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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
（1）体制过渡、经济转轨和发展战略调整的要求。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数量型和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质量型和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是体制过渡、经济转轨和发展战略调整的共同要求。一方面，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传统的经济体制相伴随的。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经退出了历史，新的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转轨要求经济增长走向集约化，为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不断增长的后劲。另一方面，16年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绩效正在孕育着对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
（2）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前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升级，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升级的过程之中。
第一次消费升级发生在从1979～1982年改革起步阶段。这次消费升级使消费者能够在消费品供求机制面前区分必需品与非必需品。随着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食物消费的比重也开始下降，非食物消费需求意愿开始显现，出现了以“老三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为消费对象的热点商品，是“百元级”商品。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中国以军事工业为首的机电仪表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基础，它顺应地保证了消费需求的第一次升级。
第二次消费升级发生1983年以后，以“新三件”（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为消费热点商品，在收入等级上是“千元级”商品。第二次消费升级需要更多的电力供应为主的能源工业为动力，原来的生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支持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生产与生活争电的现象在“七五”时期非常严重，致使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第二次消费升级在1988年以后达到了高峰，造成了投资向日用电器行业的倾斜。因而它更具有生产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的特点。
第三次消费升级发生在1990年以后，目前仍处于升级的过程中，第二次消费升级所造成的投资向日用电器行业的倾斜，自然为“八五”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较为坚实的产业基础，但是也带来了日用电器行业的过度竞争问题。相反，在能源、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呈现出不足的局面。第三次消费升级以电讯、汽车、住房等为主，在收入等级上是“万元级”商品，而这些消费对象都需要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供给为动力。显然，第三次消费升级更需要产业升级提供保证。
（3）经济的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谋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路径，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充分利用劳动力无差异供给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吸引外商投资，创办了“三资企业”，使得经济的比较优势日益突出。但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原来的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垂直分工对水平分工的替代程度加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越来越不显著，整个国际市场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品竞争愈演愈烈。工业品背后的竞争更加强调工业知识产权、专利保护和人力资源的竞争，这就需要加强民族工业发展水平，提高资源的充分利用效率，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国际市场的份额，为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升级提供一个外源性的环境。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
（1）经济转轨与发展战略的转轨。
改革开放战略仍然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主要推动力。从16年改革开放的有限历史看，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透明化程度日益提高，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预期和福利境遇得到了不断的改善。按照经济机制转换的观念，传统的经济体制下的“数量信号”已经转变为“价格信号”，政治动员激励转变为经济利益激励，但是，改革一直没有正面触及既得利益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只要运行和延续一段时期，都会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16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没有触及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享有普遍就业权利的城市居民，同时，渐进式的经济转轨在打破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经济转轨向这一方面推进势必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可以预言，今后的经济转轨将会更加缓慢。在新兴的利益集团中，比较突出的是不同的地区性利益集团。这些地区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诸侯经济”和非规范的地方主义，在市场一体化、 产业扩张等方面形成了阻力。 这在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将与发展战略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家调控措施发生抵触，使国家的经济政策背离初衷。
（2）“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与再工业化。
从整个世界市场的竞争局势和产业升级趋势来看，全球工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是向大众市场提供大规模、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化、系列化和多元化的产品，发现并占领市场，确立工业发展“核心”和边缘”区域。
相比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在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强烈要求改进产品质量、产品多样化和工艺技术创新，并在高附加价值产品市场上竞争，赢得市场均势。这是全球市场性质的变化所决定的，劳动力成本的决定性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创新和灵活性高度叠加的生产体制。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同时， 也使得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国家面临着“再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挑战。创新与灵活的结合激励了全球范围内对良好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研究与开发（R&D）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的需求。
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史研究表明，工业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创新型工业化”与“学习型工业化”。前者强调不断创造和投入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能力，后者则立足于对别人的经验和创新进行引进、学习和改造。〔2〕“创新型工业化”主要是以工业创新率来评价的，“学习型工业化”主要以模仿、国产化的进程来衡量。前者处于工业化的“核心”地位，后者处于“边缘”地位，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跟随者”。
由于受传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生产与市场的脱节，不仅使得中国企业不注重产品开发，而且使得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无知”。这里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品牌”问题。中国一般不存在商业品牌，产品品牌绝大多数是“直来直去”的。虽然中国的企业已具备了市场意识，但是尚没有自己的市场营销网络。“品牌”不是消费者的梦幻，对于生产者而言，它是市场定位和市场销售额共同构成的“双面刃”，它是R&D投资的来源。 它最终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工业创新能力。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挑战中，国际社会的著名商业品牌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不断蚕食和分割中国的市场份额。面对着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市场，不建立自己的品牌，不建立12亿人口的“品牌忠诚”，必将对中国的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阻碍。
（3）过度竞争与产业放松管制。
16年的改革开放和近几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已使中国工业从政府产业管制走向过度竞争，或者是过度竞争与产业管制高度并存。管制所遗留的“后遗症”，就是中国工业组织不仅“大而全”和“小而全”，而且不存在有效的产业规模和有效的市场规模。同时，一经管制松动和经济转轨，就会走向过度竞争的极端。过度竞争不仅造成工业的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过低，而且也造成了“重复投资”和失去最佳的投资合理性。过度竞争使企业不愿投资于形成长期竞争能力的领域（如技术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造成过度竞争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体制的多层管理和多重交叉，其次是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同构化”，使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产业关联程度低，许多相关的行业不具备产业传导的规模和市场放大效应，而且使产业自由退出的成本提高。如何形成有效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将是我们跨世纪的选择和挑战。
（4 ）银行——企业之间的债务危机和企业存量资产调整刚性。
国有企业的困难最为主要的是债务危机和存量资产调整的刚性。债务困境在低盈利率、高额负债、高利息率以及企业和银行之间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怪圈，而在这一怪圈中被围困的是企业存量资产调整的刚性。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消化的“硬核”。企业已在这一循环中采用了赖帐、“假破产、真逃债”等办法尽可能地规避风险，然而却严重地妨碍了银行的商业化转轨。据保守估计，目前银行的逾期贷款、呆帐、 坏帐等不良资产为贷款总资产的25 ～40 %， 总规模达到8000～12000亿元。这不仅影响企业的效率，导致财政赤字增加， 而且干扰了金融政策的执行，影响了货币发行收益的运用。
存量资产调整刚性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资产专用性风险和“企业办社会”等方面。政企不分使企业缺乏存量资产调整的主动性。资产专用性风险〔3〕突出的表现是企业地理区位的风险， 许多企业受地理区位的限制根本就不具备市场扩张和产业扩张的能力；同时，相同的行业地域跨度大，影响了企业组织合并过程的资产合并。“企业办社会”问题也特别影响到企业资产存量调整。如何将“企业办社会”从企业的资产经营中剥离给特定的社区（一般为企业所在地的社区），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其中不仅涉及给予企业和社区的补偿问题，而且有待于一个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成。
（5）过度就业与隐性失业。
中国现在公布的失业率已经达到3.6%， 如果改变失业率的统计口径，估计失业率在6%以上。同时， 我们还面临着隐性失业和季节性失业问题。隐性失业现在是通过“机构三产”和发展非国有经济来进行消化的；季节性失业主要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据估计每年大约有6000～8000万的流动人口，预测2000年前，农村也将置换出1.2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劳动对资本替代的压力依然很大。
过度就业是传统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一直被看成是一种对广大的劳动者最主要的收入补偿。改革一直没有触动这一既得利益阶层。同时，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却一直受惠于充分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吸纳劳动力必须通过市场进行解决，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已经不可扼制。但是，由于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尚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在一定程度中，使得劳动力的过度就业和隐性失业无法显性化、市场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已经被市场化的劳动力普遍具有较高的素质和享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而那些仍处于过度就业和隐性失业状态的劳动者，又不能获得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得过度就业、隐性失业和劳动力素质低下混合在一起。过度就业、隐性失业必将影响到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力。
（6）外资进入、技术依赖与“市场垄断均势”的变化。
资源流入效应正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资源流入效应主要是通过创办合资企业体现出来的。中国产业合资一直保持迅速的发展，它的确为中国工业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或者即将产生贡献。然而，由于工业的竞争背后掩藏着知识产权、专利及其技术路径的竞争，这很难是一个合作性的博弈过程。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微弱，R&D投入不足，工业发展水平低且社会包袱沉重，不足以在合资过程中形成足够的讨价还价能力。据有关部门对1994年的市场占有率的统计分析，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电子元件、轿车、机床、录像机等具有高附加价值的机电产品， 国外产品和合资产品已经占有50～80 %的市场份额。以轿车工业为例，由于合资的过程中没有保持“联合设计”的技术路径，导致了中国轿车工业的过度技术依赖，以北京的切诺基和上海的桑塔纳最为典型。〔4〕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的外资进入实践证明，外资进入必须与政府外债相区分，以便更好地消化和吸收直接投资。但是，在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它们是直接追求当地市场垄断均势的。所谓市场垄断均势，就是一组处于相同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将与其合资的本地企业变为其分支企业，控制关键技术，分享当地的市场份额，无论谁都无法获得增加自己市场份额的好处，使竞争过程处于僵持的状态。外资进入过程中的“关键性技术”处于突出的地位。合资过程避免技术依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问题。
（7）“战略性资源的国际交换”。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战略性资源的国际交换也将制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包括粮食、大宗物资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等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近几年来，由于粮农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比较利益观念的成熟，特别是粮食播种面积的递减、“搁荒”和“抛荒”，以及水旱自然灾害的影响和粮食生产成本的提高，粮食市场一直处于比较微妙的环境之中。从1984年至今，粮食生产量和市场已经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波动。中央从1992年起，逐步采取了“保量放价”和“提价定购”的“双轨”政策，在1993年以后实行“粮食生产省长负责制”，同时严厉打击“坑农骗农”行为，这已经在激励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保证粮食市场的稳定上体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粮食的产粮能力和自给能力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5〕，市场粮食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 在面向国际市场的平衡方面，中国一直执行“以稻米换取小麦”的国际化互换战略。〔6〕然而，这种战略必须紧随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结构变化。 由于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自然出生率的高峰期，居民的膳食结构也处于调整的阶段，粮食播种面积、单产能力、粮食市场的稳定，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大宗物资的国际化互换，主要体现在铁矿砂、钢材、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成套设备等方面。〔7〕任何国别的经济发展经验都表明， 钢铁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先行产业，钢铁工业是现代制造业之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铁工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世界产钢大国之列。但是，因为中国铁矿石、铁矿砂资源的劣势（品位低、贫化率严重）和钢材质量不稳定，中国每年不仅需要动用外汇进口一定数量的铁矿石和铁矿砂，而且需要进口一定品种的优质钢材。1986～1993年，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钢材进口（1986年和1993年）。同时，在具体的钢材品种上，冷轧板的自给率不足40%，镀锌板、硅钢板等的自给率不足10%，这些特殊的优势钢品种长期依赖进口解决。以美国金属消耗标准测算，中国每亿元GDP的钢材消费是美国的9.7倍，是日本的4.3倍， 这充分说明中国钢材消费的强度较高，钢材的深度加工和利用效率不足。按照国际钢铁协会对19个国家和地区钢材生产和消费的经验分析，当人均GNP处于1500美元时，钢材的消费是直线上升的；从国外经验看， 钢材消费量超过亿吨的美国和原苏联，均在钢产量达到1～1.5亿吨以后，钢材的消费才开始进入缓慢下降或增长速度减缓的阶段，美国钢材消费量超过亿吨的时间持续了27年（1955～1981年），在1973年达到消费顶峰后，才开始逐步下降。对于中国的钢材消费而言，长期以来，生产性活动和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的钢材消费一直保持75%和25%的格局，但是，这一构成在1986年以后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到1993年变化为1:2.57，基建消费钢材的比重不断上升，生产性用钢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 同样，这种情形也表现在煤炭、石油化工、生铁、铜、硫酸、烧碱、纯碱及橡胶等大宗物资方面。相反，中国这些原材料的人均拥有量和资源可供量却较低，生产尚没有达到有效的产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重化工产业体系的强化。据预计，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等）、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工程机械、汽车工业、压力容器行业等都将在经济增长产业体系变化的过程中亟待加强，这些行业将保持对钢材等大宗物资的强烈需求。中国铁矿石、铁矿砂、钢材等大宗物资的进口将保持持续的增长速度，超过亿吨的钢材消费量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资金的国际化交换，除外资进入和可能获得的国际援助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输出人民币。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中，已经大量地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和支付货币，甚至人民币在一些国家已全境流通，如越南、缅甸等〔8〕，而且1994 年以后中国加速了外汇体制的改革，特别是结收汇制度的改革，汇率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输出人民币，换取实际资源进口，肯定会获得铸币税的收益。铸币税就是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地位所获得的纸币面值超出其发行成本的差额。人民币输出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来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制约，国际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的投机也会扰乱中国的金融秩序。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意味着中国可以随时“动用”和调配国际市场上流通的战略性资源，但是，我们也应考虑以人民币为直接媒介的资金国际化流动，因为其中既存在着正常流动，也存在着投机性流动，这都将对国内利率、汇率和物价产生影响。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代价。但是，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化货币，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性物资相联系，这种代价肯定是小于可能获得的收益的。
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与战略选择
（1）加速经济转轨。
中国经济更进一步的转轨势必仍然需要保持16年来形成的路径，加速新的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经济转轨的“第一推动力”，同时，转轨本身也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相衔接。下一轮经济转轨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利用市场手段调整经济结构。我们认为转轨本身应该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区别开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多种原因的结果，有一定的自然因素和地理因素，政策性因素不是主要的原因。在80年代，中国经济转轨过程曾经借助于在不同的地区制定不同的优惠政策，培育“发展极”和“市场极”，但是，这在以后的转轨实践中已经不再适宜。因为它会形成市场封锁和分割的代价，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显然，中国的经济转轨已更密切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者是发展方式选择、战略目标的取向联系在一起。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史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加速经济转轨不仅可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机，而且可以缩短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因为这种转轨正在孕育和选择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方式。
（2）“再工业化”与创造灵活的生产体制。
“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 ）意味着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通过工业品的非标准化过程，提高工业创新能力，在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品市场上赢得更高的市场优势。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表明，中国为半工业化国家，〔9 〕从“正在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进入“半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共花费了40余年的历程。在“再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必须扬弃过去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二是对世界性的“再工业化”做出响应。因此，一方面需要废弃传统的制度遗产，拓宽投资主体，加速资本积累进程，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确立新兴的主导产业。同时还要求建立创新灵活的生产体制，提高工业品的附加价值，加速“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基本上遵循的是“学习型工业化”模式。这就面临着日益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工业知识产权、专利保护的限制和束缚。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产业水平落后，“再工业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是，三者是互联互动的。“再工业化”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反之，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为“再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和创造“再工业化”所依存的产业基础。这就需要在不破坏既定的企业组织和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的前提下，推进降低成本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这不仅需要保持长期的“学习机制”，而且需要通过学习和消化，提高工业的创新能力，逐渐过渡到“创新型工业化”。
（3）金融深化战略。
金融深化是指金融机构市场化和金融活动自由化的过程。金融深化战略强调，经济活动中的金融部门与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金融机制会有助于被资金抑制的经济摆脱徘徊不前的发展局面，加速经济增长。并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因为利率的市场化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作用，挖掘社会的储蓄潜力，提高储蓄的配置效率，优化投资，鼓励技术创新，提高资本存量的质量，同时也有助于出口和有效地利用外资。〔10〕
中国的金融深化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国家主导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全部过程，已使整个经济调控从计划控制和财政调控为主向金融调控转化。指令性计划从“让位”于指导性计划，再“让位”于市场调节；同时，财政调控手段不断弱化，财政支出在GNP 中的比例下降和财政资金在生产性资金中的比例中下降，税收政策越来越中性化，在基本建设资金中，财政资金的比重已从80年代初的60 %下降为90 年代之后的20%以下，相反，信贷资金的比重从80年代初的38～40%上升到90年代之后的75%以上。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政策。
但是，由于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金融”总是与银行或者是货币发行联系在一起，这使得金融深化不够完全。金融应该是银行信用、政府信用和社会信用的总和，它实际上是一个广泛的投资、融资过程，金融活动致力于广泛开辟多元化的信用工具。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强调金融深化战略，就是要求开辟更多的信用工具。从政府信用的角度看，财政资金必须通过政府债务的方式筹集，通过政府信用征集从事经济结构调整、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性事业所需要的资金；银行信用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中，金融深化要求中央银行应致力于保护币值的稳定，开放公开市场业务，商业银行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扩大居民的资产选择范围，吸纳储蓄，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对于中国而言，金融深化更突出的要求是尽快改变负利率的状况，加速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巩固汇率并轨的改革成果，并进一步向市场浮动汇率推进；有选择地开放民间金融业务；采取试点办法，允许有限的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加速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有选择地运用金融衍生工具。通过金融深化，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4）解决国有企业的无力偿付危机。
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主要是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突破口必然是企业的债务重组和组织创新。债务重组显得最为突出。因为整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80%以上，国有资产的税后盈利率仅为6～7%。〔11〕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必须与银行的商业化、资产存量的调整相结合。可以有选择地运用银行“托管”的模式，将银行债权转化为对托管企业的股权。但在企业资产存量的调整过程中，应避免股权大范围的国际化。国有企业的困难，不仅有制度原因，而且也有经营原因。在经营原因中，经营者的选择机制是根本问题，如何选择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处于突出的地位，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产权和管理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同等重要的，稳定的产权结构是企业充分发挥微观效率的基础。管理的科学化是企业对市场灵敏反应的保证。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我们应正视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但绝不是迎头的“硬拼”；我们既要扬弃传统的“不便继承”的制度遗产，又要活化国有企业的精髓和血脉。
（5）城市化战略。
前几年，无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是企业职工的“停薪留职”所引起的人口流动，其机制都显然属于“社区性流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12〕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在人口数量增加的前提下，人口流动机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社区性流动机制”迅速地被市场所放大，显示出对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适应性。但是，部分制度性的障碍仍然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没有明确城市化的战略，部分中小型县城一方面致力于进入“县改市”的升级行列，另一方面却对人口流动机制的改变反应滞后，对于“外来的人口”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城市化程度所具有的潜力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缺乏一定的就业吸纳机能，企业也不可能对这些处于高频流动中的劳动力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以便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工艺技巧。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言，处于流动中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流动性的、操作性的，只有“沉淀”下来，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作用。针对现在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变化，让他们“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就需要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如何使大批流动的人口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要求“沉淀”下来，这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首选主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产业升级与城市化的战略是同步驱动的，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明显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与工业化不是对立的，推进城市化战略有助于促进产业升级。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应该是“工业社区小城镇化”“中小城市的大城市化”和“大城市国际化”三位一体，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当然，城市化战略必须与现在的“县改市热”区分开来。
（6）以合资提高中国工业的竞争能力战略。
“合资”所能够获得的收益绝不仅是足够的资金和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我们应正视伴随合资过程的管理规范和技术的动态化。合资企业为中国的企业组织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现场性的学习环境。合资必须与提高中国工业的竞争能力战略联系起来。进入90年代以后，合资企业的外方更加注重股权投资的比重、工业知识产权、商标的股本化，中国也将对国外的工业知识产权、商标提供必要的行政保护。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保证中方的股权，参与合资过程的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企业组织资源的增长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否则，将会出现“没有中国股权的市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产业也会在没有经历市场成熟期的情况下走向衰落。
在国际跨国公司加强对中国工业和市场渗透的今天，合资过程的最核心问题是关注“动态技术”的发展，避免技术依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区分和识别必要的合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趋于返汇类型”的合资，应严格限制其控股比例，缩短行业特许权的使用期限；相反，对于那些“趋于再投资类型”的合资，可以给予相对宽松的约束。在合资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联合开发、联合设计”的技术路径，它会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产化的能力。我们认为那些境外的金融机构（或者投资公司）与中国工业的合资，如果采用控股的形式，则外籍股权的比例应控制在15%以下；那些试图通过品牌渗透的合资，应优先考虑国内的研制水平，保护国内的品牌。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合资，应重点将其引入联合研制和联合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开发领域，免除技术依赖和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合资惩罚”。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提高中国工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最后，我们强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整体能力或者称为国家能力。产业扩张能力、地区之间的贸易和一体化、市场一体化、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的国际化等是国家的经济增长整体能力的关键因素。足够的国家能力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引擎”。如何保证经济转轨与发展战略的转轨同步驱动，将直接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注释：
〔1〕弗里德里克·戴约（1995 ）：《东亚型生产体制面临的挑战：以泰国为例的研究》，《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
〔2〕Amsden,Alice,1989,Asia's New Giant:South Korea andLate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资产专用性主要包括物理资产的专用性、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商标的专用性和地理区位的专用性等。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地理区位的专用性风险。
〔4〕张平（1995 ）：《合资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道路——以北京吉普为案例》，《经济研究》第11期。
〔5 〕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布特·布郎的“谁来养活中国”的言论。这种言论不仅是对中国产粮能力的怀疑，而且给中国的粮食进口谈判地位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提高了中国粮食进口的成本。
〔6〕秦海（1995）：《中国的粮食问题：供给、需求及其未来的粮食安全》，《金三角》第4期。
〔7〕秦海（1995 ）：《中国原材料的进口和国际化大宗采购——以铁矿砂、钢材等物资资源的进口流程为例》；《管理世界》1996年第1期即将发表。
〔8〕周小川、谢平等：《走向人民币可兑换》，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姜波克：《人民币自由兑换论》，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4年版。
〔9〕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所研究的工业化标准， 制造业增加值在整个商品生产增加值的比重被划分为三个等级：60%以上为工业化国家，40～60%之间为半工业化国家，20～40%之间为正在工业化国家，20%以下为非工业化国家。中国1952年为20%左右， 1993年为51%。
〔10〕R·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 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E·萧：《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 年版。
〔11〕周天勇（1995）：《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经济研究》第8期。
〔12〕王小强、王汉生（1995）：《精英移民与新兴大城市战略：广东省外来民工调研报告》，《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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