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私营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温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发展论文,调查报告论文,乡镇论文,私营经济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在我的思想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走共同富裕之路意味着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经济；而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能意味着两极分化──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破产。同富裕之路联系在一起，定会遭到耻笑。但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次短暂的温州之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看法。因此写出这篇调查报告，现发表出来，请大家予以评论。
家庭工业雨后春笋式的发展是温州经济腾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已步入小康。温州地区经济发展的道路也因此而获得了同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齐名的温州模式的美称。如果说珠江三角洲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依托港澳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南地区主要是依托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的辐射发展乡镇企业，那么全无这些有利条件的温州地区经济的飞跃则主要是建立在个体家庭工业的迅速发展基础上的。
温州家庭工业基本上是以一个个的小家庭为单位的。资金为家庭平日积蓄加上少许贷款。劳力也就是一家老少。有些较为富裕，或者技术较为复杂的作坊，一般都有几个学徒，或临时工，忙时则来，闲时就去，真正的常年雇工很少，是一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成为温州经济起飞的基础是同当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分不开的。
温州市地处浙东南沿海一带。山多地少。全市630万人口，可耕面积仅为284万亩，人均耕地0.45亩，单靠农业根本无法生活。解放前他们为了生计，肩挑背背，奔行于异国他乡，或从事小商品的贩卖，或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于城市居民。这就逐渐形成了温州地区人民从事经商或手工劳动的深厚传统。解放后，由于温州地区与台湾隔海相望，属前线地区，几十年来中央基本上没有对该地区作工业性投资，社会生产结构没有重大变化。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民的贫困状态毫无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温州80%的农村劳动力还被捆绑在土地上，人均年收入仅有113.5元。这种情况决定了温州人民只能选择投资少，技术要求低，成本不高，能耗少，运输方便的小商品生产与再生加工产品的生产作为起步点。最早发展起来的苍南宜山再生腈纶织品；金乡的各种小塑料片（如粮票、公园门票）、小商标、小红膜等产品；平阳县肖江镇的塑料编织袋；永喜县桥头镇的纽扣；瑞安市仙降镇的再生塑料鞋等皆属于此。这种生产无需专用厂房、仓库，家庭住宅中腾出一点地方即可，它又可充分利用农民的闲散时间和辅助劳动力。因此当政府的政策放开以后，这种家庭工业便迅速在温州地区发展了起来。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和贯彻执行至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已有60%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了出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80年代前半期温州地区的国营工业增长了53%（85年与80年相比），同期集体工业增长了163%，个体工业增长了19.6倍。此后，乡镇企业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向前发展。
1993年温州地区的乡镇企业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多达40余亿元。产值超百万元的300余家；100万元的192家；5000万元的5家；还有2家超过了亿元。1993年全市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高达207亿元，占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8%；实现利润9亿元；缴纳税金13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3%。可见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已成为温州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温州630万人实现小康生活的坚实保障。1992年，温州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772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796元。均已达到小康水平。
温州地区的家庭工业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那种以满足自家或本地区人民的需要为目的自给自足的家庭工业不同。这里的家庭工业不论从对产品的需求，原料的供给，还是从生产发展的需要来说都同本地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这是一种社会化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是以全国，甚至是以海外的市场为目标来生产的，如苍南县宜山区的腈纶绒毯制品、永喜桥头附近十几个村子的纽扣业、乐清县柳市的低压电器都是这样。在温州全市大约形成了十余个这种专业生产区。这是温州家庭工业社会化的第一个表现。
温州家庭工业的社会化除表现在它与全国大市场的联系之外，还表现在它们内部的分工与协作上。这就是说，温州家庭手工业发展的结果不仅形成了一个个专业化生产的村镇，而且在一个村镇内部的各个家庭手工作坊之间也存在着发达的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如在苍南县的腈纶再生业中就有原料采购专业户、原料分拣专业户、开花专业户、并纱专业户、编织专业户、缝纫专业户、产品销售专业户及专门经营运输的专业户。各种专业户之间的比例完全是根据生产流程的需要自发形成的，整个腈纶再生制品的制作过程，就是由20000多分散在各村的家庭手工作坊，在市场规律和生产过程的具体要求下协作完成的。这里既无统一的管理者，又无一个统筹兼顾的指导部门。一切听命于市场，市场是这一精细的分工协作过程的组织者。如此精细的分工固然与它可以使技术简化便于掌握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关。另外也与他们的资本有限，无法购置更多的机器、厂房等有关。
温州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我国经济中心，交通又极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能摆脱闭塞状态建立发达的社会化的家庭工业，是同他们号称十万大军的推销人员及布满全地区的大量的闻名全国的专业化市场分不开的。如前所述，解放前温州地区的农民就有奔赴各地经商谋生的传统，这些外出谋生的农民遍布全国城市和乡村，这些人见多识广，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家乡的购销员（这里的购销员并不是指本来意义上的受雇于某一工厂，专门从事购销的人员。当然其中包括这样一部份人，但更多的是指活动于城乡的小商贩及市场交易的中间人，即掮客）。他们走南闯北，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南起广东、广西、云南，北至黑龙江、内蒙，东起山东、江苏，西至西藏、新疆，凡有人烟的地方无处不见温州人的踪迹；既是家乡各专业市场的组织者和宣传者，又是全国市场需求及行情的传递者。他们“经过千辛万苦，踏遍了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讲了千言万语”，为家乡织成了遍布全国的商品流通网络，使地处东南一隅的家乡同全国城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在发展温州经济中的功劳是不可泯灭的。
遍布于温州各地的专业市场与综合市场是家庭作坊的又一个重要依托。在整个温州地区有大小商品市场417个，其中专业市场130多个，一般日上市交易的有40余万人。在这些专业市场中又有十余个是全国闻名的。如前面提到的桥头纽扣市场，全国300多家纽扣厂都同这个市场有联系，集镇的市场上有700多个摊位，2000余从业人员，围绕这一市场的购销人员有8000人之多。日成交额数十万元。象桥头纽扣市场这样的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在温州还有多处。
温州家庭工业社会化的第三个重要依托就是在当地出现了为生产环节配套的信息服务业──信息协会。信息是否灵通是商品生产经营成败的关键之一。可以说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的灵通。近年来，由于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除依靠订阅报纸来收集、分析信息外，各专业户基本上都安装了程控电话，从而使他们可以与全国各市场直接联系。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是同他们善于抓流通环节分不开的。他们依靠十万购销人员与数百个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沟通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了商品的销售，获得了全国需求变动的信息，使生产及时适应变化了的市场，避免了产品积压。温州家庭工业流动资金的周转平均20-30天，比当地国营厂商至少快3倍。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顺畅的流通带动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
私营工业──温州家庭工业提高的途径之一
一家一户的个体工业为温州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它已面临着如何提高的问题了。特别是当温州人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之后，劳动力便宜这一优势便逐渐丧失，从而使温州个体家庭工业借以起家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开始丧失优势，已受到内陆更为贫困地区工业的严重挑战。温州人民也已深深感觉到这一点。用他们的话讲：“我们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应当更上一个台阶了。”
建立私营企业显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温州家庭工业发展和更上一个台阶的可供选择的一种形式。实际上，随着生产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早已有不少个体家庭工业发展成私人企业。1988年底，全市共有农村家庭手工工厂15万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雇佣工人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1万多家。有些企业的规模已相当不小。同年对该市沿海县（市、区）随机抽取的50家私营企业的调查中，得到如下结果，这50家私营企业共雇佣工人1824人，平均每个企业36.78人。50个企业共有资产1461万元，每个企业平均29.22万元，企业资产最高者平阳敖江轧钢厂为250万元。50家企业有固定资产682.5万元，平均每个企业有固定资产13.64万元。拥有固定资产最高者是平阳卷扬机厂，固定资产共133万元。50个企业共有流动资金778.58万元，平均每家企业15.57万元（有关这次调查资料见：郑达炯：《温州改革─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14页）。因此，不论从雇工量的多少，还是从资本量看，这些企业多半为小型企业，个别较大者可谓中等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效率较好，这次抽取的50家企业经营状况如下：
50家私营企业经营状况
将这50户生产效率与当地全民企业作比较，结果私人企业效率远高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全民企业为14051元／人，私营企业为18526元／人。投入产出比：全民企业为1:1.19；私营企业为1:4.38，私营企业高出3.6倍。
温州私营企业不仅效益好，而且积累速度也快。上述被调查的50家企业共有初始资金735.0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380.97万元，占52.1%；国家贷款171.4万元，占23.31%；社会借贷，153.2万元，占20.84%；商业赊销和预付金27.5万元，占3.74%。50个企业3年税后利润共计745.89万元，现有资产合计1506.48万元，资产增殖545万元。积累率73.06%。另又据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1993年对18家私营“百万富翁”的调查，1988年创业时他们企业的平均初始自有资本为15.6万元，5年后平均每家企业新增资产207万元，年资产增长率高达67.7%。
对目前温州地区私营企业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应当如何估计呢？这是一个很难给予较为确切回答的问题。因为对地区私营企业发展总规模缺乏准确资料。
根据1993年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全市该年共有私营企业2380户，注册资金65469万元，雇工约25000人，平均每户10人左右，其中70%从事工业，工业年产值约21600万元。实际上这些数字是被大大地缩小了。1990年调查时曾对该市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的情况做过一次摸底，结果发现全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31亿元总产值中，约有三分之二为这种实为私营企业的“戴红帽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所生产。如按这一比率推算，1993年该市私营企业总产值应为6.48亿元，约占全市工业产值19.28亿元的3.4%。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私营企业要千方百计挂靠一个机关单位或国营企业每年缴一定管理费以换取一顶“集体企业”的帽子，或者将几个人的合伙企业用各种办法注册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以便列入集体企业的队伍，而不愿意以自己的真正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呢？这里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政治上的考虑。
从经济上讲，挤入集体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在税率上获得各种优待。从表面上看集体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八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不会低于私营企业实行的35%比例税率，但因集体企业允许计入成本的开支比私营企业多，因此税率一般较低，更何况在实际计征过程中，由于多数集体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会计制度不健全，成本、利润无法精确计算，因此通常只能以销售额2.5%的利率“带征”，因此在利润较高的情况下，该税率较私营企业的35%的所得税率显然低得多。经济上的另一个好处是作为集体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同时利率也较私营企业贷款利率低不少。经济上的第三个好处是取得土地使用权较容易，经营风险也较私营企业小。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一般对债务只负有限责任，而私营企业主一般要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
在政治上，股份合作制企业均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因此业主感觉腰杆很硬朗。而私营企业虽无明文规定属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业主一般心里也明白这里存在雇工，存在“剥削关系”，因此他们总疑虑党的政策会不会变，可怕的“资本家”的帽子会不会再落到自己头上而受“专政”。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要解决私营企业“戴红帽子”问题，不能光采取行政措施，还应当针对上述两方面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同时要解决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在经济上应当创造条件使私营企业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公平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的竞争。今年的税制改革已为作到这一点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政治上则应平等相待，使私营企业家不受歧视地也享有我国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要真正做到上述两点有两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解决。一是要明确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二是要明确我们目前还远不具备彻底消灭经济剥削的前提。
首先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前面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简单回顾已经证明，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就业，为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对温州人民奔小康是有贡献的。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认为私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是不相容的和社会主义就是意味着消灭私有、消灭剥削，而不问具体国情的传统看法。改革开放十年的经验证明，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应当有所改变。社会主义，特别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应当再是那种单一的公有制的经济。那是一种缺乏生气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不同性质经济的共存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朝气。私营经济对这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是这种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私营企业家不必再心存疑虑，不敢放手经营，总想寻求各种“红帽子”的庇护，而是应当大胆地依法经营。我们也完全不需要，也不应当对这部份企业的私营性质讳莫如深，掩掩盖盖，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相反，承认它，很好地管理它，使它依法文明经营，才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与此有关还有一个“剥削”问题。同讳言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相联系的是，尽力想方设法回避私营企业中剥削的存在。其实，如果撇开那些抽象的公平、自由等人性论的原则，回到人类现实社会的发展就可看出，剥削未必是一种绝对坏的东西。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初，剥削的出现曾为体力与脑力的分工，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社会生产发展的总水平还不高，还存在着广大的不发达地区。人多地少，人民生活极其贫困。目前国家尚无力单独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国家、集体、个人多方面的积极性才是寻求发展的根本办法。温州地区经验之可贵就在于它证明了，在一无国家的大量投入，二无大、中城市依托的情况下，一个贫困落后的山区，只要政策对头，就可以依靠一家一户农民要求摆脱贫困的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富裕的小康之路。而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正是充分发挥这种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只有这一政策，才会使起初依靠自己劳动积攒起来的货币重新投入生产，扩大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私营企业的发展除对社会有上述一些益处之外，它还有以下一些优越之处：
第一，产权清晰，不存在模糊产权。企业经营状况直接与业主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因而可以避免许多浪费。
第二，不存在速度与效益的矛盾。在这里效益决定一切。效益好就大量生产，快速发展；效益不好，立即下马或转产。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极不相同。国有企业往往是只追求速度，往往是库存已经很高，生产还照旧进行。因为在那里只要生产完成就可拿到工资和奖金，至于产品是否积压那是商业部门或上级的事，工厂大可不必操心。在私营企业里就不同了，产品积压企业无法维持，生产无法进行。他们赔不起。这里一切听从市场规律摆布。
第三，私营企业从产生那天起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建立的，它们运行也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的，没有其他任何经济的考虑。国有企业的建立就不同了。国有企业是投资主体不对效益直接负责。省长、市长们要求国家在他们辖区内投资，可以不顾市场总体情况和辖区内的建厂条件，多多益善，至于效益如何则完全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只要不出大的纰漏，效益不好，官还照当不误。因此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许多企业很难适应市场的要求了。
正是基于对私营经济重要性的这样一些考虑，对私营经济应当实行“长期共存，平等竞争，加强管理，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样做既可以给私营企业主吃一颗定心丸，放下顾虑，发展生产，又可以使我们的干部更加清楚地认识私营企业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正确地对待它们。
股份合作──温州家庭工业发展的又一途径
如果说私营企业是温州一小部分家庭工业发展的结果的话，那么，股份合作企业就成了温州家庭工业发展的一种普遍前途。因为在激烈地竞争中，能大量积累起资本，把自己的企业提高为私营企业的个体家庭工业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来说，为了避免破产，并把自己的作坊提高一步，只能依靠联合起来通过建立股份合作制的办法达到，因此对大多数个体户来说，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是他们由小康到更为富裕生活的必经之路。
温州家庭工业发展的早期就曾遇到过规模小、技术落后，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矛盾。1984年以前温州家庭工业发展还较为顺利。该年全市共有13万户家庭手工业户，年产值8亿元，占全市农村工业产值的60%。但随着全国农村改革逐步到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许多象温州一样落后地区，也发展了技术要求低，投资少，容易起步的小商品生产。另外，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大集体企业的改革也在深入，企业活力增加。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市场上的竞争，许多小商品处于饱和状态，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该年30%的个体户亏损，40%保本经营，只有30%的家庭工业户有盈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增强竞争力，在温州农村开始出现了联合趋势。出现了一些带有合作性质的联户经营企业。
联户经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简单协作”，如共用厂房，共用照明设备，共同采购原料和共同推销产品，生产与核算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还有一种临时的联合，实行这种联合的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很松散，有时联，有时散。有时在这种业务上联，有时在那种业务上联，这种联合还谈不上合作经济，但是它却使我们在这种原始粗糙的形式之中看到了股份合作经济的某种萌芽形式。在各种形式的联户经营中，也有联系得很紧密的。柳市区东皇屿村是一个专门生产工业陶瓷的专业村，该村153户人家，120个劳动力，除3户以外，全部参加了三个合股联营工厂，参加者每人入股250-600无不等，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显然这已是合作性质的经济了。
正是在总结各县的各种联产企业经济的基础上，温州市领导确定了大力引导温州各县（市）的家庭工业走股份合作经济之路。至1993年底全市已有股份合作制的企业30000多家。
过去我们在农村建立的各种生产组织制度往往是顾此失彼。1958年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联合范围越来越广泛，联合的优越性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财产关系没有弄好，“一平二调”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联产承包”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但也暴露出新的矛盾，即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这一矛盾从改革头几年农业获得较快发展后很快又停滞下来的状况充分暴露了出来。股份合作制的生命力，或者讲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借股份制明确了产权关系与利益关系，从而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借助于合作制实现了劳动者的联合，克服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的局限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讲来，这些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它既有一个好的体制，又有一个好的运行机制。所谓好的体制表现在：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完全是由生产者，“自筹资金”建立起来的。全市36000多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共投资金75800万元，全部是生产者自己筹集起来的，国家没投一分钱。第二，“自愿组合”。三个一起，五个一堆，十个一伙都可以，只要合得来，信得过就可以联合，政府不予干涉。第三，“自主经营”。上面没有婆婆，无依无靠，盈了归自己，亏了个人掏腰包，真正做到了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第四，“自我制约”。它既不能铺张浪费，又不能将利润吃完分光。在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一般是将利润的70%用于积累，以扩大来年生产，增强企业后劲。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办厂头几年都不分红。第五，“自求发展”。这就是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方向要自己确定；发展资金要自己筹集。政府只是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其内部经营一般不予过问。股份合作制企业不仅有一个良好的体制，而且有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表现在：“产权明晰、利益直接、决策果断、经营灵活、转产方便。”这种运行方便的优点都是同体制联系着的。同它上无婆婆，一切可以自主处理有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股份合作制在温州的发展是很快的。1993年温州全市共有股份合作制工业企业27771家，年产值192亿8千万元，提供57800万元税收。股份合作制企业已成为温州工业的主体。
结论
现在我们再回到报告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上来。
以上我们分别对温州市的个体工业、私营工业及股份合作制工业企业进行了分析。这三部分经济可合称为民营经济，它是温州工业的主体。1993年这三部分工业产值占了温州工业总产值的65.25%，上缴税金占全市税收总额的62.38%。正是在这种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使温州农民的人均收入在1992年达到1772元，城市居民达到2796元，均已达到小康水平。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的确是温州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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