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党校论文,重要讲话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伟大旗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高层建瓴，气势磅礴，以跨世纪的战略眼光，深刻、精辟地阐述了当前党内外、国内外普遍关注的，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决心，为党和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规划了科学的轨道。这是一个在邓小平同志不幸逝世、十五大即将召开和处于世纪之交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键时期，就关键问题发表的关键性讲话。它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提供了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是我们当前正确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浅尝辄止地学习这个讲话，完整准确地把握讲话的精神，并且潜心研究讲话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尤其是讲话的核心问题——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是我们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需要都说明当前突出地强调旗帜问题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江泽民同志讲话首先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和涵义深刻的论断。所谓方向，指的是我们党的目标和道路。邓小平同志生前一再说过，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①]所谓形象，是指我们党的风貌和姿态。这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最基本最主要的是改革开放。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动乱平息后，要“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②]。同年9月4日在一次谈话中又重申：“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③]并且指出，尽管帝国主义妄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但是就中国来说，只要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就能做到旗帜不倒。所以简要说来，经过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我们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最主要形象。这一方向和形象的统一，是我们的旗帜，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恩格斯1875年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曾说过，外界对一个政党如何作出判断，就是根据这个党“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④]。同样的道理，今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对我们党如何作出判断，就是根据我们党是否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目标，是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是否继续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我们党只要继续高举这面旗帜，就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和良好的形象，从而就能带领全体人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向新世纪奋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可见“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是行动的指南，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是我们党的七十多年历史早已证明了的真理。我们党一成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郑重地把马列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全党就在这面旗帜下英勇战斗，广泛发动群众，创建工农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造成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使反动政权失魂落魄，闻风丧胆。但是，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马列主义缺乏深刻的理解，还不善于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正确地运用这个理论，导致了不少“左”和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使革命事业一波三折。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策略问题，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于是又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从此，我们党就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很快地取得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尽管这期间我们也有过严重的错误和挫折，但这正是一度背离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作出新论断，系统地初步回答了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那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以这个理论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于是又郑重地把这个理论写在党的旗帜上。近二十年来，我们党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旗帜下奋发图强，聚精会神地从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并且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赢得了今天这样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大好形势。由上可见，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在科学理论的旗帜指引下团结战斗，披荆斩棘，排除各种干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而走上成功之路的历史。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也就是科学理论旗帜的胜利。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早已证明了的真理。在国际共运史上，每当一位革命伟人逝世，都会发生举旗还是丢旗的问题。19世纪80—9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逝世后，以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首领们，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需要“修正”。他们在哲学方面，胡说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和要求用进化论代替辩证法；在经济学方面，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并断言垄断资本主义自身有能力消除经济危机；在政治方面，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宣扬“政党没有世界观”和大谈什么社会主义与包括宗教在内的其他学说结合的可能性；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则提出“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要求无产阶级放弃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是公然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思想理论上的背叛必然导致政治策略上的背叛，这些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党心甘情愿地为本国资产阶级政策辩护，为帝国主义战争张本。在机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侵蚀下，几乎所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政党都沦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党，从而宣告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使国际共运遭受一次严重的挫折而进入了低潮。这时，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批判，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等一系列新论断，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的阶段。正是在列宁主义旗帜的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有五十多个共产党参加的第三国际，推动了国际共运的复兴和发展。1924年列宁逝世后，联共党内在要不要和如何继承列宁的思想与事业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歪曲列宁，攻击列宁“陷入修正主义”，要丢列宁主义的旗帜。斯大林勇敢地捍卫了列宁主义，系统地阐释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国际性质及其与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强调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驳斥了对列宁主义的种种歪曲和攻击，指出在季诺维也夫等人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其他公式代替这些公式的都是修正主义”，而“这一切当然是可笑的”[⑤]。由于斯大林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使苏联很快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为后来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在此过程中，斯大林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过许多失误和错误，但是就总体来看，他是坚持列宁主义旗帜的，是功不可没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批评斯大林晚年的某些严重错误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砍旗的做法，在苏共和国际共运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世界上很快掀起了反共风潮，发生了波匈事件，后来又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往后的历任苏共领导，在这条道路上愈走愈远，到80年代末，从“新思维”发展到公然宣布信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完全彻底地丢掉马列主义的旗帜，结果是导致东欧的剧变、苏共的覆灭和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共运遭受空前严重的挫折而进入了一个新的低潮。上述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证明：高举旗帜就能羸得胜利，丢了旗帜就是丢了一切。
这里有必要顺便讲一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正确处理旗帜问题的宝贵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思想混乱。一些人借“高举”之名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用僵化的观点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搞“两个凡是”；一些人则借口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而否定他的历史功绩，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要丢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因此，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成为能否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认识的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多次发表谈话，以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他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其错误是一位伟大革命家和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他提出要把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对后者必须批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就是假的高举；对前者则必须坚决维护，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这面旗帜。他指出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既严肃地与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划清了界限，又坚决地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透彻地阐明了我们为什么要继续高举以及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道理，从而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非常圆满地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的政治大局和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课题，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一场政治上的混乱和动乱。
总之，“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是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我们在邓小平同志不幸逝世后的今天，在国内国际都十分关注中国往何处走、朝什么方向发展的情况下，举不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号召我们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旗帜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和趋势
对此，还需要从这一理论本身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方面，来加深认识和理解。
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是不能同意的。一种看法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和否定，因此这面旗帜不能举；另一种看法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了，因此这面旗帜没有必要举。两者的共同点，是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而这是极其错误的。问题的实质是：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认识这种关系？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说过：“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⑥]党的十四大则明确地肯定：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就此又提出了相互联系的三个重要论断，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这个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进一步指明了基本思路和基本线索。
关于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
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独创性、系统性、科学性：它根据国内处于改革开放、世界处于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对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新阐述、新概括、新论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它不是关于个别问题的理论原则和理论观点，而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由层层展开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原则和理论观点组成的统一整体；它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总结、借鉴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既体现了马列主义的一般真理，又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既有中国的特色，又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这一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新颖的、系统的、整体性的和规律性的认识，是已经形成了的一个新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科学体系
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面继承。首先，从理论的哲学基础看。邓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⑦]正如当年斯大林在阐释什么是列宁主义时指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⑧]一样，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是完全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或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根本点，或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就在一个最根本的方面，表明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其次，从理论的主要内容看。邓小平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也决定了他的全部理论创造活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进行的，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内容，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发展阶段问题、根本任务问题等等，都可以直接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原理中，找到理论上的渊源和根据。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它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用邓小平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⑨]因此，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科学体系，并不是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完全独立和独特的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总的科学体系之中的。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关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这个论断是江泽民同志讲话首次提出来的，表明中央对邓小平理论有了新的更高的评价，进一步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创新，是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邓小平同志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殊环境，科学地分析、研究、解决“第二次革命”中的一系列新的基本问题，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基本上是继承，但是在继承中增添了许多新的重要内容，从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向前推进了。例如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发展，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继承发展，就属于这种情况。二是根据实践标准，勇敢地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某些不准确不科学的或陈旧过时的论断，代之以符合实际的新的科学论断，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三是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唯物辩证的思路，提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从未涉及过的、属于全新的理论原则和理论观点，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一国两制”的理论。以上就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的概况。十四大报告对此所作的历史评价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过两次历史性的伟大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其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理论成果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那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或新阶段。
既然邓小平理论是一个新的科学体系，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我们党当然要以这个理论为旗帜，反对任何把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割裂以至相对立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那么，怎样才是高举这面旗帜呢？江泽民同志讲话中指出：“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这是一个涵义非常深刻的论断，它从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线的内在关系上指明了如何高举旗帜的问题，告诉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前提和依据，基本路线是在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是实践的向导和指南。理论形态的东西要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需要经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中介或中间环节。邓小平理论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实际出发，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同时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它集中体现了基本理论的精神和要求，是使基本理论见诸于实践的行动纲领。只有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使基本理论在中国转化为现实，才能最终实现基本理论的目标和宗旨，从而才是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当然，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需要我们作出多方面的努力，但是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同志生前反复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⑩]这可以看作是他给全党全国人民立下的最重要政治遗嘱。现在和今后，我们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继承他的思想和事业，最根本的一条也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今天强调这个问题，也决不是老生常谈，无的放矢。因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所有的人们中间已经形成共识而没有异议了。过去十多年中，关于这条路线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便是明证。而且直至现在，还有这样的争论，还有从“左”右两方面特别是“左”面来的对基本路线的干扰。唯其如此，江泽民同志的讲话重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号召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那么，又怎样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而关键在于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江泽民同志1993年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说过：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并且指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去年在建党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在这里，他不仅强调理论思维对于我们党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要求党的干部也应当在理论上成熟，强调这是干部在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和标志。现在，由于有了邓小平理论，我们党在理论上是成熟的，唯其如此，党能够驾驭全局，得心应手地处理好国内外的各种复杂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但是，这并不等于广大党员和干部在理论上成熟了，因为把科学理论变成全党的共同认识和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事实上，现在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参差不齐，不少同志不仅缺乏理论功底，而且对理论缺乏热情和兴趣，还有一些同志甚至厌恶和蔑视理论。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增强我们党的整体素质，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非常不利的。因此，用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仍是一项亟需抓紧实现的战略任务。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政治上要坚定。而政治上坚定的基础，是理论上的坚定。1956年党的八大曾经制定了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可是时隔一年就实际中断，接着又一步一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原因，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等基本原理，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全党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没有从理论上坚强地武装起来，因而一遇到风吹草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片面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就占据上风，导致在政治上的动摇。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遇到过不少风波，但是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根本原因，就是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武装，彻底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宝贵的历史经验。所以历史证明：理论上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理论上动摇是政治上动摇的根子。我们一定要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尽最大努力，把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举得更高，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进一步落到实处。正如江泽民同志讲话中指出的：“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
注释：
① ② ③ ⑥ ⑦ ⑨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298、315、191、173、369、370—37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31页。
⑤ ⑧《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68、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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