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研究的几点思考_北京城论文

关于北京研究的几点思考_北京城论文

有关北京学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学”作为一门学科,有人已给出了较明确的定义[1]。 北京联合大学也已组建起“北京学研究所”,有关“北京学”的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最近也开展起来。可以说,“北京学”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一门诞生不久的新学科,“北京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是最要紧的事。完善的学科理论不仅是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且是指导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北京学”的理论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充实、修正、提高、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热心“北京学”的各方专家学者共同进行研究切磋,一齐为之添砖加瓦。

在这里,不顾个人学识浅薄,斗胆将个人对“北京学”理论建设方面的几点粗浅思考谈一谈,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 建立“北京学”是客观需要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我国党、政、军最高首脑机关驻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不仅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神往的地方,也是世界各国观察中国的主要窗口,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因此,在全国的城市群中,北京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最具特殊性的一个城市,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北京是国都。国都,旧时有个雅致的别称,是为“首善之区”。“首善之区”意为全国最好的地方。今日的北京要真正成为全国“首善之区”,除必须对北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大投入,全体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为北京的两个文明建设多作奉献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北京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并将大量的研究成果变成为指导今后北京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北京学”。因此,从北京两个文明建设的角度看,需要建立“北京学”,发展“北京学”。

事实上,客观也存在着建立“北京学”的要求和呼声。1995年,本人曾向单位领导提出过开创“北京学”研究的建议,但未引起应有的重视。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方彪同志发表《北京学试探》一文[1], 明确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北京学”的概念,反映了建立“北京学”这一新学科是社会的要求和呼唤。

北京联合大学适应建立“北京学”的客观要求,抓住机遇,于1998年组建起北京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北京学”的发展已突破口头上的和纸面上的务虚议论,而进入真正创建的阶段。1999年12月由“北京学研究所”举办的首届“北京学”学术研讨会,又标志着“北京学”这一学科幼苗正在茁壮成长。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的带动下,在众多关心和有志于“北京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学”这一新生学科一定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北京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支撑力量。

2 “北京学”的实质及研究重点

方彪同志在《北京学试探》一文中说:北京学是“融汇北京历史、现实、未来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探讨,并同国内外有关城市进行横向的比较,鉴古知今,观彼知己,以服务于首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达到致用目的一门学科。”[1]“北京学”定义, 当然会给北京学的理论探讨以有益的启发。但是,愚以为尚未触及“北京学”的实质。

“北京学”的实质是什么?为了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不妨打一个比方:

比如“人”这个概念。什么是“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分别揭示出“人”的不同特征和内涵。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说,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生理学家认为人是由头、颈、躯干、四肢构成的形体;解剖学者证明人体是由皮肤、肌肉、骨骼、内脏、血液、神经等组成的;民族学家重视人的民族区分;语言学家强调语言对于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注意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心理学家则对人的心理活动最感兴趣;经济学家主张衣、食、住、行是人能生存的基本条件;历史学家的观点是人是创造的主体,有了人才有了历史。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但是,任何一类学者的看法都不能等同于“人”的概念。只有将各类学者将人的认识综合起来,并且加以理论化,才能使“人”的概念完备准确。

愚以为“北京学”如同“人”这个概念一样。分别的研究的历史、地理、城市规划建设、人口、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通、社会、环境保护、灾害、安全等等,都不称其为“北京学”。这些分别的研究只是“北京学”赖以形成的基本要素或者说是基本条件。真正的“北京学”应当是在这些分别研究的基础上升华形成的能够揭示有关北京各方面更深层次奥秘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愚以为“北京学”的研究,重要的不在于泛泛地描述北京客观存在的各种现象或事实,而在于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举例来说:

众所周知,北京自辽代以后历金、元、明、清,一步一步地由一个地方性的政治中心上升为全国一统政权的首都。 先是辽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陪都。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将国都由上京会宁府迁于燕京,改名中都。金中都已是拥有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的首都。但至元世祖统一全国后,新建的元大都始成为全国一统政权的首都。明初建都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完成迁都过程,北京又成为明王朝首都。清因明旧,故北京曾是五朝帝都。北京城的城市性质、地位和功能的这一变化过程,不仅在北京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现象。搞清辽、金、元、明、清建都北京的过程和事实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北京学”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重点应是探讨引起北京城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及其对北京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最近笔者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这是一项北京专史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根据大量文献与考古资料,对北京郊区村落的起源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变化和造成兴衰变化的各种因素作了较系统全面的探讨和分析,对历史上北京的城乡关系特别是北京的城市生活对郊区村落发展的影响作了前人未及的研究。个人体会,搞清历史上北京郊区村落兴衰变化的脉络,这是史学研究成果,而对北京城市与郊区村落相互关系的探讨,则属于“北京学”的研究范畴。

虽然“北京学”这个概念是近年才提出来的,但是以往对北京的研究中有些已属于真正的“北京学”研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就是典范。例如,他对北京城市起源的研究,从北京小平原的地理形势、道路格局、古永定河的河性以及与南北往来的几条大道的关系、古西湖(今莲花池的前身)的水源等方面入手,彻底揭开了北京城最早的前身蓟城为什么不在由卢沟桥所指示的古永定河渡口处形成,而在广安门一带出现的奥秘。他对元大都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积水潭在大都城规划设计中的标尺作用以及高粱河水系对元大都城的意义。他对明清北京城规划的研究,不仅发现了纵贯北京城南北的一条长达8公里(km)的中轴线, 而且揭示出这条中轴线所表达的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皇权至上”的主题思想。他对北京旧城改造的研究,肯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扩展和东西长安大街的加宽与延伸,都是极为成功的例子,指出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大街,不仅改变了北京旧城的格局,形成北京城的东西中轴线,而且清楚地表达了社会主义时代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上所体现的“人民至上”的主题思想。他对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研究,并没有特别注重北京城的规模、街巷道路、人口增减、社会经济兴衰、风土民情变化等方面,而是深入探讨了水源与河湖水系在北京城市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为20世纪50年代修筑官厅水库和60年代修筑密云水库两大水利工程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样,他对北京西郊园林的研究,重点也没有投向对北京西郊园林的造园艺术及景色特点的分析论证方面,而着重对北京西郊园林兴建的地理基础特别是河湖水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考察论证。总之,在侯仁之教授倾心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他总是透过一些客观存在的表面现象而深入到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内在奥秘的探讨,充分反映出他那深邃的科学思想和高瞻远瞩的科学眼光。90年代初,他根据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今昔变化,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三个里程碑的观点:第一座里程碑是以全城南北中轴线表达的“帝王至上”思想的封建帝都发展阶段,其建筑范围仅限于北京旧城。第二座里程碑是以东西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代表“人民至上”思想的人民首都发展阶段,城市建设已突破旧城区,推进到三环路。第三座里程碑是亚运村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落成,标志着北京向大型国际都会发展阶段的开始,其建筑范围沿中轴线北段北辰路向北扩展到四环路内外。他的这一重要学术思想与他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当今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1) 一定要站在新时代新文化的高度上来考虑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特别是旧城改造。2)在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 特别是旧城的改造中,一定要突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都对现在以至未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产生重大影响。愚以为侯仁之教授一生研究北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对何谓“北京学”的最具体最恰当诠释。他的有关北京的各种著述堪称“北京学”的经典,值得后学者继承、发扬和效法。

3 今后“北京学”发展的方向与任务

“北京学”的问世是一种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但其发展壮大也往往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每个关注和热心于“北京学”的人,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

根据笔者对“北京学”如上的理解,就今后“北京学”发展的方向和面临的主要任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加强“北京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什么是“北京学”?“北京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北京学”研究的方法有哪些?“北京学”的学科属性如何?“北京学”与有关北京的诸多学科的分别研究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研究“北京学”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北京学”研究首要解决的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研究得差不多了,“北京学”的理论框架也就搭建起来了。

第二,广泛并深入地开展“北京学”的应用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应用价值,“北京学”也自有其独特功用。虽然“北京学”作为一门学科尚处在初创阶段,但从上文述及的侯仁之教授的研究实例中,可以看到“北京学”的巨大应用价值。

可以说,学术界对北京的研究已全方位的进行着,有些领域已研究得相当深透,成果累累。但是,从“北京学”的角度看,有待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还有很多。例如,中央和中央在京单位与北京市的关系问题,北京如何全面发挥首都功能的问题,北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北京旧城改造与保护北京古都风貌问题,北京的安全包括军事卫戌、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社会治安等各方面的问题,北京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北京的人口规模控制和居民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的提高问题,北京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问题,北京城市与郊区的协调发展问题,北京与周围邻近省市区的协作问题,北京与世界各国首都的比较研究问题等等,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课题。这些研究大都属于“北京学”的应用研究。

第三,加强对“北京学”的宣传,唤起社会各界对“北京学”的关注和支持,吸引更多的有志者投身于“北京学”的研究中来。

第四,加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的建设,包括科研条件的建设和科研队伍的建设,使之发展成为知名度高、影响大的“北京学”研究基地,并在“北京学”的研究中发挥组织带动作用,同时也成为全市“北京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展示中心。这对于促进“北京学”的迅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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