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对物价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物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国内外的许多统计数据上看，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与同期通货膨胀的指数之间的相关程度都比较小，呈现不相关或弱相关性。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增长的快慢与通货膨胀指数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深入分析我国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则会发现在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通货膨胀指数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关系，只不过这些影响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
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正如有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各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物价指数上涨上存在着不同的组合，有双高型，双低型，也有低——高型和高——低型，似乎并没有一个规律性的形式。但是，如果认真分析这几种形式出现的国家和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各种形式的组合都是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下面仅就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联系密切的双高型与高——低型进行分析。
1.实现高——低型增长的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讲，经济快速增长会较快地增加社会总供给的能力，减缓供求矛盾，不但不会引起物价的上涨，还有可能使物价下降，因此，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上涨应该是负相关，即高——低型应是普遍的现象。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经济发展阶段上都能实现这种发展组合，主要原因是实现这种组合需要下列的必要条件。
（1）效益型增长为主。 经济增长一般分为内涵式和外延式两大类。内涵式经济增长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办法扩大生产和经济发展能力，本身属于效益型。外延式经济增长是靠增加资源投入的办法增加生产能力。合理调配资源，使各行业均衡发展，尽量减少各种资源浪费和减弱各种物品供不应求的程度，是保证外延式经济增长成为效益型所必需的。否则，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会形成经济发展的缺口，某些资源供不应求，在供求价格弹性的作用下，相关行业产品的价格率先上涨，带动物价整体的上涨。
（2）社会有足够的调控能力。 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对可能发生的价格快速上涨予以制止或缓解；二是经济发展的内部机制有能力自我调节。例如，企业在生产成本上涨时，能够靠提高效益消化掉全部或大部分上涨因素，而不是推波助澜，趁势涨价；三是有成熟而严明的市场法规对企业的产品价格加以约束。
（3）有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在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的国家， 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可以补充本国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利用国际市场缓解本国供不应求的产品和消纳本国供大于求的剩余产品，增强本国对物价波动的调节能力。反过来，即使效益等各方面均表现良好的国家，在国际市场出现恶性因素时，也不能完全躲避对其经济和物价的影响。例如，日本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快速发展时物价上涨率很低，既与其注重效益型发展有关，也与当时正处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有很大的关系。而当1973年10月中东战争造成的石油危机给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带来麻烦时，日本在1973～1975年连续三年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达到两位数，其中1974年高达24.2%，说明即使像日本这样效益型的国家在国际市场出问题时，其经济也不能幸免不受影响。
2.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难免会出现双高阶段
发展中国家是经济落后国家的代名词，大多数是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起步，具有经济闭塞、工资和物价水平低等特点。发展中国家在加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打破闭塞，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带来一个物价水平与国际市场看齐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农产品和基础工业产品的价格往往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过程中，若不使这些产品因价格低而大量外流就应提高这些产品的国内价格；或者这些产品大量外流而使国内市场发生短缺，在市场规律作用下自行涨价。不论因哪种形式涨价都会造成一系列下游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而随之涨价。要想使价格不上涨有两种办法：一是我们现在仍采用限制出口的办法，但这会影响生产者的收益，并延迟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时间，不是长久之策；二是提高本国货币的汇率，通过本国货币的升值提高产品的国际价格而保持国内价格不变。但这可能带来更加不利的后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很难做到的。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工资水平要随之不断上升的问题。工资水平不上去，人民的消费水平不能提高，生产出的消费品价格不能得到实现，反过来会抑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就是生产中人工成本的增加，同样会推动产品价格的上涨。当然，提高生产效率会消除或减轻工资上涨对价格上涨的压力，但像我国这样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在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得越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时间越短，工资上涨的速度也越快，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必然大，其上涨的年平均指数就不可能很低。如果在这个接轨过程中，本国货币升值，会减缓一些对物价的压力；反过来，如果本国货币贬值，则会增加物价上涨的压力，而使物价平均涨幅更高。这种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和物价同时高速增长的现象是大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韩国的这个阶段发生在1968～1978年，这个时期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均增长为14.1%。我国目前则正处于这个时期，出现双高增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有许多同志喜欢用日本、德国（前西德）或新加坡的例子来论证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可以避免同时出现高物价上涨，而没有看到这些国家具有包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性。日本、德国都是很早就已成为发达国家，二战后它们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而且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素质和重视效益的程度不但发展中国家与之不可比拟，就是其他发达国家一般也自叹不如。新加坡则是一个很小的港口城市国家，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采取的那些调控办法，一般的发展中小国家都很难实现，更不用说12亿人口的大国了。
3.我国经济发展对物价上涨的影响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双高阶段，国内生产总值（GDP）、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都以较快的速度上升（见表1），并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利用表1数据计算的GDP增长数据与职工工资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0.17、0.23、0.80、0.74；利用前一年的GDP 增长率与当年的这几个数据计算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70、0.51、0.66、0.25、0.80。从相关系数可以大体上看出，只有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与GDP增长的变化基本同步， 其他指标增长的变化比GDP增长变化滞后，滞后期大约为半年到1年。
表1 1981～1994年我国GDP、居民收入与消费、物价指数增长情况
在上述指标中，职工工资增长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与其他指标相比具有较大的人为特点（国家调资、调价的作用为主），它们增长的经济规律性较小，但它们却是经济增长带动物价上涨变化过程中重要的中间环节，增长变化比GDP滞后，但比零售物价指数超前， 是物价指数上涨的直接原因。
表1可以看出，从1981～1994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三次高峰（ 1984、1988、1993），物价指数上涨同样也出现三次高峰（1985、1988、1994），每次高峰的出现及随后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都表现出如下图所示的周期发展过程。
图一：我国经济发展循环图
三次周期的起因都是在改革开放有新的突破时开始的，1984年是中央提出在城市进行全面经济改革，1988年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路线之后，1993年（实际上是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的）则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每个周期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都是由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加开始的，投资需求刺激工业生产，使许多开工不足的企业都能开足马力，甚至有些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的景气使企业盈利增加，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改善职工收入的财力增大，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第二阶段是物价上涨阶段，由于城市职工收入的增加使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大，为缩小剪刀差，国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于是带动了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指数大幅上涨；通胀的压力使国家不得不采取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资金来源的办法对经济进行调控，从而进入经济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市场疲软，企业库存增加，三角债加剧，生产不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国家调控手段越强、力度越大，进入第三阶段的速度就越快。
上述我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清楚地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行政力量和经济规律同时发生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政力量。这种并存的调节机制是由我国仍是新旧体制并存的现状决定的，只有继续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使我国摆脱大起大落、令人忽喜忽忧的经济发展历程，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虽然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难免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但通胀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即改变那种几年过高，又几年过低的状况。例如，我国1981～1994年物价指数上涨的平均值只有7.8 %（1984～1994年平均上涨9.5%），这其中有超过15%的年份（1988 、 1989 、1994），也有不到3%的年份（1981、1982、1983、1984、1990、 1991），相差相当悬殊。如果从宏观调控上能够注意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既保证物价上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又不致于出现1988、1989和1994年那样令人紧张的局面。
造成物价不规律上涨的因素很多，其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几次出现的“调资运动”和“调价大动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次物价上涨的高峰是1985年，1984年底作出将给教师和行政事业人员调资的决定，虽然文件规定企业不能搭车，不能就势提高工资水平。但有了一定自主权的企业却都比教师和行政事业人员提前涨了工资，而且幅度高于后者。企业效益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于是这些新增成本就表现在产品售价上了。它们与1985年的农产品大幅度调价共同推动了物价指数的上涨。1993年底给教师和行政人员调整工资和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调整是1984～1985年调资和调价的翻版，只不过是调资和调价的幅度都高于那次，致使1994年的物价指数上涨的幅度也高于1985年。
1988～1989年的物价指数上涨虽然不是“调资运动”引起的，但“物价闯关”的过早宣布给了广大民众物价即将大幅上涨的信号，为了使自己的积蓄不因物价大幅度上涨而贬值，就以蓄物的办法保值。于是，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抢购，使得几乎所有消费品都供不应求，连残次品都被抢购一空。这无疑会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也刺激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1988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抢购与物价迅速上升有重大关系。物价上涨给企业带来了超额利润，也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困难，于是各单位采用资金和补贴等办法为职工增加收入，也起到了“调资”的作用。物价上涨同样使农民的收入相对降低，就只好采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办法给农民以补偿。
由政府出面主持“调资运动”和“调价”是我国建国以来一直采用的调节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在改革开放前每次实施都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对经济起到较好的作用。但改革开放后的几次“调资”和“调价”却给我国的经济带来相当大的震荡，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这说明，这种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效的手段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有限，甚至已不适用了。只有利用市场经济的机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的情况，逐年细水长流，小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和农产品收购价格，才有可能在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的同时避免出现物价指数暴涨的现象。
在控制物价上涨过程的同时也不能追求过低的物价指数上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水平与国际市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其发展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一定的物价上涨，过份压低某几年的物价上涨指数，可能会造成其后几年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使物价发生大幅震荡。例如，我国在1990和1991年，怕1988～1989年的物价高增幅继续，采用了相当大的力度控制物价，使这两年的农产品收购价负增长，物价指数的上涨是降下来了，但由于谷贱伤农，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损，并积蓄了1993年之后农产品上涨过猛的压力。如果在这两年经济形势相对宽松，物价总涨幅偏低的年份，国家仍能有计划地小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至少是不降低），使农民务农收入稳定增加，保持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概不会出现1994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之后，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仍不断上升，超过50%以上的现象。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为维持过低的物价上涨指数，就要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这对我国赶超世界发达国家不利，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不论把这几年物价高幅上涨说得多么可怕，国家实力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实在的，是有目共睹的。相反，在物价指数上涨较低的年份，常有一些企业负债严重发不出工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限制经济发展，产品销售疲软造成的，如钢铁、机械、电子等行业的大多数企业。
那么，究竟把物价上涨指数控制在什么程度合适呢？从控制的角度看，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因素加以测算。但从目前来看，尚缺少有效的方法。有些同志根据日本等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验数据，认为两者在1:0.5左右比较合适，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物价指数上涨0.5%左右；我国从1981～1994年的14年间，GNP平均增长8.8%，物价指数平均上涨7.8，两者之比为1:0.89。 考虑到我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之处以及发展效益上的差距，并考虑到我国仍处于靠外延迅速发展的阶段，也许把我国的GNP 与物价指数上涨之比的控制值取在两个比例之间较为合适，两者的中值为1:0.7，大体上相当于我国1986 ～1987年间的比例。
二、投资增长对物价指数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某一个行业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价格增长是互为消长的两个变量。当社会对某一行业产品的需求上涨，导致该产品供不应求时，市场规律会使其价格上涨，生产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使对这一行业的投资变成有利可图，于是投资增长。而当这些投资变成生产力，使该产品供不应求变为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时，价格就会保持不变甚至下降，使该行业的超额利润变为社会平均利润，投资者增加投资的兴趣减弱，投资主要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而把多余的资金投向其他能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业。当各行业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时，这种各行业之间的供求关系相互交替变化，价格上涨和投资增长也在各行业之间交替上升，形成整个社会经济是物价轮流上涨，投资随之轮流增加，价格上涨刺激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平缓物价上涨的推动机制。
由于投资增长与价格变化之间不但有一定的抵消性，还有一定的促进性，使得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两者形不成足以表现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1.我国投资增长到物价上涨的传递
在我国，就一个行业来讲，投资与物价的增长并没有完全实现上述的转换过程，但在大部分物价放开，地方和企业投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之后，已表现出向上述模式转变的趋势，例如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钢材和建材出现供不应求的形势，于是价格都直线上升，如6.5mm线材的价格从1992年初的1700元/吨左右，一直上升到1993年6月的4100元/吨左右，使这两个行业的利润大增，同时，向这两个行业的投资也迅速增长，1992年向这两个行业的国有单位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41.1%和110.3%， 超过该年国有单位投资平均增长4.3和73.5个百分点；1993 年上半年向这两个行业的投资比上年同期又分别增长112.5%和128.8%，超过国有单位平均增长58.9和65.2个百分点。1994年市场上这两个行业的销售呈现疲软，不得不压库限产，产品的销售价格也不得不降下来，其中6.5mm 线材最低时曾降到 2400 ～2500元/吨。1994年对该行业的投资增幅降为23.6%， 低于同期国有单位投资平均增长9.5个百分点。 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整个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它们价格的下降又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如1992年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比上年增长13.4%，超过上年同期11个百分点，1993年又比1992年上升38.2%，超出1992年近25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生产资料整体价格成为负增长，比上年下降3.8%。 而我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却没有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同步增长，1992年仅上涨了5.4%，1993年上涨13.2%，1994年则上升21.7%。
出现生产资料价格与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不同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统计分类的原因，二是从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到零售物价变动有个传递过程。
我国对物价指数的统计采取的是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品价格分开的办法，即按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分为两大部类的原则把物价分为生产资料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由于投资品基本上是生产资料，所以投资快速增长对物价的作用首先反映到生产资料上，再传递到消费品上，而消费品价格大体上与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类似，只是在两者的统计内容上有小的变动，对两者的数量差距稍有影响，但差距不大。我国从投资增长到物价上涨大体上经过如图二所示的过程。从图二可以看出，投资增长首先影响到投资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经过一个过程并配合其他因素，如农产品提高收购价，共同传递到零售物价指数上。根据我国1992～1994年投资增长、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与上年同月相比的月增长统计数，从中可以看出投资增长对生产资料和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的短期和中期影响情况。即：与投资增长联系密切的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两者的月增长图线基本同构，只不过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化大约滞后投资增长变化3～6个月。而由于前述的原因，零售物价指数的变化对投资增长的变化极不敏感，要在较长时期（一年左右）之后才表现出影响趋势。
图二：从投资增长向物价上涨的传递图
图二所示的投资增长到物价上涨过程的起因是投资增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建国后历年的投资情况，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年份都是投资增长年，80年代和90年代的14年中，只有1989年的投资比上年减少。但是，这些年内并不是每年都伴随有投资品价格上涨并向零售物价上涨传递。实际上，出现这种传递是要有条件的，就是如图二上所示，投资增长只有造成投资品供不应求，并足以使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价格大幅度上涨。否则，是不会使图二的传递发生的。形成供不应求的条件是投资需求大于投资品的供给，随着我国逐年投资建设项目的不断竣工，每年都有一些生产投资品的企业投入运营，我国投资品供给能力是逐年提高的。如果上年投资品是供需平衡的话，则今年只有投资增长超过投资品供给能力增长才会出现供不应求；如果上年的投资品供大于求，则今年的投资增长要超过今年投资品增长加上上年投资品多余的生产能力及剩余库存之和，才能形成供不应求；反过来如果上年就供不应求，只要今年的投资增长超过今年投资品供给能力增长与上年短缺之差，就会形成供不应求。如果与国际市场交易比较便利而价格与国内相差不大，国际贸易可以缓解国内供不应求。如果与国际市场交易比较便利而价格与国内相差不大，国际贸易可以缓解国内供不应求，减消投资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如果国际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国内市场，而且国际交易比较便利，则投资品的国内价格会向国际市场靠拢，如我国 1992 年下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的钢材价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如果国际贸易困难，则国内的价格会涨到价格使供求平衡为止。
综上所述，可以说投资增长与物价上涨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当投资增长形成的需求超过经济增长对其实施支付的能力时，就可能成为一系列价格上涨过程的带头羊。从前面谈到的经济增长到物价上涨的循环过程中，1984～1985年和1992～1994年物价大幅上涨的经济快速发展都是由投资大幅增长引起的，这几年当年价的投资增长率除1984年是28.2%之外，全在30%以上，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除1994年为17.8%之外，全在20%以上。
2.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物价指数上涨的数量关系
在我国，常被用于衡量投资规模变化的变量有三个，即投资增长率、投资率（投资量/GDP）和在建总规模增长率。根据1981～1994年这三个变量和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变化的数据，表2 列出了这三个变量与物价指数之间的增长相关系数。
表2 投资变量与零售物价指数的相关系数
投资变量 投资增长率投资率在建规模增长率
当年的零售价格指数0.06 0.610.14
下一年的零售价格指数 0.63 0.880.59
下二年的零售价格指数 0.44 0.660.62
从表2 可以看出这三个衡量投资增长的变量与当年的零售物价指数的相关系数均比后两年的相关系数小，而且投资增长率和在建总规模增长率与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的相关系数分别只有0.06和0.14，构不成相关性；只有投资率与零售物价指数增长有中度相关。而三个变量与下两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明显比当年的相关系数要大，表明零售物价指数有滞后性，这与前面分析的转换要有个时间过程相符合。从数字表现上看，投资增长率和投资率与零售物价指数滞后一年时的相关系数最大，在建总规模增长率则是与滞后两年的物价指数之间的相关度最大。这三个变量之间，投资率与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之间的相关程度最强，与滞后一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88，属高度相关，另两个变量与零售物价指数相关度最大时的系数只有0.63和0.62，属中度相关。
投资率是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与当年的GDP之比， 反映出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当某一年的投资率比上年有所增加时，表明该年新增的GDP 中有比上年更大的比例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只要当年的投资规模增长超过GDP现价增长， 投资率就比上年上升，如1993年投资规模增长58.6%，GDP现价增长28.8%， 低于前者的增长，当年的投资率比上年上升16个百分点；1994年投资规模增长27.8%，GDP现价增长39%，高于前者的增长， 则投资率比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因此，投资率变化与投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是反映投资增长的另一种形式。由于投资率能综合表现投资增长和GDP 增长的状况，因此能比投资增长率更全面地反映投资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投资率上升，表明GDP的分配较偏重积累， 如果投资率上升过快可能会使经济进一步过热；投资率下降，表明GDP的分配偏重消费， 如果下降过猛，可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等等。从投资率对物价影响的方面看，一般在投资率上升较猛的当年或第二年会出现价格指数上涨过猛的现象，在1981～1994年间，投资率比上年增长3个百分点以上的有1985、 1992和1993年。分别在当年或下一年出现了物价指数上涨过快的现象。1988和1989年的投资率都比上年减小，但仍然出现了物价指数上涨过猛的现象，其原因前面已有论述，这也说明引起物价大幅上涨的因素并不单纯的是投资增长，不应把物价上涨过猛的责任全往投资增长上推，因为只有投资增长超过国内资源供给增长能力时，才有可能转化为物价上涨。
三、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仍处于主要靠投资量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投资与经济共同增长的同时，物价指数同样也要随之增长的大势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应是尽量压低物价上涨率，而是要使之保持较低水平，避免在一段时期出现过高的增幅。为此，除了前面所说的应注意不要使投资增长超过资源供给能力过大之外，还要注意其他方面的问题。
1.要正确认识投资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习惯性的认识，认为通货膨胀都是投资增长引起的，一说治理通胀，就压固定资产投资，而实际上并不是每次通胀都是由投资增长引起的。由于我国目前仍是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过度压缩投资对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由于我国历来重视发展生产资料工业，使其在我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压缩投资的后果是使其市场缩小，导致企业亏损面增大，三角债加剧，而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另外，由于我国人口的增长，在扣除了替补退休人员之后每年还要净增600 ～800万劳动力；同时，为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每年还应从农村转移出2000万左右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就业，主要靠扩大生产提供的就业机会予以安排，这同样需要投资量的增长。因此，只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使投资率保持在适当的数值上，一般就不会引起物价指数大幅上涨，对投资规模的控制也应以此为据。
2.保持适宜于当前发展阶段的投资率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是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时期，在经济实力上相当于日本60年代初期，在这个时期，拿出较多的财力和物力投入到生产建设中是必要的，根据我国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情况并借鉴外国的经验，在近10年内把我国的投资率保持在33～35%可能较为适宜。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有些年份稍高一些，但从这几年的情况看，再高会使国民经济过于紧张，也可能带来有害的后果。
3.建立有效的重要商品贮备调节机制
从1992～1994年的物价上涨的实际发展情况看，引起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商品是钢材和粮食，前者的价格飞涨使生产资料市场价格轮番上涨，后者的大幅度涨价则推动了食品类商品市场的涨价浪潮。我国的物资和粮食部门本应承担价格上涨的缓冲作用，但由于经费缺乏和商业化导向等原因，这些部门不但没有起到缓冲作用反而起了放大的作用。在行情上涨发生抢购时，这些部门也参与抢购和囤积，等待高价抛出，加大了物资紧缺程度；在行情下跌时，其他渠道大量抛出，这些部门也大量抛出，增加了市场疲软程度。要使这些部门真正起到为社会调节余缺，缓解价格上涨的作用，要在两个方面予以保证：一是明确这些部门的职能不是盈利，而是国家调控的工具，其经费应该主要由国家或地方政府负担或予以补助。实际上，如果这个调节机制真正健全并发挥作用时，在收购与卖出的调节过程中是能盈利的。二是要保证这些部门有足够的实力去进行市场余缺调节，因此，建立一定规模的市场调节贮备基金是必要的。
4.努力提高工农业生产效益
生产和建设的高效益可以消化原材料涨价和劳动者收入增加对商品成本的影响，而使商品价格少上涨或不上涨。我国经常出现物价的循环攀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效益过低。从工业上讲，目前大多数人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体制上，而忽略了企业内部管理和经营的效益。我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益不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甚远，就是与国内一些“三资”企业的效益相比也相差很远，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无标准、管理无定额，连100 年前美国人泰勒所提倡的科学管理的基本点都没达到，更不用说现代管理方法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80年代初曾提倡并推广过一段时期现代管理方法，但由于注意重点的转移，一些原有的成果也丢失了，现在在进行企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同时强调现代管理方法。我国农业生产效益的低下在于地少人多，农民平均年工作日只有100个左右，只是工人的1/3（六日工作制时期）。就是说，按目前的生活水平，也有2/3的农业劳动力是剩余的， 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产出也是有限的，即使把农产品价格再提高1倍， 其收入水平仍低于城镇居民。尽快将农业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增强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根本出路。
5.加强对流通中间环节的控制
在我国商品流通过程中，中间环节的加价因素对物价上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商业利润明显高于生产利润的不合理现象，已严重影响了生产者工作的积极性。目前我国虽然有了一些防止暴利和哄抬物价方面的法规，但仍难以发生作用的原因虽与法规不健全有关，但最主要的是执法不严，甚至都不知由谁来执法。因此，加强流通领域的法制建设及提高执法人员的责任心和素质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6.人民币的汇率变化要慎重
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而货币的汇率却升值是我国1994年的怪现象，令国内外人士都感到惊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值50%，即对人民币的价值估计过低是重要原因。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不但加大了国内使用外贸物资生产企业的成本，带动了国内价格的上涨，并加大了我国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难度，与“调资运动”和“调价大动作”一样对控制物价上涨相当不利。以后不应再出现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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