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期是中国正式朝代建立前之代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称论文,朝代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正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161-03
关于中国的上古史，在正式朝代建立以前，通俗的说法是“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开天地”之说是东汉以后才出现的，其非史实早已不成问题。“三皇”之说，经疑古派史学家论证后，知道是战国时诸子托古改制的产物，在古代史上是不存在的。“五帝”之说，在疑古史学家的评议中，也趋向于托古改制的产物，然笔者经仔细分析考虑，则觉五帝不能与三皇相提并论。因为在正式朝代建立以前，必然有着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方面保持了一定的历史形态，一方面为正式朝代的建立开通了道路。这一历史时期，战国时人首先使用了“五帝”一词。如云：“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1]（《大略》）五伯是指春秋时期，三王是指正式朝代成立后的夏、商、周，五帝列在其前，正是朝代建立以前的时期。《荀子·非相》中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很显然，自“有传人”的时候起，到正式朝代建立之前的很长时期，都是五帝时期。同书又说：“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可见，所谓“无传政”者，绝非无形迹，只是不能委曲详尽；因既有传人，必与某项重大事件有关，惟不能详知而已。
笔者在《五帝释义》一文中已经说明，“五帝”非以五位帝王为限，更非限于一族之内，所以不能称为朝代。称帝号者为万邦林立中一个实力较强大的部族首长，他的统治力量仅限于本部族或本国之内，在受到各部族或国家的拥戴而为一方之长时称为伯，得到众邦共同拥护而成为万邦的共主方可称为帝[2]。“帝”本来是对天神的尊称，他们自称为天帝之子，所以也称天子，或直称为帝。正式朝代建立后，夏、商的国君都有帝号，于是帝号成为了天子所专用。周是夏朝以后兴起的，所以只能称“王”，建立周朝后因循不改。到战国时，还是以“王”为最高的称号。直到秦始皇，由于三皇五帝说的盛行，才由他确定了“皇帝”一词为最高的尊称。
关于五帝以前的上古史，另有一套传说，最早的是有巢氏，其次为燧人氏，又其次为伏羲氏，又其次为神农氏。这些名号，实际上代表了几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传说中则视为几个朝代，并作为几个古帝王的名号。在这几个阶段中，都没有“传人”留于后世，所以要列在五帝时期之前。从神农氏的名号可知，当时已入于农业社会历史阶段。农业社会须要定居生活，并须加强本部族内部的团结，部族的形式逐渐固定，而以部族为主体的国家同时也强盛起来。在各国互相接触时，其强大者可以称伯称帝，为历史上出现“传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神农氏既为进入农业社会的时代之称，也为某些精于农耕的部族国家或个人之称，实际上是一个通名，在某些方面则近于专名化了。春秋时晋国的史官蔡墨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3]（昭公二十九年）社是土地神，稷就是农神了。鲁国的展禽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故祀以为稷。”[4]（《鲁语》上）因此，烈山氏也有神农氏之称。这说明，“神农氏”一词不是某部族的专称，凡是符合一定条件的部族或个人都可适用。但在后世的传说中，所有“神农氏”之称的都视为一个人了，这是应当加以辨明的。
我国古代的部族，同种族者其居处亦相近。在黄河流域广大的中游地区，偏于西部者为戎狄，偏于东部者为夷人。原以游牧和渔猎生活为主，其中一部分因所居地方的自然条件较好，文化提高较快，首先进入农业社会生活，和保持原来生活方式的部族有了明显的差别。他们以定居为主，为了加强保卫，在居处地方加筑围墙，墙内之地称为国，墙内之人便称为“中国人”或“国人”，这是“中国”一名的由来。《尚书·梓材》篇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这个观念一直保持到周朝。最早的“传人”便出于国中的杰出人物。由于杰出人物的影响较大，历史发展出现了新的场面，作为一个时代来说，神农氏便画上了句号。而神农氏的名号，作为精于农业者的通名，依然使用不绝，烈山氏之子就是一个明例。在古代西方和东方两个文化系统中，西方系统的发展更早更快一些，在决定共主的地位时，发生了内部冲突，一个为黄帝，一个为炎帝，在阪泉地方打了一仗，站在黄帝方面的部族较多，于是，黄帝得胜，成为西方区域的共主。东方文化系统发展的结果，出来一位领导人物，称为蚩尤，炎帝被他打败，求救于黄帝，才把蚩尤打败。于是，黄帝成为农业地区众邦的共主，也成为五帝时期最早的一位“传人”。黄帝卒后，炎帝也成了众邦的共主。后世传说称黄帝和炎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又说“二帝用师，以相济也”[4]（《晋语》四）。其中反映着相互之间的某些关系，而非实际情况。又，炎帝与神农氏本无直接关系，司马迁时还知道将炎帝与神农氏分别叙述，到了西汉后期，竟以炎帝和神农氏结合成一人，称为炎帝神农氏，排在黄帝之前，这就更远离实际情况了。
《五帝德》一文所列举的“传人”有六个，始于黄帝，终于夏禹，中间为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从其他方面搜集起来，还有炎帝，烈山，共工，太皞，少皞，金天，虞幕，祝融，梼杌等，大致早期的多出于西方文化系统，中期以后则多出于东方文化系统，尤以颛顼为重要，天子的地位威势由此得以提高。到舜、禹时，因治水成功，压服了叛乱的苗民的事绩，天子的地位更为提高，为一族一姓长期为共主开辟了道路。从帝杼以后，夏朝便正式建立了。其前的有虞氏，因帝舜已有良好的治绩流传下来，其祖先虞幕也有很高的地位，故或以之当一朝代，或列为五帝时期的末期，具有过渡时期的性质。《五帝德》列举五帝名号，皆出于黄帝一族一系，而以禹为最后一位，既表示“五帝”之本义并非限于五位帝王，同时也反映着“五帝”一词的含义已有变化。
总结古代历史，不能用后世的观念说明之。一族一姓的大一统思想，在战国时是普遍存在的；五德相胜或相生的思想，在西汉时更为流行。经他们传述的古代史，便有了显著的大一统和五行色彩。到了近代，关于尧舜禅让的说法不下十几种，都是用后世的理论套上去，如隔靴搔痒，无助于了解真相[5]；至于五帝时期，因为缺乏可用的理论，干脆就放置不讲，视如一片空白，这是极大的损失。我们向来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而自豪，如果把正式朝代建立以前的历史弃置不顾，至少要缩短两千年。这样一来，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声誉也就无法保持了。现在上古史家所注重者，为以考古发掘的成就代替旧传的文字记载。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自然可以说明古代文化发展的形迹，但其局限性很大，首先当时的名称即无法了解，只有以现代名称称之，如元谋人、北京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所以，文字记载终不可忽视。既要破除旧有说法之误，更要认真研究故有资料中的真实部分，以恢复古代历史的真相。这是目前史学工作中一项比较费力而又十分必要的工作。约略的勾画出五帝时期的轮廓，是可以初步做到的。笔者2003年所写的一篇《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6]小文，即有抛砖引玉之意，使我国古代史的重要阶段不致成为空白，也有利于考古发掘者补救其局限性的弱点。谨此略申其意，幸得高明见教为感！
［收稿日期］2003-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