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从殖民化走向合理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概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走向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典型表征。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的生活世界遭遇严重破坏。二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强力干预经济和社会活动，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深广的技术支持平台。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却普遍存在着消费异化、技术异化、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等日常生活殖民化现象，使人们迷失生活方向，动摇人类生存的根基，破坏人类安身立命的“家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哲学视域中积极地反思这种生活状况，剖析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源和实质，设计合理化行动方案，所有这些理论努力都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主张，生活是始源的，哲学是生活的升华，生活的境界也是哲学的境界。哲学批判要始终服务于祛除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和重建生活世界的意义。
日常生活是具体的、零碎的、个别的，同时是深刻的。哲学穿透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揭示生活意义。失去哲学的生活会了无生机，失去生活的哲学亦如玄学家的空想。生活是哲学的源泉，哲学是生活的升华。卢卡奇说过，哲学是生活中直接的、具体的、个别的抽象，亦如“人只能追猎一只存在的兔子，只能采集一颗存在着的草莓等等”[1]（P51）。而且，哲学一直努力探索生活本质。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条大河，那么科学和哲学则是它的两条支流，生活与哲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卢卡奇晚年从日常生活的反思中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并不是一时的理论灵感，而是告诫人们应当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存在的第一出发点，否则很难“把握住真正自在的存在”；日常生活的始源性不只是构成了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活动起点，也是哲学反思的起点，哲学理应“把日常生活作为全部研究的起点”。正因如此，哈贝马斯坚信生活兴趣才是认识之源和基础。
日常生活的深刻还在于自身的多重意义。克尔凯郭尔讲过，生活的境界（Stadien）就是宗教、伦理、美学的境界，也是哲学的境界。亦如克尔凯郭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日常生活的“真、善、美”。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审美活动，也是哲学反思活动。不懂得日常生活的真、善、美，就不能理解日常生活，也无哲学可言。卢卡奇认为，美学就是哲学，二者都植根于日常生活。本雅明认为，现代日常生活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生活经验虽然失去传统审美理性的“光晕”，却从传统艺术的崇拜价值范式转向现代审美的展览价值范式，从仪式化艺术理性转向消遣和娱乐审美理性，把审美情趣留给生活自身、留给大众。本雅明的思考获得阿多诺呼应，他在《美学理论》中预演式操作“否定的辩证法”来审视日常生活经验，认为，日常生活“蕴藏着巨大的审美资源”。“非同一性”原则才是审美理性的最高原则；日常生活的内在性就是其自身的“非同一性”；哲学批判需要把日常生活的“非同一性”作为最高原则来贯彻，揭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源和实质。
既然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重建哲学批判理论时必定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批判意义。马克思曾经企盼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他率先把哲学批判转向对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非人化生存状况，要求克服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异化，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保障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重建启蒙理性的理论活动中继承马克思批判理论传统，试图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世界殖民化状况的根源和实质。在他们那里，这种理论努力更多地归结于哲学批判，而非“诉诸武器批判”。霍克海默把这种批判确定为哲学“对生活的一切成分进行特殊的监督”，防止生活世界陷入殖民化困境。列斐伏尔建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揭示日常生活异化状况。依他看来，当代哲学批判应当“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迷宫中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丛林中找到方向”[1]（P400），彻底改变日常生活的设计，建设合乎理性要求的生活世界。
从上述生活世界观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社会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实质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造成人类迷失了生活方向，系统入侵生活世界，导致社会分裂、生态危机，动摇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一切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无序膨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功能的增强等等。
马克思批判理论开启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智慧。青年卢卡奇通过研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等著作，受“商品拜物教”理论启发，自觉地提出“物化”概念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物化”概念较为确切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本质特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商品拜物教”把日常生活“分解为一块块碎片”，人们在越来越小的圈子生活，过着一种“非人化”生活。物化生活是现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不过，“物化”概念体现了“商品拜物教”理论，却没有区分“外化”、“异化”、“对象化”等概念间的差异，没有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相结合，削弱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理论力量。青年卢卡奇没有想到异化劳动是考察资本主义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切入点，反而陷入“总体性”辩证法之中，把“阶级意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物化生活”的“解毒剂”。因而，他的“物化”理论在实践中难以引导无产阶级“改变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像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非常重视黑格尔思想的工具意义。黑格尔理性思维传统与马克思批判理论传统在他们这里汇合成一种独特的分析工具——社会批判理论。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本雅明等人集中地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危害和现存生活世界的分裂与非人道主义状况及其根源，寄望于重建启蒙理性来抑制工具理性膨胀。在哈贝马斯看来，整个社会是由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部分构成的。生活世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达成相互理解所必须的共同的背景知识，它内在地指导日常生活，代表着同一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系统（体系）则是指同一文化群体从事物质再生产以维持日常生活与生存的能力机制，是“通过目的活动的媒体进行”[2]（P189）。所谓系统入侵生活世界，就是指生活世界被肢解、破碎，丧失自身的整体性和协调功能，越来越依附于系统命令。同时，日常生活陷入了普遍的货币化、机械化、标准化，丧失自主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在本质上，生活世界殖民化表现为日常生活行政权力化、货币拜物教化和意识形态化，其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工具理性扩张。因而，消除“生活世界殖民化”，既要抑制工具理性扩张，还要构建“交往理性”。其实，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反思和批判法西斯主义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实质与根源，其本身所形成的人文关怀和生存考量都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不过，他们把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最直接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归结为工具理性扩张，显然是有意回避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问题。这就难怪他们看重文化的社会功能，甚至臆断地夸大了文化的社会功能，也从根本上说明不懂得社会实践的革命性和根本性，不可能理解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技术理性异化问题。
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却崇尚弗洛伊德主义。弗洛姆选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批判地考察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现存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占有”为核心，生活世界充斥了“贪婪地谋取、占有和牟利”。这种“占有”已经不只占有物质资料，还要占有他人的精神生活，甚至包括对人本身的占有。马尔库塞选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批判地考察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消费生活问题。在他看来，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领域”受控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沦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维护与统治工具。日常生活沦为现代工业产品的“消费场所”。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领域中普遍地失去自主生活的准则，迷失生活方向，陷进消极的盲目的消费生活，这种“单面性”生活，即使是大众文化，都不再是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消遣而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在消遣群众。其实，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所分析的生活世界异化状况在二战后的西方社会表现得非常普遍和严重，他们所作的理论批判在客观上展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和新特点，因而这种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当代西方社会的本质。不过，他们轻视社会实践的首要意义，放弃社会实践的解释功能和改变世界的功能，单纯地发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理论功能，这就难怪他们无法实施彻底的社会改变活动。这也是他们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中丧失“市场”的根本原因。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其中生态危机最为突出，成为当代西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最典型表征之一。如何理解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像马尔库塞、高兹、阿格尔、莱易斯、奥康纳和佩珀等从批判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出发理解生态危机。他们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膨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职能的强化，从而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马尔库塞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最直接威胁，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要求解放自然。“解放自然”是彻底地涤除“单面性”生活的前提。另一些理论家则把生态危机的产生同现代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考察，认为这一危机在本质上是经济理性过度扩张，促使生产和消费的无序膨胀，自然资源被严重破坏，使得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丧失协调发展的根基。他们希望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
为了消除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要在理论上设计一套“合理化”生活模式作为“诊治方案”。从总体上看，他们以抑制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经济理性）扩张为起点，以建构交往理性或生态理性生活模式和培育“健全的人”或“总体的人”为目标，甚至要求以“爱欲”为轴心，建构一种充满“爱”的合理化生活世界。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分裂所造成的非人生活状况，构想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克服与超越，又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活状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所以是科学，因为她来自社会实践，不是玄学家的臆断和猜想；她所以是可行的，也因为她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实践品质。与之相反，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生活世界殖民化状况的批判理论却陷入了“死胡同”。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与生活意义的丧失和价值的塌陷的两难困境，这一切都根源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要克服这种生活世界的“二重化”状况，首先需要扼制工具理性扩张，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其实，韦伯的理论只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特别显眼的社会现象，而他又特别钟情于工具理性批判，不懂得社会实践的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既弱化自身理论的可操作功能，也丧失拯救现存社会的信心而悲观失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回避韦伯思想的悲观成分时却继承了他的理性批判传统，并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结合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韦伯理性批判的理论缺陷。亦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道出的那样，要拯救现代生活世界，应当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性地同自然打交道，使得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相协调；同时要从重建启蒙理性中将人从外部压抑和强制中解放出来，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出了种种理论努力和尝试。本文以下面3种方案为典型，试予析判。
第一种，交往生活模式。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阻止工具理性扩张，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实施商谈伦理，在道德意识中推进生活世界合理化。现代性危机从19世纪和整个20世纪漂移至本世纪初，在诸种“拷问式”理论中始终没有获得切实地解决。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及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别具一格。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得益于现代技术和科学的支持，在遭遇两次世界大战浩劫之后，能够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发展起来，当代西方社会秩序迅速地转向法制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社会管理，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日常生活似乎也越来越舒适和便利。与此同时，这个社会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状况，人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单调化，孤独感和恐慌心态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昔日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异化，而今资本主义社会却陷入了全面异化：消费异化、技术异化、文化异化等等。这一切都根源于技术理性。因而，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最佳途径是在交往理性指导下，通过和谐的、平等的和自由的对话与交流，达成相互理解和一致，共筑交往理性生活模式。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人们借助语言和符号来实施对话和交流的背景，通过交往理性内在地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提高生产力是工具理性扩张的表现，并不是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幸福生活并不就是物质生活的满足。由于社会按照生活的愿望表现为交往中介的合作网络，因而把社会构思为生活世界就决定了借用交往理性克服工具理性，重建“个人和集团进行合理行动的生活世界”。因此，哈贝马斯强调，加强技术知识的学习是日常生活的需要，然而人们“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才是日常生活合理化的“起搏器”，只有道德实践知识增长了，才能从根本上建立交往理性生活模式。
第二种，日常生活模式。主张实施爱欲革命，克服“单面人”，发展“总体的人”，重建人性化日常生活模式，推进生活世界合理化。20世纪西方生活世界在遭遇法西斯主义破坏之后，又陷入战后“单面性”生活。资本主义社会的“单面性”生活诱导人们对物的纯粹崇拜，人在物面前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和精神，过度地压抑了自己的“爱欲”，过着一种为“物”而生又为“物”而灭的生活。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需要以“人之解放”和幸福为核心，追求人之“爱欲的解放”。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主张，人类需要建立一个“爱欲解放的文明社会”。列斐伏尔则从日常生活异化问题上设计“总体的人”方案。“总体的人”是健全的、自由的、发展了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而“单向度的人”则是分散的、片面的和不健全的异化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了人的个性增长，也压抑了“总体的人”的生成，日常生活的人是“单向度的人”。要彻底改变日常生活的设计，就需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把日常生活看作是革命实践的中心，“努力克服人的存在的分散性、片面性和神秘性”[3]（P236），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筑健全的、合理的日常生活模式，促成“总体的人”。
第三种，生态化生活模式。提倡调整经济增长，限制生产与消费，建构生态理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世界。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社会在步入“后工业社会”之际迎来物质财富的空前增长，同时又不得不面临各种新的社会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希望人们放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控制自然、主宰自然的自然观，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与协调发展的自然观。马尔库塞较早地在存在论视域中反思生态危机，希望人类退回到不依靠科学技术也能生存的状态。高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要求改变生产与消费的方式和观念，阻止由于经济过快增长而导致“对资源的肆意开发，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消除日常消费生活异化的窘状，构建一种“生态理性”生活模式。在高兹那里，“生态理性”生活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活模式，倡导以适度生产限制资源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恢复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联系，自主地规划生活，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可以想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坚持理性批判，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之中，并且指向人类期盼的合理化生活世界，倡导人文自然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确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不过，他们的理论依然倾向于理论理性，缺乏实践理性的可操作意义。
总之，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反思生活世界殖民化和合理化作为其生活世界观的主要内容，历经几代理论家的努力，从理论上详细地剖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源和实质，及其走向合理化的路径选择。从客观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是对西方社会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危机”问题的“拷问”。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设计了种种路径且自认为最佳，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在提出和不同程度地分析问题之后却未能切实地推进现存生活世界走向他们所企盼的合理化状态。理解与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需要从人类社会实践出发，没有人类的感性活动就没有一切。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恰恰不懂得这一点，反把社会实践贬斥为工具理性加以弃之。今天，我们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及其理论对象，需要反思他们提出的问题及其理论的积极意义，更需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需要上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仅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革命地改造世界。
标签：工具理性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世界观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批判理论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