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邓小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础_邓小平文选论文

现代化:邓小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础_邓小平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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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认识基点,就是认识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认识成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认识基点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选择,它的确立对于认识过程具有全局意义,决定着认识视角和认识结果。关于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点,邓小平1983年在给景山学校所作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 )的题词中已经点出。面向现代化不仅是邓小平解决教育问题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基点形成的动因。现代化的内涵极其丰富,且是动态过程,在缺乏对现代化内涵的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提出现代化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点必然会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长期未能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关键在于未能解决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点问题。邓小平能够高屋建瓴,解放思想,把社会主义搞清楚,关键也在于他找到了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点。在笔者看来,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识框架中不可能把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涵阐发清楚,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也不可能由这个理论自身得到充分说明,而现行的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问题为线索的邓小平理论教育又难以充分体现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和认识价值。为此,笔者比较了邓小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现实社会主义时的异同,分析了改革开放中思想困惑形成的基本原因,探究了邓小平理论丰富内容统一的基础和理论的逻辑起点,认识到现代化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点。笔者认为,了解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把邓小平理论放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揭示其思想渊源、历史逻辑、实践基础,充分理解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有助于我们掌握邓小平从中国现代化程度和解决中国现代化矛盾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把这个理论变成释疑解惑、开拓创新的思想武器。这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是有益的。

一、邓小平是立足于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

现代化成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点,是现代化的内涵决定的。现代化有其基本特征。我国当代著名的现代化研究者罗荣渠先生在概括现代化研究成果后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现代化“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注:[美]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译者前言第7页。)。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现代化共性的表现, 这些特征都是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杠杆产生和形成的。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任何国家搞现代化都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现代化有其个性。许多现代化研究者认为,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不同,现代化的道路、模式和条件是不同的,反对把现代化和“西化”混为一谈。马克思就严厉批评过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绝对化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认为, 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是一个错误的回答、绝对化的观点(注:[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的选择”(注: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因此, 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过程是现代化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立足于现代化,邓小平提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心环节的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命题,把现代化一般和中国现代化个别统一起来,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人类社会不仅处在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展示出来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之中,而且就世界范围而言尚处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西方资本的国际扩张和非西方国家回应西方的挑战,现代化向世界扩散成为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发生在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在现代化的世界扩张中,资本主义获得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即使本国社会矛盾缓和,社会主义在西方进入低潮,又剥夺了一些非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条件。而一些非西方落后国家则在追求现代化中面临西方压迫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主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转移,社会主义的任务便由直接推翻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向否定自然经济、消除前资本主义社会残余、完成在西方由资本主义完成的现代化转移。社会主义只有通过现代化才能获得自己巩固的物质基础,改变落后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利地位,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解决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中产生的。以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历史使命。“邓小平一生的奋斗目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注:龚育之:《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由来和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在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中, 邓小平认识、 接受了社会主义,因而能够从国家前途、社会主义命运出发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根据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来审视、评价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符合时代主题。邓小平通过对当代国际形势的长期冷静观察,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主题、发展问题是核心的观点,认为发展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邓小平所讲的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以经济现代化为中心,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他是把这个问题作为观察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的基点看待的。正因为确立了现代化这样一个认识基点,邓小平才能形成宽广的世界视野,“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十五大报告语),从而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解决社会主义在当代生存、发展的重大课题。

邓小平以现代化为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点,为发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解决如何以社会主义适应并实现中国现代化清除了思想障碍。这一基点是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代实际相结合的结合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生长点。由于这一基点的确立,邓小平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

二、立足于现代化,邓小平抓住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根本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超现代化思维严重阻碍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1987年邓小平在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左”的干扰形成的原因时指出,“‘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他还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140页。)邓小平这里所讲的以“左”为表现的习惯势力和革命急性病都与超现代化思维相联系。所谓超现代化思维,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超现代化方面教条化而形成的排斥现代化的思维。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个理论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为在中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改变旧的社会秩序的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在现代化建设中避免资本主义极端不幸的灾难、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提供了基本原则,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因而具有对中国现代化的适应性。所以中国现代化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这个理论以已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程度为基础,提出完全消灭私有制、取消商品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是超越中国社会现实的,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不相适应。在为中国现代化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根据革命需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找理想和道路,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选择在鼓舞、指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产生了把为中国现代化创造制度前提、解决现代化矛盾的社会主义视为消灭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的时空错位和价值误导。在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颠覆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我们以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矛盾对抗性的强调突出资本主义灭亡的现实性,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说明现实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性,以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表达现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行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超现代化方面和革命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经验相结合成为人们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准,形成超现代化思维。这样确立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基点的思路便被堵塞了。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认识社会主义抓住了超现代化思维形成的根源和“左”的思想要害,解决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必须解决的问题:

明确了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现有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 为了解决共产主义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他们强调,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列宁针对俄国东部各民族的特点,对这些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具体地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这就说明, 认识社会主义存在的现有前提不能从理论出发,而应从实际出发,对于像俄国东部各民族那样的国家来说,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要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发展状况出发。近代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阻碍,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社会分裂和长期战争状态,现代化进程极其缓慢,以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中国大陆,农民仍占人口绝大多数,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社会基本处在传统农业社会之中。但为超现代化思维所误导,我们党未能从这个现有前提出发认识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追求“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认为共产主义在不远的将来即可实现;把中国的旧社会看作和资本主义差不多而不是和封建主义差不多;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具有封建色彩的等级特权当作“资产阶级权利”,具有否定等级特权作用的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即马克思所称的“资产阶级权利”)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注:参见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93页;唐家柱:《毛泽东晚年政治实践的理论元点》,《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2期。)。 这些都是与从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认识现实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认识社会主义,因而能够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状态这一“现有前提”中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存在的现实性和社会主义生存面临的威胁,摆脱对现实社会主义理想化的认识和对中国贫穷落后的一般化认识,根据改变这一“现有前提”的需要,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为参照系提出中国的发展战略。

规定了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之中的中国产生,是中国现代化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需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价值的高度概括。但现代化过程充满着矛盾。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痛苦和混乱的极大代价(注:[美]布莱克:《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美国另一学者艾恺以现代化必须付出代价为依据,指出反现代化与现代化相伴而行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注:[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现代化以商品经济为机制改变自然经济,否定封建主义,实现经济的社会化、政治的民主化,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创造社会基础。但是商品经济必然产生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贫富差距等资本主义倾向又和实现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凝聚力相排斥,更为超现代化思维所不能接受。在超现代化思维中,改变自然经济、否定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商品经济发展所伴随的某些资本主义倾向便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这样本来应该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改变自然经济,否定封建残余,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却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良好愿望中变成追求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五·七指示”那样的自然经济社会理想,走上否定商品经济,复活、保护封建残余的反现代化歧途。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认识社会主义,既看到发展商品经济、实现现代化对建成社会主义的意义,又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某些资本主义倾向对实现中国现代化条件的侵害,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落实到限制、化解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必要条件上来。

形成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作为精神生产活动是依赖一定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无论是对客观存在这一包含多种规定和多方面内容的“实事”进行选择,还是对选择的“实事”进行“求是”,都离不开一定的思维方式。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才能选择、同化来自向现代化转变中社会的信息,“求”出现代化建设之“是”。这个思维方式的形成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也离不开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直接关联的关于现代化的基本知识。但囿于超现代化思维,现代化知识长期未能进入社会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视野。马克思在研究西欧如何由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和研究世界历史条件下东方社会发展特殊性中产生的现代化思想,因与阶级斗争缺少直接联系而被排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内容之外;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后百多年,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到现代化到中国化这一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认识嬗变过程及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因我们只是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中国近代史而难以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和反思;西方学者战后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新问题、全球发展问题、原殖民地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现代化理论,也因被简单当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长期拒之门外。现代化知识贫乏,把现代化简单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然与人类文明发展大潮相隔绝,这就不可能改变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形成的知识结构,从而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产生以已知探求未知,把实事求是原则贯彻下去的思维方式。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打开了认识社会主义的视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以现代化的相关知识形成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维方式,把实事求是这一唯物主义原则时代化、具体化,为解决社会主义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认识工具。

三、立足于现代化,邓小平解决了社会主义面临的历史课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中国共产党人在为这一理想的奋斗中历经曲折,才由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认识社会主义,开辟了以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以现代化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的宽广大道。

第一,把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状况和需要相联系,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邓小平在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时,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讲的贫穷指的就是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中的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态。他根据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工业化、社会化尚未完成,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搞清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他分析社会主义体制弊端产生的根源,指出社会主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诸多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4—335页。), 从脱胎的母体上搞清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他从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差距上看到了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威胁,把发展生产力、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从历史任务上搞清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他根据现代化中各国发展相互依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现代化方面的共同性和历史差距,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利合作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 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搞清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特殊性的认识既为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根源,也为如何消除这些弊端、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要求解放思想,以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根本原因是现代化尚未实现,而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有其共同性,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以商品经济否定自然经济,运用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利益上激励社会成员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立足于现代化,从现代化一般中,邓小平看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现代化一般的对立。为此他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认为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其实际要求是,尊重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按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办事。他提出:“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他制定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分配方式、允许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第一系列方针政策顺应了现代化建设的一般,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种种因素正在迅速改变。邓小平从现代化一般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上肯定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走出了把运用现代化一般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误区。

第三,根据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坚持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具体化为实现现代化的方式。现代化不但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由于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所需的客观条件是不同的。实现中国现代化固然要尊重现代化一般,但如果像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那样完全顺其自然,势必产生两极分化,使拜金主义统治整个社会,从而和中国现代化解决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依靠社会内部集体力量的需要相对立。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是现代化个性使然。正是对现代化个性具有深刻认识,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毫不让步,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中国如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破坏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社会稳定; 就会把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11页。),使中国丧失现代化所必需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无法同资本主义竞争;就会削弱中央权威,出现社会混乱,使中国失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邓小平不但根据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坚持社会主义,而且把坚持社会主义具体化为解决中国现代化矛盾、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方式: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时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在发展多种分配方式时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在允许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时坚持并采取多种手段实现共同富裕。针对有些人对利用外资、允许先富、搞市场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担心,邓小平指出,这些都是方法,当作方法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这就改变了那种把坚持社会主义视为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经济的计划性和富裕的同步性的公式化、简单化认识,把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由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向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移,开辟了在发展中坚持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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