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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753（2004）05—0002—04
文献采访伴随着图书馆的起源而产生。最早的图书馆是从政府、寺院、书院和私人所藏的政府档案、寺院教典、图书、手稿等文字材料发展而来，这便是最初图书馆产生与发展的基础。随着图书馆文献收藏范围逐渐扩大到历史、文学及其它有价值的文献，收藏形式也由封闭转向开放，研究读者需求、文献收集内容、价值、方法、原则、途径等诸多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思想的出现和集中形成了文献采访思想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过程。
1 中国文献采访思想概述[1]
1.1 中国古代文献采访思想
中国古代图书馆（也称藏书楼）分为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院藏书和私人藏书等，由于其办馆目的不同，其文献采访思想也就不同。
1.1.1 官府藏书的文献采访思想
中国古代，皇权至尊，一切听从皇帝的旨意。国家的文化政策就是文献采访的指导思想，正所谓“经邦立政，在于典谟”，其收集范围也是以国家的文化政策为基础。
1.1.2 寺院、书院的采访思想
有目的的藏书和根据自身需要藏书是书院藏书不同于其他藏书的特点。书院藏书是为当时培养国家人才服务。明清时期，书院藏书主要来自朝廷赐书或书院募集及自行购置、书院自刻和抄写书籍，而自行购置、自刻、抄写书籍无一不涉及采访。
1.1.3 私人藏书的采访思想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久远且伴随着朝代更迭，其所体现的主体思想也时有变化。国家图书馆规模小且开放面窄，那时为读书而购书、集书、藏书便成了中国私人藏书的主流。其代表人物主要有：
郑樵（1103—1162），南宋目录学家，以目录求书是其采访思想的主体。他的《求书之道有八法九则》是我国古代文献采访思想的主要成果，其理论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研究文献采访理论和实践影响颇大。
祁承业（1563—1628），明朝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撰有《澹生堂书目》，其中《澹生堂藏书约》的“藏书训略”是图书馆文献采访理论的重要文献，它分成“购书”和“鉴书”两篇。在“购书”篇中，他认为在求购图书过程中，应从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手段去搜访图书，去积累图书，辨别图书，“物聚于所好，奇书秘本多从精神注向者得之”。除此，祁氏还丰富了郑樵的求书八法理论，提出了三个补充方法，即辑佚法、别出法和序跋法。对于鉴别图书，他提出要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别品类五法。
叶德辉（1864—1927），版本学家。他认为，第一是“勿薄今爱古”，第二是“先经次史、次丛”，第三是“鉴定观”，第四是“搜集方法”。
1.2 辛亥革命至1949年的文献采访思想及其发展
辛亥革命后随着国民思想活跃，图书馆事业也迅速发展。[2]1925年杜定友先生发表《图书选择法》提出：“图书之选择，实为图书管理法中之重要问题”。1931年刘藻的《图书之选购》，1934年吕绍虞的《图书之选择与订购》，1936年邢云林的《图书馆图书购求法》等在理论上更进一步，而此时文献采访也正式成为某些大学图书馆学的专业课程。
1.3 当代我国文献采访思想
1.3.1 有关文献采访工作的行政法规建设
1956年高等教育部制订了《高等学校图书馆书刊调拨暂行办法（草案）》、《高等学校图书馆书刊补充的几项规定（草案）》，1981年教育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82年文化部颁布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2002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3]。这些行政法规，一方面强调了文献采访工作在图书馆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全局作用，另一方面肯定了调查研究、复选、选书集体和其他中外文献采访理论。
1.3.2 有关文献采访理论研究成果
据统计，从1989—2002年有关文献采访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有1446篇，出版发行了图书情报期刊70多种，其中有17种为核心期刊。出版了一批文献采访学专著，如史鉴的《文献收集》，沈继武的《藏书建设》，吴慰慈的《图书馆藏书》，黄宗忠的《文献采访学》等。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文献采访理论的内涵、外延和相关学科，特别是黄宗忠的《文献采访学》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采访工作和文献采访学，观点新颖，理论性强。而一些颇有影响的文章也大量发表，其中有徐雁的“我国古代藏书学导引”，黄宗忠的“论图书采访学”，邹建的“图书馆藏书采访学初探”，杨伟时的“图书馆采访学管窥”等。除传统文献采访理论外，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人们对网络文献采访理论也开始进行深入的研究。如，黄宗忠的“谈谈图书馆网上文献采访”、“网上书店与图书馆文献采访的未来”等。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文献采访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专著和学者，如顾敏和他的《图书馆采访学》，王振鹄和他的《图书选择法》，吴明德、薛理桂和他们的《图书选择与采访》。
总之，这一时期我国文献采访理论从横向看，内容涉及面由窄变宽，突破了过去的范围，注重现代化、网络化与文献采访的关系研究、与相邻学科关系研究；从纵向看，历史方面回顾与总结还相对薄弱；从深度上看，已从经验走向理论研究，特别是计算机和数学的应用使其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多彩。
2 美国文献采访思想概述[1]
美国是历史非常年轻的国家，但它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有其独特性和先进性。1858年，贾维特提出“图书的选择与藏书的发展休戚相关，图书馆的价值取决于藏书的质量”。他的“价值论”一直影响美国文献采访理论和实践。1876年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对文献采访提出“以最少的花费给最多的读者以最好的阅读。”图书馆学家普尔认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目的是对各阶层的人提供图书，他是图书馆需要论的倡导者。而克特认为，应该选择适应读者需要的文献，把读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他不强调文献本身的价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选书理论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列入专业课程，从而强调了选书理论在整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对于文献采访选择的依据，美国图书馆学家舒曼提出四项具体原则，即是否使读者感到乐趣；有科学事实，值得一读；提高读者的智慧，得到美的享受；与人们公认的名著一样。推瑞和布斯威克在1930年发表的《图书选择》（Book selection）和《美国公共图书馆》（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两书中有专门章节论述了图书选择问题。其主要论点是：优良的图书选择会导致出优良的读者服务，选择时除注意书籍的知识价值地位外，还要顾及书籍的社会需求性。海伦·汉内斯写了《与图书一起生活：选书艺术》，继承了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查尔斯·科芬·朱厄特的图书馆是传播优秀图书知识并扩大公众获得这些图书的手段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检验图书的价值，判断著者的声望及选择图书的各种技术与方法。托马斯·布雷，在选书的深浅度上提出五个级别：最低级——除很基本的著作之外，基本上不选购其他学科领域的文献；基本级——高度精选的藏书，用以介绍该领域中主要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主要著作选辑、重要书目和一些主要书刊；教学级——保证学生课堂需要，满足独立学习要求的藏书，它包括有关学科范围广泛的基础专著，比较重要的作者全集、代表性期刊、参考工具书和基本书目资料的精选品；研究级——藏书要搜集与学位论文和独立研究所需主要出版物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研究报告、新发现、科学实验结果，也包括该领域中重要的参考书，广泛选择的专著，广泛的期刊收藏，主要的索引和文摘；综合级——图书馆在需要明确而有限的领域中，尽可能搜集包括记录知识的有意义的著作。
美国也是合作采访和资源共享的创始者和实践者。1899年欧内斯特·理查森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大学和研究图书馆之间合作和借书》的论文，提出了合作采访和资源共享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1942年制订的“法明顿计划”是美国第一个在国家水平上实行合作采访的计划，其目标是保证至少有一份有研究价值的外国出版物被某一美国图书馆采购，并经适当编目形成国家的联合目录，并能通过馆际互借提供给计划的其他参加者。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施“全国采访及编目计划”（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是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合作采访计划。另外，还有一些地区性的馆际采购计划，该组织对国内各州的政府文献、外国政府文献、外国博士论文进行全面采购，对世界上一些主要报刊也分别进行采购。美国的合作采访计划，也为各馆实现协作分编和资源共享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网络条件下，美国协作采访的内容和形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3 中美文献采访思想特色的比较概述
由于中美两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历史，因而在文献采访思想的形成、发展上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3.1 中国文献采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据史书记载中国的文献采访大约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真正的藏书建设起始于西汉年间的长安书市。随着文献采访活动的开展，积累了大量丰富的采访知识。早在12世纪的宋代，文献采访知识就开始向文献采访理论升华。中国文献采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远早于西方，更早于美国。根据中国各历史时期文献采访思想的发展状况，可分为：中国古代文献采访思想；明清时期文献采访思想；民国、辛亥革命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期的文献采访思想和当代中国文献采访思想等不同阶段，而美国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形成和发展其文献采访思想。
3.2 中国古代文献采访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来源呈多元化状况
中国古代图书馆有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院藏书和私人藏书等四种。但由于其办馆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其文献采访思想也就有所不同，这便形成了较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文献采访思想。
3.3 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在文献采访知识积累和技术方法逐步形成时期呈现出明显的优势
随着文献采访活动的开展，必然要积累一些采访知识。由于中国的文献采访活动进行的较早且十分频繁，故采访知识积累较为丰富，而随着采访知识积累的不断增多和图书馆发展的需求，公元12世纪开始出现文献采访知识向理论转化，但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集中在文献采访技术方法的总结与升华上。如明代的祁承业在《澹生堂藏书约》一书中总结了购书、聚书、鉴书的经验，在郑樵的“求书八法”基础上提出了辑佚法、别出法、序跋法等。
3.4 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文献采访思想形成了其特有的独特性和先进性
在美国文献采访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著名学者主要有：贾维特的“价值论”；杜威的“以最少的花费给最多的读者以最好的阅读”；普尔和克特的“需要论”；舒曼的“四项原则”；推瑞和布斯威克的选书理论和方法；海伦·汉内斯的图书检验和选书技术方法；托马斯·布雷的选书“五个级别”理论和欧内斯特·理查森的图书馆合作采访理论等等，都在不同时期对美国文献采访思想的发展产生极大推动作用，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学家提出的分级搜集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也同样影响着我国的文献采访理论和实践。
3.5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图书馆普遍应用统计分析和市场研究的成果来研究和制订馆藏建设方针
他们针对值得保存图书通过流通率进行定量评价，如他们提出衡量“值得保存”的标准为7次流通，对于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图书进行剔除，并认为没人阅读的高质量图书也是没有价值的。而我国这方面的定量评价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6 美国是创造性地提出图书馆间合作采访和资源共享理论并具体实践取得成功的国家
自欧内斯·理查森发表“大学和研究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和借书”，成为合作采访和资源共享的理论基础，一直到“法明顿计划”和“全国采访及编目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藏书的有限性和读者需要的无限性，依靠集体力量解决文献源问题，为实现各图书馆的协作分编和资源共享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美国的协作采访计划还在不断向前发展，而协作的内容和形式也已进入了一个更加崭新的阶段。
4 美国文献采访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4.1 杜威的“三最”采访思想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强调了图书馆采访中经费合理利用的重要性，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满足尽可能多的读者需求，这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是我们做好图书馆采访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与方针。
4.2 托马斯·布雷的选书“五级理论”，指出了文献搜集活动应按五个级别进行，这对于我国各种性质不同、发展水平各异的图书馆来说，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尤其对于教学型、教学科研型和研究型大学的高校图书馆来说，意义也十分重大。它对各个类型图书馆所应收藏文献的深浅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4.3 欧内斯特·理查森的合作采访和资源共享理论在美国得到成功的实践，它对于中国的文献采访和各种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国目前进行的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它致力于文献的资源共享）和各地区、各部门成立的各种图书馆协调委员会、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采编中心都可以说是合作采访和资源共享的集中体现，这对于我们经济实力还不很强，各种类型文献信息资源还相对比较短缺的中国来说，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只有进一步加强领导和规划，统一标准，分工协作，集体攻关，才能尽快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