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神经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贡献——主要来自我国心理学界的重要研究工作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界论文,研究工作论文,认知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7）01—0046—10
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这一学科名称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1]，该学科是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相互结合，于20世纪90年代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自然科学前沿研究领域。
国际上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已形成热潮，也备受我国心理学者的青睐。近年来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等都着重资助该领域的研究课题。在心理学界，是否从事认知神经科学课题研究已被很多学者视为是否跻身先进研究行列的衡量标志，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纷纷先后转变研究主攻方向。一些学者学成回国，另一些学者与国际同行加强学术交流，他们力争优先，创造条件，先后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或实验室，其中不乏国家重点实验室。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相关研究机构在全国各地竞相建立。由此可见，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如今在我国心理学界已蔚然成风。
然而，在心理学者越来越热衷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同时，是否有人深入思考其对于推进心理科学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研究贡献？在心理学研究中，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论意义是什么？如今我国心理学者在怎样的研究层面上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手段来揭示心理活动或行为的发生发展规律？就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对已有的研究工作予以适时的评价分析，这对于正确引导今后的研究方向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综观已有的文献，包括发表在心理学核心期刊上的研究报告和综述文章，我们可以大致归纳总结出三个层面的研究工作：一是个体行为或心理活动神经机制的研究，包括动物行为模型的神经生理学或神经生物学研究，人体行为缺陷或心理机能障碍的临床观察、神经病学或神经心理学研究，以及正常人认知行为的无创性脑成像研究等；二是就认知行为的心理学原理或理论寻求其生理机制或生物学基础方面佐证的研究，此类研究在已有心理学理论框架下进行，其研究结果或支持、或辩驳、或修正某些心理学理论，或为解决某些理论争议提供实验证据；三是基于神经系统活动机理或大脑功能神经机制的研究发现，从中获得启示继而构建认知行为机制心理学模型的理论创新型研究。迄今我国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已涌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者及其研究工作，他们在感知觉、学习记忆、注意、言语、执行控制、思维、情绪等领域的研究中各有建树。本文对他们（侧重于心理学者）的重要学术贡献从上述三个层面分别予以概括评述。
一、层面一：认知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探究认知行为发生时或在认知过程中神经系统相应产生怎样的活动规律。在视觉研究领域，以陈霖为首的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认知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在国内较早地综合运用脑认知功能成像技术，提高了知觉脑神经活动研究的时间、空间分辨率以及准确性。他们的研究揭示在人类视觉皮层，运动形成的图形知觉以及特定形状的空间位置知觉能够引起腹侧通路和背侧通路的共同兴奋，提示这两条通路存在协同工作的知觉加工神经机制[2]。此外他们也确定了与形状识别和空间位置识别有关的人类大脑视皮层信息加工活动的时间过程[3—4]。另有ERP发现，人类知觉组织可能发生于视觉加工的早期，初级视觉皮层可能是最早参与知觉组织过程的神经部位[5]。
在注意研究领域，陈霖等人研究了动态图形的视觉选择性注意的ERP效应，鉴别出该效应的特征波，它反映注意对发生于大脑视觉皮层的动态图形信息加工过程的加强和易化[6]。而在非注意状态下，视觉系统对刺激某些属性（例如朝向）的改变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动加工，产生类似听觉失匹配负波（MMN）的ERP变化，但其神经基础可能与听觉系统有所不同[7]。高文斌和魏景汉等人研究视觉空间注意范围的ERP等级效应，其实验结果提示视觉注意的空间范围加工晚于其空间方位的加工[8]。
长久以来，学习与记忆的神经机制是神经生物学家（代表学者如梅镇彤等）和生理心理学家（代表学者如匡培梓、管林初等）共同研究的课题，他们在分子、细胞、神经环路、脑机能系统等不同水平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研究，为揭示人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学习与记忆的基本生物学机理做出了卓越贡献。
探究人类记忆大脑机制的一个传统领域是对脑损伤病人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杨炯炯等人对额叶损伤病人的研究报道了额叶参与非相关汉语词对联想启动[9]、知觉型联想启动和知觉启动[10] 的机能特征，提示额叶可以以语义加工之外的其他机制产生启动效应。王常生等人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关注基底神经节对记忆的机能作用，发现基底神经节损伤病人表现出知觉性启动效应的障碍，而其语义启动效应表现正常[11—12]。此类病人还出现言语记忆障碍[13]。他们又对右脑发育不全患者进行传统智力和记忆测验（WISC—CR和WMS—CR）以及内隐记忆任务测验，结合患者的MRI脑解剖影像结果，评判大脑右半球皮层不是产生知觉性和语义性启动效应的相关脑结构[14]。
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ERP技术适用于记忆过程的研究，包括关于编码过程的“记忆差”（difference due to memory,DM）以及关于提取过程的旧／新效应研究。郭春彦等人使用汉语单字词作为学习—再认项目，研究深、浅不同加工水平编码的DM效应，结果表明两种实验条件下均产生该效应，然而两者时程和空间（头部分布）特征显示明显差异[15]。他们另一项使用图形作为记忆材料的研究分析了外显记忆提取方式对DM效应的影响，发现两种提取方式（自由回忆和再认）的DM效应的头部分布也存在差异[16]。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记忆编码过程涉及不同的神经机制，存在彼此分离的可能性。关于工作记忆的ERP研究侧重分析工作记忆不同时间阶段加工成分的神经机能活动特征。王益文、林崇德与魏景汉、罗跃嘉等人的合作研究采用汉字刺激材料，探究其在工作记忆中信息保持的ERP效应，发现大脑额叶和顶枕叶区域的神经活动分别与刺激信息的复述和短时存贮有关，两者的动态分离加工体现工作记忆信息保持的神经基础[17]。
语言产生和理解的大脑机制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主项领域，西方学者对以英语为代表的表音文字的认知神经机制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验结果，我国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关注表意文字的代表——汉语的认知（诸如语音、语义加工等）神经机制。fMRI研究发现，与汉语语音加工相关的大脑机能区主要包括左半球顶叶下部和颞上回的一些区域（BA40／39／22）。视、听通路语义加工共同激活的脑区主要包括大脑左半球额下回（Broca氏区及其相邻区域）、颞上回后部及其相邻区域（Wernicke氏区）、颞下回后部及其相邻区域，以及大脑右半球颞叶后部及其相邻的缘上回（该区域在英语语义加工中很少激活，是否汉语加工的特异性脑区尚待确定）。这些区域大多与表音文字加工所激活的脑区较为相似[18—19]。
N400的发现标志着ERP技术已被成功应用于语言认知加工的研究，开创了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新局面。与国外学者的大量研究相比，我国学者关于汉字的N400的研究并不多，有关研究如楼良岗等人采用汉语四字成语尾词畸变法以及张武田等人采用形音异同汉字分视野呈现法所做的ERP实验研究等[20—21]。罗跃嘉等人采用语义启动法观察反义字与无关字辨认时的ERP，发现无关字的N400波幅大于反义词的，反义词的N400潜伏期显著短于无关词的，而且能诱发出明显的正慢波（positive show wave,PSW）。此实验结果提示适当的语境可以缩短汉字辨认加工的过程[22]。
魏景汉等人采用汉字形音义正启动法和词义联想方法对汉字形、音、义加工机制所进行的ERP研究发现，汉字的认知加工始于100至160ms之间；通过ERP波形分析而获得的P800可以作为某个汉字是否被认识的可观察衡量指标；在汉字词义联想实验中，由具体字联想诱发的PSW的波幅和P800的潜伏期有别于抽象字的，提示具体字与抽象字词义联想的脑机制可能彼此不同；大脑两半球的机能活动在汉字认知加工中存在差异，在某些情形下表现为左半球加工强度高而加工起始时间较迟的特点，这就意味着左脑需要接受右脑传来的必要信息才开始加工[23]。
执行控制是近年来备受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关注的高级认知机能，在此领域国内仅见少数零散的人体脑功能成像研究。郝晶等人利用ER-fMRI技术，观察正常人在进行汉语语义判断伴随侧抑制任务（flanker task）时大脑神经活动状况，试图对语义判断任务中产生选择和抑制功能的大脑相关神经部位予以定位[24]。罗劲等人研究大脑前额叶皮层分别参与由知觉干扰所引起的抑制过程以及由工作记忆干扰所引起的抑制过程的层级化功能组织方式[25]。此外李敏等人对抑郁症患者的ERP研究为分析其执行控制机能障碍提供了电生理证据[26]。
沈政等人采用神经电生理技术研究恒河猴的前额叶执行控制功能，该研究细胞水平的详细实验记录数据表明，灵长类动物前额叶皮层内具有多种类型（感知觉相关、决策相关、go运动相关、奖励相关、多事件相关）的神经元，存在丰富的局部神经网络，这是其作为执行控制高级中枢的物质基础[27]。
在思维研究领域，罗劲等人设计比较新颖的实验范式，利用fMRI技术探究人类顿悟心理过程的大脑机制[28]。该研究颇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情绪与认知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情绪加工神经机制越来越成为当今脑科学的研究焦点。研究课题主要涉及情绪与注意、记忆、决策等认知过程的关系及其神经基础，以及情绪的大脑半球机能单侧化机制等。与国外的多方式脑功能成像研究相比，我国学者较为有效地将ERP技术应用于情绪的脑神经机制研究，然而情绪的ERP研究尚缺乏比较特殊的实验范式，尽管如此，魏景汉等人设计的猜测—CNV实验模式被证明能够有效诱发被试的情绪体验，并且能诱发相应的ERP（EML）变化[29]。总之，情绪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在我国尚处于未成熟发展阶段。
二、层面二：认知行为心理学理论的神经科学研究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认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家在整体行为水平对认知机制进行探究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不同的理论模型或假说，然而彼此间往往难以达成一致而陷于争论不休的困境。如今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可以超越传统行为学实验的局限，打破先前无法观察的内部心理机能运作“黑箱”，根据符合生物现实的研究发现对已有理论予以验证或修正，这样的研究能够为莫衷一是的理论争辩提供有效解决方案，而且有助于多种理论的统一整合。
20世纪70年代，D.Navon提出了不同于经典视觉加工理论（特征检测理论，特征整合理论以及视觉计算理论）的整体优先性理论[30]，其主要观点是，视觉系统首先加工图形的大范围整体性质，然后再加工其局部性质。支持该理论的证据来自于复合刺激图形（由Navon本人所发明）辨别（以反应时优势为考察指标）的行为学实验。然而其他研究者详细的实验结果表明，大图形加工并不总是发生在小图形的知觉加工之前，在某些条件下却是相反。研究者对整体优先性加工机制提出不同的假设，诸如基于可分辨性差异的理论、基于空间频率差异的理论、基于注意差异的理论等。韩世辉等人的研究设计了新的复合刺激图形，所获得的行为学实验结果是，当复合刺激中的小图形根据相邻性规则组成大图形时，大图形具有加工优势；而当小图形根据相似性规则组成大图形时，则小图形具有加工优势。他们的ERP研究发现，视知觉组织对复合刺激加工的相关脑波成分的潜伏期产生影响。不同的知觉组织可能具有其不同的神经基础，例如空间相邻性知觉组织的相关神经活动比形状相似性知觉组织的发生得较早，两者分别在大脑右半球和左半球的活动幅度较强[31]；整体／局部性质加工的脑半球优势表现为，只有当大脑两半球同时接受复合刺激的信息输入而产生整体和局部性质选择性加工的竞争时，才会出现加工局部性质的左半球优势[32]。因此他们指出，局部图形之间的知觉组织的强弱影响整体知觉与局部知觉的相对优先性，而选择局部图形的努力影响整体知觉的优先性[33]。
作为一种特别的知觉过程，面孔识别对于人类是具有重要社会生态意义的认知活动，它包括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加工，诸如年龄、性别、情绪表情、面部动态变化等，因此面孔加工系统被认为由多个特异性信息加工亚系统构成。迄今较有影响的面孔识别理论是Bruce和Young提出的面孔识别信息加工模型。该理论将面孔加工过程分为不同阶段，首先是对面孔结构的编码，其后是对性别、年龄、种族、表情等面部信息进行加工以及对面孔予以识别的独立平行的亚过程。通过面孔识别的ERP研究，我国学者尝试性地对Bruce-Young的理论模型进行修正[34]。对于大脑右半球具有面孔识别加工机能优势的观点，他们提出应该从加工速度和加工强度两个维度去考察面孔加工的大脑半球机能优势性，而左、右半球分别在这两个维度上各占优势[35]。
种族特征是影响面孔识别和记忆的重要因素，外种族人的面孔一般比本种族人的更难识别和记忆，对此学者们以分类假说或特征选择假说予以不同的解释。我国学者采用ERP技术研究东西方人面孔记忆编码的差异，发现两种面孔的视觉早期加工神经活动可能不同，提示其结构编码的本质区别。对于不同种族的面孔，被试在前注意阶段就产生无意识的分类，并且将更多的认知资源分配给异族面孔的编码。相比于同民族面孔的编码，被试对异族面孔的编码发生得较晚，而且异族面孔的DM效应小于本族面孔的。他们的研究还鉴别出一种“种族特异波”（N260），该脑波在识别本民族面孔时明显出现，研究者推断它是不同种族面孔有意识编码加工机制差异的反映[36]。这样的研究结果支持异族效应的分类假说和特征选择假说。
注意不仅是认知心理学也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焦点。心理学家魏景汉的ERP实验研究具有开创性，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了无运动二级CNV（关联负变）实验模式，首先观察到二级CNV（又称心理负荷解脱波，EML），并且提出心理负荷加重假说以进一步澄清颇有争议的CNV的心理意义[37]。他的研究小组又发明了“跨通路延迟反应”实验范式以克服前人实验方法的不足，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分析跨感觉通路ERP注意成分以及跨通路注意状态中失匹配负波（MMN）的特征，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一，失匹配负波（MMN）是反映自动加工的重要ERP指标，但它还与控制加工有关。其二，选择注意的控制加工具有通路特异性，而无意识的自动加工则具有通路上的（superamodal）机制，说明注意过滤器位置是可变的，因此注意的早期或晚期选择可在不同认知条件下发生变化[38—39]。他们的研究对于进一步解答注意机制的理论问题争议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另一方面，对于脑损伤病人视觉忽视（visual neglect）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是探究注意心理机制的必要途径。傅世敏和陈霖等人观察到该注意病症的产生制约于知觉物体（依靠相邻性、连通性和相似性组织而形成）而非知觉空间，从而支持基于物体的选择性注意理论[40]。
关于内隐记忆和启动效应的研究反映了现代记忆心理学研究的一大进展。多重记忆系统理论模型提出知觉启动、概念启动和外显记忆是相互独立的不同记忆系统的功能。知觉启动可单独依赖于知觉表征系统（PRS），该系统可能位于大脑皮层后部区域。概念（语义）启动需要大脑语义加工相关神经机能部位的参与。针对知觉启动所依赖的脑结构与支持外显记忆的内侧颞叶——间脑系统无关的研究结论，杨炯炯等人对内侧颞叶损伤病人进行研究，以探讨联结捆绑（associative binding）在内隐记忆中的作用及其大脑机制[41]。其研究结果显示，内侧颞叶在建立项目／特性联系方面的机能不仅对外显记忆而且对某些形式的内隐记忆（联想启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研究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对外显与内隐记忆两种系统分离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强调了大脑不同记忆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提示了内隐记忆心理机制的复杂性。
Tulving等人提出的编码与提取大脑两半球不对称性模型（hemispheric encoding/retrieval asymmetry,HERA）认为，左、右侧前额叶分别在编码和提取过程中显现较强的机能活动。郭春彦等人的ERP研究同时对图形的DM效应和旧／新效应进行比较分析[42]，发现DM效应的持续时程比旧／新效应的长，两者的头部分布区域也彼此不同，而且超出了前额叶的范围，说明图形编码和提取的神经机制不同，提取不是编码的简单复原。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符合HERA理论模型。
元记忆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展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少数学者如罗劲等人利用事件相关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ER-fMRI）探究知道感（FOK）以及不知道感（FOnK）的大脑机制。以往行为学研究并不对FOK和FOnK加以区分，认为两者都属于“准确的元认知判断”。但是根据脑功能成像研究结果，罗劲等人推断FOK可能是基于积极的提取和元记忆判断的过程，因此引发大量脑区（特别是额叶）的神经活动；而FOnK则可能是基于一种没有多少认知加工伴随的“虚无的”脑活动状态。两者可能由不同的大脑神经网络所支持，并通过不同的认知过程来实现[43]。准确的FOK预测过程与成功的线索回忆过程两者的大脑神经网络活动模式基本相似，符合FOK的“部分信息提取假说”[44]。而FOnK所激活（准确的FOnK比不准确的FOnK激活程度更强）的脑区与所谓“线索锁定过程”有关，准确的FOnK是通过基于线索熟悉性判断的过程而实现的，符合FOK的线索熟悉性假说[45]。
在汉语认知研究中，我国学者发现语义加工伴随语音加工相关脑区激活，而在语音加工中则未发现与语义加工有关的脑区激活，说明被试在进行语义判断时语音激活自动发生，这种激活可能有助于语义加工，但在语音判断时语义加工活动则较少发生。这样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汉语单字词加工的非知觉观点以及“普遍语音”的观点[18—19]。对于语义通达是否需要语音激活的理论争议，魏景汉等人基于其对汉字认知语音和语义加工关系的研究指出，汉字认知的音、形、义加工是反复而交错进行的，其关系错综复杂而难以分割，因此原先的争议显得简单而不恰当[23]。
关于词汇认知加工的类型特异性效应（category-specific effect），有些研究者以语言表征的神经生物学理论来解释名词和动词加工何以具有不同的机制。郭春彦等人通过汉语词汇判断任务观测到名词和动词语义表征的ERP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左、右大脑半球的额叶和颞叶[46]。他们另一项实验模式相似的研究又观测到身体活动动词与心理活动动词语义加工的ERP差异。其研究结果为语言表征的神经生物学理论提供了部分电生理学证据[47]。
针对双语者两种语言在形式和语义上是分别表征还是共同表征这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李荣宝和彭聃龄等人采用英、汉语句尾词语义匹配／失匹配实验模式进行ERP研究，结果发现与语言形式加工有关的ERP成分（P190）反映语言差异，而N400显示汉、英两种语言相同的语义加工效应。这样的结果提示汉、英并列双语者两种语言的形式是分别表征的，而其语义则是共同表征的[48]。
三、层面三：基于脑神经机理构建认知行为心理机制理论模型的研究
认知机制的心理学理论是学者们基于行为学实验研究而提出的，如今当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掌握了神经科学研究方法而在此领域大有作为之时，是否能突破传统途径，侧重于依据神经科学的研究事实（当然并不排斥行为学的研究证据）而构建新的心理学理论模型，这应是认知神经科学促使心理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最重要方法论意义之所在。然而迄今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并不卓著，某些领域的研究工作似乎初露端倪。
例如对于面孔认知“脑功能模块性”理论问题，有的学者依据三个衡量标准（脑定位标准、加工系统标准、信息处理方式标准）论述面孔识别和物体识别是两个分离的认知系统[49—50]。然而其他学者则反对将面孔认知机制的特异性绝对化，认为其模块定义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研究发现由面孔刺激激活的神经元也可能对其他刺激产生反应，尽管在程度上有所差异。面孔识别和物体识别可能在神经机制上是相互重叠的，两者都采用所谓的马赛克（mosaic）式或选择性分布式的加工方式[51]，这种不同于模块加工理论和并行分布式加工理论（PDP）的新观点，对于探究视觉特异性加工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王常生等人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根据右脑发育不良患者智力测验成绩与启动效应分离的结果，指出传统的智力测验方式难以反映大脑无意识认知能力因而也不能反映人的智力全貌，这种缺陷需要改进。一些智能迟滞者或脑损伤患者仍可能具有较好的无意识学习能力，因而仍有一定的适应能力[52]。这对于进一步完善现代智力理论及其评价途径不无启发意义。
我国学者对于汉语认知心理机制特别是其大脑半球机能单侧化的理论问题探讨做出了较多的研究贡献。一种著名的理论假设是，汉字具有较强的图形性，而大脑右半球尤其是右顶叶皮层具有视觉空间分析、几何图形知觉的机能优势，因此汉字的认知加工与表音文字相比很可能涉及更多的右脑机能活动。汉字本身的特有性质导致其形、音、义的认知加工与大脑两半球的机能都有关，因而是一种“复脑文字”。郭可教等人研究发现，大脑两半球均有加工汉字词义的功能，因此提出了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53]。唐一源和张武田等人的fMRI研究结果显示正常人在默读汉语字词时大脑两半球均参与其识别过程[54]。其他支持汉字认知大脑两半球均势说的研究还涉及汉字书写的神经机制，例如对大脑半球受损病人的临床研究以及对正常人所进行的fMRI研究均表明汉字的书写是大脑两半球协同工作的过程，而且右半球对汉字书写显得十分重要[55]。
然而另有一些研究者采用半视野呈现的方法研究发现右视野中的汉字比左视野中的更可能被准确识别。不同于图片认知加工，汉语单词加工表现为左半球优势[56]。另一方面，对多例脑损伤汉族病人的调查发现，左半球病变导致言语障碍的可能性远高于右半球病变。一些学者采用fMRI技术观察正常人在语言和音乐听觉刺激下的大脑活动，发现这两种刺激分别主要激活大脑左、右半球的一些皮层区[57]。此后他们进一步观察汉字语音和语义加工的脑机能活动情况，所发现的大脑激活部位与西方人相应的语言加工脑区并无很大差别，也表现为左半球优势[58]。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右利手的中国人而言，言语加工的机能优势存在于大脑左半球。
随着汉字认知大脑半球机能单侧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人脑的所谓机能优势半球理论实质上是不准确的，大脑两半球间并无优势与非优势之分，而只是分工不同，人的言语认知加工是由分布于左、右脑半球的多个神经部位所形成的神经网络的功能。魏景汉和罗跃嘉等人基于其对汉字认知加工的ERP研究，指出大脑两半球在汉字认知加工中的关系颇为复杂，两者所表现的机能差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哪侧半球占优势。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词义联想），左脑可能需要等待右脑传来必要的信息后才开始加工，而其加工一旦开始就在一定时期内占优势。他们提出，在人的认知活动中，大脑两半球的机能活动呈现既分工又合作而且不断变化的动态关系，“优势半球”的概念难以概括多维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大脑半球的优势问题应从加工时程和加工强度两个维度重新予以认识[59](pp.715—724)。这样的研究结论对于发展新的认知加工大脑半球机能运作协同理论是颇有新意的启发。
四、小结与短评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强大作用。现今该领域的研究者探索心理与行为脑神经机制的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对不同机能进化水平的动物进行分子、细胞、神经环路等多层次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在学习记忆等领域已取得比较显著的研究成就。少数心理学研究者以高级灵长类动物猴子为实验对象进行认知生理心理学研究，他们在揭示大脑前额叶等皮层区的高级认知神经机能方面有所发现。其二，对脑损伤病人进行神经心理学临床研究。在无法对正常人脑神经机能活动进行实时观察的条件下，这方面的研究是了解认知行为脑机能原理的主要途径。认知神经心理学是我国心理学者的传统研究领域，他们在学习记忆、注意、言语等领域取得了比较重要的研究结果。其三，对正常人进行脑功能成像研究，包括PET、fMRI、ERP研究。其中ERP分析是我国学者使用最多的方法，他们在知觉、注意、学习记忆、言语、思维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其中不乏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就。在无创性脑认知成像研究技术中，fMRI因其具有较高的机能定位空间分辨率而备受青睐，并且在此类研究中事件相关的实验方法也取代了较早被广泛使用的组块设计（block design）方法。另一方面，ERP技术在时间分辨率上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单凭此技术却难以确定认知脑神经活动的发生源。对认知功能大脑机制的深入研究要求能够同时对相关神经活动进行精确的机能定位并且能够精确观测其动态时间过程。多方式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将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的fMRI与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ERP/MEG技术相结合，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是今后方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目前我国学者采用多方式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实验研究并不多见。由于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已经具备了ERP 研究的实验条件，因此来自我国心理学界的认知神经科学实验研究大多集中于ERP研究，这种现状与国外研究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今后是否出现更多的fMRI与ERP相结合的实验研究工作，还要视我国有多少研究工作者能够有机会利用先进而昂贵的实验设备。
与研究技术的革新相比，研究思想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对于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取得重大进展具有更加重要的关键作用。认知神经科学探究“精神与大脑的关系”，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分析途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还原论方法。通过脑认知成像技术所观察到的乃是伴随心理现象而发生的脑神经生理活动。需要留意的是，凭借这些生理活动往往难以区分复杂丰富精神活动的特异性，因此现今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尚不能用来寻求心理现象的因果解释，众多研究只是揭示心理现象与脑神经活动的相关关系。在目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热潮中，越来越多心理学研究者将其研究重心转移到脑科学领域，此时应保持清醒头脑，警惕丧失心理学研究的主体性而迷失自我，避免走入企图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生理现象的盲区。心理学者可以娴熟掌握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学，使其“服务”于心理学研究。研究者基于行为学、神经心理学，尤其是神经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的研究结果，从中获得启示而构建关于心理学本身规律的理论，或对已有理论进行验证，提出必要的质疑、挑战或批评，并通过自己的实验研究来论证。比较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工作以及研究成就目前在我国心理学界比较稀少。认知神经科学兴盛于美国，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我国心理学研究工作者以其辛勤努力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为认知神经科学和心理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仍主要沿袭国外研究相对成熟的实验范式或因循其理论框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科研投入的增多，新的技术和先进的研究条件将会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拥有，在研究的硬件设施方面相信可以很快与国外缩短差距，但在研究思想创新和理论发展方面，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如果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恐怕是更难达到的目标。这是任何一个力争上游的科学研究者面临的艰巨挑战。
收稿日期：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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