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在亚洲的同时崛起与中国的周边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印论文,外交论文,在亚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权力重心的东移，中印同时崛起是21世纪头二十年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事件之一。在中印作同时崛起的过程中，这种持续性的力量增长会对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的变化?中印两国在南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次区域将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有何启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和问题。
中印同时崛起的政治、经济涵义
就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而言，这种判断首先是反映在经济指标上，而且可以被大致概括为“一段时间内持续的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冷战结束后，中印两国的经济实力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GDP(根据时价)总额为3903亿美元，2000年为11985亿美元，2010年为58783亿美元。同样，就印度而言，1990年印度GDP(根据时价)总额为3235亿美元，2000年为4764亿美元，2010年为16320亿美元。
首先，从中印两国GDP(根据购买力平价)占世界的比重来看，两国所占份额都在不断增加。中国的GDP(根据购买力平价)占世界的比重从1990年的3.879％增加到2010年的13.605％；印度的GDP(根据购买力平价)占世界的比重从1990年的3.171％增加到2010年的5.455％。不难看出，在1990至2010年的20年间，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指标上都出现了持续增长态势。且就自身的历时性比较而言，印度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GDP增长速度极快，崛起态势明显。
其次，在政治上，中印同时崛起为国际体系均衡带来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因美国一家独大而呈现出异常形态，虽保持了基本稳定，但仍是异常的均衡。中国和印度的兴起可能使体系回归到正常的均衡状态。中印共同崛起的进程表明，体系均衡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且创造正常的均衡并不损害体系的稳定。”[1]因此，从全球层面看，中印同时崛起有利于国际体系走向积极正面的国家均衡。
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中印同时崛起也是亚洲崛起的必然要求。但与此同时，也须注意到地区增长性力量的“集中”可能给亚洲带来更多的地区性紧张、竞争甚至冲突。因为“从根本上讲，后冷战时期的亚洲仍处于未定型期。这里缺乏强化的地区架构，没有公认的处理不同文化和政治体系的法律规范，国家间存在强烈的对能源、武器装备的竞争，同时还存在边界冲突及其他冲突性历史遗产。这个地区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动荡和冲突。”[2]
第四，在这个“未来注定动荡的地区”中，中国和印度也注定是(次)地区的“中心大国”。这种大国地位不仅与地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有关，还与各自对自身在体系中地位的期望相关。对中国而言，可能面临着如何实现从地区性国家向全球性国家的转变。而对印度而言，更多的则是如何实现从“次区域性”国家向地区性国家的转变。又或者，在印度长久的“大国梦”中，期待跳跃地区性国家，直接实现从“次区域性”国家向全球性国家的身份转变?这些都是影响中印两国在亚洲次区域板块互动的深层心理因素。
南亚：印度的主导地位与中国的有限压力
首先，在南亚，中印双边关系的“竞争性”主要表现为：(1)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及其对印度造成的长期战略担忧；(2)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良好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印度对于中国“战略包围”的担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具有很强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因而并非所有中印在南亚的地缘交织都会带来印度强烈的政治反弹。通过对南亚各国在经济上对印度的依存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应该是中印经济利益在南亚的主要交汇点；而尼泊尔和不丹具有一定“印度后院”的色彩，从印度的战略考虑出发，二者可以起到防止中国“南下”的作用。(3)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及对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国增加了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排除中印双方为保证洋航道的安全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其次，就中印互动可能在南亚造成的“均衡”而言，将主要表现于：鉴于南亚地区本身存在力量分布的“结构失衡”，以及地区机制建设中的“断裂融合”[3]，中国积极的南亚政策在客观上对于修正这种失衡和断裂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印度为应对中国积极的南亚政策，改善了自身与邻国的关系。这主要包括2011年7月印度与巴基斯坦举行了外长会谈，放宽了对克什米尔人员和商品交流的限制，推动了两国间的贸易；9月印度与孟加拉国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划界问题；10月印度加强了与阿富汗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南亚地区的力量“均衡”。
然而，中印在南亚的互动造成的“动态均衡”状态，并不影响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主导性国家。总体看来，虽然印度对南亚的战略灵敏度大大高于其他次区域，但这种敏感是具有层次性和领域性的。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在南亚的经济存在，还是被印度放在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而政治、战略和军事关系的提升才是印度最敏感的领域。可以说，经济领域可以实行“双赢”和互补，并遵从市场决定的规则，而政治军事关系更多的是历史、战略思维和双向互动决定的。
近年来，中国外交开始从整体上来“统筹陆地和海洋的关系”，[4]并且“印度洋将在未来成为中、印主要的地缘竞技场之一”[5]的判断也被广泛认同，中国与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的民用和经济合作项目被印度贴上了战略和军事意图的标签，印度认为中国正在构筑一条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然而，美国最新的亚洲战略报告却认为，“中国并不谋求向印度洋投射实力并挑战印度海军力量的珍珠链战略，这已从国防部承包商的战略意图报告中得到了佐证。”[6]
就阿富汗而言，虽然阿在经贸上非常依赖巴基斯坦，但随着巴基斯坦牵制印度物质力量的相对下降，以及印度在阿富汗国家重建过程中扮演的重要的经济援助角色，目前阿富汗政府正努力展现出一种“平衡外交”的姿态。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和转型正越来越超越南亚这个次区域，涉及更多的地区行为体。在这方面，阿富汗的稳定需要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地区国家，在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保证各自作用的发挥以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为最基本原则。
东南亚：中国的经济优势与印度的安全抓手
一、印度的东南亚政策
从历史和文化上看，印度与东南亚的联系曾较为密切。印度教曾随着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而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从西亚、波斯湾到印尼的香料贸易线路将印度与东南亚联系起来。在英殖民时期，印度被英国视为其亚洲战略的核心和向东南亚扩展的跳板。印度独立后，由于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南亚次大陆，同时由于印结盟的存在，印度曾长期采取“忽视东南亚”的政策。
冷战后，苏联的解体给地区形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为摆脱外交孤立，不至于成为一个“孤独的”、“没有朋友”的国家[7]，同时也为了发展经济、拓展市场，印度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实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合作的“东向”战略。1991年9月，拉奥政府启动了“东向”政策，在第一阶段主要实行“以东盟为核心”的政策。进入21世纪，印度“东向”战略获得极大进展，合作范围已涵盖从东南亚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广大地区，合作重点也从经济转向海运安全、反恐和军事合作。这往往被称为印度“东向”的第二阶段，也被认为“印度的战略意图已进入东进的实施阶段。[8]
二、从“东向”变为“东进”，印度外交的进攻性有所加强，从而使中印在东南亚的存在关系也更为复杂
在经济领域，虽然中国占据明显的贸易优势，但中印在投资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上仍存在一定的竞争；在政治领域，中国注重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双方关系，而印度更注重与越南、新加坡、缅甸等个别支点国家的关系；在安全领域，印度重视与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国家的军事合作，并通过双边和多边海洋军事外交来一定程度抵消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存在感。此外，印度在地区安全机制东亚峰会中的角色也很值得关注。
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包括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在东南亚次板块引起了某种“战略紧张”，从而出现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局面。印度也被美国视为可以在东南亚平衡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如2011年，印度就以商业合作为由，与越南某油气公司合作开发油气田，试图为涉足南中国海问题埋下伏笔。同时，为抵消中国之前在缅甸影响力的加深，印度也调整了其“批评”缅甸的政策，大力发展与缅甸的全方位关系。2012年5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了缅甸，这是自1987年以来印度总理25年来的首次访问，两国签署了能源、贸易、投资和安全等领域的数项备忘录。
虽然目前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存度尚低，达不到对冲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程度，但东南亚国家却乐于将印度纳入东南亚的多种双边的、多边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安全构架。从安全和战略上讲，印度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形成了某种“软制衡”的牵制，这是中印在东南亚竞进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中亚：中国是“战略归宿”，印度是邻居
中国强劲的经济和独特的地缘位置为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中国与中亚的“互联互通”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中国同时可以向中亚国家提供经济和安全的双重公共产品。正如某些中亚国家的战略学者所言，“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将是我们的战略归宿”。
中国在中亚的优势给印度国内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印度担心被孤立于中国与中亚诸国的“联通”之外，另一方面印度又看到了中印双方在中亚能源领域可能出现的竞争。据统计，印度目前70％的石油要靠进口，同时“印度也属于在亚洲石油需求量增速较快的国家之一，2011年石油需求增长率为3.3％”。[9]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25年前后，印度将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净进口国”。[10]而中国在1996年就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中亚各个国家拥有充足的能源，但是由于需要大量的投资支持，大多没有开发，这是中印有可能出现竞争的领域。
就印度的中亚战略定位而言，印度是将中亚放在中印两国共同的战略邻居框架中来思考中亚的。正如印度学者阿加亚·巴特尼克(Ajay Patnaik)所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印度仍然不得不将焦点集中于阿富汗和中亚……印度需要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保证自己不被从中亚的局势进程中挤出去，并保证不使自己在一个对自身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成为一个无助的旁观者。”[11]
作为南亚的地区大国，印度一直把中亚视为自己“紧接的和战略上的邻国”[12]，这种安全认知在2010年美国出台中亚—南亚整合战略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印度与中亚加强战略协作关系，不仅有能源通道的考虑，同时也有缓解其与巴基斯坦长期以来的矛盾和冲突的考虑，而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思想是助其改变南亚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定位，加强其战略纵深。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印度的中亚战略看成是其“东向”政策的西面配套支持。
相对而言，印度在中亚经济上的存在比中国弱，但印度的民主国家标签，与苏联(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关系，以及当前良好的美印互动都是印度在中亚可以利用的外交资源。同时，随着中印两国的共同崛起，两国在中亚能源领域的竞争会有所加剧。从整体上比较，印度当前的中亚战略基本还是碎片化和试探性的。
复杂存在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启示
在中国周边的三个次区域中，在中亚，中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融合程度大大高于印度；在南亚，基本以印巴的政治分界线为基础，分裂成了“印度以东”和“巴基斯坦以西”两大阵营。印度在以东阵营享有高度的“中心”位置，而巴基斯坦仍保持对阿富汗压倒性的战略影响力。在战略选择上，以东阵营的南亚各个小国谨慎地选择与印度合作，以便从印度崛起中获得一定利益，而巴基斯坦则主要选择与中国合作来适度平衡印度；在东南亚，各国大多选择在经济上依靠中国，而在安全上选择将印度纳入，使其成为平衡中国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补充性力量。
这种在亚洲次区域的不同力量对比和互动关系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和印度任何一方均无法在亚洲对另一方形成压倒性优势，任何一国都无法在所有领域占据优势。这种复杂互动关系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启示意义在于：
首先，“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和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首要因素”[13]的判断继续得到了印证。与印度相比，中国崛起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冲击更大。配合美国的回归亚太战略，南海形势由于越南和菲律宾的强硬立场和域外大国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紧张，印度也被适时地拉入了这种进程。
其次，印度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鉴于中国在亚太的权重，美国要“再平衡中国”，需要动员包括传统盟友和软性盟友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参与。印度鉴于其不断上升的前景，其战略重要性对美有所上升。为维持反恐成果和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将在从阿富汗撤军后继续保持某种形式的存在，并同时重视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提升印度在其军事坐标中的位置。
再次，中国周边中的某些支点国家的重要性增强。由于印度对南亚次区域的敏感性最强，据估计，阿富汗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性将有所增强，同样重要的支点国家还包括缅甸。鉴于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地位上升，中国周边外交“重东轻西”的传统面临挑战。
就印度在中国整体周边外交中的地位而言，印度的重要性不仅仅只表现在中国的南亚政策(或战略)层面，更表现在由于印度在亚洲其他次区域利益存在的增加而带来的亚洲次区域间的区域联动性。在中国的南亚战略中，往西要注重阿富汗、伊朗的作用，往东要注重缅甸的作用；在海洋上，则要注重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的关联性。整体看来，在充分重视印度崛起现实和地区力量博弈的前提下，中国在亚洲的周边外交环境将更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