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1]2011年在《叁网融合背景下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探析》文中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终端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网、通信网、互联网叁网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叁大网络在技术上趋于一致,在业务范围上趋于相同,其接收终端也趋于融合,只要用一种终端设备、通过一种网络,就能实现看电视、打电话、上网的所有服务功能,实现“一网叁用”、“一终端叁用”。叁网融合的发展,从技术上增加了电视媒体的传播通道并拓展了电视媒体的业务范围,对于电视媒体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但如此同时,叁网融合的发展又使电信部门具备了向广电行业渗透的技术条件,与电视媒体争夺电视市场,这对于电视媒体而言无疑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电视媒体要想在叁网融合时代赢得更大发展,就必需勇于面对挑战、抓住机遇,认清自身优势与劣势,探寻最适合自己的叁网融合发展路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之路,就是在全面分析电视媒体在叁网融合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技术、经营管理、市场需求、政府管理是各种新的电视媒体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通过对技术、经营管理、市场需求、政府管理是如何影响各种新的电视媒体发展的分析,理清电视媒体在实施“网络化生存与发展”战略时应当着力的方向。中国网络电视台,作为中央电视台所属的新媒体公司,是央视实施“网络化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实施平台,在其十多年对“网络化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探索中,积累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内容建设与业务拓展,传播渠道、终端、平台的开发,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值得肯定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理论和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对网络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内容同质化、新业务拓展力度不够、经营管理跟不上叁网融合发展要求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电视的新媒体公司,中国网络电视台对“网络化生存与发展”之路的探索在经验与不足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国内其他电视媒体实施“网络化生存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叁网融合背景下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主要涉及到内容与业务,传播渠道、终端与平台,经营管理,政府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怎么样进行内容的建设与新业务的开拓,怎么样进行传播渠道、终端与平台的开发,怎么样进行经营与管理模式的创新,政府怎么样从法律、监管、政策上对叁网融合和电视媒体的发展予以规制,这些是电视媒体实施“网络化生存与发展”最需予以回答的问题。笔者从以上四个方面着手,力图对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
易绍华[2]2009年在《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媒介融合加速,网络化渗透让电视面临着艰难选择,这种选择的艰难性来自电视媒体在两种现状之间的碰撞与困惑：一方面,电视媒体目前的经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领跑其他传统媒体,日子仍旧好过。而要摒弃长期传统观念、颠覆既有发展模式,必然面临牺牲眼前利益的风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直面新媒体日趋激烈的竞争现实,积极应对网络化挑战。而电视媒体在网络化生存面前显得步履蹒跚,发展思路和策略指导更是捉襟见肘。在这一背景之下,本研究的目标就是力求剖析传媒网络化内在规律,为我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发展提供某种具体发展模式,以便于业界同仁在电视网络化实务运营中有所参鉴。笔者从电视媒体网络化的生存形态视角出发,以逻辑方法论证网络化趋向的必然性。电视媒体选择网络化生存是历史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发展的必然,摆在电视人面前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合理制定战略和策略,以期在网络化生存的四条具体路径上发展得又快又好。这四条路径是：平台型网站打造、数字化频道改进、视频化业务拓展、移动化技术应用。平台型网站建设,一定要突破“窗口”局限,将网站视为一个辐射范围更加广域的全球性电子商务系统,集信息推广和产品营销于一体,形成一个服务高满意性、技术高先进性、产品高实用性、业务高扩展性的高盈利性平台。数字化频道改进,主要是在“海量专业内容、双向交互功能、多元盈利模式”叁个方面加以提升和强化。为此,务必构建网络化的电视产业链,建立合理的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机制；开展资本运作,整合民营资源,推动内容产业大发展；拓宽产业经营领域,摸索更多的盈利模式。与此同时,要打造网络化共享机制的内容中心,建立完善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开发基于网络营销系统的内容平台；构筑以家庭消费为内容指向的数字中心。网络化视频业务扩展,面临着五大压力：受众压力、同业压力、域外压力、业外压力和上级压力。也恰恰是这些压力的存在化成了电视媒体网络化视频业务发展的动力。和其他形态的传媒相比,电视媒体具备发展视频业务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其专业性的媒介属性、专业性的人才和设备以及几十年来的资源储备。在发展网络电视方面,要注意“双轨并行”策略：开路网络电视(WebTV)要借力民营公司的发展范式；闭路网络电视(IPTV),要应合叁网融合背景下的开放与竞争,与电信方面在“竞合”中发展。移动化趋势来自叁股力量：受众(个体内在)对自由的无限追求、技术进步提供更优的移动信息传播手段、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形态变迁。“施拉姆公式”和“长尾理论”揭示了移动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近乎上述同样的理由,电视媒体的移动化和网络化汇流势不可挡。电视媒体应该顺势而为,克服当前存在的标准之争,以“合气生财”策略进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标准抉择；以“资源互换”策略进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市场拓展；以“广开财源”策略丰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盈利模式：以“丰富而适配”的策略打造移动化电视网络的内容平台；以“竞合之道”策略实施移动化电视网路的生产运营；以“平等与开放”策略寻求移动化电视网路的政策扶持。传统的电视产业生产形态在网络化技术冲击下,已经发生变革：生产平台的网络化(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构建生产平台)、生产方式的定制化(基于海量化和差异化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流程的双向化(逆向生产的出现)、生产领域的跨界化(从非实体产品领域跨入物质产品领域)以及生产资源的数据库化(数据库成为生产体系的核心资源)。对于网络化电视产业而言,其主要核心资源优势首先是文化内容产品(形成虚拟产品信息流),其次是未来掌握的消费者个体数据库(消费者信息流)。由于网络化构建了电子商务平台,电视产业延伸到实体产品的经营甚至生产领域(形成实体产品信息流)都是可以期待的。而与此同时,配合电子商务运营的金融支付系统和现代物流运输系统必然成为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因此建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叁流合一”的网络电视市场机制是未来的必然选择。网络化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对电视产业的渗透必然要求网络化生产关系与之适配。电视产业新体制呼之欲出,网络化对电视产业新体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变革要求：经营体制的变迁、传输体制的变迁、制播体制的变迁、投融资体制变迁以及管理体制的变迁。
郭冰清[3]2016年在《"新农人"群体的网络化生存》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也在潜移默化得影响着各行各业,甚至是最传统的产业——农业也在这场信息革命的潮流中焕发了新的生机。一代接受了高等教育,具备高素质发展思维的新农人,将有限的土地空间扩展到了无限的互联网中去,他们的出现依托于互联网,产业生存也依赖于互联网,对他们而言,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媒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个案研究,在对合肥市谷米田庄近一年的观察中,研究互联网在新农人的产生、生产经营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角色,笔者试图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出新农人群体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从探究新农人群体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经历了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发展阶段,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耕作到技术主导的现代耕作方式,现代农业脱离了劳动力的桎梏,但并不意味着人口与土地的脱离。现代农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由劳动能力的自然人,更需要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知识分子,谷米田庄的创始人就是这样一批典型的“新农人。”他们是大众理解的知识精英,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创业青年,更是怀揣梦想的生态农业从业人员。谷米田庄的创立一方面依托于新农人的创业,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政策的支持。谷米田庄的诞生也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得益于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冲击,传统农业的没落促使了上层建筑的改革,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允许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买卖,给了这群创业青年回归田园的可能。互联网也不再单纯作为一种媒介、一种技术,而成长为一种产业形态,“互联网+”概念的流行催生了“互联网+农业”的产生,谷米田庄的生命构成条件充分具备了。其次,本文主要分析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在新农人的生产营销方面所扮演的多种角色。网络化生产是土地空间向网络空间的拓展,谷米田庄从事的专业化生态农业,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信息,在生产环节提供的信息不仅是生产的技术信息,市场的需求信息,更重要的是针对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信息。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具有传与受的双向功能,谷米田庄的新农人不仅利用互联网接受信息,也将生产过程透明化,把生产信息实时地分享给受众群体。作为市场渠道的互联网一方面提供了网络市场的销售渠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商,另一方面也在新农人产品宣传环节发挥作用,网络是当今社会传递信息最重要的手段,其强大的传播效果是以往的宣传手段望尘莫及的,新农人利用网络的推广宣传达到介绍产品、推广产品的目的,具有鲜明的个性,也能准确地将具体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此外,本文也探讨了新农人群体的网络化生活方式,这一群体不仅包含了新农人本身,也包括了与新农人息息相关的农庄会员,这两种身份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通过微信群参与,形成了以会员为主体,以新农人为主导的线上组织。在这个组织之中,会经常发生群体的动员,一般是农庄向会员进行动员,也有会员对组织内的其他会员进行动员。除此之外,微信群中进行频繁的线上互动,这种利用社交媒体的网络化交流方式能够实时的反馈信息加强互动,同时这些信息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而谷米微信群的中心主题还是以生活和娱乐为主,会员以日常生活的原因加入,自然这是基于健康和生活目的的社群,所以生活化和娱乐化是谷米微信群的中心主题。在沟通与交流中,无形的构建了谷米新农人群体的身份认同,通过微信名片体现自我认同,通过农夫集市的交流加强组织认同,通过与会员之间的日常对话强化群体认同。通过对新农人群体产生、生产经营和生活方式这叁个维度的层层分析,笔者试图呈现出网络如何从一种媒介发展为一种网络化生活方式的过程,为新农人群体使用网络进行发展提出微薄之见。
郑梦琛[4]2016年在《女同性恋群体的网络化生存》文中认为同性恋现象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同性恋群体一直不被主流社会接受,他们长期游离在社会边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同性婚姻在美国全境合法的裁定,美国成为世界上第21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我国虽然没有相关的法律,但是我国的同性恋群体也在不断尝试传达自己的声音。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交往行为,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将女同性恋群体放置到网络语境中,关注她们在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及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行为。本文采用虚拟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使用女同APP "The L"的女同性恋群体进行了十个多月的参与式观察、访谈与研究,从存在、认同和交往这叁个维度对网络和现实中的女同性恋群体进行深入的调查,阐释女同性恋群体的网络化生存状态。首先,在存在维度中,笔者发现同性恋群体经历了从沉默妥协到维权反抗这样一个过程。互联网的发展给同性恋群体带来了机遇和突破,笔者选择用户量最多的女同APP "The L"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其次,在认同维度中,笔者围绕身份确立、身份公开、身份表演这一逻辑链条展开研究,探讨网络给女同性恋群体的身份认同带来的改变。研究发现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催生并且刺激强化了女同性恋群体的身份认同,改变了她们的认同策略,为她们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途径,加速了她们身份认同的过程。接着,在交往维度中,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记述了本文研究中的女同性恋群体的情感生活,探讨了她们的情感与异性恋情感的相似之处、相异之处。在面对婚姻时,她们如何选择。女同性恋群体利用网络进行的社会互动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作为被社会边缘化和污名化的一个群体,为了排遣寂寞与孤独、寻求关注与认同、寻找浪漫关系、获取安全感,她们往往会选择走出自我,参与群体互动。一方面网络把散落在现实空间里的女同性恋个体连接聚集在一起,让她们形成自己的圈子,另一方面网络与现实中的交往和互动会让这个圈子不断延伸。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女同性恋群体来说,网络是一个信息传播平台、社会交往平台、群体形成平台。她们在这个平台中公开身份、展示情感、表达自我。网络的发展为女同性恋群体提供了一种抗争的可能,让社会看到她们的存在,为她们争取了多一些了解、宽容与认同,但是网络的发展也催生了女同性恋群体的低龄化和娱乐化现象。女同性恋群体的网络化生存不仅是一种个体的行为、集体的行为,也是一个持续更新,不断被构建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作为现代公共领域的一个空间存在,其承载的并非只是个人的经验表达,而是更接近于一种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力量。笔者通过研究女同性恋群体的网络化生存,探讨女同性恋群体在网络中的种种现象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刘侠[5]2015年在《融媒背景下电视的网络化生存》文中认为伴随技术的进步,人类步入媒介融合的时代。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在竞合中消解着彼此的界限,形成融合共生的新的媒介生态。电视媒体亦不可避免的被卷入融媒的浪潮。媒介融合的现实情境为传统电视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在这场传播媒介的变革中,电视媒体需要依据受众收视习惯的变化,完成从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到盈利模式的转型。另一方面,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网络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人类生活呈现网络化的特征。电视媒体也是如此,既不可脱离互联网独善其身,也不可不适应网络化现状一意孤行。在此背景下,电视媒体亟需面对对自身网络化生存之路的探索。本文结合现有研究与业界实践,将“网络化”定义为“指媒体依托因特网进行内容生产、传播的过程与结果。”在此范畴下,研究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将从四方面探求电视媒体在此环境下的突围路径,一是探究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环境与此种环境对电视媒体媒体的影响：二是分析电视媒体网络化生存现状；叁是探究网络传播的特性与电视媒体网络化生存的要素；四是探究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路径。本文主要应用叁种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归纳分析法。利用这叁种研究方法,分析、整合现有研究成果,根据现有研究的研究空缺与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并对电视台生存现状进行个案分析,力图理论对接实践,对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归纳总结并出成果。本文的研究成果如下：电视媒体的面临受众网络迁移、广告商网络转移、新旧媒体网络竞合的媒介环境,和从电视节目到视频、从播出渠道到平台、从电视受众到用户的新的电视元素,以及拥有自主选择需求、参与互动需求的电视用户。在这种网络化的环境下,电视媒体需要摆脱固往高高在上的传播策略,放低身价,并吸收互联网思维的要点,不只从形式,更要从思维上改造电视媒体。电视媒体需要运用用户思维、跨界思维、社会化思维、创新思维的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络化生产、网络化传播与网络化盈利。具体可在生产上针对因特网特征进行内容特制,并针对不同终端进行匹配性内容生产；在传播上竭力发挥网络的互动优势并发展全媒体传播；在盈利上可依托大数据、拓展多元营销渠道。本文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对融媒背景下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力图对现有的电视媒体网络化研究提供补充,为电视业界的实践提供参考。
冯霆[6]2015年在《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电视媒体保持着领先的位置,因此要是顺应数字化发展,对电视媒体进行创新,那么其必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损失。同时,若在市场激烈竞争的状况下,电视媒体不进行有效的创新,那么很容易被时代的发展所淘汰。因此本文针对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为中国电视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参考文献。
刘春艳[7]2014年在《探讨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问题》文中提出在数字化浪潮的猛烈撞击下,媒介加快了融合的步伐,电视在网络化的渗透下正在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种抉择的艰难性主要体现在电视媒体在经营发展模式上仍旧领先于其他传统的媒介,所以想要摒弃以往的传统观念、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就必须要舍弃现在眼前利益的风险;同时又要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新媒体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电视媒体在网络化生存的面前变得举步维艰,其发展规划就显得捉襟见肘。所以,在这一特殊时期本文阐述了媒体网络化的内在规律,为我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发展提供有效的发展建议,使电视媒体网络化在数字化背景冲击下仍能较好、较快的发展。
吴越珂[8]2018年在《基于社群经济的电视媒体网络化生存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移动互联网时代,社群经济成为热点。在社群经济语境下,探索传统电视媒体与互联网社群基因深度融合的可能性,以便为传统电视产业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寻求新的契机。本文基于媒介和受众研究,讨论社群与社群经济,结合相关案例,分析社群经济浪潮中电视媒体的挑战与发展之道,探索依托社群经济电视媒体网络化生存路径与发展趋势。
孙余余, 李亚男[9]2018年在《新时代网络化生存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应对新时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作用。网络化生存是当代人的生存现实与生存常态,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诸多方面产生双重影响。需要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意识、发挥先进网络文化的作用、提高师资队伍的网络化生存能力、推动网络平台建设等,不断提升新时代网络化生存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
谷岩[10]2002年在《传统媒体网络化生存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通过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以新闻媒体网站的建设和经营为切入点，主要用传播学、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论述网络经济与媒体产业、网络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阐明网络传播的特征和规律，并联系实际，前瞻性地提出传统媒体网站按现代企业模式进行经营和管理的具体策略。第一章“传统媒体遭遇网络冲击”主要论述了传统媒体在第一次创业过程中确立了新闻媒体既是党的宣传舆论工具又具有信息产业属性，可以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媒体的性质；互联网的出现促成了新闻媒体业的一大革命，传统媒体面对遭遇到网络媒体的挑战，也纷纷开办网上业务，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整合已呈大势所趋。第二章“传统媒体网站拓展业务的困境”通过论述信息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信息经济(包括网络传媒业)的发展不是对旧经济的全面取代而是取决于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程度，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相融合，充分利用对方的优势，为传统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传统媒体网站要生存和发展，目前面临许多困难，一是资金短缺和技术水平、技术条件的制约；二是媒体网站角色功能错位，没有寻找到新闻与服务信息的最佳平衡点，未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信网络传播快捷、个性、多元化特征及其规律；叁是媒介观念与运作机制落后，还没有真正实现由宣传主导型向报道主导型的转变；四是管理体制上的行政垄断造成媒体网站“只生不死，优劣全包”的局面，上不利于国内网络媒体在竞争中发展。第叁章“传统媒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改变经营模式。在制度创新方面，对现有经营模式、商业流程、资源要素进行重新组织，分离媒体信息业的政策性核心业务和非政策性核心业务，实现广播、电视、报纸等的编辑活动与经营活动相分离，并对二者进行不同的资本运作，后者进军资本市场，吸纳投资主体，开展多元化业务，一旦条件成熟完全可以多种形式上市融资，增强其经济实力。第四章“传统媒体网站生存的经营策略”，从宏观上讲，要研究、利用、适应世贸规则，迎接入世对中国传统媒体网站的挑战。从微观上讲，一是要树立品牌营销战略，通过广告媒体、公关活动树立品牌形象，再运用市场眼光，不断寻求生存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树立产品与服务策略，建立独具特色的个性化网站，提高网络新闻的时效性和公信力，做好产品定位，提高信息质量；四是加强人才的开发与管理，制订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建立内部激励机制，改革分配制度，打破用人界限，创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实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五是加强网络管理。网络的无限开放性和掩蔽性，决定了网络管理的难度。目前我国政府在网络管理中利用一些技术措施将“门”开得小一点以赢得发展的时间的空间，但却受通信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利于国内媒体在竟争中发展，采取堵塞办法会使国内媒体落后于世界潮流。判断政府要不要直接干预网络经济运行的惟一标准，就是看政府的干预是否提高网络市场的竞争效率。山 3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而主要是加强法制管理，同时培养网民遵守网络公共规则、实践网络道德规范的品质，加强自主型道德建设。我国新闻媒体网站作为社会主义公众事业的一部分，网络编辑在从事传播活动时，既要考虑传播效果，还要考虑社会效果。新闻媒体面临着建设网络道德、确立网络媒体行业规范、保护自身正当利益、推动网络媒体健康发展的任务。惟其如此，传统媒体产业才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网络化进程，传统媒体网站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本文主要进行定性分析。为了尽可能地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在研究和撰写的过程中，本文注重选题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历史性。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参考文献：
[1]. 叁网融合背景下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探析[D]. 蒋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11
[2]. 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D]. 易绍华. 武汉大学. 2009
[3]. "新农人"群体的网络化生存[D]. 郭冰清. 安徽大学. 2016
[4]. 女同性恋群体的网络化生存[D]. 郑梦琛. 安徽大学. 2016
[5]. 融媒背景下电视的网络化生存[D]. 刘侠. 山东大学. 2015
[6]. 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J]. 冯霆. 新闻传播. 2015
[7]. 探讨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问题[J]. 刘春艳. 电子制作. 2014
[8]. 基于社群经济的电视媒体网络化生存探究[J]. 吴越珂. 中国报业. 2018
[9]. 新时代网络化生存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J]. 孙余余, 李亚男.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8
[10]. 传统媒体网络化生存问题研究[D]. 谷岩. 郑州大学.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