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建国30年的科学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科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正确评价建国30年，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深刻把握20世纪中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及其相互关系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近年来，人们在回顾和反思建国50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20年来的巨变时，有一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的认识倾向：为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有意无意地贬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0年，把那个时期人民生活说得是如何如何困苦，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是如何如何落后，似乎不这样，便不能衬托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在说到“文革”时，把“文革”十年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或者用对“文革”十年的评价来概括建国30年的历史，等等。这样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尊重历史、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有害的。邓小平同志作为人民共和国重要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亲历者、参加者和重要决策者之一，他对建国30年历史所作的大量而又科学的分析、论述和评价，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而且这本身就是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和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正确认识建国30年提供了科学的思想依据和方法论指导。
一
建国以来：头七年“事情做得非常好”；“文革”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文革”十年“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但“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文革”后两年处于徘徊中发展时期。
从邓小平评价建国30年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他最欣赏建国头七年，对这一时期的评价也最高，多次使用“了不起”、“非常好”等字眼。他说，建国30年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几乎没有发生曲折”。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年时间内，就将吸毒、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一扫而光。“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当然，邓小平也承认：“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1957年以后怎样呢？“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表现最初出现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是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接下来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违背了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导致了1959—1961年出现严重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是“动乱”，是“灾难”。“文革”中，“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革”的错误与前十年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要“根本否定”。它耽误了不止一代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并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推迟了，耽误了十多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文革”十年说得一团漆黑。“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有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么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文革”结束后，“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其间，“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但由于“左”的积习和“文革”造成的混乱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加上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而使我们纠正“文革”错误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党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二
“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伟大转折和新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建国30年的历史尽管十分地曲折，有过严重的失误，但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对此，邓小平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指出：“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我们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30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中国树立起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中国树立起了“不怕孤立，不信邪”，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形象。一个不屈的民族，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其二，“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现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过六亿吨，只有钢材三千多万吨。”“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20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科学技术的突出进步，“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在旧中国简直是无法想像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一九七八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总之，建国30年的发展与变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革开放20年的巨大成就就是在建国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的。
其三，实现并维护了民族平等，根本改变了旧中国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邓小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至于说‘文化大革命’使少数民族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能表明我们歧视少数民族。那时，不仅损害了少数民族，受害最大的还是汉族。”“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由此才真正实现了除台湾省、香港、澳门外的全国的统一，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56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三
建国30年，虽然“成绩很大”，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发展，处于“曲折发展”、“缓慢发展”中，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没有得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如前所述，邓小平对建国30年取得的突出成绩和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他站在世界历史发展与进步的高度，也一分为二地指出了建国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不够及落后的方方面面，多角度多侧面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在谈到建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不够和失误时，邓小平反复指出：当我们建立了全国政权，解放了生产力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一句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得不够、不好。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对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也相当不够，失误颇多，“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九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在对待国家间、政党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推动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正义事业。但是，“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建国30年，国家还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还很穷”。那么，如何认识现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呢？邓小平指出，其一，“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其二，我们的贫穷落后是与发达国家的状况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较而言的。其三，我们的贫穷落后并不是短时期内造成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是“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为什么落后呢？邓小平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至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正是因为我们落后得太久了，与世界的差距太大了，所以要改变这种落后或差距，就不可能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建国以来，我们又“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建国初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是对外开放的，但那个时期“只能对苏联东欧开放。”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结果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使缩小的差距拉大了。这就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重大失误，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取得理想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邓小平分析指出，建国后， 从1957 —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时，有些人曾经一味怪罪毛泽东同志。对此，邓小平指出，总结建国30年历史，指出我们的失误和落后，目的是为了改正错误，摆脱落后，更好地发展自己。讲错误和失误，“我也要负责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个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建国30年中，“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还必须指出的是，“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因此，“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不管怎样，毛泽东的功绩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四
建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经验：
第一，“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邓小平指出：“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1982年5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
第二，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建国30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困难之中、在压力面前站得住，并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并为此而“不怕孤立，不信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而我们之所以曾经遭受挫折，出现失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地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对此作了深刻阐述。
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与开放，是邓小平深刻总结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历史教训，敏锐观察世界发展大势而提出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我们“过去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就必须改革，“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这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又一条基本的结论。邓小平指出，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发展生产力”。针对这样的教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要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力。搞经济建设，“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