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中服饰描写的功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用论文,半生论文,服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爱玲，这位以“奇装炫人”的现代女作家，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对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服饰的选择都充满深意。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服饰形象、直观，能够帮助阅读者还原时代背景，立体地对人物形象进行感知，在长篇小说《半生缘》所描写的人物中，涉及服饰描写的有18人，翔实的服饰刻划约53处。这些多姿多彩的服饰成为表现人物身份、生存环境和价值归属的重要内容，能够让读者全方位地把握人物形象。
一 时代背景下的身份印证
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写作背景的《半生缘》，其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衣着典型地体现了当时新潮女性追逐时尚、引领潮流、希冀赢得社会认同的服饰心理。恰如罗兰·巴特所说：“服饰可以被当作符号来对待，一面是样式、布料、颜色，而另一面是场合、职业、状态、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简化为一面是服装，另一面是世事。”①服饰描写，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物，将人物与社会、心理联系到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所描写人物固有的行为方式和精神人格。《半生缘》中的翠芝、曼璐、曼桢等女性角色，她们对服饰的选择显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透过穿着与自我身份一致的服饰为自己代言，最终达到借助服饰表明身份的目的。
南京的富家小姐石翠芝每次出场，总会精心打扮。在南京约见世钧、叔惠等朋友，翠芝“穿着件翠蓝布竹袍子，袍叉里微微露出里面的杏黄银花旗袍。她穿着这样一件蓝布罩袍来赴宴，大家看在眼里都觉得有些诧异”②。出身高贵、家庭丰裕的小姐，此次赴宴却穿着朴素的罩袍，显示了其少女的娇羞与矜持。在单纯会客的场合，“杏黄银花旗袍”色彩靓丽，映射出翠芝端庄的气质和富足的家境；而“蓝布罩袍”得体却不张扬，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闺阁小姐娴淑的品性和良好的修养。当翠芝与世钧、曼桢见面时，则是盛装而来，“一件豹皮大衣……是最上等的货色，颜色黄澄澄的，上面的一个个黑圈都圈得笔酣墨畅，但是也只有十八九岁的姑娘们穿着好看，显得活泼而稍带一点野性”③。翠芝知道要见大都市上海来的曼桢小姐，又是“情敌”，因而隆重地穿着上等的豹皮大衣，既摆明了自己的独特身份与高贵地位，又暗含了与曼桢一较高下的细腻心理。
纵观《半生缘》中的女性角色，无论从服饰色彩、质地，抑或款式上，能够与富家小姐石翠芝相媲美的只有上海舞女顾曼璐。小说开端部分，曼璐在楼梯口打电话，张爱玲全方位展现了她的动作、体态、神情、衣着、声音和色彩。扭动的身体，浓艳的装束，娇嗔的言语，尤其是曼璐一件“苹果绿软缎长旗袍”和腰际上忽然出现的“黑隐隐的手印”，精彩地诠释了其特殊的职业性和人生追求。曼璐舞场上一袭“苹果绿软缎长旗袍”，从款式上迎合了20世纪30年代初“旗袍下摆开始趋长，长及脚踝或腓下部”④的流行趋势，软缎是新潮面料，苹果绿色也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与翠芝矜持的少女情怀不同，同样是身着靓丽、新潮的修身旗袍，曼璐着装的目的则是为了吸引社会名流的注目。舞场上热情奔放的曼璐，一袭娇艳、摩登的旗袍隐含了别致的性感，但职业的轻贱和身份的低微早已无形地将其禁锢，即使身着款式最时髦、面料最高档的服饰，也难以掩盖其放荡而媚俗的职业身份。
相比其他同龄女性艳丽的衣着，小说女主人公曼桢的服饰却多以蓝色棉布旗袍为主。当时这种蓝色棉布是用阴丹士林染色而成的，俗称“阴丹士林蓝”。这类布料色泽素净、面料雅质，成为“时尚的宠物，深受女学生、女职员乃至闺阁小姐的喜爱”⑤。曼桢所穿的“深蓝布罩袍”、“深蓝布旗袍”，款式朴素大方，色彩清新高雅，与其他服饰搭配时，则更能让读者准确地感知曼桢的内心纯净、温婉娴淑的独特气质。如曼桢在去工厂里叶先生家祝寿时，“仍旧穿了件深蓝布旗袍，上面罩着一件淡绿的短袖绒线衫，胸前一排绿珠钮子”⑥。20世纪30年代中期，“流行旗袍与西式服装搭配穿着，旗袍外穿西式外套、绒线衫、绒线背心、大衣等，旗袍外加西式长及臂下的绒线背心或对襟毛衣是春秋季的时髦穿法，尤以知识女性为多”⑦。由此可知，“淡绿的短袖绒线衫”穿着得体，简洁大方，既可以御寒，同时作为知识女性的标志性服饰，彰显了曼桢端庄娴淑的气质和富有知性的人格魅力。
这些女性角色，她们心中都存在着一种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比如曼璐的媚俗、翠芝的高贵、曼桢的知性等。对于自我身份和价值归属的认同，巧妙地借助服饰凸显出来。在《半生缘》中，张爱玲的服饰描写由静态升华到动态，脱离了肤浅的物象描摹，进而转化为内涵丰富的象征意象。服饰不仅仅是依附于人物身上的道具，而是上升为角色的代言，正如张爱玲所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⑧
二 叙事表述下的辅助功能
在《半生缘》中，一些特定的服饰描写能够起到交代前因、预示后果等作用，是展开故事情节的重要线索，对于叙事表述的辅助功用显而易见。如嫁为人妇的曼璐得知曾经的恋人豫瑾造访娘家时，特意身着“紫色丝绒旗袍”前来相见。这件在小说中仅出现一次的紫色旗袍，成为叙事表述中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彻底埋葬了曼璐对真爱的幻想。张爱玲借助这件“紫色丝绒旗袍”巧妙地交代了曼璐少女时代的纯洁爱情：“她今天穿这件紫色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偶然的。从前她有件深紫色的绸旗袍，他很喜欢她那件衣裳。冰心有一部小说里说到一个‘紫衣的姊姊’，豫瑾有一个时期写信给她，就称她为‘紫衣的姊姊’。她和他同年，比他大两个月。”⑨此处的服饰描写以插叙的叙事手法介绍了一个重要情节——曼璐在沦落为舞女之前曾与豫瑾有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纯真爱情，而这一件紫色丝绒旗袍，寄托了她对生活的一丝期盼和对逝去的青春、爱情的追忆。
当年的“深紫色绸旗袍”和如今这款“紫色丝绒旗袍”在色泽、面料上十分相像。无奈物是人非，世事变迁，曼璐从舞女、交际花变做他人妇，小说这样描述了豫瑾眼中曼璐的形象：“一抬头，却看见一个穿着紫色丝绒旗袍的瘦削的妇人……倚在床栏杆上微笑望着他。”⑩可眼前这位妇人早已不是曾经爱情中带有梦幻色彩的女神，豫瑾追忆往昔，不禁发出“人总是要变的……想想从前的事，非常幼稚可笑”(11)的感叹。初恋情人的断然否定让曼璐“顿时觉得芒刺在背，浑身都像火烧似的。她恨不得把那件衣服撕成破布条子”(12)。这件精心打扮的“紫色丝绒旗袍”与记忆中的“深紫色绸旗袍”相呼应，起到了叙事表述的预示作用，暗含了这样的情节——曼璐“所珍惜的一些回忆”，豫瑾“已经羞于承认了”，他不会与曼璐再续前缘。曼璐通过特意的打扮唤起豫瑾美好回忆的想法落空了，她日后依旧流连繁华奢靡的都市生活，而豫瑾则继续热衷于乡村教育事业。这对昔日恋人至此形同陌路，生命中再不会有生活轨迹的交集。
服饰描写是描摹人物行为、丰富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它定位了角色，丰满了形象，推动了情节发展，从而对小说叙事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在《半生缘》中，曼桢和世钧的恋爱温婉、自主而且浪漫，其中曼桢的一副红手套作为男女主人公爱情萌芽的见证出现在开端部分的四个场景中。这四个场景分别是：曼桢与世钧第一次正式认识；曼桢在照相归来，发现丢了一只红手套；世钧深夜独自找寻红手套；世钧归还手套。张爱玲巧妙地借用手套起到烘托男女主人公感情发展的作用。“一个少女朝外坐着，穿著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她面前只有一副杯箸，饭菜还没有拿上来，她仿佛等得很无聊似的，手上戴着红绒线手套，便顺着手指缓缓地往下抹着，一直抹到手丫里，两只手指夹住一只，只管轮流地摸着。”(13)秋冬时节的小饭馆，曼桢把玩着手上的红手套，显示出活泼可爱的少女情怀，又为情节的展开设下了铺垫。随后曼桢发现手套丢失，小说采用了随意而直白的方式：“走到街上，曼桢忽然笑道：‘嗳呀，我一只手套丢了。’”(14)当世钧找到手套时，张爱玲则运用了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了世钧归还手套时的矛盾心情：“明天拿去交给她，怎么样说呢?不是显着奇怪么?冒着雨走上这么远的路，专为替她把这么只手套找回来。”(15)此时，红手套承载了男女主人公复杂、矛盾的心境，作为一个重要的线索巧妙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手套鲜红的色彩、温暖的质地，恰恰见证了曼桢与世钧纯洁美好的爱情。
与此同时，在曼桢与世钧的恋爱过程中，曼桢服饰的款式和色彩变化也对渲染情节、铺垫故事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两人初次见面时，曼桢的“蓝布罩袍”透露出“温雅的感觉”，让世钧“只是笼统地觉得她很好”。随着曼桢和世钧感情的逐渐升温，曼桢服饰的颜色越来越鲜艳，色性也越来越温暖。到姐姐曼璐结婚时，曼桢彻底褪去了蓝布衫，穿“一件短袖夹绸旗袍，粉红地上印着菉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16)。旗袍“短袖”的改良款式、“绸缎”的考究用料搭配恬静、浪漫的粉红色，让世钧觉得“她好像陡然脱了孝似的，使人眼前一亮”。在世钧向其表白后，曼桢换上了“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17)。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旗袍，“不再有大面积刺绣、镶滚，取而代之以细边镶滚的装饰，十分精致”(18)。当沉浸在甜美恋爱中的曼桢以粉色镶边旗袍出场时，女性的风情与娇媚尽在其中。
张爱玲在此借助世钧的叙述视角，从爱人的角度透视出恋爱中的曼桢身上所折射出的光华。随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曼桢服饰的颜色越发靓丽，款式也时尚得体，焕发出年轻女性的活力和激情。恰如沈从文所说：“装扮又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19)纵观曼桢服饰的变化不难看出，无论是手套抑或旗袍，服饰一方面反映着人物内心思想的细腻变化，一方面勾连着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成为小说叙事表述的一个重要辅助成分。
三 命运纠结中的悲剧意象
在《半生缘》中，各色人物的服饰隐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铺陈了命运遭际，凸显了人性旨归，进而揭示了叙事主题。曼桢第一次出场时“穿着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旧羊皮的面料隐喻她生活在底层的境遇，缺少装饰性的淡灰色却能体现出她倔强、隐忍的性格。而最能代表曼桢坚强、乐观的服饰，当属那件泛白的蓝色罩袍。张爱玲在小说中这样描述了曼桢的衣着：“蓝色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20)“蓝布衫”朴素大方，寓意曼桢质朴、坚忍的人格魅力，并让世钧产生“心醉”的感觉。此处的服饰描写已经超越了点缀、装饰的应用价值，上升为具有隐喻性、符号性的象征作用。曼桢是张爱玲想要极力去构建的拥有完整人格的女性形象，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格。娇艳的色彩绝非曼桢不喜欢，当姐姐曼璐结婚时，曼桢也新做了一件粉红的短袖夹绸旗袍，但她还是钟爱“一件蓝布衫，除了为省俭之外，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卫的作用”(21)。实际上，蓝布衫清淡、素雅的色彩和装扮却没能起到“自卫”的作用，反而暗示着她被姐姐囚禁的命运，隐喻了她苍凉、灰暗的悲剧人生。
作为生活在逆境中的新式女性，曼桢的价值认同感清晰、明确。素朴的“蓝布衫”俨然成为她刻意与曼璐加以区别的巧妙道具。为了不重蹈姐姐曼璐沦落风尘、成为男人玩物的覆辙，她选择做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同时，曼桢也拥有一个独立新女性向社会拷问和抗击的精神。她的那句“我不知道嫖客和妓女是谁更不道德”的质问更是坚强有力。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成为独立女性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正如鲁迅发出的质疑：“娜拉出走之后怎样?”张爱玲虽不如鲁迅思想犀利，却也敏锐地意识到曼桢悲剧的不可避免。历经十年，斗转星移，经历多重人生磨难的曼桢褪去了象征爱情的浅粉色旗袍和寓意理想的蓝布衫，代之以“青底小白格衣服”，显得苍白、软弱、妥协。青春不在，爱情不在，只有个人无法对抗命运的孤独与无助，这直接呼应了张爱玲艺术创作的苍凉主题。然而，曼桢依然是一个富有光辉的女性形象：独立、坚强地在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奋力前行。她的服饰在人生的波澜起伏中，铅华洗尽，将寓意独立的理想与灵魂深裹起来，给读者以无限的感慨与喟叹。
相比曼桢颜色素雅、款式简洁的服饰，作为姐姐的曼璐则追求色彩浓艳、时髦妖娆。旗袍、披肩、拖鞋，甚至是房间内的地毯、窗帘，都充斥着各种艳丽的色彩，且毫无顾忌地拼凑、冲撞。这些时髦的服饰、浓艳的色彩既隐喻曼璐人性中的贪婪与欲望，也暗中显露出她把握人生命运时的丑恶与冷酷。曼桢遭到姐姐陷害、囚禁祝家，世钧曾到祝鸿才家中打听曼桢的消息。张爱玲在这里细致地刻画了曼璐的衣着：“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旗袍，袍叉里露出水钻镶边的黑绸长裤，踏在那藕灰丝绒大地毯上面，悄无声息地走过来。”(22)曼璐看似家常的服饰却带给人一种冷酷阴险的气息，黑色象征威严、严肃甚至决绝。而这一袭的黑衣，也寓意曼璐亲手砍断了曼桢与世钧的情缘，把曼桢的未来推向一片无边的黑暗中。
曼璐的生命轨迹体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的两难处境。她曾为了家庭和亲人牺牲爱情、出卖肉体，而后却不惜扼杀亲情以求笼络丈夫。“黑旗袍”、“水钻镶边的黑绸长裤”，这类原本代表时尚潮流的服饰却成为曼璐为贪恋一己之利而摧毁别人的贞操和幸福的祭品，凸显出其自私冷酷的人性和丑陋邪恶的灵魂。诚然，张爱玲用她轻灵凄美的笔触勾勒出了曼璐曼桢姐妹的悲剧人生，无论是衣袂飘举的曼桢所装扮起的知性与独立，还是浓妆艳抹的曼璐所裹藏起的贪婪与冷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都不会得到幸福与圆满，善与恶的人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都没有出路。割裂姐妹亲情、半生情缘难续的命运纠结所展示出的世界是真实的，而小说中一袭袭素朴抑或华美的服饰，在张爱玲笔下充当了展示真实世界的表意符号，升华为演绎人生命运纠结的悲剧意象，成为张爱玲小说苍凉意境的独特注脚。
在小说《半生缘》中，无论是顾曼桢、顾曼璐、石翠芝，还是沈世钧、许叔惠、祝鸿才等人，作者没有对人物的面貌刻意描画，而是从服饰入手力求塑造人物、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面对小说角色，张爱玲更像是一名专业的服装设计师，关注人物服饰的款式、质地和色彩，渗透出她对世俗生命的执着摹写，展现了她对现实人生的细腻认识。小说中附着于人物身上的服饰已不再是客观存在的映像，而转化为意蕴深刻的象征隐喻，这些服饰所构筑的华美而又苍凉的意象，表达了张爱玲对人生、人性透彻的醒悟。
注释：
①[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4页。
②③⑥⑨⑩(11)(12)(13)(14)(15)(16)(17)(20)(21)(22)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65、31、135、134、135、135、3、8、9、34、89、5、35、227页。
④⑦(18)袁仄、胡月：《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58、166、165页。
⑤黄强：《衣仪百年：近百年中国服饰风尚之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⑧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19)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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