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忽视中国的国情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忽视中国的国情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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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指按一定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测定的经济产出总量扩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这样三层含义:一是经济仍要增长,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只是增长方式不同。因为没有增长就不能满足全社会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二是要增长得更好。所谓更好,就是要用比现在更少的投入,实现尽可能多的产出,即实现孙冶方先生早就追求和倡导的最小费用实现最大效用的价值关系。三是我们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复格曼认为令世界瞩目的亚洲“四小龙”是纸老虎。原因就在于“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惊人地动员资源来实现的,像原苏联的高速增长时代一样,是为非常规的投入所驱动的即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而不是靠效益获得。例如:为了产10吨生铁,价值15000元,一家只需耗煤2吨,电1000度,两项价值共4000元,而另一家却需耗煤4吨,2000度电,共耗8000元,假定其它相同,那么前者的增加值是11000元(15000——4000元),后者却只有6000元(15000——8000元)。反过来,如果要使后者的增加值也达到11000元,它的生产实物量要达到18.3吨,工业总产值必须实现27450元。尽管前者的总产值远远小于后者,而得到可以享用的“实惠”却是一样的。又比如,某国家的年增长率尽管只有5%,但其中在投入上只增加3%,2%属净增加,而另一国家经济增长率为10%,但其中8%为投入增加,净增加也只有2%,如果只看增长率,后者远快于前者,但从增长效果上看却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前一种增长质量。而我们以往的增长却属于后一种。这是我们从“实惠”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为什么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还可以从“负担”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中央要强调转变增长方式,并且把它视为实现本世纪末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两个关键点之一。如果我们还因循过去的增长方式,仍然依靠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大量铺摊子,上新项目,投入大量资源,用牺牲自然环境来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将无法负担;自然资源过量开采,隐藏量急剧减少,大量的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价格飞涨;大量的资金供应没有来源,财政赤字,货币超经济发行;农业劳力过量游离农村,涌入城市,一是造成农业劳力投入不足,开发不足,生产停滞,二是造成城市负担沉重,农产品需求增加,两方面的作用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环境污染,危及生产和人民生活,被迫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这一切最终的结局是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而为要抑制通胀,又必须强制降温,致使经济波动加剧,大起大落。

转变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同一阶段的不同地区,甚至单位都有着不同的内容。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跳跃发展,比如跳过某些发展过程,直接实现先进的高效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率。但作为一种普遍的方式,尤其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同时、同步实现与世界先进水平国家一样的增长方式接轨,从而使增长方式实现跳跃性的转轨是不够现实的。在耕地众多的美国可以舍弃山地不施耕作,仅仅依靠适宜大型机械操作的大平原土地就足以生产出美国人口所需的农产品,而中国则不然,高山峻岭、白云深处还需种上庄稼,而要在高出峻岭处实现机械操作,进行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却难以谈起。尤其是任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伴随着科学技术文化含量的提高,都需要人的科学文化知识作保证,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这对我国12亿人来说又绝非一蹴而就的。要承认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特殊条件下的跳跃性和剧变,但也要承认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渐进性。这在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尤其重要。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没有一定的外延、粗放方式,就不会有经济增长。这也是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没有吃、吃不饱的时候是谈不上吃好的。同样,在落后地区,无论从资金、技术、劳动素质上,都不可能一步进入先进增长方式阶段。这对每一行业,每一个企业来说也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是一个普遍的、各行各业、各地都要实施的课题。不要一刀切,不要成为一股风,更不应成为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而应视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的资源条件、人员素质、技术基础、资金保证等等各方面因素来考虑采取怎样的增长方式,该转的要转,能转的就转,应采取何种方式就采取何种方式。在我国的某些贫困地区恐怕首先还不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而是起步增长的问题。粗放的增长方式尚且谈不上,又何来集约可言。

增长方式转变重点应在哪里?

第一,重点在高能耗、高原材料耗费行业。

第二,重点在市场需求旺盛的产业和产品上。

第三,重点在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

第四,重点在高新技术的转化应用上。

第五,重在对现有设备的充分利用,高效运转和技术改造上。

第六,重在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质的适应和量的平衡上。

第七,重在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积极性的培养上。

国民经济整体增长上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宏观经济指导思想的一次校正。虽然这一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但由于国民经济起飞的初期、尤其是在普遍的热情之时,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必然的。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如我国目前的高度,继续原来的增长方式已明显难以为继,故自然将一问题突出来。可以预料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将随着方式的转变而更加健康持续,效益逐步提高。

但宏观不等于微观,整体不同于局部。在一定的条件和基础上,国家经济指导方针尚未提出而某些局部地区和微观单位早以实施,也就是某些局部和微观单位走在了宏观整体的前面。而有些局部和微观单位也由于条件和基础的限制,即使宏观方针已经提出,它也仍然只能维持现状,可望而不可及。更有一种特别突出的情况是,宏观整体和微观局部形成一对看似不协调的矛盾:方针归方针,实际归实际;你讲的我不做,我做的你不要求,甚至反对。这里实质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对微观单位和局部地区而言,是采用粗放型方式发展经济,还是采用集约型方式使经济增长,除了可能和现实的限制以外,根本取决于何者能使微观单位和局部地区获得比较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假定效率一定,用人工比机械更合算,经济主体是不愿多用机械的。当机械生产由于其效率高而使总的效益更高时,经济主体便自然地转而采用机械,而不管宏观整体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这里还不包括某些局部地区和微观单位为谋得一己之私利而牺牲整体利益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微观单位和局部利益之所得,就是宏观整体利益之所失,而且可能所失大于所得。这种现象虽然屡见不鲜,但这是属于宏观政策管理范围,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赘述的。

这就需要:第一,在对国际国内经济增长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对微观和局部以科学的指导,尤其是促进其从中远期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作出决断。第二,需要制定合理的产业和技术政策、法规,使微观和局部行为符合宏观政策、法规要求,从而能适应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和与之发展阶段相吻合。第三,当局部和微观限于一定的基础条件而不符合总的趋势和阶段发展要求时,宏观指导应在一开始就引导和制定让其逐步地实现与总趋势和发展阶段相衔接的方针和措施,尽可能地使之在落后的方式上起步(这是迫不得已的),而以较快的速度赶超,最后实现与总的趋势和发展阶段相一致。所要避免的是任其发展,造成从整体看一面在转变、在淘汰,一面却在保存和接收。结果是一边在节约、在保护,一边又在浪费、在破坏。从微观和局部看则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越没有钱,越浪费钱。

还需要认识的两点是: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并不绝对排斥劳动密集型。第二,经济增长由精放变为集约,并不一定都是高科技。

先说第一点。我国的国情是低素质的劳动力充裕,乃至过剩,而自然资源却不足。在这种条件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降低物质消耗,增加单位资源的投入产出率显得尤为突出,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根据需要尽可能多地使用一些劳动力,较多地安排就业更有利于大局的稳定,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的顺利增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当机器人的规范动作可以更加保证产品的质量,更能提高效率,当对人体会产生危害而需要采用机器人的时候,采用机器人是必要的。但适宜于人工操作,人工操作并不会太多地影响质量和效率的时候,也去追求一种方式的转变就没有意义,甚至有害(减少了就业岗位)。人们稍有积蓄便立即想到要购一台电视机,洗衣机由半自动转向全自动在我国有极为神速,原因就在于人们看到了电视机和全自动洗衣机的效用和效率。微波炉、洗碗机不太那么普及,不太那么受欢迎就是足以说明人们对效用和效率的追求也是有一定“度”的。这又说明脱离国情、省情去追求“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对经济主体和微观局部不利,对宏观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思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必须时刻记住我们应把节约哪些资源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因为实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那种把劳动密集型看作是与转变增长方式绝对相排斥,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大障碍的认识是不对的。按照这样的认识,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大量失业为代价。

再说第三点: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一律实现高科技。真正能够反映现代经济本质的是“技术密集”和“高技术产业”。但这首先是要有人才素质基础,经济增长基础和基础工业基础和资金保证。无论技术和高技术是自己研究开发,还是引进,都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我国恰恰是资金短缺。其次,大家都搞技术密集和高技术产业,不仅没有必要,没有可能,而且必然造成大的危害。这种危害无论是实现转变成功与否都是存在的,转变不成功必将造成大量的浪费,造成经济的震荡或停滞、倒退,就如往昔“大炼钢铁”类似;转变成功,则可能失去大量的就业岗位,造成庞大的失业队伍,形成“物支配人”。

因此,总的结论应该是我们应积极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增长到目前阶段的迫切任务,否则,我们将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在贯彻中央方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到我国的国情,尤其要注意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可能全盘否定和排斥粗放型增长方式及其存在,不应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类似错误;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还是要坚持“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并举,要努力避免的应是“资源密集型”。这不仅是国情和社会稳定发展所要求的,同时也是国际的现实,——世界还没有哪个大国都只搞纯粹的“技术密集型”。我以为,只有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央的方针,才不致在执行中产生偏差,犯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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