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_恩格斯论文

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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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生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重要部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人类社会以往历史的考察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天才性的设想,通过对现实的人及其本质的深刻研究,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涵义,而且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的历史过程。

一、现实的人及其本质

要解决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首先必须理解人,对人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在肯定旧唯物主义重视感性真实的基础上否定了它的直观性,在批判唯心主义关于精神能动性超验性假设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中关于人类活动具有特殊能动性的思想。这样,马克思就不是抽象地、片面地理解人,而是从凝结着人的自然力、意识性和社会规定性的“社会实践”出发去理解人,认为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实的人”,首先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其次,“现实的人”还是处于一定社会条件中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受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及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制约,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在对人的现实性的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全面揭示了人的本质。

考察人的本质,首先要回答的是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动物(狭义的)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劳动。人作为类存在物,是劳动的产物,也是劳动的主体,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劳动历史。人只有通过劳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在劳动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离开劳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仅仅从类的角度考察人的本质是不够的。马克思认为,人及其活动不仅改造了自然界,而且还创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但社会反过来又成为人的限度与条件,并给予人巨大的影响。类本质没有考虑到社会对人的影响,没有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对人的不同作用,因而还比较抽象。要想说明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人,就必须站在社会的角度,从社会关系出发揭示不同时代的人之间,同一时代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区别,并从中得出关于人的特殊的、现实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又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人始终是社会的人,人的存在无不历史地受到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的制约,人的发展无不现实地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变革中,“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涵义

现实的人及其本质规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特定内涵,那就是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1.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

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马克思谈得最多的还是人的体力和智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劳动者自己的肉体的精神的能力”;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并明确写道:“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动的人体中存在的,每个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之所以将人的全面发展首先看作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相结合的全面发展,是因为他是针对劳动者的片面发展而言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体力和智力的分离导致了分工的出现,而分工则直接造成了劳动者的片面发展,只有消灭旧式分工,劳动者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于自身,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要求,把不同的社会职能作为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人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

2.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人的能力的发展固然是人的发展的主要内容,但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生产力要在生产关系中表现出来,政治力量要在政治关系中表现出来,精神力量要在精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因此,个人必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和世界的交往,同无数其他个人从而也就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行普遍的交换,逐渐摆脱个体的、地域和民族的狭隘性,在交往中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同时人还必须全面地占有和控制这种社会关系,“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在私有制和分工依旧存在的社会形态下,人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只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与人相对立,人们无力加以把握,不得不从属甚至屈服于这种关系,因而废除那种一再生产“非人”的私有制就成了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3.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人的个性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第三个内容。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人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劳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发展的基础上,“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偶然的个人”。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

马克思不仅仅从理想目标的角度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而且以三大社会形态的演进为依托,具体地考察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说过:“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从马克思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全面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现实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要经过三个历史阶段。

1.前资本主义阶段

在社会发展初期,人类虽然从自然中脱离出来,开始作为独立的主体面对自然和社会,但是,在这一时期,自然因素在人的活动中仍居优势,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由于生产过程中社会分工的落后和原始公有制的存在,人的活动显现出原始的整体性,人与客观对象具有自然一体性,生产过程及其消费都未能超越人的有目的的支配范围。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生物或本能的适应,从根本上说,自然及其规律还是作为一种外部神秘力量主宰着原始人的命运。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社会共同体,具有自然发生的性质,它把人的活动局限于单个共同体的狭小领域,个人对共同体的服从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脐带”式的本能依属。因此,原始部落的每一个成员,几乎都是在同一种信息、同一个事件、同一领域范围的信念下成长,难以作为个人被区分开来。尽管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而且也没有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没有固定分工,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们之间处于平等状态。但是“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因而,这种原始的自由和平等,并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不是人的理性的自觉选择,而只是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和生活条件下,人们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本能的依存和自发的结合。在这个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没有真正生成合乎人的本质的关系,人的活动及其社会形式只是表面上呈现出和谐、圆满的状态,人自身的发展贫乏、狭隘,被打上了深重的自然胎记,具有简单、粗陋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打破这种原始的丰富,推动人和社会向前发展。

此后,人类社会又经过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所依赖的共同体也由初期的氏族部落发展为农村公社、城市和行会。但是个人的活动依然局限于狭小的领域,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2.资本主义阶段

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原始丰富性”被否定,使个人交往受到限制的血缘关系、等级差别也被彻底打破了,并且以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渗透着阶级的私利,具有经济的、片面的性质,因此,这种关系和联合体,对于个人并不是自由发展的条件,相反,却虚幻地凌驾于个体之上,破坏着个体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个人处于异己的、片面的社会关系之中,受制于各种盲目的偶然因素的支配,丧失了个性和自由。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发展着的生产力和科学持术相联系,都发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新的变化,人类的总体发展仍呈上升趋势。但是,“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片面化,造成的人的对象性关系的贫乏性,以及与自然界联系的狭隘性,人们既不能达到对生产力总和的充分运用,更不能把对自然界的改造成果,迅速直接地转化为人的创造性才能。社会历史规律自发地体现着由各种利益、需要派生的方向不同的力量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对于个人具有神密的外在物质性,个人失去了自主和独立性。社会的总体发展,实质上是以大多数个人的牺牲为前提和条件的。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具有十分悲壮的性质。人类整体发展总是伴随着血与火,伴随着自身的巨大牺牲与付出。但是,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为人的自由自觉本性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人类历史进步所采取的残酷形式和对大多数人发展的剥夺,在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它的存在只能是暂时的,一旦人自身发展不平等和片面化状况所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不复存在,它就应该而且必然被抛弃。有些历史感伤主义者看不到这点,他们总是对于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类自身发展的不平等和片面化状况,发一些悲天悯人的感叹,或以某些抽象的善恶观念和“永恒正义”为尺度进行着道义的、伦理的批判,甚至幻想回到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中去。马克思严肃地批判了这种对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悲观论调,认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就要通过积极的社会物质活动,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文明的积累,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人自身发展不平等和片面化状况的经济根源。“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内含人道主义,但又以唯物史观为坚实的基础,消除人类自身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片面化状况,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来都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伟大价值目标。但这个价值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则不是建立在怜悯同情和道德感伤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即始终以生产力的要求作为历史根据。

3.共产主义阶段

这样,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就必然地与马克思的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统一起来,构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曾经以诗一般的语言生动而真实地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而人的全面发展也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理想变成了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是个人作为自由人自愿参加、自愿结合、自由发展自身的社会形式。因而,在本质上区别于远古社会人类形成的联合体,也不同于资本主义阶级对立社会的“虚幻的集体”。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一方面每个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能获得和他人同样的合乎人的应有的发展,又能获得个人的最丰富多彩的发展,从而具备了表现自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地实现和发展自身自由的关系。每个人都具有独立性,并相互把他人当作发展自己力量所需要的对象,因而每个人的自身发展便构成了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全面发展的人应当是能把一般、特殊(集体)和单一(个人)的全部丰富性结合在自身之中的人。这样,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都实现了他作为人的价值和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通过能动的自觉活动,充分发挥了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性,达到了自我实现,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必然与他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采取了个人能力全面发展这一最有效的形式。

总之,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涵义及其历史过程的论述,为我们具体地指出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现实历史过程。这一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这一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不是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繁荣,而是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是可以通过一代代人的实践活动去逐步实现的伟大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现实,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这一最高理想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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