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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代表和体现着中国近代史发展历史趋势和前进方向。在近代中国，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拯救民族危亡并争取改变和延缓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打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腐朽统治以扭转中国的衰败局面并谋求和争得社会的进步；兴办近代化企业替代落后的封建经济并寻找和开通富强之途，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三条基本脉络。
一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华民族备受其侵扰和欺凌，主权受破坏，领土被割让，财富遭劫掠，生灵蒙涂炭，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然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在强大外来压力面前屈服，而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延缓了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的过程，谱写了一篇血与火、生与死的悲壮诗篇。
第一，清军爱国官兵抵抗外来侵略的英勇壮举。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侵略者向中国举兵进犯时，爱国官兵血战疆场，为国捐躯。陈连升身先士卒，沙角殉国；关天培血透战袍，死守虎门；江继芸勇战厦门，视死如归；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血溅定海，壮烈牺牲；裕谦保卫镇海，以身殉难；陈化成力扼吴淞，中弹身亡；镇江保卫战五千将士舍生取义，永垂千古。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在大沽加强防务。1859年6月，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试图打开通向天津的道路。中国守军奋勇抵抗，击退了联军向大沽的进犯。在1884年中法战争的马尾之战中，法国舰队以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向停泊于马尾军港的福建水师发起突然袭击。在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水师的爱国官兵临危不惧，奋勇迎敌。旗舰扬武号在受重伤、船身下沉的时刻，船上官兵仍用尾炮击中法国旗舰窝尔达号。振威号、福星号、福胜号、飞云号等舰船上的中国官兵也都奋力反击，英勇死战。对此，曾参加侵略战争的法国海军中尉罗亚尔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法军“无情的榴弹把死亡散布到他们中间来，但其中有些人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①中国尽管在东南沿海受挫，但在西南陆路战场则由广西提督冯子材率军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爱国官兵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丰岛之战中，高升号运兵船的中国官兵拒绝日本的劝降，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②该舰官兵直至抗争到船体全部沉没。平壤之战中，左宝贵裹创督战，亲自放炮击敌，中弹身亡。黄海之战时，丁汝昌带伤在船舰甲板上激励将士，刘步蟾指挥“尤为出力”，邓世昌则实践了“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③的誓言。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许多清军爱国官兵拚杀在反侵略战争的第一线，在天津保卫战、北京保卫战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英勇善战，威武不屈，血战天津八里台，痛击侵略者。
第二，爱国官员反侵略的正义之举。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民族英雄。他不仅在查禁鸦片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广东的备战御敌活动经受住了鸦片战争炮火的严峻考验。从1839年9月至1840年8月，英国侵略者在广东沿海首先挑起了战火，发生有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中国军队在林则徐督率下，取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
左宗棠继承了林则徐的抵御外侮思想。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积极建议创办福州船政局，试图通过自造船舰来防范列强对中国沿海的染指，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他深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外国公使驻京以武力相要挟来插手中国政务的状况感到愤慨，强调中国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来对付外国的政治干预。在边疆危机中，左宗棠提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主张，为收复新疆做出了贡献，表现出“荀利社稷，生死以之④”的爱国激情。中法战争中，他鉴于马尾惨败的教训，积极要求奔赴抗法前线，清廷遂将他由军机大臣外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为巩固东南海防奋斗到终生。
李秉衡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均站到了参与领导战争的第一线，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实属罕见。1885年，他护理广西巡抚一职时，便会同冯子材坚守镇南关，并进而攻克谅山，大败法军，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1894年，担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亲抵沿海，布置防务。第二年日军从荣城龙须岛西海套登陆后扑向威海，李秉衡又督军收复荣城，迫日军收缩在威海一地，有效地防止了日军在胶东半岛进一步扩大战火。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李秉衡以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身份率军北上“勤王”，继奉命帮办武卫军事务，领兵出京赴京畿前敌阻击联军，他率军在武清河西务与联军相持，后退至通州张家湾，继续阻敌，终因敌势难挡，自杀殉国。
第三，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1841年5月，英国侵略者兵临广州城下，以奕山为首的前敌指挥官们束手无策，向英军乞和。与此相反，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的群众却自发地进行了抗英斗争，在牛岗一带痛击英军。群众贴出告示：“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⑤
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公开与清政府合流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许多外国侵略分子也纷纷纠集洋枪队进攻太平军。太平军不畏强暴，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浴血奋战。
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痛击法国的侵略，曾取得两次纸桥之战的胜利和临洮大捷，有力地配合了清军在西南陆路战场上的反攻。
中日甲午战争中，饱受战祸苦难的山东、辽宁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搏斗，面对日军的暴行，许多人英勇无畏，死不从寇，高喊出“宁作中华断头尸，不作倭寇屈膝人”的豪言壮语；台湾人民在反割台斗争中庄严宣布：“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⑥他们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投入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世纪未，由中国人民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发展而来的义和团运动，构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群众痛感外国侵略者“祸乱中华”，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⑦台湾籍爱国绅士丘逢甲发动和领导了反对割让台湾的群众运动，台湾还出现了以徐骧、吴汤兴、姜绍祖为首的三支农民抗日队伍。
第四、爱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道路。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在清朝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强烈震动，许多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天朝大国所处的地位，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1842年，魏源痛感鸦片战争的奇耻巨辱，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根据林则徐编辑的《四洲志》草稿和“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夷图夷语”等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一书，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谈及中国怎样由弱转强问题，认为中国有六个方面不如西方，其中根本之点是“船坚炮利不如夷”。他主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⑧19世纪70年代，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极力主张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即兴办近代工商业来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薛福成说：“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⑨这些主张为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所容纳。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进一步使爱国知识分子觉醒。资产阶级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上书言事，奔走呼号，力图挽救民族危机。康有为不仅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而且他在《强学会叙》中指出中国的形势犹如“寝于火薪之上”，他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⑩戊戌变法运动正是首先以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彪炳于史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组织革命团体，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孙中山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1)这表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依然把反对外来侵略作为斗争目标之一。
可见，中国近代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包括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内容，涵括不同阶级、阶层的各种形式的奋争。它不是仅用几个革命高潮或数个历史阶梯就能充分表述出来的。在近代反侵略的历史脉络中，义和团运动尽管有盲目排外的一面，但对它反帝爱国的作用是不容简单抹杀的。同样，洋务运动固然在对外方面有“外须和戎”的妥协一面，但对其抵御外侮，力挽主权的积极效应也应当是予以肯定的。
二
清王朝作为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其腐败统治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侄梏。它对外无力对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渗透，由于统治集团的昏愦虚骄和昧于世界大势而倍尝战败的苦果；它对内则进行专横统治，政治昏暗，经济凋敝，国力衰弱，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只有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或只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和革命，才能谋求社会的发展和争取社会的进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等推动社会变革的反封建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进步潮流。
1851年，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以“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12)的豪迈气概，带领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打到江苏，建立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天京农民政权。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不仅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把历代农民战争对于土地的要求推向高峰，体现了反封建的革命意志。干王冯仁玕还撰写了《资政新篇》这样一部力图发展资本主义的文献，表明步入近代社会的农民也有实现近代化的意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了半壁河山，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清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减弱，这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清斗争的开展和社会的前进。
1895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运动的兴起。他们广设学会，大办报刊，宣传西学，力倡变法，同顽固守旧势力进行论战，促成维新运动的高涨。戊戌维新运动的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它的最高政治追求是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因此，这场运动又是一次反封建的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13)的变法纲领，主张由制度局行立法权力机构的职能，“日夕讨论，审定全规，重立典法，”(14)并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梁启超主张兴民权以抑君权，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5)因此，维新派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要求兴民权，并争得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权利，冲破了封建王朝为箝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所规定的种种例禁，具有进步作用。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其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说：他“内察人民心理，外审世界潮流，知非政建共和，不足以言救国；非推翻清室，不足以建共和。”(16)因此，从孙中山在兴中会秘密誓言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主张，到1903年他为东京军事训练班制订誓词时写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至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上阐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其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愈来愈清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也逐渐深入人心，虽然辛亥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改权，在中国人民中间“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17)，使中国历史前进了一大步。
显然，在近代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以谋求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从太平天国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确实呈现逐步向上发展的趋势，所以，用革命高潮说或阶梯说来表述这条历史发展脉络是成立的。中国近代反封建斗争的水平正是一浪高过一浪或一步高出一步的。在这条历史发展脉络中，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却不能归纳进去。这是因为洋务运动的主旨不是要削弱清王朝的统治而是要拯救清王朝的命运。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扶清灭洋”。在近代中国，只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能够代表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以争取社会进步的历史脉络。尽管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新皇权主义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藩篱，戊戌变法也没有实现君王立宪以取代君主专制，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为北洋军阀封建势力所窃取，但这三场运动所迸发出的瀚畅巨流，却冲破了社会发展脉络中的淤塞，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
三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本应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却阻碍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历史进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18)因此，在近代中国，一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以实现近代化。近代化，即近代资本主义化，它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的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正是沿顺着这三个方面向纵深延伸的。
近代观念的转换主要指从传统闭关锁国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递转；从对西方近代文明排斥到主动加以吸收的心路变化。
东方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整个封建统治集团既昏庸又顽固，对世界大势的发展茫然无知。清王朝也不例外，除了康熙时有过短暂的开放外，大多数时期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实施的结果，不仅阻碍了中国与外国的正常交往，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而且还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对世界大势则是蒙昧无知的。这一方面表现在清朝皇帝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西方各国不过类同于古史中的夷、狄之邦，甚至把英国使团作为“贡使”对待，并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9)或者把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主张“实力禁绝，”于是，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向清朝呈送《坤舆全图》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被清朝官员视为异端邪说，认为这是“离经叛道”。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屑于了解常与之打交道的外国情况，认为只要闭关绝市，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关在中国的大门以外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西方列强在征服了北非、西亚之后，已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还发出上谕询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20)这种盲目闭关锁国的政策，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摈弃闭关心态而转向开放观念，已是近代社会到来之际的切实需要。林则徐正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尽管林则徐的主张主要着重于对西方的船坚炮利认识水平上，但却成为中国近代化之先声。林则徐在广东主张：“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21)学习西方用以抵御列强，中国近代化思想萌生之际就带上了这种明显的印记。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中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这样就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22)。林则徐、魏源的新见解率先突破了闭关社会心态的制约，以开新为特点的中国的近代化思路由此发端。
19世纪50年代，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营垒中也出现了近代化方案，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可谓其代表作。洪仁玕不仅把诸如火车、火船、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视为“正正堂堂之技”，称它们“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而且强调应以开放来取代闭关，认为“暹罗邦近与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矣。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因此，他主张太平天国应当在“柔远人之法”中采取开放的姿态，同时注意不要在对外交往中只重视“口角取胜”(23)，只有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其特点是观念的转换与近代企业的创办溶为一体，通过“采西学，制洋器”的方式，经过“求强”与“求富”两个阶段，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营企业，把林则徐、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0年代创办的一批的近代军事工业，标志的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在中国开始出现。70年代兴办起来的民用企业，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向更深层次扩展。军事工业的创办，带有明确的求强目的。洋务派感到：“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24)，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与顽固势力墨守旧习，闭目塞听，“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25)”的表现恰形成鲜明对照。学习西方不仅可能，而且转变为现实，这恰是洋务运动的成效。同时，不但军事工业有自强御侮的目的，进而民用企业也以“与洋商争衡，”“以分洋商利权”为宗旨，把近代化运动同反对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联系到一起，洋务派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鉴于“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官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26)以同外商竞争。因此，“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27)”成为洋务派办近代民用企业的根本出发点。有人对轮船招商局起到的作用作如此评说：“招商局是1872年创立的我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它的创办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江海航运业的垄断，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写上令人瞩目的篇章”。(28)因此，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尽管没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但对它在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和抵御外侮，挽回利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充分肯定。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化运动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不仅使近代观念转换，近代企业创办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和汲纳使得近代化的层次大为提高。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认为仅从器物方面学习西方，而不采纳其政治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中的长处，以君主立宪来替代君主专制，并提出了设立制度局的构想，促进了政治的近代化。
清末新政是继戊戌新政之后的又一次的近代化运动，它同样包含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在形式上它同戊戌变法新政有相似之处，在内容上它超过了戊戌新政的改革力度。清廷在上谕中称：“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29)清末新政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确实很明显。同时，清末新政在军事近代化和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编练了新军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清末新政在政治近代化中虽搞了预备立宪，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设立了责任内阁，但皇族内阁的出现表明预备立宪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护清王朝的利益，这就给清未新政的政治改革大大地打了折扣。
辛亥革命则在政治近代化上以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根本任务，特别是后者更能体现其政治革命的特质。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种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方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30)这就给人们展示出了一种完全新型的理想与目标，对长久以来形成的且已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思想予以全面否定。辛亥革命在对近代民主制度的追求方面超过了前此的各种运动，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的近代化一个丰硕收获。也正是由于辛亥革命以民主共和国为最高政治追求，它在思想领域内不仅批判了封建专制毒素，而且扬弃了改良与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使得民主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且成为人们评判政权体制的尺度。辛亥革命后，凡有帝制自为者都受到了历史的唾弃，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从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的心态而置换以开放的理智，到追求较高的政治目标，掀动兴办企业的浪潮，无疑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国力较鸦片战争以前有了根本的改观。近代中国社会的三条历史发展脉络相辅相成，互相依存，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向前发展。
注释：
①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3册，第554页。
②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23页。
③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167页。
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20卷，第5页。
⑤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20页。
⑥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203页。
⑦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
⑧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73页。
⑨《薛福成选集》第543页。
⑩《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页。
(11)(3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325页。
(12)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843页。
(13)(14)《杰士上书汇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府抄本。
(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7页。
(16)《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21页。
(17)《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
(19)《东华续录》（乾隆朝），第118卷。
(2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第1176页。
(2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
(22)魏源：《海国图志》第2卷，第4-6页。
(23)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526-530页。
(24)《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4页。
(2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8卷，第2-4页。
(26)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123页。
(2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63卷，第54页。
(28)《人民日报》1992年12月5日。
(29)《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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