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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1-0008-08
大学是以知识的传承与创造为职志的，大学作为一种知识组织，从历史到今天，它经历了从知识的一隅到知识的一极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作为知识一极的大学与作为社会权力一极的政府两者之间自治与干预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而公共利益则是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可能的平衡点。今天，知识与权力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学与政府的合作日益增多，但正由于此，也就更需要保持知识的独立地位，更需要知识与权力之间自觉、清晰的划界。
一、从知识一隅到知识一极
今天的大学，可以说是全社会知识的一极。因为在当代社会，大学不仅是承续和传播知识、生产或创造知识最重要的机构，是知识汇聚、扩散、发展最理想的场所，也是一个社会具有的文化知识财富的代表和象征。
刚刚问世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由于传承的知识领域和教育对象的局限性，也许只能说还不过是社会知识的一隅。但即便如此，中世纪大学与其以前的学校相比，已经开始突破了过去那些学校在知识传承上的狭隘性，使教学活动的知识领域发生了从宗教知识到世俗知识、从关于神的知识到关于人的知识的延拓和扩展。尽管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以往的“面向人类心智”加上“面向实在世界中事物”的“三科”（即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四艺”（即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框架，但它毕竟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大学理念——大学的知识活动应该涉及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大学应当包含人的学问的多种分支甚至是所有分支，才能完成其真正的使命，实现其真正的特性。[1] 而且大学开始突破贵族教育的藩篱，曾成为“由很多不同的人集合起来的”社团。
近代化的进程使大学知识活动的领域和服务对象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只是强调大学对人们追求知识的兴趣的满足，到强调大学在民族振兴中的使命和在形成统一的国家意识中的作用；从只是强调大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联系，到把支持大学的发展与解决各种实际事务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大学承担起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从只是强调人文知识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从而把人文学科知识放在至上地位，到让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实用知识课程取得与传统的古典人文学科相平等的地位，各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在大学纷纷建立；从只是培养有闲雅风度的绅士，到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从只是面向少数社会精英，到面向社会大众；从只是继承、存续知识，到生产、创造知识。正是随着大学知识活动领域和服务对象的一系列变化，大学完成了从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科学研究职能被引入大学，使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者，而且也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科学研究职能的引入和发展，它使人类生产知识的活动获得了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社会载体，并因此获得了可靠的人力资源和职业化、专业化的前提。另一方面，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的特性。虽然大学曾是一个保守的组织，“教育的组织似乎比教会本身更为排斥变迁，更为保守和传统。这是因为，教育组织的功能就在于将某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递给新的一代”[2]。但当大学的功能不再仅仅是传承知识，而且需要创造知识时，大学就不能只是重视过去的知识和现成的知识，而更需要关注未来的知识和新生的知识，因而也改变了大学的保守性，在大学的发展中注入了创新的活力，使大学从专注于自我保护的自治，转向灵活、积极地适应和满足多方面的社会需求。大学特性的这种变化，以及科学研究在大学的体制化和“大科学”时代对大学科研的影响，带来了具有更大知识创新职能的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并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的中心。
伴随着知识经济、第三次科技革命与政府管理改革的浪潮而开始的第二次学术革命，促使大学在“创造知识”的同时也努力“创造财富”，因而又带来了许多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型。知识在大学被创造和传播，不再仅仅是为了具体学科的发展，而且也是为了知识的商业化应用；大学不再仅仅被要求在新知识的发现上作出贡献，而且还被要求在新知识的扩散和应用上作出重要的贡献；大学不再仅仅是新知识的策源地，也开始成为新经济的策源地。
二、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
从知识的一隅到知识的一极，大学知识活动领域或社会职能的变化，是与其所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是内外部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在外部的影响力中，政府的作用又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说大学是社会知识的一极，是知识的代表；政府则是社会权力的一极，是权力的代表。因为对权力最通行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政府正是这种强制力量的持有者与实施者。正由于此，在大学知识活动领域和大学职能变化所受到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中，政治权力对大学的影响总是最为直接和最具强度的，而且从大学诞生时起就一直存在。正如一位加拿大学者所说：“从大约800年前的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起，欧洲的高等教育就面临着受国家和教会控制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逐渐强大，它已成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机构，在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高等教育都已成为国家政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性质的制约，并且受到了各国政府实施其政治权力的影响”[3]。
政治权力对大学的职能的影响，从政府行为的角度来说，即反映为政府对大学的干预，这种干预，有法律与行政指令的规制、约束，也有财政上的支持、控制。而与政府的干预形成对立统一关系的则是大学的自治。大学的自治最初源自大学的行会性，但它的合理性并不是建立在行会性的基础之上。大学自治的合理性，一是基于大学知识活动的“高深性”，因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是高深的学问，既然是高深的知识也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把握与理解的，学者的事情只有让学者们自己去决定和处理。二是基于知识活动所需要的客观性，真正的知识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只有在学术活动中排除外部的干预和影响，才能使学者保持客观的立场，才能保证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客观性。而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则建立在知识的重要性和知识与公共利益的关联性的基础上。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大学拥有的知识去解决许多现实的问题”，“大学的纯理论研究被用于确定政治目标，并被指明要如何有效实现这些目标，但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却并非完全是大学自身的争论，这些争论自然具有政治性”。“就象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4] 由于大学所涉知识的作用范围远远超出大学自身，因而大学如何传播和生产这些知识就不能仅仅由学者自己去决定；特别是当这些知识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就不能不关注这些知识传播和生产的目标与结果。
两者的合理性似乎建立在不同的价值标准上，大学自治是以保证知识的更好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的，而政府干预则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因而在历史上早期大学争取自治的斗争中，大学与政府之间曾有过冲突。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在什么是有用的知识和最有价值的知识的问题上，政府注重实用的倾向与大学保守势力对于人文学科的偏爱之间也有过矛盾。但从根本上来说，大学的自治，是为了知识的更好发展，而只有在知识得到更好发展时，社会的利益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同时，由于任何人在认识上都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决策方法的不尽完善，加之政府官员难以完全摆脱的自利性，政府的政策行为有时也可能出现与公众利益相违的情况。强调大学的自治是为了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大学有可能站在社会良知的立场，对社会上错误的倾向给予必要的批评，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实际上是可以有一个结合点或平衡点的——这就是公共利益。
要使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两者之间在公共利益上取得平衡，从大学方面来说，大学不仅必须主动适应社会需要，而且必须要有对于社会的长远需要和当前需要的兼顾。从政府方面来说，则一方面需要注意高度尊重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充分发挥大学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知识源、信息库和智囊团的作用。而更重要的，还需要真正构造起一种“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
要使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二者之间在公共利益上达致平衡，基本的前提在于政府干预总是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的。但在西方学术界，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对于这样的前提却是持深深的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在政治市场上的人，与经济市场上的人一样，同样是一个自私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都是由具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利益的个人组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政府，自然要把个人利益带进政府和政府决策中，面对社会成员不同的利益和现存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不可能计算出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优解；通过政治程序作出的公共选择，如立法、政策方案往往体现的是财力雄厚的极少数人的利益和偏好，并不能代表广大选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且，政治竞争与市场竞争不同，市场竞争是连续的，政治竞争是间断的。政治家往往注重的是眼前的地位，结果便导致了政府目光短浅和行为短期化，政府总是采用那些在短期内见效的政策方案，回避那些现在花费而在未来获益的政策方案，谁也不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这种种原因，必然导致政府行为与真正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偏差。[5]
如何消除这种偏差，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新的表现民主的方式，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制度约束或宪法约束。在这种新的政治秩序中，要使“政治—法律—制度”符合“契约论”的准则，个人和公共代理人的行动受法律尤其是受宪法规则的约束；在宪法范围内，政治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进入决策结构的机会，在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中都有平等的分量。
虽然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至今仍然受到质疑，甚至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本人也都承认在公共机构中确有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但公共选择理论又确实有力地解释了政府行为背离公共利益的偏差原因，而其所提出的以高度民主和对权力的广泛监督把政府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策主张，对我们如何正确对待政府干预和大学自治的关系问题则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就是社会组织的自治与公共权力的干预之间的关系问题。亨廷顿认为一个社会组织制度化水平的标准之一是其自主性，也就是组织作出并实施决策的能力，换言之，即组织的自治能力。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治，不仅是提高其制度化水平的重要方面，更是实现高度民主和使公共权力受到广泛监督的必要的社会组织条件。没有广泛的社会组织的自治，就很难形成平等的政治共同体，使“政治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进入决策结构的机会”，也就很难有广泛的社会民主，很难使公共权力真正受到广泛的社会监督。正由于此，大学自治，并不仅仅是为了让知识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
在西方，作为社会知识重镇的许多知名大学由于脱胎于教会传统之中，因而形成了免受现行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的一种自治与独立传统，但在大学中也极容易产生一种在放任性的自由主义下对政府干预的对立情绪，在没有深入内部进行仔细研究的情况下，就对政府干预盲目地加以抵制。而在我国，虽然现代大学是在学习西方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学术自治的社会基础却还很薄弱。在我国高等教育界，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与官僚体制的影响，形成的是一种对政府权力的过于依赖心理，许多大学习惯于服从政府的领导，一切行动都等着政府的统筹安排，等政府说了算，一旦没有政府的支持，就觉得缺少了底气。
随着第二次学术革命的到来，这两种倾向都正在得到纠正。大学在既创造知识又创造财富的活动中，既逐步摆脱了对政府的完全依赖心理，也在与政府共同为社会谋取福利的过程中增强了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政府也在市场主导的三螺旋模式中重构与大学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平等合作关系。因而，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正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三、“知识就是权力”
五百年前，培根就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自近代以来，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越来越表现出惊人的力量，给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知识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但人们所获知识的不对称和不平衡也曾把社会生活推向了两极，带来了新的奴役与压迫。正如荒岛上的鲁滨逊因为有比“星期五”更多的知识而完全控制了“星期五”一样，西方殖民者就是凭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制造的坚船利炮，占领了许多本来并不属于他们的地方。而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发展已经更多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也逐渐转化为高新技术之间的较量或知识创新的竞赛。谁拥有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谁拥有良好的教育与高素质的人才，谁就将是竞争中的胜利者。换言之，在当今的国际权力体系中，谁在知识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成功，谁就获得了这种权力体系的制高点。
这种严酷的现实，带来了人们对于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反思，而福柯则犀利地提出：“知识就是权力”。当然，在后现代的话语中，权力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宪政意义上的权力；也不仅仅是管理意义下的“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即上级对下级的控制权力。权力的意义更加广泛，权力乃是指各种统治和被统治、支配和被支配、控制和被控制的形式，是在力量不对称或不平等时形成的力量差异。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权力并不是个人所拥有的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作为权力的定义可表述为‘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换言之，权力是使行为发生变化的能力。”权力即“对别人有特殊企图的控制”。权力也并不是仅仅属于政治权力机构的有着固定边界的东西；权力可以是弥散的和无处不在的。因而，知识、学术和话语都可能成为权力的表现形式。
如果说权力是使行为发生变化的能力，知识当然具有使人的行为发生变化的能力，“哲学使人睿智，数学使人精明，诗歌使人灵秀”。韦伯曾经指出，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过程。而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中，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知识的作用，就在于能使人理性地支配自己的行为。知识使人理性，使人现代化，当然知识也就具有了权力的禀性。
知识何以使人理性？至少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掌握可以让人获得对真实信息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知识的掌握可以使人在合理的行为规范内行动。但在后现代的话语中，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处处浸透着权力的规训社会，知识中所传播的信息总是权力掌握者认为对他们有利的信息；知识让人选择的合理的行为规范也总是权力掌握者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因为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有资格决定孰为知识，孰非知识；或者说，由于掌握权力的人掌握着知识的来源及渠道，因而他们有更多的途径获得知识。所以，知识中反映出来的只是代表了统治者意志的话语权和规训权。
后现代话语对传统的知识观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挑战，它对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是否让人获得了真实的信息作出了断然的否定。在后现代话语中，现实中的知识不再是以中性的形式存在的：“理论已经不再是超然地无辜的；真理也不再是在中立性和客观性意义上纯洁无瑕的。”“教师和学生，或更广意义上的知识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无异于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6] 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为销售而生产，知识将像资金那样流通，因而也失却了它的传统价值，即知识原来所具有的教育价值、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将被淘汰。同时，“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由于知识大多以信息的形式大量地衍生，知识已经成为人们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随着知识的客观性的丧失，知识日益成为权力的手段，权力可以像制造新闻那样地制造知识和真理，知识和真理也成为最具法律效果的官方话语，权力无处不在的渗透，阻隔了知识的自由流通，使得知识不再是导致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有效手段，“知识、真理、信息的适时发明（杜撰）、保存（保密）、过滤（加工）、发布（泄密）构成了一门最为高级的政治艺术”[7]。
在前几年美国学术界的一场“科学大战”中，建构主义学者们的观点也突出地反映了后现代话语中对传统科学知识观的否定。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它所声称的客观性的事业，它根本不可能具有客观性，科学知识的建构同样是“偶然性、非正式化和情景化的”，科学只是一种偶然的和历史的文化或者生活形式，并没有任何通向客观性和真理的具有特权的公共的和地域的语言游戏，科学知识非常类似于其他知识的“建构”。[8]
为了否认知识的客观性，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科学不能得到哲学证明，科学理论也不能被事实完全证明，在实践中，科学家不能获得足够的事实证据证明自己，因而，一定有其他的东西影响科学判断，那就是社会因素。这种社会因素，建构主义学者将之主要归结为“修辞”与权力。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只是一种“修辞”，依靠一种修辞手法，使得精确陈述的事实看起来和外在的实在一致，从而劝说听众相信某些陈述和建议事实上代表了一种“外在”的独立实体。[9]
同时，他们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力：“客观性将边缘化的声音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由科学充当先锋的西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逻辑中心’叙事之外。在其宏大的和总体的愿望中，客观性压抑着沉默的和被殖民的其他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地域化语言。客观性粉饰着一种冰冷的和漠不关心的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极尽可能地争取控制和操纵人类。客观性将它对权力的男性意愿隐藏在真理和进步的无私的和公正的外衣下面。客观性的话语不仅产生和维持了不被察觉的权威阶层——还伴随着一系列偏见、敌意和冲突——并且还将许多声音排除在好的和真正的对文化建构的全面参与之外。”[10] 科学事实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科学只是一种叙事，一种应当对白人、欧洲、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感恩的叙事。因为它是以这种等级制度所建构出来的。”[11] “在我们的文化中产生的科学等同于权力和统治。”[12]
大学因为拥有知识、掌握知识而掌握着公共话语的权力，扮演着传承、阐释和传播文化价值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掌握着对后一代按一定的学科规范进行训练的权力。然而，后现代话语中对知识的客观性的否定和对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揭示，也对大学的这种话语权力和学科规训权力作出了批判性的解读。特别是从激进的对现代资本主义持尖锐批判态度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西方大学的话语权力和学科规训，实质上反映出教育所具有的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再生产服务的性质，反映出“真理与权力之间”，“自由大学与规训社会之间”，“知识生产和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秩序之间”的“同谋关系”。[13]
福柯曾经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并通过“标准化”体现着权力的规训作用：“规训权力的统治，从数量和价值两方面上分别度量和等级化着个体的能力、水平和‘本性’。……在规训机构中，能穿越所有的地方监视每一个瞬间的永恒的刑罚在对比着，在差异化，在等级化，在同构化，在排陈着。简而言之，它在标准化。”[14] 而美国学者威廉·V·斯潘诺斯，则对大学的学科规训所起的对学生的资本主义驯化作用作了以下描述：“知识的领域被按照层次和等级分划到不同的系科，甚至更为谨慎的是，学生们也被分隔在不同的教室里，把存在／知识的牢不可破的连续体分隔成或多或少具有自主性的学科和系科，这种做法的作用和边沁的全景监狱完全一样。它产生了双重意义上的主体：它使大量被假定为异常的年轻男性和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对于正常的（占主流地位的和逻辑上单一的）文化的权力是一种危险——具体化，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知识，从而更好地统治他们。其功能是通过产生服从于标准的或一致的自主性主权个体而废除反抗的可能性。类似地，知识的牢固统一体被从生理和智力的角度分割成各个学科——它们被放在分离的或被分离的系中，在这种分割中所最终产生的学生和教师自认为是自由的探索者，事实上，他们服从于‘多元化’大学的和占主导地位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独白式话语（它们是该社会组织的一个缩影）。因此，决非偶然，几个学科的教授和学生不仅对于他们之外的系所做的工作知之甚少，而且他们还以自主（主权个体）和他们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名义积极抵制其他知识体系的进入。”[15]
对大学传承的知识、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其表达的是社会的主流话语，而这种主流话语往往只是权力的一种“知识型构”，即反映一定权力结构的知识形态。1978年，哈佛大学针对十年越南战争期间大学中课程大量增生，以致弱化了人文课程教学的问题，提出了“核心课程报告”，试图通过核心课程的设立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但结果却引来了许多激进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西方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目的“就是建立起一种文化教育机制”，以清除“我们社会中的破坏因素”，将大学生塑造为一代又一代的“对民主安全的公民”。“如果在更深层次和更隐秘的结构层次上看，人文学科事实上和更加明显的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大学管理机构一样，都是压制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16]“企图恢复核心课程的巨大努力揭示了一种教育制度，继续把基于且服务于对西方全景的权力意志的规训的疏忽的算计性／规训性思考永恒化：西方人徒劳地努力寻求对存在的大量神秘性进行技术控制。”[17]“这种努力说明，西方教育界并不是一个培养批判意识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西方或美国的评判标准的最终认可与重新确认的过程”[18]，“为了恢复核心课程而做的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巨大努力与现代规训社会”有着同谋关系，它实际上是为其再生产服务的。它表明“高等教育改革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再生延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19]
后现代话语中对现代大学的话语权和学科规训活动的尖锐批评，揭示了知识与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像福柯所说：“我坚信真理决不会在权力之外……每个社会都有其政治制度下的真理。”[20]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显示出来的日益巨大的作用，知识与大学所受到的权力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同时，无论是权力的合法化还是权力的有效实施，也都越来越离不开知识。196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约翰·A·汉纳曾说：“我们的大学和学院”“必须被视为我们的防御基地，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保存来说，它们在本质上与超音速轰炸机、核动力潜艇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样重要”。[21] 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则提到：“虽然权力来源有很多种，但暴力、金钱和知识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凭借，每种因素在权力游戏中都有不同的形式。”而暴力与财富正不断向知识（或信息技术）转移，换言之，暴力的实施越来越仰赖诸如微电子、尖端材料、光纤、人工智能、人造卫星、电子通讯，以及电脑模拟和软件等知识密集型尖端科技，财富的获取亦是如此。这意味着，暴力和财富的本质已经发生转变。“权力三角架的三个组成要素正在进行同步革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力的另两个来源会越来越依赖知识。”[22] 其他的学者也提到：“在知识急剧扩张的知识社会背景下，强权的形态也在不断地进化，它往往披着学术的知识的外衣张扬它的霸道，施展它的暴力。”[23]
“知识就是权力”，实际上正是指证了这种知识日益成为权力的工具和权力的合法性外衣的事实；指证了知识与权力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趋势。这种指证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当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时，如何才能使知识保持独立的地位而不致沦为权力的工具呢？
四、让知识不从属于权力
无数历史经验都曾向我们表明，一旦知识完全从属于权力，真理完全屈从于强权，就会是如何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的悲剧性结果。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法西斯取得政权后对犹太人的迫害中，当时德国科学界的权威施塔克为了配合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就曾在《自然》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可以从科学史举例证明：物理研究的奠基者，以及从伽利略和牛顿时算起直到我们当代的物理学先驱们为止的伟大科学发现者，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以日耳曼人为主。……如果查一查现代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代表人物和宣传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后裔。”[24] 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种族国家也应该把科学看作是培养民族光荣感的手段”时，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厄恩斯特·克里克马上响应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何在？我们的大学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客观的科学，而是英雄的军人科学，是富于战斗性和斗争性的科学。”[25]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在我国发生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多少次“革命的大批判”，把许多知识分子打成“牛鬼蛇神”，也曾给我们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阴影。
知识之所以会屈从于权力，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力量不平衡。“当知识或真理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仍然是软弱无力的。政治权力有可能会摧毁我们，而世上所有的知识都阻止不了这件事情的发生。”[26]
知识之所以会屈从于权力，还在于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缺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的殿堂中有三种人，一种人只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手段，一种人把科学作为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职业，得到最好的个人实现的地方，还有一种人则完全是为科学而科学。但第三种人在科学的殿堂中却是极少的，在科学的殿堂上大部分是第一、二种人。在探求知识的过程中，要对真理保持客观的立场，需要能超然于现实的功利之外。在政治强权面前，只有第三种人才可能坚执己见，直面抗争。第一、二种人都可能会因无法完全放弃个人利益而不得不屈从于强权。这种情况在我国学术界有着更突出的表现。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缺少超越世俗的形而上旨趣，因此只能顺应现实，缺少一种敢于与传统权威进行正面对抗的内在人格。在我国传统知识分子中，虽然有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即“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也有“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清风傲骨，但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及职业出路的狭隘，“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又使其需要依附于统治者，以致于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种独立人格与依附心理并存的二重分裂人格。韩愈有过一段话：“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道，足将进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实际上就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一种依附生活下的尴尬心境。中国近代化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职业出路的狭隘性已经被逐渐打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附性经济地位也得到了改变，但由于民主法制的缺乏和长期严酷的“阶级斗争”，许多知识分子依然难以摆脱过去那种二重分裂人格，以致在权力与真理的冲突中常常只能作出服从或退却的选择。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违心地卷入那些“革命的大批判”中，原因也正在于此。
知识之所以会屈从于权力，在我国还源自在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再受到强调，与以前相比，知识和人才也确实得到了更多的尊重，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实际做法一再强化的却是崇信权力的官本位倾向。例如，总是习惯以官员级别作为一切人才能级的参照系；以行政单位级别作为企事业单位分类的参照系。而且搞起新的“学而优则仕”，对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总要通过“政治安排”给他安上某一行政头衔；有些学术单位，为培养年轻的业务骨干，非得给他们冠上个官名“挂职锻炼”。结果不仅导致了行政机构的膨胀和官职的泛滥，更大的危害则在于导致了等级制度的强化，导致了“一切向官看”之下鄙薄技术、鄙薄业务的倾向。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只有知识没有官职是不行的。因为捞上一官半职，待遇和地位会随之上去不少。乃至许多知识分子并不热心钻研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科研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地在仕途上谋求发展。“一旦知识成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它还能有多少自由思考的空间？还会有几分遗世独立的清醒？”[27] 在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出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攀附权力、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背后作祟的其实也是官本位观念下部分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向往和迷恋。
实践表明，如果知识完全从属于权力，权力就必然失去良知而走向腐败和暴戾。反之，“知识独立思考直抒自见的空间越大，权力避免腐败和暴戾的可能性就越大”[28]。因而，我们需要让知识不从属于权力，有了知识的独立和自由，才能有权力的清廉与平正。
要让知识不从属于权力，需要社会民主的发展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需要善治实践的推进和政府向服务型的转轨，需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精神的弘扬。而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上来说，则关键在于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
中山大学学者任剑涛曾经提到，大学的精神内涵在于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性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29] 学术自由正是大学保持这种独立性、自由性、包容性、批判性、理想性、创造性和超脱性所必需的基本前提；而大学的这种独立性、自由性、包容性和批判性等，又是知识得到最好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坚持学术自由，才能使知识获得最好的发展。
学术自由也是监督权力正确和健康运作的必要社会条件之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边肯尼迪公园内的一个石柱上，刻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意思是“质疑权力的人”和“创造权力的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这些质疑权力的人们在帮助我们作出判断，究竟是我们使用权力，还是权力使用我们”。学术自由，从政治功能上来说就在于为学者保持一份能够站在超脱的、“社会良知”的立场上对权力的使用加以质疑的清醒、勇气和胆识，使他们不会缩头畏尾而敢于直言批评权力任何不当的使用。虽然这有时可能会引起权力持有者的某种不快，但无疑可能避免权力使用的重大失误，维护权力正确和健康的使用。
要让知识不从属于权力，不可忽视的还有知识分子在权力与知识之间清醒、自觉的划界意识。今天，大学与政府的合作日益增多，知识与权力的联系日益紧密，代表社会的知识极、财富极、权力极的大学、企业、政府都逐步卷进三螺旋创新体系之中，“权力与知识之间往往没有绝对的分界线，权术与学术的置换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因而也更需要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反思性的自知之明”，他们必须明明白白地分清自己“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应该“做什么”而“不做什么”。只有当他们始终恪守知识分子的职责时，我们的大学才能在社会职能继续拓展的新时代中永远保持大学的本色，也才能有与时俱进的“永远的大学”。
收稿日期：2007-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