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经济发展的坦途（下）——对中国经济改革短期和长远策略的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坦途论文,中国经济论文,长远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长远的经济策略
上面所讲的主要涉及短期的经济策略，以解决当前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而要使中国于二十一世纪波涛澎湃的经济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却还有一些原则性和策略性的问题，须谨慎处理。
知识与资讯是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的基石，即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的优劣与胜负，主要决定于相对下人才多寡及其质素，而人才多寡与质素，与国家本身的教育制度，关系至大。若进一步说，教育的质素决定二十一世纪列强的优胜劣败，亦不为过。
要争取知识与资讯方面的优势，大力推动知识、资讯与通讯三方面，特别以电脑为中心的基本建设，实是首要之务。无论是基本研究、应用研究、生产或推销，例如产品设计、分析市场趋向、分析消费者品味和特征等，一个先进有力的资讯基本建设，必定是未来竞争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除了知识、资讯和通讯这三方面的基本建设外，其他的基本建设，如运输系统等，亦是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推动的。
以长线发展的角度看，实有必要检讨和处理经济公义这个问题。原因之一是，这个问题涉及市场及政府的角色，另外的原因是，这个问题有其深远的社会影响，涉及经济以外的社会元素。经济公义这个概念，本身有其相对性。纯以市场体系与计划体系之间作比较，市场体系的经济公义较计划体系为优，这是无可置疑的。市场体系之所以有公义性，是因为参与者，基本上有充分机会及能够有效地运用本身的资源，而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往往有充分选择的余地。
经济公义这个概念，不容易恰当地被理解和处理，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公义，涉及经济分配问题，而分配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把财富从富者手中转移到贫者手中，难怪经济公义往往被视为经济效率的敌对者。可是，这个设想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以长线而言，控制最多财富的一群，不见得一定是最有经济效率的一群。反之，在一个资源分配稍为平均的社会，只有假以时日、假以机会、假以条件，自然富者辈出。所以经济公义，应该被理解为如何使社会上最多人，掌握最大的机会来参与财富的创造，并使后来者的致富机会不致被先进者垄断和控制，同时使市场永远有空隙容纳新入行者，令控制资本的一群，无法永远占有绝对的优势，而扼杀了后来者一展所长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在协助后进者的同时，亦不能不照顾先进者过往辛苦挣来的利益和地位，因为盲目地或没有原则性地强行分配社会资源或生产总值的后果，必会导致政府政策朝令夕改，严重地影响现存生产者的信心与投资意欲，这亦是经济公义问题复杂之处。
寻求经济公义的路途崎岖险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当代经济学家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尚有待更深入研究。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大致上都接受的方案可以包括：（1）尽量保障市场体系的开放程度，不时检讨垄断情况及现存反垄断法例；（2）建立一个能照顾真正需要者的社会安全网；（3）利用税制中例如累进制等条款，减少大企业因为经济规模带来的巨大利益等等。
但作为抛砖引玉的手段及就教于其他学者，我希望补充数点。其一，当局可以考虑设立公众创业基金，优惠那些意欲投资创业，但财力不逮的人士。此种创业基金，只限于（甲）规模较小的企业；（乙）初生的企业；（丙）有创意的企业；（丁）市场不大开放或接近封闭的局面。目的除了希望培育未来的企业家外，还希望保持市场的开放性。其二，大量投资高质教育，尤其是人人可即的教育。在这方面，当局应特别处理如何把教育质素平均化的问题。可是，从西方社会的教育经验看来，表面上的就学平等机会，并不一定表示教育质素能做到平均化。一般的教育制度，只着重向政府争取最大的资助，而忽略其本身的质素和生产力。既要提高教育质素，同时又要把其平均化，是当前教育界最大的挑战。
其三，现行西方的商业制度是，企业的产权纯属股东所有，其股份的分配与股东的投资额成正比。这种以资金投入额作为股份分配比例的制度，亦是“资本主义”这名称的由来。这种制度可嘉许的地方很多，配以市场体系，虽有流弊，但自我改善的空间很大，特别是它催生一个管理阶层，而这个管理阶层，因为控制了企业操作的资讯，无形中成为这些企业的无冕君王，与企业股东分庭抗礼、平分春色，而渐趋成熟的资本主义亦蜕变成为一种“管理主义”；人力资源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大放异彩，亦是由于专业管理阶层努力扩张所致。此种变化，对经济公义的影响至大，分配问题由资金与劳动力两者之间的掠夺，变成股东、专业管理阶层与工人三角对峙的关系，而控制企业操作的资讯，更成为控制分配最有效的工具。这种变化，引起的后果虽然比起资金与劳动力直接冲突时代，较为接近一个理想的经济公义社会，但距离真正的经济公义，仍有一大段距离。传统上控制大局的股东及其资金，因为企业规模膨胀，加上管理部门的专业化，再不能掌握或及时掌握企业的资讯。反之，管理阶层，特别是高层的决策者，藉着可以控制资讯的特殊地位，容易榨取极高的报酬。当然股东有权辞退他们不满意的管理决策阶层，但在很多情形下，因为资讯不足、机会成本太高、股东之间的意见纷纭等原因，致令股东不容易立刻改变决策阶层的地位，或无风浪地辞退掌权的总裁或经理人。不过两者之间势力有所平衡，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三者之中，情况最恶劣的阶层是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工人，即是没有专业知识与技术低下的工人。一方面他们最容易成为工业转型向高科技发展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他们在企业内所能接触的资讯，几乎是无足轻重的，所以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尤其是当经济社会迈进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的时代，这一个阶层和这一辈的劳动者，更会变成无所依凭、很可能成为失业大军的主力，从而转变成经济进步的反动力。
经济公义的深层意义，一方面是如何把劳动阶层过渡到成为管理阶层，或最低限度成为掌握高生产技术的‘知识’工人，另一方面，是保持股东与管理阶层之间利益的平衡。前者明显涉及整体教育的质素和结构，特别是延续教育的重要性。后者方面，则有几个方案可以考虑。一方面是增加一间公司或企业的透明度，使股东能够及时和清楚地了解企业的运作及财政状况，以减少管理阶层双手遮天的可能性。这种透明度的增加对小股东更加重要，但增加企业透明度的另一后果，例如加强报告业绩的次数及详情，却往往会使有远见的管理人受到不必要的压力，因而不敢参与或计划长线投资。
由于企业结构上的特征，企业内高层管理人对资讯的控制实在无可避免。这亦可解释为何企业内最高管理阶层的薪酬，与低下阶层的薪酬往往完全不成比例现象。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内部职员的薪酬分别必定越大，当然，这与高层管理人员的质素及技能有一定的关系，亦反映市场对人才供求调节的结果。但从资讯的角度看来，这些薪酬的差别，未始不与资讯垄断无关。若纯以经济公义为出发点，则大企业对经济公义有害无益，亦昭然若揭，这亦可以说明，为何我主张对大规模企业抽取额外税项，以减低它们在经济体系里的势力的原因。
由于资讯的不完全畅通，导致某些市场容易被闭塞和垄断，若单靠这种市场培养大批创业者，真是谈何容易。另一方面，又由于现代资本渐趋密集，由经理人摇身一变成为创业者，更难上加难。一个可考虑的建议是，在现存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企业制度内，加入另一类别的企业。此类企业的特色是，创业者（亦即是注入资金者），需要于某一定时间内，将其控股权渐渐移交（卖给）企业内的管理阶层及劳动者。这种设计的目的，是把雇员变成企业的股东，以刺激管理人士及其工作人员的士气，提高其群体合作性，发挥其同舟共济的精神。为诱使资本家自愿组织此类企业，可提供特殊优惠条件，如低息、低税、有申请政府创业基金的资格等，甚至在初阶中，国家可考虑注入一部分股本，以便将来转让予其管理阶层及工人。
这建议最大的坏处是对一般的企业略不公平，但如果从经济公义的角度看来，这种‘积极性’的‘不公平’，正是改善市场经济在资源控制方面这个基本问题。这个方案使这类企业内的工作者，知道如果尽力工作，符合配股条件，便最终可享有企业的部分产权，不至到了退休后，一生心血，尽付东流；而肯投资这些特殊企业的股东，虽然将会分薄了股权，可是其企业一方面可享有特殊优惠，另一方面亦会拥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即企业同人，上下一心，全心以赴，所得到的成果，可能比独占股权的得益为多。从宏观的角度看来，亦因为这些特殊企业的出现，可以把竞争及生产力带至一个较高的层次，使本来没有机会创业的人，变成创业家，把社会潜在的人力资源，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有很多技术性问题尚待处理，但相信是并非无法解决的。
以长远的角度看来，中国现代化可说是事在必行，问题是那一种现代化！西方走过的现代化之路，回首看来，代价不少。除了环境污染、贫富悬殊等问题外，社会及个人心理所付出的代价亦庞大异常。所以问题变成：我们是否有必要重蹈西方的故辙？既有前车之鉴，我们何不曲突徙薪，及早筹谋。
从西方及后进国家的经验显示，后进国家最先引进的往往是现代化社会中最表面、最物质化或是最丑恶，甚至最令人呕心的一面，其后才渐渐引进西方文化较精辟的一面，如法制等。但姑勿论我们是否原意容忍这些呕心的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完全照着西方走过的道路，一成不变地再走一次。中国的现代化，应与中国深厚的文化结合。中国的未来，应以发展乡郊为中心，既然以农为本，中国的乡村应该不单是现代化的重心，更应是未来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体。正确的做法是把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的一部分，投入乡郊建设。这种建设，不只包括经济上、教育上，更包括文化上、艺术上。这种结合的后果，除了保持农村美的环境，使之美化及艺术化外，更使农村成为所有人落叶归根之地。这样，不只盲流现象不再，亦将引导城市人回归乡郊，使桃花源的梦想可在未来的中国实现。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经济形势，应该是三方对垒，即日本、美国与欧洲共同体这三股经济力量的竞争。但如果中国锐意迎头赶上，战战兢兢地排除万难，则天下四分，亦不算是奢望。为了迎头赶上，增加抗衡力量，中国除了应大力借助台湾之经验、技术和资金外，更应考虑与大韩民国以及东协各国联盟为—新东亚文化经济共同体，以抗衡其他三方。
与大韩民国合作，不单止着眼于韩国的经济力量，更应着眼于中韩历史上、文化上的关连。中韩关系，历史悠久，不乏甘苦与共，唇亡齿寒的关系，亦有同仇敌忾的悲壮意识。历史上中韩受日本的侵压，是结成未来中韩合作的有利条件。与韩合作，与台同舟共济，与东协诸国互相呼应，只要处理适当，不只加速中国现代化，更可使中国与列强并驾齐驱，形成天下四分之局面。
纵观国内外形势，改革成功与否，及能否自辟现代化之新路，在在都决定于中国能否淋漓尽致地发挥改革的第三度空间。机会稍纵即逝，挑战已在眼前，当机立断，此其时也。
（本文摘自胡国亨先生的《致富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