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智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筚路蓝缕，经过30多年的大力发展，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对语言问题的探索具有开创性，从人类的认知能力的角度，对语言的形成与运用的多方面的机理作了深入的解释，指出“语法就是概念化”，对人类运用语言对概念思维的依赖作了较为充分的揭示。认知语言学家Croft & Cruse(2004∶329)认为：“认知语言学具有如下的潜能：既能为认知以外的语言理论作出贡献，又能为语言以外的认知理论作出贡献。”这是他们写的《认知语言学》最后一章“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而他们这本书是在2004年出版的。这也许可以充当一个隐喻：20世纪结束21世纪来临，认知语言学该进入到发挥“潜能”的世纪了。
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认知科学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对人类的认识和智能活动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一二十年前，当代认知科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急剧变革和不断重组的新阶段，其中一个方向是对认知的研究进行更为抽象的哲学概括，发展出当代的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心智哲学研究当然并非始于当代，早在笛卡尔的时代，智者就已开始了心智的研究。对于当代的心智哲学，著名哲学家塞尔(Searle,1999∶2075)说：“50年前，语言哲学被认为是第一哲学，而现在这一位置已为心智哲学所取代。”塞尔说这番话是在20世纪末一本哲学杂志的“千年号”(Millenium Issue)的一篇谈哲学未来的文章上，后来人们据此作出概括：塞尔认为，20世纪的第一哲学是语言哲学，而21世纪的第一哲学是心灵哲学（于爽，2009∶126）。这里所译的“心灵哲学”就是我们拟译的“心智哲学”。事实上，这同说“21世纪将是大脑的世纪”(Hulstin,2002∶214)是相互呼应的。近三四十年，国外的心智哲学家以脑神经科学为取向和以认知科学为取向的心智哲学的研究如火如荼，分别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心智的本质以及心智与身体的相互关系问题得到很多新认识，同时又不断展现一些新问题。国内的学者也就一些重要的论题做过一些译介和评论。
心智研究同认知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心智和认知都对我们认识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对二者的研究是当代的显学，许多语言问题的理解依赖于对最基本的心智过程的理解。“语言对现实的表征依赖于大脑对现实的表征，语言学中谈到的表征只不过是更加基本的，诸如信念、愿望和意向等心智表征的延伸。对语言问题更加深入的研究，有赖心智能力的研究。”（邱惠丽，2010）可以预见，随着心智哲学研究的大力开展，它的影响力对语言研究的渗透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明显。
有鉴于此，我们试图对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做一些勾勒，说明它们之间的异同，并从中对用心智哲学的观念对语言研究可能有的影响做一些探索。由于这里的探索只是初步的，只提及三个方面：思维、感受质、意向性。
2.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心智哲学
认知和心智的研究是互为因果的。心智活动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核心活动，从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的过程称为认知过程（蔡曙山，2009∶27）。认知科学是当代对心智的跨学科的研究，这些学科包括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脑神经科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等。认知科学本身不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它是来自各个学科的研究者的合作成果。
心智哲学是分析哲学的当代深入和拓展。广义地说，它研究人的心智、意识等及其同身体尤其是大脑的关系。世界事物都有物理的部分，可以通过物理部分的统合而成为一次心理的经验，这同“我”有什么关系呢？在这过程中“心智”在哪里？换句话说，物理实体如何对我们的心智产生影响？心智事件又是如何影响物理世界的？这些就是心智哲学要探讨的问题。同认知科学一样，当代的心智哲学也不是一个有着统一论纲的自成一体的哲学学科。它涵盖了传统的“身心问题”，还包括对心智活动中的意识、知觉、意向性、思维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的新探索。塞尔(Searle,2004∶17-32)将这些问题归结为12个问题，此外，其他研究者也提出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构成了当代心智哲学研究的大方向。正如哲学最终是一种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的形而上的研究，心智哲学各种课题最终也都是指向对人类心智的本源、本质、共性的探求。由于语言行为是人类心智制约下的一种行为，所以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心智哲学应当包括对语言的研究。但是，心智哲学同语言哲学的研究取向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语言哲学直接面对的对象是语言，主张哲学的本质就在语言，哲学的本质也只能在语言中寻找，把哲学深层次的问题看成是语言问题；那么，心智哲学则不再将语言活动看作哲学直接面对的研究对象，而是把语言活动看做心智活动的反映，心智活动才是心智哲学研究的对象。
从具体操作来讲，心智哲学把认知科学的认知研究作为一个支撑点，而认知科学则把语言的认知研究作为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心智研究要了解人类心智的本源；而要了解人类心智的本源，第一步可以从找出人类同其他生物体之间心理活动的差异入手。从可观察的现象来看，语言运用体现了人类同其他生物体之间智能的最明显和最大的差异。这样，在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里，语言都是作为观察人类心智的“窗口”；而认知语言学当然是研究语言的。正因为如此，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就在“语言”上交汇了。这样，心智哲学就为认知语言学开启“为语言以外的认知理论作出贡献”的潜能提供了契机。
认知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它直接面对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目标是研究语言，从语言现象出发，返回到对语言现象背后的机理，以便对语言作出总体的解释；一切分析活动都要围绕语言进行，否则就不是语言学了。在这一点上，它是同心智哲学、认知科学不同的，而同其它的语言学一样。它同其它一些语言学理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对语言的解释是通过“认知”，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反溯认知理据。认知语言学所“核心关注的是心理表征和认知过程”(Croft & Cruse,2004∶329)。例如，“人们讲的话总是不完备的，而由话语本身提供的‘常规关系’和表述模式帮助把显性表述的内容补足，使话语能满足交际需要。”(Wu,2009∶27)以上的说法表明，可以通过语言的显性表述在心智中激活“常规关系”。正是常规关系能帮助把显性表述的内容补足为相对完备的表达，从而达至话语的理解，这个过程可能是话语运用中的一种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通过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从语言运用中反溯出一些规律，由认知语用学加以概括总结，为观察心智服务。Croft & Cruse(2004)所说的“为语言以外的认知理论作出贡献”，很可能是指认知语言学在这方面对认知科学可能作出的贡献。
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在“语言”的问题上有交汇点，但三者对语言也有重大的分工。简单地说，心智哲学可以通过语言来认识心智并抽象为哲学，认知科学是通过语言上升为研究认知的科学，认知语言学是以语言为起点通过认知研究还要回到语言中去；对于前二者，语言不是研究的全部。认知科学全方位的发展将为心智哲学的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视域。
通过这样的回顾，对于心智哲学研究语言的问题，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心智哲学同语言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应该各有各的独立品格，因此不是心智哲学研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适用于语言问题的研究；反过来说，也不是任何语言问题都可以摆进心智哲学里探讨。心智哲学所追问的一些带有哲学抽象的形而上的问题，也许就不一定都适合于语言学的追问，例如心智哲学关于身心关系、大脑与心智关系的追问，物质的大脑是如何产生出心智之类的问题，也许就不一定适合在当前的语言领域来研究。这就是说，心智哲学有属于自己学科的理念，语言研究也有属于自己的探索，应该保持各有各的一定的独立品格。
第二，尽管心智哲学同语言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应该各有各的独立品格，但它们在当代学科发展中都同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其中的大脑研究和认知研究的关系尤为密切。因此，它们是会有交汇点的，这值得我们探索。要注意两者在当代科学发展的协同和相互支撑的特点。作为语言学研究工作者要注意汲取心智哲学研究可以用于语言研究的积极成果，使语言研究能向更纵深发展，而不是满足于换个说法、换个标签式的研究。
第三，哲学是抽象的，心智哲学同语言相关的一个问题被抽象为心智同知识的关系，其中包括同语言知识的关系，那么心智哲学对语言活动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语言的表层活动上面，而要深入到语言表层后面的同语言知识有关的心智活动去开拓课题。
3.“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三个方面举隅
3.1 语言思维和语言前思维
对思维的研究当然不是始于心智哲学。思维是认识的高级形式，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是主体能动地获取环境信息在大脑系统中进行一系列的运算，从而得出结果回应环境的要求；运算包括了排列、组合、合成、替代、转形、提升、转换、提取、存储、删除、对比等多种简单而基本的操作。思维这样的运动过程和结果不一定为思维的主体所意识。
心智哲学研究发现，人们运用语言的“思维活动是从表达某个意向性的意义开始的，而任何意义的表达都以人的身体的活动图式、心理意象或言语来呈现，它们都由大脑—身体这一统一系统的神经调节(mediating)来完成”（李恒威等，2008∶26）。根据这样的认识，在心智哲学关于思维研究的框架内研究语言，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语言前思维和语言思维两个阶段。
我们所运用的语句和词语的语言形式，是语言的表层活动，是语言思维必然有的一种外部表征。语言作为语言思维的载体，要能满足进行公共交流的需要，就要有较为严格的语法规范，这是语言表达式在形式上的本质特征。可以推测，在寻求这样的语言表达式即已达至语言思维之前，在实际的思维过程中还应有一个内部语言的过程，即上文所说的“任何意义的表达都以人的身体的活动图式、心理意象……来呈现”，脑科学家Pulvemuller(2002∶1)认为，“这正所谓是大脑神经元的‘语言’”。在心智哲学的研究中，有人为这种“大脑神经元的‘语言’”提出一种假设，称为“心理语言”(mentalese)，指的是“心智中一种假设的‘语言’，其概念和命题不用词语来表征”(Fodor,1985∶77)。
内部语言的研究也非始于心智哲学。一直以来有不少人提出过假设，早期的如维果茨基，近期的如乔姆斯基、鲁利亚，当今的如有些心智哲学家、认知语言学家所说的“心理语言”。但谁也没有见过什么是“心理语言”（就借用这一说法），唯有一点可以推测：它不是自然语言，例如不会是汉语或英语、法语等，因为“其概念和命题不用词语来表征”；从生理学来说，人的感觉器官在接受自然语言输入时同化的只是光波或声波的刺激，经过多次的能量转换后才成为能够为大脑所把握的信息，大脑是不能直接储存、加工、运用自然语言的，正如计算机在完成程序运算、逻辑推理、问题决策等时用的也不是自然语言而是专门为计算机设计的形式语言一样，这同样说明“心理语言”不会是自然语言。对心理语言的进一步认识，会导致人类对心智奥秘认识的重大突破。
那么，心理语言可能会是什么呢？一位妈妈在同她七岁女儿一块完成作业过程有一个现象能给我们启发。老师要求学生在家长帮助下回答什么是“爱”。妈妈问女儿：“你怎样爱妈妈？”女儿想了一会，抱着妈妈，依偎着亲了又亲，对妈妈说：“这就是我爱妈妈。”女儿的动作把人们形成“我爱妈妈”这一外部语言的一些思维过程无形中袒露出来了，很生动而直观，体现了“人的思维活动是从表达某个意向性的意义开始的，而任何意义的表达都以人的身体的活动图式、心理意象或言语来呈现”，尽管孩子有各方面的局限而未能表达完整的“爱”的全部意义。也许可以这样来推测，“我爱妈妈”的语言表达可能先来自对表示“爱”的动作的感受，然后这样的感受呈现为意象，这样的意象经过定向和简化，成为由行为者及其行为所构成的表征行为主体及其行为的“主谓意义”内容，最后由内容抽象为概念，并由自然语言的概念和语言句式来承载，成为语言表征。这些是大脑神经元活动的结果，它起始于要进行交流的动机和意向，粘附着丰富的心理表象，这里经历了大体了四种形态，即四种思维形态：首先，经过对一连串动作的感受，以身体活动图式即时地形成动作思维；然后动作思维的活动在大脑中形成一连串的意象，亦即可以脱离动作本身而以“意象再现”(image rehearsal)为特征的意象思维；意象思维经过定向、简化，把繁杂、重叠而零乱的意象整理、定向为类似于论元结构形式的主谓意义内容，形成内容思维。这些阶段都是语言前思维的过程。最后，意义（内容）思维向语言思维转化，成为语言思维。首先转化为大脑中先前已经存在的自然语言形态的的词语概念，如“我”、“爱”、“妈妈”；再经过将语言所承载的概念镶嵌进适当的句式里，进行排列、组合、合成、替代、转形、提升、转换、提取、存储、删除、对比等多种简单而基本的语言层面的操作（在“我爱妈妈”的简单表达里这些操作可能为零操作），成为语言的句法或词语的表达式，成为该社会圈子可以理解的言语运用。从人类思维发生学和个体思维发生学来说，都会经过这些形态，尽管现在人们不一定都会意识到。上面所说的还很粗糙，我们只是想说明，在说出自然语言之前，大脑会有一连串的心智活动，表现为不同水平、不同形态的思维活动。这些思维的水平不同，主要体现为抽象程度不同。作为大脑中内在的神经活动过程，首先是对动作的直接感受；然后从对即时动作的感受发展为不依存于即时动作的意象，这是一次抽象；然后又发展为体现这种意象的以主谓为框架的意义内容，这又是一次抽象；意义内容再进一步抽象成为概念。这时，思维要寻找已经存在于大脑的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概念外壳，这就有了内部思维向外部形式延伸的基础。当这些概念被嵌入在这个社团里已经约定的构式，思维就成为可以为社团其他人所理解的语言表征，这就是语言思维。从内部语言外化为比较正式的合乎句法和词法的语言表达式，是保留了意义而语言的格式逐渐形成、加强、固化的过程。
如果说语言前思维中的动作思维、意象思维、意义思维和语言思维一直以来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已经做了很多研究，那么在心智哲学视角下特别值得注意的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语言前思维是如何“涌现”(emerge)为语言思维的？要审视这个问题，可能要注意语言前思维同语言思维二者所具有同质异构的关系，即二者所具有的内容是同质的，但它们之间的结构有明显的差异：前者表现为意义的整体性、混沌性，后者表现为具有简洁的线性，且体现了语义的缺省性。这两者之间凸显了什么矛盾？涌现过程通过什么操作给予克服？不同的句式结构和修辞手法的运用经过什么有自身特点的排列、组合、合成、替代、转形、提升、转换、提取、存储、删除、对比等之类的操作？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3.2 语言的类“感受质”
近年来，心智哲学研究有一个重要发现：感受质是一个智能体拥有意识的核心条件（李恒威等，2008∶28-29）。这一发现启发我们思考一个语言中习以为常却又很少认真考察过的现象。
“感受质”的英语是quale（复数qualia），这个单词的本意为“一种性质”(a quality)。“感受质”作为心智哲学家提出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人们通过内省可以感觉到的一种心理现象(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qualia,accessed on 2010/4/30)，“知觉、感觉、情感的经验可辨析的性质，是在不同人的经验中可重复的；但同思想和愿望等的关系如何是有争议的”(www.nyu.edu/gsas/dept/philo/faculty/block/.../qualiagregory.pdf,accessed on 2010-04-30)。最早将它用作哲学术语的是美国哲学家克莱伦斯·欧文·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他在1929年出版的《心智与世界秩序》(Mind and the World Order)一书中说：“某一已知事物有一些可分辨的特质，并在不同的经验中是可重复的，因而是普遍的；但它必须同事物本身的性质应区别开来的，我称之为quale；人们对它的感知是直觉的，是完全主观的。”（转引自Quali,from 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Oualia,accessed on 2010-05-01）。我国的哲学界对quale有不同的翻译，常见的是“感受质”。刘易斯提出这个现象已经80年了，当代心智哲学研究对此正在进行十分热烈的讨论，但目前心智哲学家对“感受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统一的看法；甚至感受质是否存在还有不同的看法。
在承认感受质存在的学者当中，一般认为，感受质是外在于事物自身的，是人在某种状态下对该事物的一种可能会因人而异的主观感觉体验，是经验中一种其来源无法说明的东西。通常举到的例子是看到红色、听到刺耳的声音、身体发生了疼痛等等之后所产生的感受，但这并不是指感受到的颜色、声音和疼痛的本身，而是看到、听到、发生后所引起的某种可能会因人而异的主观的感觉。说感受质的来源现在仍无法说明，是指如何解释这样的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以及是否可以承认它们具有不同于大脑活动的特殊功能。其实，感受质的存在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们都有感受某一事物的感受质的经验，例如看见天上的蓝色，张三、李四、王五都可以描述自己的感觉；感受质是我们感觉经验中最为微妙的部分，它是主观的，可能因人而异，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感受质讨论在心智哲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关系到哲学家所追问的身心关系、大脑与心智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拟细究，我们关心的是“感受质”的发现对语言研究可能有的启发：语言运用是否可能也有类似于“感受质”的现象？即语句是否能引发出一种类似于“感受质”的感受？
我们推论，既然事物有与事物本身的性质相区别但又能在不同的经验中为人们的直觉所感知的可辨析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性质，那么语言作为表征事物的信号系统，语句也必定有类似于感受质的东西。下面举一些例子，但是对这种东西的感受是微妙的、可能因人而异，所以我们选用的例子是对有关感受的转述：
从这些话语作者的描述中看到，(1)的有关文字可以让人们“嗅”到血的腥味，就像面前是滩滩血迹，触动嗅角神经那样。(2)实际上是听话人（“我”）在“她”的话里尝到有股酸溜溜的味。(3)说的是重庆解放前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敌人抓捕以后一直没暴露身份，但一次敌人提审突然喊了一句“市委书记刘国定”，当时听话的人刘国定所感到突然、震惊、惶恐，就如同感到惊雷轰顶。据此，我们初步的认识是：事物有外在于事物本身的“感受质”，相应地，语言也有类似于感受质的东西：它是外在于语句本身的，这些话没有血、没有醋、也没有雷，却能使人们通过内省引发一种心理现象。说它是类似于感受质的东西，是因为它是外在于语句所陈述的事态本身的，是人在某种状态下对该事态一种可能会因人而异的主观感觉体验，是经验中一种其来源无法说明的东西。这可能是心智哲学关于感受质的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启发，可能会带来语言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直以来，语言学就有对语句的直陈意义(semantic meaning)和蕴含意义(pragmatic meaning)的研究。外在于语句本身的类似于感受质的东西当然不会是直陈义。说它是含意，它有点像，例如有不确定性、非规约性；又不太像，它不可推导、不可取消，特别它不具备含意那样明晰的语义内容。我们拟将这种现象看成是语句除了可以传递直陈义、含意两种信息之外所传递的第三种信息，我们拟暂时称为“感受意义”(qume sense)。一个语句一定有直陈义，当一个语句的含意在一定语境下参与了交际后，它应有比较明晰的语义内容。“感受意”不参与交际，没有明晰的语义，但是可感受的，在读（听）者的意识中的一种主观感觉；它有利于营造气氛，可以形成一种通常是难于用语义锁定的感觉、情绪、氛围。
这样看来，一个句子是不是可能存在这样的信息三分？如果说“感受意义”可能存在，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如何定义它，有什么功能等等，这些都值得研究。
3.3 意向性
目前，心智哲学对意向性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各种思路形成了一个复杂而艰深的理论网络。但是，马克思认为：“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76）。意向性也是这样，同人的活动都有关。我们的认识也好、实践也好，都是对象性活动；人们要进行对象性活动，就必须具有一种关指(about)对象的能力，意向性就是这样的关指能力的体现。人的心智就是这样以意向性的关指能力为出发点，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同世界相联系的。这样看来，意向性不是什么超验的现象，是人的大脑浮现的一种意识；意向性是心智的一种特性，正是通过这种特性，心智首先可以指向一个对象，同时针对对象表示对它的意想、信念、喜好、愿望、要求、希冀、憎恶、赞扬、谴责、恐慌等等不同的心理状态，心智与世界的关联就是通过这些不同的意向性状态来实现的。心智具有一定性质和水平的意向性，是人们得以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定势，将自己的活动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如果再追问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关指外部世界的事件的，心智哲学研究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智能体的感觉总是倾向于关注那些对于自身可能获得意义的事物，这就需要在行为和认知中选择与定向对自身有意义的事物；如果没有这样的关指，认知活动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无从开始。从语言运用来说，语义的起点也是从心智的指向性开始的。这就回到了上文引用过的“人的思维活动是从表达某个意向性的意义开始的”的论述上来。心智哲学对意向性这样的认识，对语言研究有很重要的启示。
认知语义学的研究中有一系列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B替代A为什么可能”的研究，如隐喻、转喻、许多修辞格、隐语、委婉语、歇后语等，如转喻以“红领巾”替代“少先队员”、以“临川”替代“汤显祖”（徐盛桓，2008a、2008b、2009c）；在这些研究中，不论是以映射论、合成论还是以外延内涵传承说为理论框架，都要面对一个问题：A是如何选择了B的，而在映射、合成或传承中又是如何认定其间的中介的。例如，隐喻把外科医生比作杀猪的(The surgeon is abutcher)，研究者在研究中很自然地将patient-dead animal/scalpel-butcher's knife/operating theatre-butcher' shop/healing-producing edible portions/surgery-cutting flesh等分别作为“合成”的内容(Croft & Cruse,2004∶208)；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实在的。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内容是怎样选定的？或者切换为对语言运用的真实情况来说，就是说话人在运用这样的隐喻时是在什么心智状态下开始他的定向和完成他的选择的？看来，心智哲学意向性的论述可能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样的选择和定向不会是盲目的，“人的思维活动是从表达某个意向性的意义开始的”，因而在语言运用中需要选择一个对象来替代另一个对象时，总是倾向于关注那些对于自身有可能获得意义的事物。心智哲学关于意向性的研究可能成为这类语言现象研究之始的总体指导思想。
4.结语
心智哲学的理论并非为语言研究而设的，研究的方法、路子也不一样。用心智学的理念研究语言要避免换一个标签的做法，这就要仔细思考、仔细比较，从心智哲学筛选出可以借用的理论，从语言研究中筛选出可以考虑的课题。本文的举隅，只是“吃螃蟹”的性质；有关的课题，只是提了出来，远还没有进入研究，只是一种尝试，离开揭开语言运用的心智过程的面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愿更多的人参与到心智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探讨上来。运用心智哲学研究成果研究语言，并不是将一些在认知语言学里惯用的说法换一个新说法。心智哲学发展成为当代的第一哲学和21世纪将是大脑的世纪这两者的发展是相互呼应，心智研究和大脑研究是21世纪智力革命的前沿。因此我们希望能将语言研究更多地纳入到心智研究的轨道，这可能是回应时代的要求的创新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