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史学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时代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作为一定时期带有普遍治学倾向的史学思潮，它的兴衰递变，一般总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外来冲击等多种复杂因素刺激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民族危亡的现实和社会思潮的变动，强烈地震荡着历史学界，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史学家们纷纷改变和转移原有的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从而使这一时期历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的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本文拟通过重点考察几个主要史学思潮的转变，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总体特征，说明中国历史学在这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所经历的曲折而艰难的发展历程，并以此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
一、实证主义史学的转变：从“为学问而学问”到“经世致用”
实证主义史学是由胡适、王国维肇其端，后以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又称“古史辨派”），傅斯年、陈寅恪等的“科学史学派”（又称“史料学派”）为主力，而逐步衍成的一股势力颇大的史学思潮，成为“五四”以后，直至整个20年代“史学上的一个主流”①。他们主张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史家治史的唯一目的就是“求真”，把是否重视史料，是否能扩大史料范围，看作是现代史学进退的关键，反对历史研究上急功近利的倾向，尤其反对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极力提倡“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治史态度。
实证主义史学的开山宗师王国维，早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就指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针对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感慨地说：“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治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他认为，一旦怀抱政治上之目的，则“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过剽窃灭裂而已”②。对于那些附庸风雅，“以学问为羔雁”，借学术以为进身之阶者，王国维更表痛恶：“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事也”。③在王国维看来，学术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④因此，不能用一时一地的利害作评论它的标准。在《〈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进一步论述了这一观点，提出“学无有用无用”的观点，认为学术不能硬分有用和无用。因为“天下之事，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事物无大小，无远近，只要“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也就是说，从单个来看是无用的，从整体看是有用的；从目前看似无用的，从长远看是有用的，不容厚此薄彼。因此，他要求每一个真正的学者都应有这样的精神：“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⑤
胡适在“五四”时期，也大力鼓吹“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价值观，强调学术研究是没有功利的。在《论国故学》一文中，他批评认为研究国故是“应时势之需要”的观点，指出“‘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他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既然研究学问的目的只是“求真理”，所以研究的题目也就没有大小之分，“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大功绩”。⑥
胡适的高足之一、对王国维“服膺十载”“私衷拳拳⑦的顾颉刚，也提出了同王、胡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明确说，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因为“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他表示自己“只愿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将“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作“无用的研究”。⑧成名之后，他仍不时强调这一主张，说：“吾辈研究历史者注重证据，重证据必重然否，其目的在止于求真”。⑨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史学工作者，“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篑一篑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个农夫或土工而勤慎行事”，才能成就大事业。⑩
“科学史学派”旗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论述，更具有代表性和号召力。他认为，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好谈致用”，以为“学术之用”，“必施于有政”才谓有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因此，主张摆脱用于政治的这种虚妄，“变有用为无用”，抵制“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之流弊。(11)他在1928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进行“科学的研究”，把历史学“建设的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使之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他认为，科学的、客观的史学建立，首先必须与政治绝交，而向自然科学靠拢。因为史学一旦介入“致用”的范围，便“多多少少带点中世古世的意味”。(12)他强调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侧这个运动、那个主义”。(13)在这种治史旨趣的指导下，大多数史家以“考而后信”、“史学即是史料学”相标榜，热衷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为治史之道尽在于材料。因此，在当时史学界兴起了以发现新材料和重新估价旧文献为主要目的的研究热潮，并取得了不少值得肯定的成绩。
实证主义史学家把求真作为历史学的第一要义，认为要建设起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必须奉行求真的治史旨趣。应该承认，这一旨趣的提出和确立，对于克服中国传统学术过分依附于政治，过于偏重致用，缺乏独立意识的弊端，无疑是一种必要的针砭和“矫枉”，对于确立我国现代学术形态和健全史学的学科独立发展机制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因为学术就其发生学的维度而言，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人类进化的标志，这就产生了学术的双重功用：外在的社会性和内在的科学性。从其外在的功用来看，学术只有在作为手段服从整个民族或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时才显得有意义。然而从内在层面上说，学术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唯有当学术从纯粹的手段上升到自在的目的时，它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手段之功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求真”的治史旨趣的提出，是中国史学开始走向独立化、科学化之路的标志。
然而，现代中国实在不是一个让人安心做学问的太平盛世，内忧外患的危亡局势令中国知识界难以保持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境界。尤其在国厦将倾之际，生灵涂炭之时，作为一介书生，倘若不以自己唯有的学问报效危在旦夕的祖国，那么又怎能问心无愧呢？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实证主义史学家们的治史旨趣开始了大的转换，“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再次被提倡被弘扬，史学又一次被作为救亡济世的工具。童书业说：“自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辱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方向。”(14)胡适就是“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的一个代表。1917年胡适自美国学成归国，上岸伊始，就打定主意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在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早就抛弃了，二十年“不入政界”总算不曾放弃。但在国难当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之际，胡适也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诺言，“对不起”常劝自己不要从政的老妻，出马上任驻美大使了。
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的转换则更为突出。顾颉刚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立即将研究的重点由“中期的上古史”一跃转向中国边疆史和民族史，并一度走出书斋向民众作抗日宣传，编写通俗读物，甚至传单。他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一改“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治史旨趣，提出了“所学必求致用”的口号，并把是否有用作为评定学术“价值之高下”的“标准”。他说：“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一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及国势凌夷，跼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15)在《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中又说：“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念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不可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的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此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意向。”(16)为紧密配合抗日，顾颉刚等人研究的中心经过了由研究一般地理沿革向边疆史地、民族史的一再转移。
傅斯年在这一时期的转变也十分明显。他不再坚持“考史而不著史”和反对“致用”的原则。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号召知识界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日本的侵略，并认为：“考证历史是救不了国的”。他组织学者编写《东北史纲》，从民族、历史、语言等方面阐述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以批驳日本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由他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很快出版，并由李济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作为参考，成为“李顿国联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提供的重要历史证据。在此以后，傅斯年还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一系列文字，力主抗日，团结对外，抒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报国情怀。(17)1939年顾颉刚为昆明《益世报》主编《边疆周刊》，因其多以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为论题，傅斯年极为不满，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而谈论“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不免会导致误解，不利于全国人民共同抗战，他甚至反对吴文藻和他的学生费孝通进行民族学研究。(18)
即使象陈垣这样以考据见长的史家，治史旨趣也由“无用之学”转向“有意义之史学”。(19)“九·一八”事变前，他“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及至日寇占据北京，“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他自己说，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及《通鉴胡注表微》等数十万言论者，“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耳”。(20)尤其是他生平最后的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不但是表《胡注》之微，更重要的是表自己内心之“微”。他在该书的《重印后记》里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占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生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因此，所说立论，多是“有为而发，考古证今，针砭时弊”，以胡氏的方式去申诉“自己受身亡国惨的心情”，去斥责“卖国投降的败类”，去伸张“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21)在该书中，陈垣通过对胡三省的表彰，反复阐明治史要关注现实，关注政治。他说：“治术者致治之术，即身之（胡三省的字）之政论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政治也。”(22)胡三省曾引《庄子·天道篇》材料，解释“糟粕书生”一词由来，陈垣又加按语，说：“此复有云者，为读书徒考古而不能验诸今者戒也。”(23)陈垣认为史之为“用”是多方面的，有“劝戒”、有“振逸民之气”(24)，等等。而“陈古证今”，“不忘情政治”是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
以上事实表明，实证主义史学的治史旨趣在抗战时期有了明显的转变，过去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倾向逐渐有所改变，开始注重史学的经世功能。这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在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实现了其社会使命的同时，也使学术本身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顾颉刚曾说，抗日战争把中国的学术工作拖后了20年。(25)这不仅表现在原有的研究课题被打断、被放弃，而且“求真”的旨趣也一度被救亡冲淡了。在他们的论著中也出现了一些“粗率浅薄”之作，如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有的学者即认为“其缺漏纰缪，始实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也”。(26)这一事实说明：倘若学者仅仅视学问为某种工具，不管那个目的是多么高尚，也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歧变。
二、相对主义史学的兴盛：“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在30年代开始兴起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从学术发展看，是对20年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反动，而它之所以能在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也与抗战时期特定的现实环境有关。
早在20年代实证主义史学独霸史坛时，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就开始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批判，他们或是借用德国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或是通过介绍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派的思想，从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各方面，论证了历史学家不可能“消灭自我”地、如实地再现历史上发生过的真事，而只能从自己的时代的观点去重构过去。他们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27)是史家“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而已”。(28)因此，史家的任务就是在理解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而不能只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29)抗战爆发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使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等一大批学者进一步强化了为现实服务的意向。他们接受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一切历史就是思想史”的观点，强调历史的主观性和现时性，主张治史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现实服务”、“为国家服务”。
朱谦之在《考今》一文中说：“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和瑟诺博司等考据学派的影响，所以竟有人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竟有人主张‘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历史似乎只有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了。”“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误以为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事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这样的历史只是死的、无生命的形骸而已，而真有生命的历史，都是现在的。过去的历史事实，只有“经过今我思想的活动，即将过去涌现现在之中，而后才有存在的意义。”由此，他明确提出历史学应当“考今”(30)，并由此发起以“考今”为目的的“现代史学运动”。(31)
常乃德对实证主义史学脱离现实的批判更加激烈，言词更为尖刻。他说，实证主义史学家“以为科学的历史就是考证式的历史，就是努力搜集些干枯材料累积起来的工作，他们的理想标准是把历史表册化，令人打开一看除了干枯无味的人名地名及数字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以为能做到这个程度才算尽了科学化历史的能事”。这种“为一件琐细到极点的不相干问题费上数万字的考证工夫，换得一个博学的头衔”，实际上是“玩物丧志”，是浪费“聪明才力”，是“贻误后代”。这样的史学不能称之“学”，只是“史术”，这样的史家不能称之为“家”，只是“抄书匠”。(32)常乃德在批评实证主义史学的同时，还从理论上阐述了他对历史学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研究一切学问是有明确的目的，这些目的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密切相关。他说：“一切学问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求知的欲望，人类对于自身及环境的事物，不但要了解其全部的真相，并且要进而寻求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由此而构成一种普通的法则。一切学术均由此心理发生。”(33)这种心理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社会现实需要。历史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就在于它能帮助人类认识自己的过去，总结经验教训，摸索规律，以进一步改造社会。实证主义史学之所以不受人们欢迎，就是因为它太脱离社会需要，斤斤计较于与现实问题距离太远的史事和史料。因此，他指出：“伟大的史学家其任务决不仅以搜求史料为满足，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需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具有“伟大生命力”的“杰作”，才能称得上“伟大的史学家”。(34)
“战国策”派主要成员、“中国学界第一位形态历史家”(35)雷海宗，也十分强调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和实用性。他认为，历史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绝对的”历史，一为“相对的”历史。“绝对的”历史，是指曾经发生过的，万古不变的，绝对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相对的”历史，是指通过史书的记载所反映的有关历史状况，这种状况是渗入了不同记载者主观痕迹的，是可以改变的，相对的。对史学家来说，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绝对的”历史，因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一趟过的”，对它的认识只能通过后人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而这些资料又都不可避免地已经打上了著作者主观的印象，所以要弄清楚历史原来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因此，“我们不必去追问”，史家“追问”的对象只能是“相对的”历史。(36)而史家在研究这种渗入了主观成分的“相对”历史时，也只能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的思维反应”。(37)因为“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一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所烘托出的”，“没有任何一种事实能有百世不变的意义”。(38)所以“历史的了解是了解整个人格和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40)总之，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都是史家主观的精神构造。正由于雷海宗为历史学作了重新的界定，赋予它极强的主观性和现时性，他才极力反对为学问而学问，不关心时代精神的种种做法。他针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治史旨趣，批评说：“中国的乱纸堆，二千年来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许多毫无价值的问题都考证清楚，然后再从事于综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类消灭时也不能完成的一种企图。”他呼吁人们：“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吧！”(41)
相对主义史学家不仅从理论上对“为学问而学问”的观念进行批评，而且都积极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并为了政治的需要，创建了一系列历史理论体系。由于他们太强调致用，一味以现实为出发点，置客观历史本身于不顾，结果使他们的理论体系无不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倾向性。
例如，朱谦之吸收斯宾格勒文化说的某些观点，并借用孔德的三段论构成了自己的“文化类型学”体系。他用这一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认为中国文化也具有三种类型，即北方文化、中部文化和南方文化。北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代表解脱的知识，因过于成熟，表现为保守的性质，“这种文化必然凝结成封建势力之无抵抗的军略和学术上的考古倾向”。中部文化即扬子江流域的文化是哲学的文化，代表教养的即本质的知识，各种思想学说发达，人民富有国家观点，但“自然而然趋向于调和折中，政治上表现为力求进步而忌极端，当然在反抗强权的战线上，也只求顺应环境，而不能积极抵抗的”。只有南方文化，即珠江流域的文化，才是科学的文化，真正革命的文化，其特质是反抗强权。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取得成绩，就因为它是以粤籍战士为中心的。鉴于以上情况，朱谦之宣称：“北方是已经绝望了，中部富于妥协性质，亦不足以见我民族抵抗能力，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希望，据我观察，只有南方，只在南方。”所以他决心提倡“南方的文化运动”。(42)
显而易见，朱谦之的“文化类型理论”，完全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去构筑的，而其对现实的看法，又是片面的和错误的。这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固然在主观上是谋以南方为根据地以抗日救国，而在客观上无异于为西南反动势力张目，并歪曲了全国一致的人民抗日运动。”(43)
与朱谦之一样，常乃德的“中国文化三周说”、雷海宗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也无不是出于现实的动机，为实现的方案而重建过去的。他们抱着“国家至上，为国家服务”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恰恰迎合了蒋介石借抗战之名加强其独裁统治的企图，为专制政权制造了学理上的根据。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进步学者的严正批判。他们欲“经”当今之世，为中国所“用”，结果却落了个“法西斯买办文人”的骂名，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咎由自取。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经世致用的抱负，但主观上的“致用”往往造成客观上的“被利用”，这也是一味强调“致用”而忽视“求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从“战斗的历史科学”到“历史科学的战斗”
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常活跃和繁荣的时期，无论是史学理论的建设上，还是具体历史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期间，他们的治史宗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过去偏重“致用”把历史学作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战斗武器向强调“求真”、关注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的方向转变和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把“致用”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宗旨。无论是“五四”启蒙时期的李大钊，还是十年内战时期的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他们都公开申明：要为致用而研究历史。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指出：“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他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真学问，自然对“人生有用”：一是“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二是给我们以“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因此，他在该书最后说：“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子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自己的兴趣。”(44)如果说李大钊认为史学“最要紧的用处”是为“人生”、为个体的解放，那么首先把历史学作为现实斗争的工具和武器的，则是卓越的文化战士郭沫若。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清楚说明了研究的宗旨：“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5)这就是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也不是以学问为目的，而是为决定“未来的去向”，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殷切待望。在其后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大都持有同样的研究旨趣。吕振羽曾多次表明：“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的重要，已迫切的需要解决”。(46)这一工作，既非老先生的玩弄词章的“消遣”，又非从来文人所期于的“藏诸名山”，“而是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47)“是一种和实践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因为“我们在严重的当前情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现阶段不是能和过去历史的诸阶段相对，而能把它截断下来的”。但是，他又认为“那些提倡先探明历史再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议论，却包藏着一个绝大的骗局”。“我们已经把握着现实，我们只须从历史的探究上更强调现实的动向”。(48)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在“探究历史”本身，而主要是给已经指明的“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提供历史证据。整个十年内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几乎都怀抱着这样的崇高的革命使命，来从事中国上古社会、古代社会研究的。
在抗战初期，这一研究宗旨曾一度得到空前的强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时，无不以历史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翦伯赞在抗日烽火蔓延的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在书中他说：“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48)因此，在他看来，这时的历史研究决“不是一个经院派的学究的把戏，而实为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50)他宣称：“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51)为了完成变革现实这一“政治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时期把主要精力聚中在对侵略史观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英雄的歌颂，以及对那些卑躬屈膝、卖国求荣民族败类的愤怒谴责上。
这一切在当时无疑都直接和有力地配合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但是，由于这时的历史研究不是以自身建设为宗旨，而是以救亡和革命作落脚点；不是为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这就不免强古就今，以古证今现象的发生，尤其是为激发人民爱国、革命的义愤，不惜借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任意作历史类比，把历史现实化。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就存在着这种“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的现象。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孙权破坏蜀吴联盟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书中“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又如“武则天利用特务镇压她的政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争夺。借武则天来斥责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意在使读者增加对特务统治的鄙视”。(52)这样“借古说今”的历史研究，“不仅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模糊了人民对现实政治的认识”，(53)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人辨别不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怀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当时确实就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54)这话虽不免有偏见和偏激之处，但却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一时期所存在的不足和缺点。
令人欣喜的是，到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注意克服和纠正前一阶段片面强调致用的倾向，在继续强调致用的前提下，逐渐突出了求真的内容。他们认识到，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不仅需要“战斗的历史科学”，而且也需要“历史科学的战斗”，即历史科学自身的建设，这“正像需要战斗的实力和实力的战斗一样”。(55)因此，他们开始树立起“是什么就还他个什么”的“科学家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旗帜。
华岗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开篇即说：“为着改造现在和争取将来，必须熟悉过去。……但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过去，即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伪造和歪曲的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假如认为为了‘垂训’与‘教育’的目的，可以歪曲历史事实，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事实或增减事实，那就是离开了科学的立场，否定了客观真理，而一切离开科学立场与否定客观真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害和错误的道路”。在他看来，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如果所根据的历史事实已有捏造之嫌，或至少是不完全真实的，那末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经很少可能，哪里还谈得到鼓舞和推动解放斗争呢？针对一些人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用“以今喻古”的机械类比把古人现代化的做法，华岗指出，这种“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办法，同样有歪曲历史真实的危险”，不仅达不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而且“从根本上丧失了科学历史的态度和精神”。(56)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中，也反复强调研究历史就要“以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历史真相，不能“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57)他说：“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58)翦伯赞在1938年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宗旨，不是为说明真相而研究，而是为致用而研究。而在这时，他改变了看法，认为历史的“原理原则不是用人类主观的思维，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从无数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因此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还是要记得‘历史事实’”。只有在弄清历史“怎样性”和“为什么”的基础上，才能为现实服务。(59)也就是说，如要“致用”，必先“求真”。
4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治史旨趣的这一变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是重要原因之一。胡绳曾说：“1940年以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的最沉闷、最艰难的时期……实际的形势使人更加看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问题的解决绝不是短期间可以奏效的事，也就逼得人不能不从深远处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由这里来追寻解决中国问题的线索，所以就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研究风气的旺盛。”(60)尤其是在1941年初，国民党在发动“皖南事变”的同时，加紧了对文化界进步人士的迫害。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聚集地重庆，周恩来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口号，提倡大家拿起笔来做学问。于是大多数史学家从斗争的第一线撤下来，开始专事史学研究。正如郭沫若在1945年所说：“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研究的工作，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体。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61)但当他们从战场走进书房，把学问作为学问来搞时，就不能不遵循学问自身的规律，就不能不把求真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因此，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中国古史的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划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纯学术性的辩论”，(62)形成了以探求真理为宗旨的学术研究高潮。郭沫若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才差不多彻底剿翻了秦汉以前的材料，并主要从使用材料的角度对自己的古史研究进行了自我批判，写成了“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判”的《十批判书》两部名著。侯外庐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全力投入史学方面的研究和著述，先写写成了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发展真相为目的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专著。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前两卷、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的大部分，以及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等许多科学性比较强的论著，也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写作和出版的。由此可见，由于抗战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政治的高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向“求真”的方向转化。虽然这一转化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但却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公开举起“求真”的这面旗帜，才开始获得其应有的威信，使许多史学家自觉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拢，以至有人惊呼：“今日之研究社会科学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63)
抗战时期史学思潮的转变，与其说是学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毋宁说是民族危机刺激下的产物，我们从中可以察觉到一种潜在的悖论：高扬“经世致用”精神较之沉耽于“为学问而学问”的纯学术研究工作，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就学术本身而言，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济世的激情固然不可或缺，但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超乎致用动机之上的内驱力，一种相对冷静的、理智的探讨精神。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必须首先把求真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任何借口现实需要而任意涂改历史、捏造历史，历史学就不再是一门科学。如果说中国现代史学家面对民族危机的压力不得已以学术为手段，落脚于经世致用的话，那么，当代史学工作者在今天是否能摆脱一些“功利的冲动”，而强调一下“人文的冲动”呢？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我的师兄王学典副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本文第三部分还直接引用了他的《从追求“致用”到强调“求真”——40年代中后期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一文（未刊稿）的基本观点。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本文是我们的共同作品。特此说明，并顺致谢意。
注释：
①靖公：《新史学批判》，《杂志》13卷4期，1944年7月。
②《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
③《教育小言十则》，《王国维遗书》，第4册。
④《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遗书》，第5册。
⑤《〈国学丛刊〉序》，载《国学丛刊》1卷1号，1923年。
⑥本文是胡适给毛子水的一封信，原发表于《新潮》2卷1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⑦王煦华：《顾颉刚致王国维的三封信》，《文献》第15辑。
⑧⑩《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34页。
⑨见《厦大之孔诞祝典》，《古史辨》第3册，第127页，另参见《古史辨》第3册、第5册“自序”。
(11)傅斯年：《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谬误》，《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
(1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
(13)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4册。
(14)童书业：《古代地理专号·序》，《禹贡》七卷六、七期。
(15)本文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为首次发表。
(16)《禹贡》七卷一、二、三期。
(17)参见《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54页。
(18)参见拙作《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东岳论丛》1994年第1期。
(19)陈垣一生治史旨趣有四变：钱（大昕）、顾（炎武）、全（谢山）、毛（泽东），而在抗战时期就有两次转变。详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6页。
(2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216页。
(21)(22)(23)(24)《通鉴胡注表微》“重印后记”、“治术篇第十一”、“劝戒第十”、“出处篇第十四”。
(25)顾颉刚：《〈史苑〉周刊发刊词》，（沪）《益世报·史苑》1946年9月20日。
(26)缪风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卷2期，1934年10月。
(27)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3月3日。
(28)何炳松：《新史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
(2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0)朱谦之：《考今》，《现代史学》5卷1期，1942年。
(31)详见《〈现代史学〉发刊辞》，《现代史学》1卷1期，1932年。
(32)(34)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第11页、7页，第11页、26页。
(33)《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46页。
(35)林同济：《战国》第2期按语，《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12月10日。
(36)(39)雷海宗：《历史过去的释义》，《中央日报》（昆明版）1946年1月13日。
(37)(38)(40)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6年重印本，第324页。
(41)雷海过：《历史警觉性的时限》，《战国策》11期。
(42)朱谦之：《文化哲学·附录·南方文化运动》，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
(43)朱谦之：《七十自述》（三），《中国哲学》第5辑。
(44)《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247页。
(4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初版。
(46)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序》，人文书店1934年初版。
(47)吕振羽给陶希圣的信，《食货》1卷8期，1935年。
(48)吕振羽：《史学新论》，北平《晨报·历史周刊》1936年10月3日。
(49)(50)(5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重印本，第1页、22页、3页。
(52)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4卷2期，1951年。
(53)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历史教学》1952年9月号。
(5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页。
(55)华岗：《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群众》7卷15期，1942年。
(56)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10月初版，此处引文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3页、20页。
(57)(58)郭沫若：《青铜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359页、340页。
(59)翦伯赞：《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2页。
(60)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就》，《新文化半月刊》2卷5期，1946年。
(61)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群益出版社1948年版，第409页。
(62)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5-126页。
(63)陆懋德：《史学方法论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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