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论_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论_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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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与其他文化一样的悖谬。所以,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存在的必然性出发,探讨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发现、改良民族传统体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是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的。

一、文化的价值悖谬

从文化发展史来看,人类在每一个进步的创造活动中,都处于一种理性与非理性,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状态中,处于一种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创造活动的半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中。文化的发展,既可以给人类带来文明和进步,也可以给人类带来野蛮和愚昧;既可以给人带来理性,也可给人类带来非理性。人类在没有创造文化的时候,主要是受制于自然条件,而当他们创造了文化以后,特殊的文化结构则形成其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形成人类特定的文化历史意识结构及其价值思维悖谬的类型。人类愈是不能理智地感受、反思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就愈是以不自觉、非理性的目的和手段创造文化世界;愈是不能自觉地、理性地创造文化世界,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就愈混乱,愈模糊,愈充满悖谬,从而给人的价值思维、判断、选择带来非理性和非逻辑性。文化世界所负载的各种荒谬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在人的心理机制上建构、凝聚、集结、积累,以及对非理性地感知、接受、体验、理解等,也就逐渐内化为自我价值悖谬的深层结构了。

当文化发展到超积累程度,并出现稳定趋势时,当文化发展成为不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政治和法律制度,并愈来愈模式化时,特别是当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并用不同的文化制度维护其特殊利益时,文化就不再是人自由发展的因素了,而是控制和压抑人的心灵和行为的异己力量。人创造了社会文化,反过来被社会文化所奴役,这就是文化自身发展的悖论。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是指它的价值的不合理性,不仅指它作为一个价值体系所包含的价值上的缺陷、错误、不足和功能上的悖谬,更主要的是指它作为一种价值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不合理、非逻辑及其悖谬所带来的非主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或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封闭性、保守性、落后性、宗法性及儒家伦理发展中的非主体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战。Myevs,Fairbank,levensom等人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在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之后,提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Wright(1957)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的社会是不能纳入近代化国家的。”黄正清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型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Could、Kold以及Lukes在其文化学研究中指出:中国的集体主义式文化,是一种内团体为核心的信念,它关注内团体的目标与需要胜过个体自己,强调团体的规范与责任,而不是个体自身的快乐,并且乐于接受他人。这种文化,只承认群体的价值,不承认个人的价值,只承认伦理道德的价值,不承认人的价值,只承认社会的偏面的绝对义务,不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主体的失落,人的失落,人的价值的失落。它扼杀了人的天性,束缚人的潜能发挥和个性发展。特别是当这种伦理道德规范转化为一整套超稳定的、僵化的、维持传统社会的礼仪文化制度时,它就不仅限制个人天性的发展,而且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千百年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伦理文化,其主旨精神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特别是孔孟时代一直弘扬抽象空间的集体主义,主张“无为而治”,坚持和发扬人的阴柔文化,要求人们思想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心宁、志逸、气平、体安”,在做人上多“隐”,使情感含蓄而不外露。这种追求静态美的文化,使人拘谨老成,放松则显无拘无束,近乎放肆,追求封闭的系统胜过追求开放的系统,顺从成为美德。这种非理性的发展,使其成为阻碍中国人全面发展的桎梏。

三、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受其影响,民族传统体育在其价值和功能上则表现出缺陷、错误和不足,在价值思维方式上则显示出不合理,非逻辑及其非主体性。民族传统体育既有其进步、合理和有价值的一面,也表现出许多负价值,阻碍其它价值的实现,走上目的与手段相悖逆的道路。

1.由“天人合一”和“气一元论”所产生的悖谬

中国传统体育以“天人合一”,“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重心,过于重视和谐,使之走向它的反面。正如Weber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过于注重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在体育上不主张事物的极限发展,没有对自然躯体的支配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宁静、奥想中悟道。中国传统的体育注重从以整体的概念描述人体运动过程中形体、机能、意念、精神诸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些状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气功、太极拳等都是在意念的主导下,“以心会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会神”,通过悬念与肢体的活动,“使心灵交通,以契合体道”,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平衡和顺其自然的主体化思维方式,反映了追求身与心、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但传统体育的不足也正在于此:缺乏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对人体单项技能的开发及研究。这使得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内容既博大精深,又杂乱无序,理论表述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语词含蓄模糊,缺乏确切定义,原理主观抽象,无法进行具体检验,从而使中国传统体育在长寿、身体训练、技能培养等方面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对运动、健康的奥秘很少像古希腊学者那样彻底地去探究,即使是医家、养生家也始终停留在“阴阳平衡”前,未能更进一步。

2.过于追求体育的教育价值、功能所造成的悖谬

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影响,过于强化体育的教育功能,一方面弱化了人积极进取性格的培养,弱化了体能和智能的开发,同时也使人本身的教育遭到了异化。在儒家学说看来,体育是成德成圣,完成园善的手段。在体育的价值取向上重在伦理教化而忽略其余。如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礼,要求射者“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以言中。”唐代木射,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取胜的标记。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的论述更为典型,“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地”。西周的射礼,不仅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而且对同属统治阶层而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弓箭、箭靶、伴奏乐曲及司职人员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目的是“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秋狩”大典,顺由黄帝射出第一箭,在有皇帝参加的马球比赛中,第一球一定要让皇帝先打进。这种竞赛的不平等性,运动的过于伦理教化性,不仅有损于公平竞争精神,不利于人竞争意识的培养,不利于对人智能和体能的开发,而且使竞赛流于形式,使整个社会满足于现状,不事进取,使整个民族和国家缺乏朝气和活力,保守、落后,懒散日趋牢固。体育的等级性与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平等性交互影响,既限制了体育运动的发展,同时又阻碍了人类社会向文明的进化。正如曹守禾在其文章中所指出:在儒家学说里,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这种过分强调体育的教育功能的思想观念,大概只能在儒家学说盛行的古代中国才会产生。

3.重文轻武所产生的悖谬

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文武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承的关系,然而在中国古代过于重视“治人之术”,重文轻武,崇文尚柔,从而使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陷入了非理性。在汉代,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被采纳,官学中几乎完全排除了武艺的教学内容,学校体育一蹶不振。汉代主张选择有利于完成个人道德修养的活动方式,而对只满足身心欢娱的活动大加挞伐,视为玩物丧失的奇技淫巧。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批评提倡“角抵戏”是“玩不用之器”,蹴鞠费力劳体,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之训。两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思想日甚一日,好文者常为父兄所爱,好武者常为父兄所恶。南北朝时,不少贵族子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散武装,父兄以不才目之。”重文轻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崇文之风不仅影响了体育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整个国人的素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东亚病夫”是那个时代不少国人精神风貌的写照。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贵和”、“寡欲不争”、“以柔克刚”的思想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与西方体育相比,中国古代体育显示出力量、刚强,但竞争不足;舒缓,柔弱,但平和有余的性格特征。如射礼演变成投壶,蹴鞠变成“不以勇取,不以力争”的“捶丸”等等,“中和之道”使得极具观赏和技击的体育运动变得面目全非。

4.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悖谬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尤其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及长江流域,土地肥沃,资源富饶。封闭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它国为蛮夷,视科技为奇淫之技。这种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的心态,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即中国文化的发展,只一味地向外传播,而不能接受或较难接受其它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的气功、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通过各种媒介尤其是华侨传播至国外,产生较大影响,而西方体育向中国的传入确是在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声中被迫接受的。中国古代体育对外来文化具有一定的可容性,但这种开放是相当有限的,仅限于运动项目方面。

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要想不断完善和壮大自己,就必须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由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所造成的悖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剔除其非理性成分,并以其它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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