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台阶论的内涵与限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台阶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论及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快经济的发展。小平同志对此讲得很详细，很全面，也非常深刻，归结起来可用一句话概括：要让我国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一科学论断，是经济规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科学体现与灵活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今世界的新发展，可以称为邓小平的“经济增长台阶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重要经济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全面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台阶论的内涵
对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要全面把握，防止片面性运用，首先必须系统掌握它的内函。
1.经济增长台阶论的指导思想，也可视为根本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闯敢冒，敢于试验，摸着石头过河，是小平同志倡导的实践精神。看这些试验的方向、性质是否正确，是姓“资”还是姓“社”，只能用这三条标准。经济增长上台阶的种种措施是否正确，遇到困难是否应该坚持下去，也只能看客观效果是否符合这三条标准。不过在某些时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眼前的生活水平有些矛盾，这是需要正确对待的问题，是要宣传、教育与引导的问题，不是发展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2.经济增长台阶论的具体目标，是要“讲效益的高速度”。这有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层含义。
一是主张高速度，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针对“七·五”计划与治理整顿期间有些人将较慢增长视为常规发展的观点，小平同志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他不但称赞1984年至1988年五年间的高速发展，认为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还肯定了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发展时期，希望我们要抓住现在这好机会，能发展就不要阻挡，将经济的增长尽可能搞快点。
二是讲求效益，实现扎扎实实、健康协调地发展。作为实现高速度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认为，象江苏和上海这些“有条件的地方”应该比全国的平均速度快。而条件较差的地方，不言而喻应该慢一些。
因此说，小平同志讲的高速度，是速度与效益相结合的高速度，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结合的高速度，是积极热情又冷静清醒的高速度，不把握这两个方面，就片面理解了他的意思，甚至带来歪曲性的后果。
3.经济增长台阶论的运行机制，是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这是哲学上揭示的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经济周期的理论也相吻合。由于受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我国经济学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是不承认有经济周期的。而事实上，仅1980年以来就有三个明显的周期。小平同志对此十分清楚，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如果不是那几年(1984至1988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经济周期的成因。要发展得快一点，就不可能稳稳当当，因为“瓶颈”资源短缺、通货膨胀等问题的矛盾自然要大些。但没必要害怕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二是经济周期的运行过程。即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把经济推向繁荣阶段），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在困难期作结构调整），跳跃一下登上一个新台阶(走出低谷，创造更新更高的经济水平），实现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
三是登上新台阶的动力及其可能性。首先由于加速搞几年而手头东西多了，处理各种矛盾能够立于主动地位；其次是能及时治理、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运行机制；再就是“跳跃一下”，在良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一种飞跃。
4.经济增长台阶论的前提条件，是科技与教育的超前发展。发达国家与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无数事实都说明，科技与教育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两大支柱，也是它的前提条件。回顾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三次产业革命，也无一不是以某一生产技术的革命或一群生产技术的革命为诱发触机和主要标志的。当前，我国科技与教育的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个“瓶颈”，只有实现超前增长，在各方面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产生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这个问题，小平同志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很早以前他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次讲话又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5.经济增长台阶论的实施基础，是要搞好法制建设。在一定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经济机制要健康运行，一定要以严格、系统的法制为基础。当前我国法制还很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相当普遍，侵吞国家资财与他人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假冒伪劣产品更屡见不鲜，若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小平同志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句话的内涵是极其深刻的。
上述几方面，便是经济增长台阶论的主要内容，它们彼此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相互结合成一有机的整体，简言之，就是力争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对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理论，我们可简要地下个定义，即在不太长的某一阶段内，通过短时间的整顿与恢复，然后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生产出丰富的社会产品，使社会生产力有一定发展，国家综合国力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其提高的程度，应比前一阶段有非常明显的量的增长与质的飞跃。例如，这个阶段若是七年，其中治理整顿很可能要二年，再加一年恢复或等待的时间，加速发展的时间有四年，但最后一年的速度无疑要有所减缓，从而走进下一整顿期，为上新台阶作准备。不难看出，它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计划有很大不同。那些计划有严格的时间与目标的规定，计划期内不会再有几个小阶段，增长是匀速的，或直线递增的，没有调整和恢复的时间，经济规律的影响是看不见的，因而看起来很平稳，足以体现某种优越性。但那些计划，由于是纯主观的产物，与客观实际相去甚远，一旦执行起来便矛盾百出，人的积极性与效率在各种摩擦中大量泄漏，产品中若剔除不受社会欢迎的部分，能严格完成指标的十分少见。而我们论述的每上一个台阶，所经历的时间是长短不一的，它要由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包括各种不同机遇等多种因素决定，不是少数人在事先就可计划或规定的。在此阶段内，每个小的阶段就更难以事前确定。某种机遇或困难(如自然灾害等）往往会不期而至。这必然使很多方面都带有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也就不可能有某些事先规定好的时间指标，而只能让客观经济规律去作决定。经济增长台阶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能使我们很清醒的知道每上一个台阶应经历的过程，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动员人们去作最大努力。发扬、发展本身优势，排除、弱化各种困难，缩短整顿和恢复的时间，延长、提高加速发展的时间和力度，使每上一个台阶都能跃上更高的水平，促使国民经济既是一步步的又是不断跳跃的增长。
二、关于经济增长台阶论的限量
经济增长上台阶中诸多指标的不确定性，不等于对它们没有要求，没有控制，一切任其自然。若如此，上台阶就没有意义了。如前所述，正是人们通过努力，致使某些难确定的指标更接近于理想，或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上台阶的运行机制才能健康的发展，也才更具积极意义。如对加速增长期的高速度，就是有规律可循的须控制在某一限量内的重要指标。经济增长台阶论的限量，主要是指这一点。
所谓高速度，是相对于治理整顿时的低速度而言。低速度由经济困难期的困难程度而决定，即由客观可能性而定，是不可能有最低限量的。而高速度则不同，它不仅由客观可能性而定，还决定于人的主观愿望。如果人的头脑不够冷静，盲目增长与发展，将速度搞得过高了，危害是严重的。因而问题在于，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加速增长期的高速度，到底以多高为宜？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无法承受的？一般说来，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因客观条件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高速度，加上主观因素，上每个台阶的具体程度更会不一样。但就一个国家而言，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大变化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操作中都应该有一个能体现客观规律的增长极限。极限不是具体速度，而是各个具体速度都不应突破的最高值，或者称作警戒线，即本文说的限量。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限量在哪里？小平同志没有具体讲。但他肯定了1984年至1988年的高速增长，也肯定了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时期。这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小平同志来源于各国实践的观点是非常科学的。
以国际通用的最能体现经济增长速度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我国1984年至1988年GDP的增长指数分别为14.7%、12.9%、8.5%、11.1%、11.3%，平均每年增长11.7%①。这确实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但这几年无疑也有一些问题，如小平同志所说的，“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波动是不能忽视的。例如通货膨胀率，在1985年即为8.8%，1988、1989年两年竟然高达18.5%和17.8%，已到了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些问题自然是前进中难以避免的，但在今天作为经验总结，我们认为，那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如果能低二个百分点，即将增长极限控制在10%以内，各方面的情况会理想得多。因为不超过10%，仍不失为高增长，但可以使各种矛盾趋于缓和，延长高速增长的时间，促进国民经济跃上更高的台阶。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再作些分析。
(一）从不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看
在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三十年中，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前十五年增长得最快。以南朝鲜、新加坡和香港论，它们都是很小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规模小，而基础较好，生产力水平较高，远不象我国有那么多沉重的包袱，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比我国要多。然而就在它们高速增长的1965-1980年，GDP的年均增长指数分别为9.5%、10.1%、8.6%，平均也只有9.4%，与我们前面的结论相一致。而一般认为，我国高速增长的平均速度应比它们稍低一点更为合理，最多也只能相等，而不能比它们高。在1965-1980年，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也处在高速增长中，GDP的年均增长指数分别为8%、5.9%、7.2%、7.4%，它们生产力的水平原本都较低，平均最高增长速度为7.1%②，看来是较为合理的。发展经济学说明，在生产力水平过低或过高的情况下，都是难以实现高增长的。日本经济规模大，起点高，在1965-1980年间GDP的年均增长为6.3%③，看来已是相当高了，在同一期间，西方七国集团平均增长率为3.97%④。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多方面与这些国家是不能直接相比的。
(二）从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看
国家和地区 时间
GDP年均增长率 年均通货膨胀率
中国 1965-1980 6.4 0.4
1984-1988 11.7 8.7
1990-1991 5.8 2.5
日本 1965-1980 6.3 7.8
1980-1987 3.8 1.4
1989-1991 5.0 3.4
亚洲“四小龙”
1965-1980 9.4(除台湾）10.6(除台湾）
1980-1987 6.6(除台湾） 4.3(除台湾）
1989-1991 7.8
8.7(除台湾）
印尼、泰国
1965-1980 7.1 14.3
菲律宾、马来西亚 1980-1987 3.3 7.3
1989-1991 6.9 8.4
从上表⑤中可以看出：
1.所有国家无论生产力水平如何，经济高速增长期，也是通货膨胀最高期，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高。
2.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呈正相关状态，且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在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也在正常年景比GDP的增长率偏低；在生产力较发达的国家，在较多的年份里，通货膨胀率比GDP的增长率偏高；在生产力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国民经济结构有较多的不合理，通货膨胀率要远高于GDP的增长率。
3.在经济增长中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是不存在的。1965－1980年间我国商品严重短缺而通货膨胀率又极低的状况是控制需求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这以后，经济波动与通货膨胀的高低即趋于一致。1992年与1993年的上半年，GDP的增长率上升到12.8%与13.4%，通货膨胀也由1991年的2.9%迅速上升，预计1993年会达到8.5%以上。
4.上述几点又向我们提出一个矛盾性的问题：一方面，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人们不能去追逐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只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尽快提高生产力的水平，才有可能缩小通货膨胀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差距。这便形成两难选择。根本的出路，当然是要在生产力尚不发达时期用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去换取较高的经济增长，使生产力水平尽快地提高起来，从而缩小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实现经济健康协调地高速发展。小平同志关于高速增长的讲话，重要意义即在这里。
根据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四国在高速增长期的经验以及我国在1988年前后的实践，要想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以内，避免出现按国际惯例衡量的严重的通货膨胀，GDP的增长速度势必更加需要不能突破两位数。
(三）从能源、交通的“瓶颈”制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
据统计，在1978-1991年这13年中，我国GNP年均增长8.7%，能源的年均增长4%，近几年来加速发展，1992年已达7%的增长率，但与当年GNP12.5%的增长速度仍相距甚远。由交通运输完成的货物周转量，1985-1991年年均增长7.5%，1992年预测的增长速度为4%，而铁路货运量在1993年一季度则下降0.5%，迫使一些地方不得不以可实现的运输能力定产量。能源、交通的“瓶颈”制约，是经济增长中最大最现实的障碍。
以上分析说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宜控制在GDP年均增长10%的极限以内，这也就是经济增长台阶论的限量。
学习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运用他的经济增长台阶论来指导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既要全面把握这一重大理论的精神实质，又要注意调控这个理论所要求的增长限量，只有这样，才不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协调地高速增长。
注释
①见1992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②③④均见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
⑤各项指标均根据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和1992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有关统计数字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