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汉代造型艺术中的“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造型艺术论文,汉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石熊 西汉 高125厘米 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出土
汉代造型艺术中的动物题材相当丰富，“熊”是其中之一。面对纷繁的各种动物的表现，恐怕很少有人去注意“熊”题材的某种独特意义和文化内涵。也许我们晓得汉代艺术中有那么几件关于“熊”的作品，而殊不知这些作品丰富的程度和深厚的含义之所在。出于兴趣，我最近开始关注这一题材在汉代艺术中的意义，在短短的数天内，我就收集到了大量有关“汉熊”的资料，雕塑、工艺作品达40多件，画像石、画像砖达60余块。（参见附表）这些仅仅是我收集到的有限资料而已，仅这些资料就足够给我们提出许多可供想象和思考的问题：汉代艺术为什么要如此热衷地表现这一题材，它是否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这种意义又是什么呢？这种题材在其它朝代很少表现，为何只在汉代如此繁盛呢？
汉代造型艺术中的“熊”不仅塑造材料和方法多样，而且其表现情态也极其精彩。有石雕、铜铸、陶塑、玉雕、金制工艺、漆工艺等，在处理方法上运用了圆雕、浮雕、透雕、线刻、金银错、鎏金等技术。既有独立的雕塑、绘刻作品，又有作为装饰的工艺性雕塑，不论在雕塑技巧还是在绘画语言的运用上都可谓极尽艺术创造之能事。既有表现雄悍威猛之形象的老熊，又有憨态可掬之特征的小熊。总之，各具情态，活灵活现。
我感兴趣并开始关注这一题材是由霍去病墓一石雕引发的，众所周知，霍墓有一件石雕叫“野人抱熊”，由于它题材和造型的古怪，往往会使人联想到它是否带有外来文化的因素，它会不会同北方民族有某种瓜葛。从图腾意识来看，熊图腾是东北亚民族的一种典型的崇拜形式，“尤其是‘萨满教文化圈’内的一个主要文化内涵。”①民族学的资料说明了这一点，曹廷杰的《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西伯利亚人“喜弄熊”。弗雷泽的《金枝》也述及了西伯利亚土著的熊祭、熊宴和熊舞。我国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满族等少数民族也保留有熊崇拜的习俗。②
大量北方民族文化人类学资料的展现，往往会给人们这么一种印象：认为熊图腾崇拜似乎只发生在东北亚萨满教文化区。其实错了，熊崇拜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原始而古老的崇拜形式，世界很多民族都有以熊作图腾的习俗。日本的虾夷人、韩国人、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希腊人、我国的维吾尔族都有关于熊崇拜的传说。所以，把这种对熊的崇拜而出现的有关熊的艺术品的产生完全归于北方民族，看来是一种错觉，一种误解。
立熊插座 西汉灰陶 高16.7厘米 陕西兴平西吴乡出土
我们在北方民族美术中没有探得汉代造型艺术中“熊”的渊源，反而在哈萨克斯坦和朝鲜发现了不少具“熊”题材的带有典型汉代风格的作品。看来这个问题只能从本民族文化历史的渊源中去寻找了。其实，在遥远的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有了崇拜熊的强烈意识，从传说时代至汉代，关于“熊”的传说就未曾间断过。史载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神黄帝，初居有熊，号“有熊氏”。钱穆《史记地名考》说：“有熊”在河南新郑，那里有黄水和有熊山，故同黄帝有关。现在那里还有一座山叫熊耳山。华夏民族自黄帝始就同“熊”结下了不解之缘。《列子·黄帝篇》还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③狼豹貙虎为前驱，（以）雕鵰鹖鹰鸢为旗帜。”至鲧至禹，又出现了人变熊的神话，《国语·晋语》载：“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十七年》也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鲧的儿子禹同样也有个熊的化身，《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淮南子》（今本无）说：“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这些记载无疑都说明“熊”同黄帝及其后夏人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熊图腾很可能是黄帝系部族中威望很高的一种动物图腾。
《山海经》是我国最古老、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神话资料。我们从《山海经》中有关熊的多达十二处的记载中也可看出“熊”传说的古老和重要：
“有
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隅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虎、豹、熊、罴、黄蛇……”
熊省形器座（2件） 西汉 铸铜 分别高11.4-11.7厘米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玉熊 西汉 玉 高4.8厘米 陕西咸阳周陵公社出土
“有叔歜国，颛顼之子，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
——《山海经·大荒北经》
“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贝……熊、罴、象、虎……”
“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爰有文贝……熊、罴、虎、豹……”
——《山海经·大荒南经》
“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一曰爰有熊、罴、文虎、离朱、
久、视肉.”。
——《山海经·海外北经》
“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汤山。一曰爰有熊、罴、文虎……”
——《山海经·海外南经》
“又东五百里，……其兽多犀象熊罴。”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
——《山海经·中山经》
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看到，熊往往都同传说中的帝王联系在一起。上面我们谈过了黄帝及其后夏人和熊的关系。事实上，作为风鸟图腾的商人也没有忘记他们老祖宗黄帝的图腾。甲骨记载商人的祖先是帝喾高辛，而高辛是黄帝的曾孙，所以商也可谓是黄帝的一支后裔。他们虽改变了图腾形象，但对熊仍然不无尊崇。在商代艺术中仍可找到一些熊题材的作品，如藏美国明尼那波里斯艺术中心的一件玉雕“熊”就非常有意思。④周人也可说同黄帝有亲族关系，所以才有文王梦飞熊而得姜太公的传说。至东周，祖先图腾的遗风依旧很盛。最早记载有黄帝名子的铜器是山东出土的战国初齐威王的“陈侯因
”敦，敦铭提到了我高祖黄帝，所以齐人也认为他们是黄帝的子孙。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齐器，就是现藏台北故宫的“陈侯午”敦，（铸于桓公十四年，公元前362年）此器为威王之父齐桓公所铸之器，其器的三足为“熊”足，据此，有学者分析说：“这显然是齐桓公特意用熊作为标志，以示他是有熊氏黄帝子孙的证明。”⑤
众多文献资料的显现，使我们不难看出，熊是我国远古神话、尤其是关于中华民族祖先神话传说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它同龙、凤一样，是远古华夏民族图腾崇拜的对象之一。所以说中国古代艺术品中表现它就同表现龙、凤一样具有深刻意义，它的大量出现是不足为怪的。
左 熊灯饰 西汉 陶 灯高25.5厘米 河南济源县泗涧沟出土
右 应龙、铺首、熊 汉画像石 170×92厘米 河南方城东关出土
以上我们谈了熊图腾的古老渊源，但是还没有说清这一题材的表现为什么在汉代达到了高峰。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文化传承问题，我们必须从荆楚谈起。楚人的图腾也有熊的成分，第一、很多楚王的名号都冠之以熊。楚从季连后裔到文王，就形成了一连串的“熊王”：穴熊……鬻熊——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熊恽（楚成王）。从穆王始，楚子暂停以熊以名号，但从平王即位后，又重操熊号，直到考烈王熊元。所以说：“荆楚自穴熊至考烈王熊元止，共四十六主，以熊为名的有二十九主，前后绵延千余年，这决不是偶然的。”⑥更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说：“为王后冠以熊，则熊显为吉祥或尊称无疑。除释为图腾外，实无以解此密。”⑦第二、从饮食禁忍上可看出楚人的熊图腾意识。《左传》载有楚成王被困，要吃熊蹯而死的故事，很多学者认也为这是楚图腾的一种表现。日本学者吉田光邦就说：“熊是楚王的图腾。成王吃了熊掌可以获得与祖先熊同等资格，所以希望被编入祖先神的行列。另一方面所以拒绝，是出于要把他排除在祖先集团之外的想法。”⑧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作过专题论述，这里不赘。⑨
楚人熊图腾崇拜的原因除以上两点外，还可从他们的历史渊源中找到证据。楚人同夏人的祖先同为一人，即可追溯到黄帝，《史记·楚世家》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曾化为黄熊的夏人之先鲧、禹不仅是黄帝的后裔，也是颛顼的子孙。《史记·夏本记》记载的很明确，“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这就说明楚人的熊图腾是得自于古老而久远的祖先图腾遗风。无怪乎楚大夫屈子那样了解夏人的历史，并多次提到它。《楚辞·天问》载：“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楚辞·离骚》说：“鲧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我们谈了这么多楚的事，同汉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汉文化同楚文化可谓一脉相承，水乳胶融。可以说汉文化是在大量吸收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一提起汉文化，往往把它称为“楚汉文化”。因为汉的统治者都为楚国故地人，统治集团内楚故地人也占多数，所以他们对楚文化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这也就使汉代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楚国浪漫色彩。汉文学中的楚风、艺术中的楚韵无不给人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李泽厚曾精彩地概括了这种特征，他说：“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仍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以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至少在文艺方面）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⑩
应龙、熊、阉牛 汉画像石 228×41厘米 河南方城县东关出土
汉代造型艺术中的“熊”大都出自于墓室，这同时也表明，“熊”在墓室中还有一种特定的含义。《诗经·小雅，斯干》说：“吉梦维何？维熊维罴”，郑玄笺：“熊罴在山，阳之祥也。”可见熊还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另外，《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傩。”《后汉书·礼仪志·大傩》也说：“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据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方相氏很可能是熊的化身。总之，这些都有可能是祖先图腾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化。
双熊嗟马牌饰 西汉 铜 长11.2厘米 宽5厘米 西安东郊三店村出土
汉代是一个重鬼好祀、神秘浪漫的时代。以汉武帝为例，他的一生就同鬼怪神仙永远联系在一起。由于统治集团的好尚，加之汉代厚葬风气的盛行，导致了中国上古神话在这个时期的蓬勃发展和高度繁荣。汉人生活的每一个空间，甚至每一个角落无不飘散着神灵的迷雾。在这种情况下，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熊”神话，就大量涌现在了斑斓纷呈、琳琅满目的汉代造型艺术中。
附表
（所收熊题材画像石、画像砖60余件限于篇幅只列举两例）
注释：
①⑨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②王宏刚《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文化》、《萨满教丛考》载《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鄂嫩哈拉·苏日台《中国北方民族美术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贺文章《漫谈图腾与熊崇拜》载《北方文物》94.3
③罴：即棕熊，也叫马熊或人熊。
④张志惠《汉代漆器纹饰初探》载台北《故宫文物》月刊44
⑤张光远《有熊氏黄帝》载台北《故宫季刊》第一卷第十期
⑥何光岳《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载《求索》81.4
⑦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⑧转引自萧兵《楚辞文化》
⑩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