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化与工具性——学科发展面临未来的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学科论文,未来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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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往往是具有敏感心灵的学者伤感和迷茫之时，但也是给人类知识、人类文化精神的重大突破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之刻。以往，思想家们曾用“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等术语来标示不同时代、不同纪元人类知识、人类文化精神的突出特征。[1] 化学家说下个世纪是化学的世纪，当今化学的地位又确实在扶摇直上；生物学家声言下个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生命科学的旗帜正璀璨夺目。[2] 面对下个世纪——举世公认和不期而至的信息时代，图书情报学家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下个世纪也是图书情报学一显身手的世纪。在这句话的背后，将意味着无数图书情报学学者的艰辛努力和不倦求索，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科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学科性质的定位。本文作者提出，集成化是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工具性是未来图书情报学学科性质的定位。
世纪之交：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学科性质的定位
作为近代科学的图书馆学，产生于19世纪，迄今已经过近200 年的发展历程，它不仅已初具规模，而且与情报学、文献学、目录学、档案学、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构成了一个学科群体，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图书情报学。曾经时年，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部分别是语言文学和管理学的三级类目，经过新中国特别是近20年来图书情报学家们的艰苦求索，“图书馆与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了研究生专业目录，并建立了博士学科授权点，成为与数学、物理学、文学和经济学并列的学科，同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中也享有了同样的一席之地[3]；在20 世纪80年代，图书情报学教育还向世人展示了她的辉煌与鼎盛；图书情报学研究、图书情报学教育以及图书情报学家们辛勤耕耘出的硕果已经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些不仅是对老一辈图书情报学家艰苦求索的肯定，更是图书情报学在21世纪持续发展的基础，并成为年轻一代的图书情报学者重塑本学科辉煌的激励机制。
面对未来，富有远见的图书情报学家们表现出崇高的敬业精神，在为本学科筹划着下一个世纪的发展方向。1996年《图书情报工作》在第3、4期不惜巨幅刊载了彭斐章等9 位博士生导师和专家对学位教育和学科发展的睿智灼见。问题虽然是围绕研究生专业目录的一级学科名称规范展开的，但问题的中心是如何使一级学科名称能更恰当的表达图书情报学科群的内涵。彭斐章教授提出树立大图书馆学的观念，不断拓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准确地为学科定位，而不应当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无限制扩展研究范围，丢弃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甚至试图改变学科的名称；严怡民教授也强调“改变一个学科的名称则应持慎重态度”。而另几位导师则从对图书情报学科群内容的函盖角度和代表性出发提出了一级学科的名称：知识信息资源科学（张琪玉）、文献资源学（谢灼华）、信息系统管理学（陈光祚）和文献信息管理学（马费成）。可以说几位专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谢灼华教授提到了学科整合，即体现某一学科的多种学科的渗透和融合；倪波教授强调了图书情报科学群有机的科学“集合”；陈光祚教授则更直接地指出，图书馆工作情报化、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一体化、情报工作信息产业化的进程，使人们有可能从更广的视野来认识学科的共性，挖掘普遍的规律，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上位学科，以使学科更好的发展，并争取社会的理解、承认与支持。信息技术不仅促进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各自发展，而且也使这些学科更加具有共同的技术手段和相似的横断面，使它们的集成化的时机日益成熟。陈教授特别说明，当前学科的集成有两种取向：一是以“文献”为基点，二是以“信息”为基点。而这种集成仅仅是属于中等层次的学科集成[4]。
自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沿着认识的形式方面和内容方面的综合性道路发展的，相距遥远的知识部门之间的互相渗透、相互取长补短和思想交流，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科学知识的整合，形成为一门具有高度概括的整体化科学[5]。可见， 科学的综合化一直是近400年来科学发展的趋势，只是这一趋势在本世纪得到强化。 这种变化的潜在性方面是从“产业革命”那时开始的，到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同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发生了非常密切的结合。
上述在科学哲学意义上概括出的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图书情报学的发展道路上也得到了同样的映证。马恒通先生将图书馆学发展的重心律作为图书馆学的第二个发展规律，他为我们描述的图书馆学重心在80年代的转移路线[6]，证明了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在社会政治、 经济大背景下的结合度不断强化的特征。而90年代众所周知，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潮的兴起，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IRM）成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热点， 这时还有谁能坚持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仅仅是在图书馆和科技情报之内呢。更重要的是，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这一母体学科的羽翼之下，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频频引入，信息经济学、情报检索、信息管理等学科异军突起，于是当我们研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体系时，总感觉体系的不足和缺陷，继而一级学科的命名总是难如人愿。实际上，除非上升到哲学的层次，要包罗目前现有图书馆学或情报学研究内容和分支学科的理论体系根本就不存在，这并不是方法论的缺陷和理论基础的薄弱，而是学科层次的问题。
孟广均教授认为任何一门科学技术都可以划分为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哲学三个层次。图书馆学是实践性、应用性强的学科，国内外技术性研究都比较多是理所当然的。图书馆学的技术科学层次应首先发展，在此基础上，后两个层次才能及时、健康地发展。近几十年来社会知识论、知识社会学、知识交流论和知识组织论以及情报学的三个规范说，都是试图进入第二、三层次的努力，只是后两个层次的进展较慢。这不是图书情报学家本身的责任感或素质问题，而更多的是科学发展的诱因问题。
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研究者对某个科学的分野感兴趣、想研究时，其动机这类诱因，更多的情况下，仍然是从外部来的刺激。这种从外部来的刺激，包括经济上的需求，社会的宣传与鼓励，政治上的目的等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其次才是科学家本身的知识性背景而决定。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社会性的或政治性的要因，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也就会有适应于什么样的经济性要求而产生的学术文化环境。这也意味着决定了人们的知识活动的范围和程度。一句话，科学知识的集成必然是依赖于社会历史的存在。[7]。
信息时代的来临，正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历史的存在。孟广均教授认为图书馆学目前正处于孕育突破的时期；黄宗忠教授断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目前的休闲与平静，就酝酿着新的突破与创新。[8] 彭斐章教授则充满信心的判断出“图书馆学定有灿烂的未来”。
上述分析旨在支持作者在标题中的基本命题，即集成化和工具性。有鉴上文的叙述，作者有理由作出下列的判断：
1.集成化作为一种科学发展大势，在图书情报学学科群中必将出现。信息时代的来临是图书情报学学科集成化的直接诱因，而且集成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2.集成化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科学的综合或整合趋势或过程，而是科学哲学层次上发展过程和规律。图书情报学的集成化不是单纯的理论体系建设问题，而是哲学层次的学科发展方向的定位。因此，集成化并不与图书情报学的分化和分支学科的发展相矛盾，相反他更鼓励通过分支学科的发展和崛起来为其提供思想来源。
3.集成化问题属于基础理论问题，是理论图书馆学和理论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在范畴上属于哲学层次，对图书情报学学科群的发展至关重要。正如瑞典科学家S.Arrhemius 指出“理论的研究可以指出应当把今后的工作引到什么方向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没有这种研究，科学就前进很慢，或者根本就停滞不前。”[9]
4.图书情报学的集成化是图书情报学学科群中具有普遍共性的思想和理念的提炼过程。而提炼的标准就是其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密切性和相关度。必须强调，这种思想和理念不仅对于图书情报学自身建设的指导意义，还要更着重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学科名称的规范，教育目标的制定等具体问题将迎刃而解。
5.工具性是集成化前提下未来图书情报学学科性质的必然抉择；是对图书情报学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中作用和地位的恰当诠释；也是图书情报学家接受信息时代检验递交的一份合格答卷。
集成化和工具性是图书情报学走向辉煌的契机。
未来之路：抉择后的发展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周文骏教授曾强调它是属于方法、工具范畴的学科。凡是图书馆学系的学生在学习《目录学》时，都熟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不读破天下书，不能治《汉书·艺文志》；不读《汉书·艺文志》，亦不能读天下书。”这二句话的出处。
20世纪30年代“各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内多有‘目录学’一科开设”、“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多列为必修课，学子重视，几埒国学。”这种盛况曾经是图书情报界学人自豪的佐证。
世纪回眸，我们曾经拥有辉煌。
原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教委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发出通知，要求高等院校利用现有条件开出“文献检索与利用”课。十年过去了，这一举措已基本上在高等院校得以落实。信息曾经几度尚是人们陌生的词汇，而今美国政府最权威的托福考试机构正筹划在2000年取消托福笔试改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进行。信息高速公路的专家声称，要在不久的将来，使人们利用信息，就象人们利用电一样方便。
现实说明：重塑辉煌不是梦。
集成化和工具性的实现，关键在于抉择后的发展模式。
1.“强学”之举：内涵发展和学科的现代化；
吕斌、李国秋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今年第2 期撰文《论图书馆学的现代化》指出，对照科学哲学的理论来看，图书馆学缺乏说服力，可供客观、公共检验的程度不高，仍然偏重于个体经验和思辩，缺乏共同遵循的科学规划和逻辑程序，处于典型的“前科学”状态。而图书馆学的现代化是一种整体化，是组成图书馆学研究系统的每一个要素（研究主体、手段和方法、对象开拓和课题选择、理论体系、评价和管理）的优化。
图书情报学的现代化要求图书情报学走内涵发展的道路。马费成教授指出，任何扩大情报学的对象和范围、偏离基本任务和目标的倾向（如“大情报观”）都不利于情报学的学科建设。[10]将此与马教授积极倡导的“文献信息管理学”联系起来，这里的情报学显然是指情报学基础理论而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情报学。要评价“大情报观”和“大图书馆学观”，首先要解决学科的层次性问题。在技术科学层次，“大”观念有利于学科影响力的拓展，而这种拓展必须建立在学科基础理论的完善之前提下。理论数学并不研究各学科的具体问题，但各学科都自觉以对数学方法的应用作为学科科学化的标志。“在所有的信息中，科学信息的生产、组织、传播最具有代表性，同时也最为困难。研究科学信息的组织和传播将为其他类型的信息提供理论和方法，这是情报学立足于研究科学信息的重大意义。”[11]而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科学信息的组织和传播问题，内涵发展是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深化与突破的必然途径。马费成教授认为，情报学基础理论的突破在微观上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1 ）知识信息的表达和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识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2 ）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12]无独有偶，彭斐章教授提出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应从“书目”、“矛盾”转向“书目情报”。
如果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图书情报学的内涵发展的实质是要建立一种属于图书情报学的科学“范式”。“范式”是一种“观察工具”，是某一学科的成员观察其责任领域的一种“有色眼镜”。改变这种“有色眼镜”就转变了用来完成实践或研究的方法，就重新描述了影响实践和研究的价值观，并改变了对学科范围包括什么的认识。[13]
客观地说，图书情报学并非没有建立范式的尝试和努力。在目录学史上有会通思想的提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在当代目录学中有书目控制论；在国外，有谢拉的《图书馆学导论》、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布鲁克斯《情报学基础》、德本斯《情报学：一种集成观》等；在国内有文献信息论、知识组织理论，以及众多的基础理论研究者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近两年傅清波对文献信息揭示理论的研究、侯金川对信息的物理特性的研究、丰成君的社会信息交流心理模型、秦季章的情报结构分析和赵海军倡导的系统观和哲学思考等所表现出的思想深度，他们已经使情报学的内涵发展具备了相当好的基础。更可喜的是，我们的学科有了自己的“绿皮书”——《情报学进展》，它应该成为学科范式建设的基地。
2.图书情报学教育：走向未来的试验田
教育从来就是科学发展的晴雨表，有什么样的科学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就与市场和社会的关联度而言，教育更具有敏感性，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又首先会在教育上体现出来，要求教育目标紧跟市场对人才知识结构和素质的要求。将“图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之类，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市场和社会的要求。但由于这次更名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更名后的困惑和迷茫已成为教育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教育是科学和社会的结合部。因此，图书情报学要成为真正社会化和大众化的科学，就必须把握好图书情报学教育这块实验田。
在信息技术发展史上，曾有这样两则意味深长的故事。当年英国国会议员得知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后说：“活字印刷的确方便，但实际用处不大，因为我国识字的人不多。”100多年前， 英国邮政总局总工程师应邀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时，就美国当时发明的电话机发表意见：“电话机对美国人有用，对我们却没有用，因为我们有的是邮差。”如果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的科学就永远不能超越。基于此，可以说改名有利于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总之，改名已经成为事实，关键是它的名实是否相符，而这又主要取决于改名之后培养目标、教育思想和课程体系的取向和设置。教育应该成为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窗口，体现在课程设置上的学科发展水平，决不能是在图书情报学的外表上贴上“信息学”的标签，或是将“情报”与“信息”作语词上的兑换。否则，不仅是否定了图书馆和情报学取得的成就，而且也否定了“信息管理”本身。因此图书情报学家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3.合作与进步：图书情报学家无悔的选择
集成化和工具性虽然是图书情报学面向信息时代的发展方向和学科性质的定位，但落实到图书情报学家的肩上，实质上是科学价值观和科学的职业道德以及科学家的素质问题，而贯穿其中的乃是合作与进步的科学精神。
韩继章先生指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实际上许久以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本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而功利主义价值观更具有传统性，在更多的时候占据上风。本质主义看重的是理论的真理意义，功利主义看重的是理论的实用价值。对于理论家来说，追求科学的真理性是他的本能和职业，而对于执功利主义的理论家来说，就会存在两种价值观的内在冲突，存在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心理[14]。毫无疑问，这种矛盾心理是不利于学科集成化的，彭斐章教授提倡反对功利主义，实质上是对图书馆学研究中急功近利，不顾学科发展规律，忽视学科内涵发展，盲目以改变学科和专业名称来换取社会青睐的草率态度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应提倡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家的携手合作，以学科进步为己任，联合攻关。这是一种科学精神，更是图书情报学家无悔的选择。
4.方法与工具：奉献给信息时代
科学学的研究表明，科学的发展存在着相关生长律。各门学科间的相关生长主要是通过理论的、方法的和研究对象的转移与综合这三条途径进行的。这些年来，对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甚至研究对象的借鉴，可以说应有尽有，凡是能想到的，我们都做到了。这已成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大“人文景观”。一方面我们将相关学科方法频繁介入，另方面我们还在抱怨方法论对研究保障的不足，强调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其实首先要解决的是引入方法的消化和吸收问题，建立图书情报方法论的评价体系。此外，应该明确的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为本学科提供保障的问题，而是应该有更高的目标，使图书情报学的方法论能为其他学科所运用。科学哲学家已经意识到，无论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都可以看成是对一个信息的处理过程，是研究对象通过借助信息的获得、传递、加工、内贮等方式目的性的活动。这样研究知识信息的组织和传播的图书情报学的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要从现在的“我中有你”到未来的“你中有我”，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层次，体现出工具性的地位和意义，这也许就是本文作者所指图书情报学学科集成化的真谛。
图书情报学的工具性，还应该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责任。有人用步履艰难、忠于职守的挑夫，来形容中国图书馆学肩负过并继续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中国古代的典籍工作就与国家的政治休戚相关。先人们以典籍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为“治之具”，中国的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巩固政权、治国治身的使命。及至近代，图书馆学又与国家存亡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图书馆既是倡导维新、宣传变法的工具，又是变法的具体内容之一。康有为倡议设书楼以“开民之智”，梁启超撰文声称“书籍馆”是兴国的三大盛举之一[15]，编制书目更是成为他们宣传“新学”的具体形式。
在农业和工业化的时代，土地、天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是国家的重要财富，而从现在开始，特别是将来，要依靠的则不仅仅是亚当·斯密所乐道的上述这些要素，更重要的是依赖信息、知识和智力。知识和信息将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家新财富的引擎。图书情报学从文献、信息到知识的研究，必将使图书情报学成为开发知识信息资源的重要的理论工具。
科学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信息革命”将是未来科学中最主要的内容；“信息革命”在未来的岁月中是科学最有希望的生长点。对图书馆学发展的重心律的研究表明，1978年以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心。[16]中国的图书情报学家完全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图书情报学的集成化的使命，将我们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奉献给信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