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霞虹[1]2007年在《消融与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全球性的消费文化视为当代建筑发展的背景，通过剖析消费文化原理来分析建筑实践并总结其发展规律。消融与转变既是消费文化的特性，也是消费文化语境中当代建筑发展的趋向。今天，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区分的依据。所有的物质文化产品都转变为消费对象。文化艺术实践与经济生活、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融：一方面，出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艺术实践中充满了资本和权力的斗争。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关于建筑的一切——建筑物、建筑师、建筑影像、建筑理论等都成为消费对象，它们遵循消费逻辑而不是自律原则。建筑成为符号资本，旨在创造财富。确定的价值体系不再有效，建筑的目的不是满足功能而是制造差异。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消融了，旧有的等级关系被颠覆，时尚更替成为新的伦理。消费文化中的建筑趋向开放、灵活、流动、短暂和多元。中国的文化和建筑状况是消费社会的特例，也是全球性消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超前性和移植性，中国当代建筑具有时空高度压缩，极为混杂、片断的特点。一方面，执着于数量、规模和速度，旨在营造一个“物质乌托邦”，另一方面是快速制造差异，追求新奇和震撼，以优势文化为导向，显示了强烈的身份焦虑。消费文化中建筑的发展契机主要在于双向的非物质化：生产方面，运用文化符号和电子影像建构空间，在扩大消费的同时减少资源耗费；消费方面，从使用转向体验，使建筑成为激发、丰富人类知觉和情感的媒介。
马可[2]2013年在《80后与网络文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转型期成长起来的80后网民和网络文化为研究对象,将视角投向80后不同于其他代际群体的特殊成长背景(尤其是80后与网络同步成长的经历)和既保守又开放的矛盾成长现实,对80后网民在网络传播中的主体身份进行了审视。从嬗变、认同和异化叁个维度论述了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80后与网络文化的关系。核心词之一：嬗变。一方面,作为网络文化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80后从文学领域进军网络最终创造了“80后文化消费景观”,形成了纷繁的“80后文化现象”。本文从纷繁的文化现象入手,揭示了80后网民文化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轨迹。文章通过对80后使用率较高的网络应用的分析,认为：博客私人日志建立在交往目的之上将“公共空间私人化”和“私人领域公开化”的行为带来了80后网民从传统内敛型受众到开放展示型传播者的蜕变与转型；播客视频利用视觉图像的“娱乐超意识形态”打造了80后的娱乐化消费景观和身体消费奇观；恶搞文化则在80后的簇拥下一再从边缘颠覆主流,最终形成徒有游戏形式没有游戏灵魂的“空心戏仿”和狂欢趋势。诸种现象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单一向多元的转变、时空性的延伸、虚拟与现实的对弈、主流与边缘的龃龉、区域化向全球化的扩张。其带来的文化心理的变化是：自我意识中“自我”、“私我”的上升,尚和心态中对“异”的追求,审美心态中审美泛化和娱乐化的新趋向。另一方面,作为网络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转向中不可逆转地也遭遇从现代到后现代、从理性到感性、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从语言到图像的转向,最终带来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冲突。核心词之二：认同。认同包括两个方面,对“同一性”的认同和对“差异性”的认同。虽然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冲突不断,但是二者在和谐、虚静、仁爱等传统文化精神气质上产生同一性的认同。反过来,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形式、文化生产、传播媒介、生活方式等多方面进行文化反哺,达到了同一的交流互动。对80后网民而言,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现实环境一方面表现出同一性的认同,一方面对历史、政策、文化、技术的变迁过程也产生“差异性”的流动认同,形成特有的文化心态、政治心态和经济心态。核心词之叁：异化。本文的核心在于揭示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相互异化关系和80后网民的异化本质。对于网络文化,其异化过程以大众文化由通俗文化走向消费文化为背景,通过网络文化前期的通俗化、大众化发展,培养市场、积聚人脉,最终在网络文化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化中走向异化。这种异化的路径实则是一条按照商品和市场规律进行运作的文化工业之路,其直接后果促成了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相互背离。而对于80后网民的异化,本文通过对80后网民文化心理嬗变的国际语境的分析和对80后网民的文化姿态的分析,认为：全球化进程为80后提供的是冲突的文化语境,西方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遭遇断裂时的入侵,必将异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基调”；80后网民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后现代传播基础之上的网络主导的机器意识形态,80后网民通过网络所进行的抵抗和批判实则是机器意识形态批判；80后网民所属的青年亚文化对文化的抵抗也不过是一种仪式的抵抗。80后网民正在网络中迷失与异化,道德的沦陷和主体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物的附庸,“大写的科技”和“小写的人”使80后网民陷入“技术异化”之中。最后,针对80后网民和网络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一方面需要树立传统文化“中心之中心”的文化地位,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差别,使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和谐发展；一方面迫切需要摆正80后网民与网络的关系。本文的建议是：既要确立80后网民的主体地位,又要促成主体间性的生成；同时避免“技术丰腴精神萎缩”的趋向,实现道德的重建和信仰的复归；逐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建立积极的媒介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以抵制机器意识形态的侵袭。
王晓磊[3]2010年在《社会空间论》文中提出空间问题是伴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空间既是自然界的客观实在,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和产物,认识和反思空间问题所包涵的全部意义,不单单是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空间实在的物理学性质,更需要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考察空间的属人性与社会性。本质上看,人类实践活动的介入将空间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即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空间的关注远胜于对社会空间的关注,而现代性的来临却凸显了社会空间的重要作用,对社会空间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界的热点话题。以往的论者在考察空间问题的思路上大多从不同学科的论域出发,缺乏对“空间”一词使用的前提性界定,空间概念所指的模糊必然引起理论理解的混乱,人们很难弄清各种空间类型的实质区别和真正内涵。为了辨明不同空间类型的差异性,揭示令人目眩的诸多空间理论的话语逻辑,本文将尝试考察空间与其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追溯空间一词的中西语源演变,进而澄清空间一词的语义使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西方空间思想的演变脉络,依次透析空间概念所经历的形而上学、主体—身体、科学主义、文化符号四个阶段,最后引出西方空间观念的论域局限与理论出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兴起了一股对“社会空间”问题的研究热潮,但关于“社会空间”一词的内涵界定却是众说纷纭,人们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中或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社会空间”的概念。本文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空间”概念与“社会—空间”理论的区分,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社会空间界定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指出社会空间由物质性社会空间和精神性社会空间两部分组成,其具有实践性、二重性、多样性、层迭性、价值性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实践是社会空间在自然空间的前提下生成的唯一源泉,社会空间在实践生成的过程中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具体来看,社会空间是在感性活动、生产方式、意识形态、文化形式、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综合作用下才得以生成的。感性活动是社会空间生成的基础,生产方式是社会空间变迁的动力,意识形态是社会空间形成的规范,文化形式是社会空间呈现的依据,社会交往是社会空间扩大的手段,日常生活是社会空间调整的诱因,社会空间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改变着自身的实践形态。考察社会空间的形态与样式,可以从共时态和历时态两个基本维度来分析,一方面,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与空间样态的演进具有历史逻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空间样态受共时态意义上生存境遇的限制与形塑。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入手,可以纵览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全过程的空间面貌,不仅有利于追溯社会空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起源,也有助于透视和治疗由现代性普及所引发的社会变迁的空间症候。现代社会中物质性社会空间与精神性社会空间的生产基本是在资本操控下进行的,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批判性地审视当前的社会空间状况,其目的在于建构理想的社会空间样态。对未来社会空间的憧憬必须基于现时代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回顾历史、放眼未来,才能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中构建合理的社会空间可能性样态。
戴明[4]2005年在《信息化进程中建筑设计的历史变迁》文中研究表明信息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数字化生活方式不仅引起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建筑与都市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设计工具和设计模式,而建筑师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设计理念和思维方式。 本文在分析了信息时代社会技术及其文化背景的基础上,阐释了新的技术条下建筑实体、空间和内涵的变异,以及城市空间布局的重构。接着,介绍了计算机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具体应用方式和范围,以及新的设计媒介、新学科对于设计范式的影响。最后,通过历史的回顾,分析了作为设计者的建筑师的新的工作模式和思维方式,并分别从美学、历史遗产、建筑师职业等角度概括了新的设计媒介所引发的设计思考。 总体上而言,本文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计算机辅助建筑设计的发展目前正处于超越阶段的初期; 电子媒介不仅带来的新的设计手段和研究方法,同时还使得原有图纸媒介条件下设计与表达的分裂状态趋于整合; 整个设计过程中各专业原有分时接力的状态将变成共时的通力合作,而建筑施工也将与设计过程逐步整合为统一的整体; 建筑师与其他工程师之间的职业界限将变得模糊而趋于重迭,并最终整合于计算机辅助建筑设计平台之上; 设计的整个过程随着计算机的引入而变得更加的理性,这种理性不仅体现在设计构思和分析研究的过程之中,同时也贯穿于整个的设计建造当中。
李彬[5]2006年在《走出道德困境》文中认为道德困境是道德发展的常规现象。道德困境在道德意识层面指的是道德认识的模糊、道德评价的混乱;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表现是行为规范的不统一和道德行为缺乏动力。道德困境在整体上表现为某种道德的无序状态和道德建设的困难状态,其中既包含阻碍道德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有新的道德因素生成的萌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变革,以及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不仅给经济领域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从而从整体上而言对于社会道德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道德作为利益关系在价值观上的反映,是这种调整的结果。人们所提出的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道德爬坡”、“道德滑坡”抑或“道德代价”等的论说是道德价值观在理论上的表现;理论上的争论是道德观念方面存有分歧的高级形式,最终反映出来的是个体的道德困惑和在此背景下的道德建设的困境。这个困境主要表现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义与利的冲突和公与私的纠葛。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是一种经济选择,也是一种政治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正如道德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规范和要求一样,走出道德困境不是道德本身所能够完成的。道德的样态只是一种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交往生活的价值观反映,因此,同样基于发展着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他律的形式确定合理和合乎道德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形成某种自我完善、关爱他人的精神自律追求。 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的是权力—权力关系,根本是利益关系,由于政治与道德的内在关联,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有其道德上的诉求;而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政治民主化、开放化和社会化效果必然成为推动道德进步的动力。就我国来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或主导力量是政府;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相对比较缓慢的过程,它以和平方式进行,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因此,政治改革不仅涵有改革发动者的道德理想,而且必然顾及人民群众、被管理者、
张广勋[6]2015年在《理想城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英美乌托邦小说为考察对象,探讨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文本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对乌托邦城市的想象和书写,力图描绘出乌托邦城市在这一文学文类中形成、兴盛、消解和嬗变的发展历程和乌托邦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现实城市间的影响与互动关系。这其中乌托邦城市是指一种理想的城市形态,即理想城市,其内容包括乌托邦小说中所想象的城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物质生活、文化风尚、思想观念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对英美乌托邦文学传统做一纵向、历时性的简略概述,同时采用纵中有横的结构方式,重点是对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作品中的城市想象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分析,而在研究中尽可能以同一时期的西方城市理论为参照。在方法论上,本论文在对小说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文史互证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由文本分析出发,逐步扩展到对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多方阐释,构成一个由文本聚焦到文化意义辐射的综合性整体研究。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正文五章。绪论部分主要是梳理与乌托邦相关的定义和概念,简述英美乌托邦小说演进过程,同时对西方城市乌托邦中的理想城市演进及其特征作出理论背景上的描述。绪论也简要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现状和意义。在正文历时性的论述中,第一章讨论的是乌托邦文学在其萌芽时期对理想城市的想象。柏拉图在面对雅典城邦的危机以及对远古失落的美好城邦的追思中,通过《理想国》构想了正义的理想城邦,但也显露出这一“理想城邦”的不正义。在《圣经》中,耶路撒冷的城市形象经历了罪恶之城、毁灭之城、救赎之城和圣城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背后既有对现实城市中种种罪恶的抨击,也富含着对理想城市的想象。托马斯·莫尔是乌托邦文学的开创者,《乌托邦》中的理想城市既有英国伦敦的影子,又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批判和超越。第二章主要以爱德华·贝拉米和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作品为文本,探讨了现代乌托邦小说中的理想城市景观和城市精神文化。贝拉米以回顾的方式对新旧波士顿加以对比,揭示出19世纪末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美国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展现了未来新波士顿城市图景的辉煌壮丽,由此也造就了美国乌托邦文学的第一次繁荣。而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最出色的一部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所想象的伦敦则是一个城乡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花园般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城。第叁章讨论现代英美反乌托邦小说中理想城市的失落。伦敦一直是莫尔、莫里斯等乌托邦作家对美好城市想象的寄托,但是在阿道斯·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笔下,这座理想之城呈现为幻灭之城和监禁之城。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带来物质的丰裕,却也有可能导致对人性压抑与戕害。尤其是当科技与极权意识形态联姻,人将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在一个安定、富裕和为虚幻幸福所包围的“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失去自由的选择和独立的思想,丧失了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沦落为权力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此外,美国小说家雷?布拉德伯里也对未来消费社会所可能带来的城市异化发出警示。在他所想象的未来的焚书之城中,大众娱乐文化所造就的超现实符号错乱摇曳,带给人们的只是无深度的城市消费文化和精神错乱的狂欢景象,这一恶托邦大都市成为未来美国社会的缩影。第四章论述重点是理想城市形象在当代英美生态乌托邦小说中的嬗变。首先是对生态乌托邦文学这一新出现的乌托邦文学亚文类的概述,然后对相关文本中所想象的生态乌托邦城市和生态恶托邦城市进行解读。欧内斯特?卡伦巴赫所设想的未来旧金山是这一文类中少见的对未来持有乐观基调的生态理想城市,而保罗·奥斯特和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等作家的生态乌托邦小说则描绘了未来污染、人口激增、气候异常等生态灾难所导致的迁移、饥荒、疾病等众多危机,城市在种种灾难的冲击下日趋衰败,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通过对未来都市恶托邦恐怖图景的想象对当今世界的都市危机发出警示。第五章关注当代伊托邦小说对未来城市和赛博空间的城市特质的想象。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和赛博空间的生成使得伊托邦成为当代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新现象,对赛博空间的“城市化”想象构成了伊托邦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其中,菲利普?迪克想象了未来洛杉矶因核战争和星球移民变为收缩城市,市郊已成空城,只有共鸣箱所创造的虚拟城市空间维持着现实城市的社会互动和意义运作。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和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后现代的都市认知地图。未来国家政权的衰退和跨国资本的扩张使得未来都市被无情地分裂为两半。二元城市兴起,门禁森严的社区升级为堡垒单元郊郡,“法外之地”则表现了今日城市衰败、隔离、污染、和贫穷在未来可能造就的最可怕的后果。未来有可能成为理想城市的赛博空间,也可能沦为现实二元城市的镜像。
黄金艳[7]2017年在《媒介融合态势下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思想与行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了解和掌握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及其规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关注的问题,也是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当代大学生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出现了与以往大学生颇为不同的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多元,自我且功利,亟须引导;他们的信仰状况复杂,世俗且非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需要加强;他们的审美观整体、感性,倾向于娱乐化、消遣化;他们的人际交往方式多样,空间扩大,间接交往增多,却不能回避由于虚拟与现实之间强烈的人际反差造成的种种问题;在学习上,他们思路开阔、注重结论却缺乏论证,部分同学还出现口语化倾向、浅阅读的习惯以及错字、别字、火星文等不规范的写作能力下降问题;他们的消费观念前卫,自主多样,注重外观,也出现因人情、炫耀、攀比而导致的不良消费……大学生的这些变化是客观的,其变化原因尤其值得深究。在探究大学生思想行为变化的原因时我们发现:媒介融合导致的媒介化社会生成以及社会形态的变迁是导致大学生思想行为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介融合是媒介发展到现阶段的表现形式,媒介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在更深远的层次和意义上,媒介还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交往模式和一种文化模式。生活在不同媒介时代的人会受到所处时代媒介的影响,形成具有一定标志性符号的生活模式、交往模式和文化模式,并产生和维系一定标志性符号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正如我们经历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媒介决定社会特征的过程,在媒介融合态势下,社会呈现媒介化、小众化的形态,文化出现多元化和同质化的特点,并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大学生发生深刻的变化:媒介建构的媒介环境影响大学生的认知,让他们的思想更加多元个性、自我功利;媒介塑造的思维方式改变大学生的思维,不论是审美、消费选择还是学习形式都出现图像化、碎片化、娱乐化的特点;媒介提供的技术优势颠覆大学生的生活,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学习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甚至有的由于过度依赖媒介而出现异化现象。那么,面对媒介技术的影响力人类是否就无能为力了呢?马克思的工具理论告诉我们,尽管媒介工具的双刃剑作用一直在发挥,但是人类总是能够运用理性将媒介的发展纳入正确的轨道,发挥其向善的一面而遏制其为害的一面。是人类理性决定媒介传播的思想内容,不论是统治阶级的控制,还是新闻报刊人员的自觉,都含着人类理性的光辉;是人类理性能够认知媒介塑造的思维偏向,不论是文字媒介的理性思维塑造,还是电子媒介的视觉思维偏向,合理利用媒介建立在对媒介的充分认知之上;是人类理性在抗拒媒介的异化功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未来。今天,当我们面对大学生由于媒介融合而引发的种种变化,我们仍然要动用理性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应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置于教育的首要目的;面对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挑战,应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并且充分运用先进的媒介技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遵循以下逻辑进行:第一章概念诠释,对本论文涉及到的主要概念诸如媒介、媒介融合、思想、行为等分别进行说明,并结合阐述媒介发展演变的历程及规律,强调说明媒介融合是媒介发展到现在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媒介与思想行为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人类的实践活动(行为)创造了媒介,由人类创造的媒介反过来又对人产生影响,面对媒介影响,人类运用理性对其规约,使其为人类服务。第二章理论考察,对与本论文有关的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进行梳理,尤其是在马克思工具理论的启发下对媒介力量进行深度探源,在此基础上构建媒介融合的理论,这是本论文的理论支撑。第叁章实证调研,对当代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媒介对大学生的影响以及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进行实证调研。第四章,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对媒介融合态势下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做了一个描述,思想方面的变化集中在价值观、信仰和审美叁个方面,行为方面的变化集中在人际交往,学习及消费行为叁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变化的规律和趋向分析和归纳。第五章,在现象描绘的基础上,运用媒介融合的理论,从媒介化社会、社会性变迁及个体性差异叁个层面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变化进行深度解析,这是本文论述的重点。第六章对策研究,针对上述分析,运用人类理性,提出在媒介融合态势下对大学生思想行为进行系统调适,首先要确立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其次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最后应充分应用媒介从教育方法、教育载体、教育环境叁个方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孙余余[8]2011年在《人的虚拟生存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教育归根到底是“人为”和“为人”的教育实践活动,“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好人的工作,就必须面向人,从现实的人出发,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然而,“人”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固定“符号”,而是处于生存之中的不断生成的人,生存之于现实的人具有优先性和根本意义。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向人,就必须首先面向人的生存,不但要面向人的现实生存,还要面向人在不断生成中获得的新的生存。当把目光聚焦于当代,我们发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革命,其影响不仅仅在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使包括人的交往方式、组织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人类整个生存方式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在这一变革中,当代人获得了虚拟生存这一新型生存方式,人类由此也开始从工业时代走向网络时代、比特时代或信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人的生存”而生,在当代就要向人的新型生存方式——“虚拟生存”而生。虚拟生存已成为关涉人的生存与发展,影响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时代性问题和时代新话语,是当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不可逆转的宏观背景和趋势。因此,人的虚拟生存相关问题以及在人的虚拟生存这一背景下探讨和谋求学科发展,成为当今学界研究的前沿性和前瞻性问题,并日益成为“显学”。从虚拟生存的视角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既是时代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哲学向生存论转向的必然结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指导,结合人的虚拟生存实际、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以及学界关于人的虚拟生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成果,综合运用人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尝试从虚拟生存这一新型生存方式的视角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意在揭示虚拟生存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课题,并对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等方面做出比较具体的探讨,从而形成人的虚拟生存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图景的雏形。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从哲学层面对虚拟生存这一当代科技革命下“现实的人”存在的新形式进行解读。“虚拟生存”是“现实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在当代科技革命的作用下获得的新型生存方式。本文立足于狭义上的“虚拟生存”概念,认为“虚拟生存”是“现实的人”经过数字化符号处理后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进行超越性实践活动而获得的生存方式。虚拟生存因其技术特性而具有去中心性、平等性、虚实二重性、超时空性、个性化、开放性、共享性、弱联系性等特点。虚拟生存作为人类在当代获得的新型生存方式,无疑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等的发明与应用是其得以产生的关键因素。然而,虚拟生存不是当代技术的偶然所得,其产生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它以人的未特定化和未完成性作为生物学基础,是人的超越性的外在表现,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以及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意识的综合作用下不断生成的。人的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现实生存是虚拟生存的基础和前提,而虚拟生存也是对现实生存的升华与超越,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交织互动。第二,分析人的虚拟生存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课题。虚拟生存的崛起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表面的,而是全面而深刻的。它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存背景,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盒”,给人造成了悖论性的发展境遇,使其主体性的提升与新的主体依赖并存、个性发展与个性异化的背反、交往的单纯化与交往异化共在、道德发展与道德失范共生、心理释放与身心问题丛生、人生意义的丰富与意义的再次失落,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主体因素和主体挑战。同时又给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教育介体、教育环体等方面带来难得的发展背景、发展机遇和发展平台,也对其造成了空前的挑战和新课题、新难题。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虚拟生存面前不是处于被动接受和适应的地位,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它能够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塑造和培养适应虚拟生存的生存主体,激发积极的虚拟生存行为,整合虚拟生存资源和主体力量,疏导和调适人的心理与情绪,从而规范人的虚拟生存活动,净化虚拟生存环境,形成强大的精神合力,从整体上优化人的虚拟生存。第叁,分析了人的虚拟生存视阈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创新。针对虚拟生存背景下人的发展双重境遇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所面临的新课题,作为承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发展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当及时予以调整、更新、拓展和创新,以优化人的虚拟生存,促进虚拟生存背景下人的和谐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基于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的冲突性和统一性,突出新型生存观教育,在坚持当今时代背景造就的“共生”生存思维前提下,帮助受教育者树立起虚实共生的生存观,对其进行虚实共生生存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还要针对虚拟生存造就的新型交往方式及其影响,对受教育者进行主体间性交往观教育、虚实和谐的交往观教育,使受教育者形成适应虚实共生时代的交往理性、交往资质和交往意识。然而,无论是新型生存观教育还是交往观教育最终都要落脚于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针对虚拟生存视阈下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对受教育者进行主导价值观教育、生命价值观教育和角色价值观教育,为当代人适应这一新型生存背景提供价值导向与指导。第四,探讨了人的虚拟生存境遇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和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制定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客观依据,其根本价值在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虚拟生存背景下,要及时更新和探寻适合人的虚实共生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主动性、预见性和针对性,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适应超越规律,既适应又超越虚拟生存造就的人的思想品德的实际和社会环境的实际,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品行;基于虚拟生存的交互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主体间多向互动规律,实现多极主体的交往互动、主体间多向认知、多向协调与控制、多向参与和沟通;基于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的辩证关联,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虚实协调共生规律,实现虚拟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虚拟空间的人的思想品行与现实空间的思想品行的协调共生;基于虚拟生存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矛盾、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冲突整合规律,使二者实现辩证统一,逐渐从冲突走向整合。第五,分析了人的虚拟生存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实现途径。人的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人的虚拟性与现实性、虚拟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在虚拟空间的思想品行与现实空间的思想品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互动发展。因此,化解虚拟生存给人的生存发展造成的困境,探讨虚拟生存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途径,就不能只涉及虚拟途径和现实途径的某一方面,而是要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两个方面着手,积极寻求这一新型生存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现路径。然而,由于虚拟途径是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途径,因而在本文中对虚拟途径进行了重点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健全兼顾虚实社会共同发展的网络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技术规范,建设网络文化,并充分发挥和利用网络技术优势,整合自我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力量,促进虚实共生时代人的虚实和谐发展。本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从哲学生存论的角度研究人的虚拟生存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问题,突破了目前学界将网络单纯视为一种媒介和手段的局限,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生存论的视角来透视和反思人的虚拟生存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探索当代话语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未来发展道路,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野,有利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找到新的生长点;二是针对虚拟生存对人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带来的影响与新课题,试图突破对于这一问题的“零散”思考,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这一生存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规律和实现途径,对时代问题做出系统而自觉的理论回答,是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生活化的继续与深入,有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推动生存论(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向纵深发展;叁是从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样态出发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下与未来发展问题,力图促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当代话语转变,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现代化和当代化;四是从虚拟生存背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是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交叉问题,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框架,这一研究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分化与综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业性与综合性,从而从整体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与进步。本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是从人的虚拟生存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应对人的虚拟生存带来的种种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困境,既有利于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向正确轨道迈进,也有利于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探讨在这一新的背景下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路,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实现;二是通过分析虚拟生存背景下人的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课题,并且积极探索应对这些新课题的学科思路与学科路径,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践性和科学性,从而增强其有效性、吸引力和认同度,并且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实际工作。
尹国强[9]2017年在《儿童数字化阅读研究》文中指出儿童是未成熟的生命主体,阅读是儿童藉由媒介技术与文化符号世界交互作用从而达成自身生命成长的路径。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媒介形态的剧烈变化,数字化阅读成为当下“数字原生代”儿童重要的阅读方式。本研究以人·技术·文化的统合视角审视数字媒介下的儿童阅读问题,遵循“实然”—“应然”—“可然”的逻辑思路。首先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调研当下儿童数字化阅读的文化现状,透过其外在文化表征剖析儿童主体在数字媒介场域下出现的问题。其次,本研究从关系面向和本体面向对儿童数字化阅读进行理论建构,提出儿童数字化阅读的价值诉求。在理论建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调查所发现的儿童数字化阅读文化症候进行分析,找出其产生根源及影响制因,进而提出系统优化当下儿童数字化阅读的理念、路向和策略。本研究第一章为现状审视,研究者运用问卷法、非结构性访谈法、作品分析法抽样调查了全国8个省(直辖市)32个自然班级的中小学生数字化阅读现状,通过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层面看,儿童数字化阅读的参与频度普遍化、热衷化,时空分布碎离化、分散化,价值偏好实用化、娱乐化,行为趋向游戏化、消费化;从个体层面看,儿童在数字化阅读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被技术“异化”导致主体“迷失”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其自我确认迷失的可能、生活世界割裂的可能、人际交往阻断的可能、意义生成虚幻的可能和审美情趣扭曲的可能。第二章和第叁章为理论建构,研究者从关系和本体两个面向对儿童数字化阅读进行阐释。基本立论包括:人·技术·文化的统合视角下,儿童阅读是作为主体的儿童一种有灵性的文化生活方式。媒介技术是儿童阅读的场域,不仅具有一般场域的关系性、相对独立性和斗争性,还具有自身所特有的中介性、低自主性和高强化性。媒介技术形态为儿童阅读提供基础性存在,媒介技术环境对儿童阅读发挥“场效应”,媒介技术演进是儿童阅读文化变迁的动力。媒介技术演进与儿童阅读文化变迁相互关联。当媒介技术进入数字化时代,儿童阅读旨在促进儿童自身文化生命成长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数字媒介技术的优势功能发挥是儿童数字化阅读能够有效达成的强力支撑。儿童数字化阅读具有文化开放性和文化制约性特质,其应然价值诉求应指向儿童的符号确认自我之真、关照生活世界之实、激扬主体间性之活、达致意义生成之善、体悟诗性逻辑之美等五方面。第四章是在理论基础上对第一章现实审视的机理分析。本研究认为:儿童在数字化阅读中主体迷失的根源包括叁个维度。在主体性上,儿童强烈的原初性和极大的可塑性被过度开发,是导致儿童与数字媒介过分亲密接触的天性基础;在技术性上,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削弱导致了数字化阅读背后的理性冲突;在文化性上,技术主体伦理精神的欠缺和教育系统制约力不足致使成人社会对儿童失范与失教。在厘清问题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视角对儿童数字化阅读的场域进行了深入检视,剖析多种文化因素对儿童阅读产生的作用:微观层面包括数字媒介的内容管理和使用方式;中观层面包括家庭成员的言行与引导、同伴之间的交往与同化、学校相应的管理与教育;宏观层面包括政府相关政策举措的出台、导向、落实与监督。第五章是对当下儿童数字化阅读进行系统优化的理念、路向和策略。基本理念包括:以儿童为本,回归数字化阅读的育人本性,以技术为用,促进人机交互走向人际对话,达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通过成人与儿童的平等对话,打好教育的底子,通过内容和方法的价值引领,用好文化的筛子,达成保护倾向与放任倾向的合理持衡。基本路向包括:以培育批判性意识、重塑儿童主体性为目标;以发挥技术优势、加强文化制约为路径;以建设“M-F-S-G”共同体、形成支持合力为保障。基本策略涉及媒体、家庭、学校和政府几个影响儿童阅读的文化因子:媒体要在设计研发时强化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以人体工程学为指导,制作适宜人体生理结构的硬件设备,开发并不断调试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优质教育软件资源,操作设计上增设提醒机制,把握使用的适度性;家庭成员要注意自身言行,做好榜样示范,形成家庭氛围,主动参与亲子共读,对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关注儿童阅读体验,及时调整策略,适度使用,多种方法引领孩子对传统纸质阅读形成一定的回归;学校要在课程建设中融入数字化阅读素养教育相关内容,教给学生信息检索的基本方法,推荐优质资源,联合多元主体,共同对儿童进行过程性评价,有意识对家长进行引领与指导,达成家校共育;政府要大力扶持优质数字化阅读资源的建设,强化优质数字化阅读资源的宣传与推广,组织多层次培训,提高民众数字化阅读素养,制定相关管理规范,形成机制,强化落实。
李颖[10]2015年在《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是把民俗艺术及其传播放到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以及当下媒介环境的特定背景下,综合运用民俗艺术理论和跨学科交叉等多种研究方法,把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民俗艺术生态变迁、媒介表述与干预、媒介误读等诸多状况、现象和问题提取出来加以考察。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探讨,以期能在以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迅速发展和全国范围文化遗产保护为背景的新的社会语境中,为民俗艺术理论的构建添砖加瓦,并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首先需确立其研究基础。本论文首先通过对传播生态的学术源起与基本涵义的梳理和界定,把传播生态理论引进并融通到民俗艺术的传播研究中,再通过作为开展本研究不可或缺的传播学、生态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支撑,共同建立起本研究的意义基础与知识基础。确立了研究基础,紧接着即需确定民俗艺术的传播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之关系。二者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互为作用,正是在由它们的联系媒介所传递的这种互动的调子中,使得众多民俗艺术事象在时空中的流变得以呈示。民俗艺术传播主客体的角色定位又离不开具体的传播语境,民俗艺术在其传播过程中的历史承变使民俗艺术发生了从乡土本位到消费语境的传播语境的转换,在此过程中的民俗艺术传播经历着其自身维度的叁重体现,即精神性维度、社会行为维度和信息技术维度。这叁个基本维度的共存与变化正是民俗艺术传播生态变迁的内在体认与外在呈现。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系统构成的分析,则是对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本体性存在与人文性存在共同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存在系统,交往功能、衍生功能与依附功能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功能系统,伦理价值、审美价值与应用价值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价值系统。此叁个系统构成体现的是民俗艺术传播的内在结构关系,本研究通过对它们的深入探析,可使民俗艺术传播的内在意涵得以丰赡,并能使关于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意义阐释更加厚实充盈。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意义阐释,重在对意义的挖掘、揭示、解读并不断生发的过程。通过挖掘传播过程中意义发生衍变的内外部动因,揭示其中精神意义的呈现空间,并最终促动民俗艺术传播当下意义的生态建构从传播主体、目的、方式和内容四个方面的探索。上述种种,说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是一个结构紧密衔接、前后相互挥应、逐层渐进推动、阐述严谨相扣的具有宏通视野的整体性理论研究,这将推动民俗艺术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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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0后与网络文化[D]. 马可.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3]. 社会空间论[D]. 王晓磊.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4]. 信息化进程中建筑设计的历史变迁[D]. 戴明. 同济大学. 2005
[5]. 走出道德困境[D]. 李彬.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6]. 理想城市的建构与解构[D]. 张广勋.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7]. 媒介融合态势下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研究[D]. 黄金艳. 兰州大学. 2017
[8]. 人的虚拟生存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孙余余.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9]. 儿童数字化阅读研究[D]. 尹国强. 西南大学. 2017
[10].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D]. 李颖. 东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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