乏动力。许多企业维持与高职院校表面的、有限的合作主要是看重高职院校的相关专业能够为其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而高职院校追求与更多的企业合作在现阶段也主要是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实习与就业的机会(本次调研中，84.6%的教师认为校企合作主要是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76.3%的教师认为校企合作主要是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教师们对这两个选项的选择远远高于其他选项)。院系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的就业指导主要在于影响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观念、传授毕业生所需的面试技能，以便更好地符合企业等需求方的要求，因此，就业指导水平高的高职院系的毕业生在就业上是有利的。从院系层面三个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概率有着显著影响的因素看，企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选择目前主要取决于双方认识的机会和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认为东部地区高职院校因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区域企业用工量大，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比中西部地区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多，但在本研究中，东部地区高职院校毕业生同中西部地区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就业优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不同地区间就业机会以及工资收入的差异刺激高职院校毕业生跨省流动，更有可能是中西部的发展为高职院校毕业生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3)高职院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
高职院校培养模式变革的核心内容对于毕业生就业没有显著影响，透过这种尴尬局面可以推知，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劳动力市场逐渐呈现为卖方市场，高职院校毕业生供不应求。相关资料表明，在高职教育扩招初期，尤其在2006年之前，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非常突出。从2004-2006年，虽然高职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处于上升趋势(相应年度数据分别为69.0%，62.1%，74.3%)，但均显著低于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相应年度数据分别为84.1%，81.7%，82.6%)。[8]2006年，教育部提出“毕业生就业难在高职，重点也是在高职”，将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列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发生变革的同时，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在2006年前后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随着“用工荒”的蔓延和我国劳动力成本价格的上升，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大量招收高职院校毕业生，而不是对个体素质和工作能力进行严格筛选。在这种背景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不断逼近甚至超过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2007年高职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80.3%[9]，全国有10个省份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超过了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10]；2008年高职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比2007年增长了近5个百分点，与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差距缩小至2个百分点；而2009年和2010年，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高于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11]；2012年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仅次于“985”高校，高于其他所有高校[12]。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高职院校是位于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无论办学质量高低，对毕业生能否就业的影响已不明显。
2.个体层面的影响
(1)影响不显著的因素。
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高低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没有显著影响，换言之，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求职概率上并无劣势，这是因为高职院校毕业生市场具有低端和大众型的特点，筛选性低，那些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所具有的优势在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上不能显现，甚至略呈劣势(尽管不是很显著)。与此相一致的是，来自省会或直辖市生源地的高职院校毕业生与农村生源的高职院校毕业生相比在就业概率上的优势也不明显，甚至略呈劣势(尽管并不显著)。
另外，传统上认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显著的个人层面因素，如党员、学生干部、重点专业、基本素质、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职业证书、顶岗中专业对口且有指导等人力资本指标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劳动力市场一般由用人单位主导设定招聘条件，用人单位在筛选过程中，除关注学校声誉、学历层次、专业类别这些基本要素外，还会更倾向于挑选综合素质强的学生，于是成绩好、获奖学金、党员、有兼职经历的大学毕业生明显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而高职院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相对次要的、筛选程度很低的开放性市场，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很难在其中体现出来，一些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个体也可以顺利就业(在本次调研中，已落实就业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有25%的岗位是一线操作工)。
(2)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本研究发现，个人层面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概率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性别、地县市生源地、人际交往及自我推销能力、专业对口的顶岗、顶岗实习有指导五个变量。男性毕业生的就业概率比女性毕业生高，究其原因，一部分由高职就业市场需求方的偏好所致，另一部分也可能与男女性别对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的要求有关，如女生对工作的稳定性更有偏好，对条件相对艰苦的工作容忍度较低，而高职院校毕业生面对的劳动力市场多属地县中小城市的民营企业(落实工作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地县市就业的占66%，在民营企业就业的占62%)，工作环境可能要差些，劳动强度可能会比较高。地县市中小城市生源地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农村生源地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反而拥有更高的就业概率，这可能与弱势家庭的毕业生面临着回收高等教育成本的经济压力，对就业等待期的容忍度较低有关，更有可能是由于农村生源挑拣工作的程度低，低端的就业市场可供其选择的就业岗位相对充足。
相比而言，性别与生源地对个体而言具有先赋性，非靠个人后天努力所能改变，但良好的人际交往及自我推销能力、顶岗实习专业对口、顶岗实习指导三个因素却能够在个体层面或院系层面做到。人际交往及自我推销能力反映的是个体在工作中的交往能力，顶岗实习专业对口和顶岗实习有指导能使个体对就业岗位和工作环境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能够使用人单位更容易认知毕业生的能力。
综合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无论是学校层面、院系层面还是个体层面，能够有效提升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概率的是那些能够很好地迎合企业需要或偏好的因素，如理工类院系、男性等，或使企业能在较短时间内从表面了解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某些联系渠道与环节。因此，那些与企业等用人单位有着更多联系、有更高就业指导水平的院系的高职毕业生，那些善于与用人单位沟通、有对口顶岗实习经验、顶岗中接受过指导的高职院校毕业生，与企业接触与成功交流的可能性就大，其就业概率相应就会更高；而相对来讲，高职教育培养模式改革中那些重在内涵建设与质量提升的环节对毕业生就业的效果则难以显现。换言之，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缓解主要依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实现，培养模式变革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是主要的。
随着我国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市场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需求还会增大，可以说“就业难”问题的解决并不需要专门通过改革高职教育培养模式来实现，但这并非不需要改革培养模式。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焦点由“就业难”转向了就业质量。有许多报道和研究指出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堪忧：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工作技术含量低，甚至在同农民工抢饭碗，工作流动性大，频繁转换工作但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13]影响起薪和就业的因素可能并不一致[14]，但研究发现，尽管高职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方面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概率所起的作用不显著，但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起薪有着显著影响。因此，高职教育仍应坚持培养模式改革，通过提升教育质量来不断提高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