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人论文,办事处论文,时期论文,意义论文,委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汉人主要为中央政府官员、军队、商人、手艺人、园丁和汉僧，他们曾经受到西藏亲英势力的欺压，合法利益得不到维护。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后，积极争取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其第一任处长孔庆宗在任时期(1940年4月-1944年7月)，处于抗战最为艰苦、西藏地方政府内部权力更替之际，孔庆宗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从政治、教育、经济和思想几个方面着手，争取和巩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权，并力图消除汉藏人民之间的隔阂，维护在藏汉人的利益，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进而改善汉藏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威信。本文拟在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①根据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重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结合西藏自治区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等史料，对孔庆宗在任时期在藏汉人管辖问题，略作论述。
一、近代以来西藏汉人的一般情况
自古以来，藏族移住内地以及汉族入居西藏，藏汉民族人员往来，兄弟情意，绵长不断，史不绝书。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等世居民族外，历史上西藏还有其他民族移居。20世纪上半叶数次进入西藏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查尔斯·贝尔(C.Bell)承认，拉萨“不纯粹是一个西藏人的城市。这里有从西伯利亚边境和西伯利亚本土来的蒙古人，从中国很多省份来的中国人，来自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人，来自中国土尔其斯坦(指新疆——引者)的人以及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西藏人。这种情况，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1]“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藏、汉、回等多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情况，在古代以来西藏各地社会发展史上却较为常见。在西藏历史上，回、汉、纳西等民族的人先后迁居于此。
汉人何时进入西藏地区，难于精确考证。但汉藏间的民族往来，自古以来就没中断过。暂且不用考证西藏各地广泛流传的文成公主入藏的多种传说，以清代为例，汉族较早进入西藏地区，较大规模的汉人入藏则在清代中期。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川总督岳钟琪率部西征进藏时，就有部分陕西、四川的商贾随军来西藏东部的昌都经商，“从此有了立户的汉族”。[2]到今天为止，已有近300年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驻藏大臣联豫上书光绪帝，报告“察木多、拉里、前后藏等处汉民日渐加增”，[3]也就是说，西藏各地尤其是交通便利地带的昌都、拉里等地“汉民日渐加增”。从内地陆续来到西藏的汉商，时间一久，就在当地定居下来，这些人逐渐成为了当地居民。可见，汉人定居西藏，已有很长的历史。
此后，随着清朝多次用兵西藏及在交通线设置粮台和驿站，以及粮务、游击、千总、把总等职官的设立，大量满、汉、蒙、回等民族军队的派驻，中央政府所任命文武官员的入驻，昌都地区多个城镇逐渐建立了台站、县衙、哨所等，来到昌都的汉人逐渐增多。汉族聚居西藏，究其来源，就是到昌都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商人，此外，还有“从内地招来垦夫、工匠”。宣统元年(1909)，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奏折中指出：“边务应行举办者，如兴学、练兵、开垦、招商诸务，事虽关外之事，人多内地之人”；在宣统二年(1910)，西藏昌都粮员刘廷灏所上报的公文中，反复指出，驻藏官员对于当地民众的“汉人”、“蛮民”(藏族人民)，应一体对待，“所有民间词讼应由汉官判断。汉人不准投蛮官管理”，“凡有荒地，不论汉蛮人等均准开垦耕种”，又特别指出，在昌都的汉人，不准投靠当地的宗教势力，“察台汉人娶蛮妻及生子女，其妻女”也不应该由当地宗教势力管辖。[4]可见，清末，昌都汉族人中，藏汉通婚者多，“从内地招来垦夫、工匠”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士兵、商人为最主要的来源。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藏的沙俄布里雅特蒙古人崔比科夫，在朝圣拉萨时，看到当时拉萨汉、回民的情况是：“拉萨共有将近一万常住居民，他们中大多数当然是藏族……汉人在数量上居第二位，大部份来自四川省。回民骚乱时跑到西藏去的中国穆斯林，也被列入了汉人之中。来到拉萨后，这些穆斯林在宗教上加入了克什米尔人的团体，而在行政方面则加入了汉人团体。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汉族人，与由藏族母亲生下的汉人后裔相比较，要少得多。”[5]
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汉人主要为中央政府官员、军队、商人、手艺人、园丁和汉僧，其中商人居多，一般居住在城镇，尤其是拉萨，日喀则和昌都等西藏的几个大城市，但总人数并不多，多则几千，少则数十。1947年出版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说“西藏境内，有汉人约近千户，内奉回教者约为三百八十余户，多居都市，系满清时代之官吏兵商流落于其地者，以云南青海人较多”；另一个调查报告书则估计，“寄居之汉人，在拉萨者，仅有三四百户，不足两千人，其他各地甚少”，[6]88认为当时全西藏汉族人为600多户。1949年8月离藏的驻藏办事处职员李有义，在一年后出版了《今日的西藏》，以自己在西藏数年的经历，推测：“在西藏境内特别是都市里，还有相当数目的汉人，总数大约在五千人以上，实际数目可能更多”。[7]
所以，西藏多个地方在近代时期主要居民为世居的藏族之外，还有少量的汉、回、纳西族，而且当地汉人与当地藏族等其他兄弟民族通婚。[8]
1912年“壬子事变”后，在藏汉人不再由清朝时的驻藏大臣管辖，改由西藏地方政府“农务局”(藏语称“索朗列空”)统一管辖。由于西藏亲英势力经常借口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分歧和隔阂，而进行的欺压，在藏汉人的合法利益往往得不到维护，成为压迫和剥削的对象。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五世热振活佛土丹绛白益西丹巴坚赞(1912-1947)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热振主持西藏政务期间，他邀请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1940年赴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同意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允许九世班禅灵榇返回扎什伦布寺等举措，可以说是“在改善汉藏民族关系方面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敬的事情”，这使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趋于改善，处于“民国以来中央与西藏最称融洽，若干重大悬案得以解决”的最好时期，[9]在这一背景下，孔庆宗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第一任处长，虽然面临着一定的历史机遇，但也面临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与困难。
二、孔庆宗任内对在藏汉人的管辖
孔庆宗，字廷素，四川长寿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6年任中国驻比利时副领事，同时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四川大学。30年代中期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1940年3月25日，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拉萨任命孔庆宗为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4月1日驻藏办事处在拉萨正式成立。1943年10月18日，蒙藏委员会允准孔庆宗因病请求辞职，决定由沈宗濂接任。1944年8月6日，沈宗濂一行抵达拉萨。这之前，由孔庆宗仍代行处长之职。
孔庆宗就任后，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希望加强对在藏汉人的保护，强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兹据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结合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选辑》等史料，分政治、教育、经济和思想几个方面略作分析。
(一)政治
1.坚持“汉民由汉宫管辖的原则”
“壬子事变”后近三十年时间，由于清朝覆亡，驻藏大臣撤销，在藏汉人均由西藏“农务局”管辖，驻藏办事处要实现对在藏汉人的管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管辖权问题。为了争取对汉人的管辖权，孔庆宗坚持“汉民由汉官管辖的原则”。在当时亲英派活跃的情况下，尽管摄政热振活佛倾向中央，但是在现实中要坚持这一原则仍然相当难度。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时，与“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的交涉就涉及对在藏汉人的管辖问题，显示了对在藏汉人的重视，其对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第14条指出：“西藏的所有藏汉混血者，将由驻拉萨的国民政府官员单独管理”。[10]181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却表示：“西藏所有久住之汉民等，在壬子年汉藏战争以后，即归西藏政府之农务局管理，屡经维持，将来应遵地方法律，由西藏政府管理，不能由汉政府驻藏代表约束。”[6]43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1940年3月3日到汉族墓地“致祭”后，在4月10日接见噶伦彭许时，反复说明“西藏政府应维护旅拉萨之汉族百姓，否则将来必影响汉藏关系甚大”；4月14日，吴忠信于起程东返之行前，接见西藏地方官员龙图嘉错，嘱其转告热振三事，其中第三件是：“中央所希望热振者，一，保护旅藏汉族百姓；二、恢复交通等事”。[6]298-299因此，孔庆宗坚持在藏“汉民由汉官管辖的原则”，实际上是执行委员长吴忠信的既定方针。
1942年8月27日，一名藏汉混血的男子在因在拉萨街上殴打自己的妻子，被西藏地方政府逮捕，审讯时被打一百皮鞭。孔庆宗当时就以藏汉混血者应由国民政府管辖为由，向噶厦进行交涉，要求释放这个男子；10月，孔庆宗又因一汉藏混血男子问题与噶厦交涉。尽管孔庆宗全力坚持“汉民由汉官管辖的原则”，由于此时西藏地方的摄政已经是亲英的第三世达扎活佛阿旺松饶丹贝坚赞(1870-1951)，所以，噶厦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双方交涉并没有取得成效。
2.与西藏地方政府洽商交涉西藏地方政府“农务局”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实际上徒有管辖虚名。在藏汉人的合法利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大多数汉人贫困不堪。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之后，决定“随时与藏政府商洽，切实保护汉民利益”。[11]420孔庆宗强调，凡在藏汉民利益受侵占者，一经向办事处呈诉，办事处都要同噶厦政府进行商洽交涉，坚决维护在藏汉人的合法利益，具体内容是：保护在藏汉人的不动产；通过抗议和商洽等方式减免汉人的税差；通过交涉维护在藏汉商的利益；明确管辖权，保护汉人之家属，凡嫁于汉人之藏人，均视为汉人，由办事处管辖；向噶厦政府征用土地，兴建房舍，解决多数在藏汉人无住房问题。
此后，在藏汉人常向办事处寻求帮助，“今本处成立，被欺汉民多来呈诉”，[11]425办事处也坚持通过洽商交涉切实保护在藏汉人的合法利益。1940年办事处成立伊始，就经向噶厦多方交涉，圆满解决了热振摄政和噶厦政府共同侵占汉人张胜菜园房屋一事。西藏“外交局”事件时，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分子，“到处扬言要血洗‘汉人’”，噶厦政府“无故逮捕拉萨汉人……在拉萨殴打汉人”，[12]孔庆宗也坚持原则，与噶厦交涉，尽管这使得孔庆宗与噶厦关系恶化。
通过与噶厦洽商、交涉来维护在藏汉人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孔庆宗曾说：“查本处注意保护汉民利益……已逐渐收效。例如西藏当局对于汉民，已不敢任意逮捕处罚，或强占其财产，或迫令当差等。”[11]469同时也为驻藏办事处赢得了汉人的支持，使办事处在与西藏地方政府争取在藏汉人管辖权的博弈中，逐渐占据优势。1942年10月，一名汉藏混血男子因与一名尼藏混血男子发生口角，4名西藏警察出面干预，“这位汉藏混血者却逃到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声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公民，寻求避难。”[10]310据孔庆宗遗孀回忆，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孔庆宗全力与噶厦交涉周旋时，拉萨汉人曾纷纷前往办事处，问询各种情况，以示对办事处的关心和支持。
3.实行旅藏汉民登记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民国三十年(1941)、三十一年(1942)和三十二年(1943)连续三年的行政计划中都提到对旅藏汉人登记：“实行旅藏僧俗汉民登记以便稽考管辖”、[11]431“继续推行旅藏汉民登记以便稽考管辖”[11]471“继续推行汉民汉僧登记”，[11]587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发现，孔庆宗时期，对旅藏汉民登记是驻藏办事处管辖在藏汉人的一种主要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蒙藏委员会长期推行对在藏汉人的登记，主要目的仍然是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权。民国以后的近三十年，中央政府都没有能对在藏汉人行使有效管辖；而在藏汉民，为求生计，散居各地，藏化严重，给办事处行使管辖权增加了难度。“本处成立以来，虽努力设法逐渐收回汉民之管辖权以保护旅藏汉民之一切利益，但因汉民散居各地，又多不识汉文汉语，服装习俗已渐藏化，一遇发生事故，首需稽查其籍贯，倍增困难。”办事处规定，“凡旅藏汉民，无论僧俗，统向本处登记”，[11]431“旅藏各帮汉民，统向本处登记，否则以后遇有被迫纳税当差等事，则本处不予保护”。[11]471这样，便确保了更多的汉人向驻藏办事处登记，使办事处能够了解更多在藏汉人的信息，以便加强对他们的管理。
孔庆宗认为，这项措施效果显著。“民国二十九年本处成立，即开始实行汉民登记，以保护汉民之生计自由为宗旨，三载以来，颇收成效，兹为争取汉民在藏应得合法保护权利计，拟继续推行汉民登记，以便稽考管辖”。[11]587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旅藏汉民主要是商人。据韩修君说，拉萨商人“与国民党办事处不存在什么关系，只是与其中的人员，由于乡土观念，往来频繁”，[13]这说明旅藏商人并不会主动向驻藏办事处登记。定居西藏的汉人，却希望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汉僧邢肃芝在1937年前往西藏经过硕督时，当地一位陕西籍的汉人就表示，“他最为渴望的是汉人势力能再次伸展到西藏，让居住在西藏的汉人有扬眉吐气的一天”。[14]146
4.实行保甲制度
在藏汉人，前清时期就已实行保甲制度。当时，所有汉人按川、滇、回、巴塘、理塘分为仁、义、礼、智、信五都，尽管组织上有些不完备，但仍设有保正、排头、保长等，由他们负责管理汉人。壬子事变后，因在藏汉人均由西藏农务局管辖，这种保甲制度被破坏，只在川滇回三方中保留下来。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后，各保正仅在形式上保留同西藏农务局的关系，实际上接受驻藏办事处的管理。为了完善这种保甲制度并进而维护在藏汉人的利益，办事处决定严密组织此种保甲制度，“整理汉民保甲并相机委派旅藏各地汉民保长”，[11]589并决定保甲名称不变，仍用旧名，以避免误会。驻藏办事处完善在藏汉人保甲制度的具体办法是：
(1)在拉萨市组联保办事处，由川滇青康等各帮保长共同组成，并推选其中一人为联保主任；
(2)川滇回各帮民众，每十户为一牌，推举一名牌长；十牌为一甲，推举一名甲长；十甲为一保，推举一名保长(保正)；
(3)要求平日较为散漫的青康在藏商人遵循保甲办法，组织保甲或推举商长；
(4)昌都、硕般多、江达、山南、扎什伦布等地，也按拉萨市之办法，根据户口情况推举牌甲保长；
(5)牌甲保长均由民众推举，但须报请驻藏办事处委派；
(6)在藏汉人在沿用牌甲保长的同时，可推举监察保长管理全保事务；
(7)对各牌甲保长给予办公补助费，分别为藏银600两、400两、300两不等，既减轻在藏汉人负担，又能使各牌甲保长切实为在藏汉人服务。
保甲制度推行效果较好，并在西藏汉人中长期推行，如驻藏办事处档案中的《四川保正呈川帮供差花名册》，就是这一制度长期推行的见证。
根据当时入藏学习佛法的汉僧邢肃芝所见，在江达宗(工布江达县)内，“除土人外还有不少前清汉人的后裔。有一位叫马文才的汉人，已经七十多岁，精通汉藏两种语文，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月薪是藏银九两。他和藏女结了婚。……另有一位蔡君，原籍成都，来江达己有四十多年，家道小康。……两位先生兼通汉藏语文，在江达汉人中算是佼佼者，江达的汉人社会仍旧遵守着旧习俗，还有保正制度”。[14]136另据50年代的社会调查资料《西藏山南基巧和乃东琼结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记载，1949年驻藏办事处还在山南泽当地区推行过这种保甲制度。实行旅藏汉民登记和保甲组织互相联系，有效地加强了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
(二)教育
因壬子事变后，在藏汉人藏化现象日益严重，且因长期生活在边疆，“孤陋寡闻，消息闭塞……遭到藏人的歧视”。[14]146孔庆宗到任后，即重视发展教育，力图通过教育来挽救业已形成的汉人藏化现象，促进在藏汉人和藏人的发展，逐渐消除双方的隔阂。主要方式有开设国语补习班、建立图书阅览室、发展小学教育。
1.开设国语补习班和拉萨图书阅览室
(1)拉萨国语补习班
经驻藏办事处的调查，拉萨汉人“壮年以下者，鲜能汉语，精神散漫，生活藏化”，[11]437长此以往，便有汉人子孙“不知其为汉人”之虞。在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考虑到当时拉萨年幼的汉人多已就读于拉萨小学，仅壮年者因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学习，孔庆宗便仿清末驻藏大臣联豫在拉萨创办了西藏汉文传习所的做法，开设拉萨国语补习班，以一年为期，分期开设，每期招收30到50名汉人，教学内容为汉语文常识。
(2)“扎什伦布国语补习班”
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大师的驻锡之地，位于后藏首府日喀则，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该地汉人总数虽不多，却是西藏汉人的几大聚居区之一。“民国三十三年，日喀则市区人口之中，有土著之汉人36户，男女共计127人，另有与藏人同化之混血种31人”，[15]孔庆宗时期，该地汉人50岁以下者都已不能说汉语。1940年该地汉人曾向吴忠信委员长的代表表示，希望政府想办法帮助他们。
1940年5月27日，孔庆宗在上报公文中说：“扎什伦布有汉户儿童四十余，不能国语，拟由本处派员前往设立国语补习班，兼收藏生，以资补救。”[11]414孔庆宗曾计划在扎什伦布开设学校，考虑到西藏地方政治情况复杂，汉藏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仓促开设学校可能引起西藏地方政府的误会，便决定开设国语补习班一所。补习班招收学生50名，以汉人为主，如果藏人愿意入学，也招收。教学内容仍为国语常识，规定壮年一年毕业，儿童则适当延长学习时间，教员由办事处派驻扎什伦布寺的工作人员兼任。
(3)建立拉萨图书阅览室
因在藏汉人和西藏人均缺乏知识，同时西藏缺乏图书，驻藏官员和在藏普通民众几乎无书可看。“拉萨汉藏人民，皆知识浅陋，驻此机关人员及商民人等，亦缺乏书籍”。[11]441为了促进在藏汉人和藏人的共同进步，以及汉藏民族的团结和汉藏关系的改善，更好地宣达中央旨意，孔庆宗试图在拉萨设立图书馆，但是因经费土地等问题，无法实现，便在办事处附设图书阅览室一处，方便大家随时阅读。
2.兴办、扩建小学
入民国以来，在藏汉人多未受到教育，因为在当时西藏政教合一体制下，除了寺庙的宗教教育之外，几乎没有世俗教育。孔庆宗对在藏汉人受教育状况深表担忧，指出：“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不但藏人不接受中国之文化，而旅彼汉民，反受英人之奴化教育”。[11]479在孔庆宗看来，教育“为发扬中国文化之工具，而于此等特殊区域，实具有莫大政治作用也”。[11]479因此，孔庆宗要求在西藏发展教育，认为其政治作用，即促进汉藏人民的发展，促成汉藏问题之早日解决，又抵制英国在西藏的影响。
(1)江达小学
江达为西藏重镇，是青海、西康和西藏之间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但是由于民国以来的特殊原因，该地汉人，中年以下者均不能说汉语，仅有一位老农尚能认识汉字。民国二十九年(1940)，驻藏办事处在江达设立一所小学，招收汉人学生15名，教授汉语等课程。
江达小学设立后，得到当地汉人的拥护，工作进展顺利。1943年，办事处根据情况，决定扩招学生，汉藏学生兼收；同时，根据办学成效，多数汉人经过两年的学习，已能说汉语，办事处决定调整学校教学课程，注重汉文阅读的教育，还曾试图在学校成立一个简单的图书阅览室。
(2)昌都小学
民国七年(1918)以前，昌都一地有政府设立的小学多处。但是自民国七年昌都由藏军控制后，学校基本上被毁，该地汉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致使“至今二十五岁以下之青年，既不识汉文，亦不解汉语”。[11]475
当地商人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曾试图延请教师，私人办学。鉴于此种情况，驻藏办事处于1942年夏天令驻昌都科员左仁极筹备设立昌都小学。同年9月昌都小学正式开学，有学生30余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开学不到两个月就被迫停办。
驻藏办事处在接到昌都小学被迫停办的消息后，积极与西藏噶厦政府和摄政达扎活佛交涉，却遇到藏方多次推诿和拖延。为尽快恢复昌都小学，驻藏办事处在1943年年度行政计划中明确写道，要进一步与噶厦和摄政交涉。
(3)亚东小学
亚东与英属锡金接壤，英国的经济、政治势力通过此地不断渗入藏地；同时，英国在此地建有小学一所，一些汉人子弟也入该校学习，接受英国人的奴化教育。1942年，驻藏办事处计划派员到该处筹备设立小学，但因计划中途搁浅，未能实现。驻藏办事处在1943年的年度计划中再次写到，该年在亚东创办小学一所，要求该地汉人子弟全部入该校学习。
(4)日喀则小学
前面提到，驻藏办事处曾试图在日喀则开设学校，后因政治情况复杂，恐引起藏方误会而罢。但考虑到该地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阻止业已形成的汉民藏化现象，1941年，办事处仍然决定在该地推行教育。同年冬，办事处即派员前往日喀则调查汉人学龄儿童情况，以及是否入学等，同时联系办学所需的房舍、桌凳等，计划在1942春天年正式开学。但日喀则小学并没有顺利建立，1942年，办事处又计划在1943年建立日喀则小学，并计划在学校建立之初，只招收汉人子弟，不招收藏人，以避免西藏地方政府的怀疑。但因种种原因，学校并未建成。
(5)拉萨小学
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就与噶厦政府商量在拉萨设立拉萨小学。1938年，拉萨小学在条件相当简陋的情况下开学，有汉、回、藏学生五六十名。1939年，为了使拉萨小学免去外界干扰，促进学校的发展，办事处将学校搬迁到办事处二楼，从而保证了拉萨小学的发展。1940年，王信隆为拉萨小学校长后，扩充教师队伍，聘请教员，使学校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分别设置了汉文、阿拉伯文和藏文三个班，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在校学生增至150多人”，[16]为西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孔庆宗任处长期间，在西藏大力发展教育，虽受时局影响，工作上多受牵制，但他为西藏教育付出的努力是取得了成效的。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在藏汉人学习内地文化的需求，得到了当地汉人的拥护，为改善汉藏关系做了铺垫。
(三)经济和思想
要切实保护在藏汉人的利益，只拥有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权而不改变他们艰难的生存状况，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权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甚至会使办事处失去在藏汉人的信任。因此，为了切实保护在藏汉人的利益，巩固对汉人的管辖权，驻藏办事处还从经济上解决在藏汉人的生计问题，改变其经济上贫困和政治上被奴役的状态。
拉萨的汉人，以种菜、理发、做裁缝，开磨坊、酒坊、餐馆、茶馆维持生计，多数人生活困难。1940年入藏、至今还生活在拉萨的汉族商人回忆说：“四川商人数目最多，据说都是清朝衙门里的人，或是清末赵尔丰、钟颖的部下，他们大都住在河坝林和鲁布一带，一般是种菜、做豆腐、理发、开烟馆和甜茶馆。”[17]这也为上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史料所印证：当时“住在拉萨附近的汉人，多开辟园圃，栽种蔬菜，有白菜、辣椒、芥菜、葱、蒜、萝卜等，尤其是萝卜，长得非常肥硕，味道很好”。[18]
为了解决拉萨汉人的生计问题，很有经济头脑的孔庆宗决定在拉萨开办拉萨“工艺传习所”，教给汉人谋生的技艺。在办事处1941和1943年度的《行政计划》中，孔庆宗均提到拟在拉萨购买土地，修建教师宿舍和工厂，以建立工艺传习所。传习所内开设木工染漆、制革硝皮、缝纫纺织等科，每科招收汉藏青年二十余名，学习一年毕业。传习所所需老师均从内地聘请，并发给薪俸；学生也发给生活费和服装费。未知是何原因，中央政府没有及时划拨经费，造成驻藏办事处经费困难，设立传习所的计划遂被一拖再拖，最终未得付诸实施。
另外，对于居住在拉萨的汉人，办事处平日也给他们安排一些差事，如办事处成立之时，聘请的八名“卫士”即类似保安人员，均为西藏汉人；据邢肃芝说，办事处聘请的佣人也多是居住在拉萨的汉人，这样既解决了汉人的生计问题，又利于就近宣传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
办事处在思想上对在藏汉人进行严密的控制，“将拉萨全部汉、回、康籍民众，直辖本处者，予以严密之组织训练”，目的是“加强其政治警觉与自卫能力”。[11]545因为办事处认为，“壬子事变”以来已经三十年了，部分在藏汉人已不知国家、主义和领袖，不但不能效忠国家，连自卫自立也成问题，因此应组织严密的训练，培养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效忠者。其实西藏汉人并不是不知国家、主义和领袖，抗日战争胜利后，拉萨“各个商店和在拉萨的汉族人也都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为抗战胜利而欢欣鼓舞，这就说明在藏汉人是有国家意识的。以孔庆宗为首的驻藏办事处只是希望中央权威和影响在西藏更深入，并且盼望早日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办事处这种严密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复杂的政治状况有关。强化汉人政治警觉与自卫能力，是为了让所有汉人团结起来，配合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为藏汉关系的改善作出贡献。
三、结语
在抗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到西藏地区内外某些势力的影响，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起伏不定：在孔庆宗任内初期，西藏地方政府由第五世热振活佛摄政，处于“民国以来中央与西藏最称融洽，若干重大悬案得以解决”的最好时期，所以，孔庆宗办事非常顺利，对于在藏汉人的管辖也建章立制，颇有进展。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八个月后形势大变。1941年1月，热振宣告辞去摄政一职，亲英分子的头领达扎活佛上台，西藏亲英势力迅速膨胀，积极进行分裂活动，使办事处的处境迅速陷于艰难。1942年，受英人教唆，西藏地方政府非法设立了所谓“外交局”，甚至包围蒙驻藏办事处，刻意加深双方隔阂，孔庆宗与驻藏办事处据理力争，与亲英势力斗争，必然处于与西藏地方政府相持的僵局。
综合上述，可以看到，孔庆宗任期处于民国中后期祖国内地面对着内外交困、边疆危机的多事之秋，“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最为困难的时期”，[19]在此大背景下，孔庆宗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坚持强调中央权威，为实施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切实维护其利益，殚精竭虑，采取了多项措施，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些举措，争取并巩固了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权，维护了在藏汉人的利益；缓解了在藏汉人的藏化，促进了他们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在藏汉人的生计问题。对于孔庆宗的所作所为，当时拉萨汉人有“孔颇为精干，尤善钻营，长袖善舞是其升官的诀窍。孔在拉萨时期，有功有过”的评价。[20]1943年10月，孔庆宗任期届满，次年夏季调回重庆，升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这也是中央政府对他在藏工作业绩的肯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庆宗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举措，为驻藏办事处争取了权利，取得了积极成果，显示了驻藏办事处不屈服于西藏地方政府非法行为的信心和意志，同时也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并对后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此，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
注释：
①如陈立华：《简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历史作用》，《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第15-22页；朱丽双：《在真实与想像之间：民国政府的西藏特使们(1912-1949)》，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台湾“蒙藏委员会”主编：《西藏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2000年2月版，第453-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