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总量与结构的矛盾_经济增长率论文

中国经济发展中总量与结构的矛盾_经济增长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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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多种多样的矛盾,归纳起来说,有当前矛盾与长远矛盾;有个量矛盾和总量矛盾;有浅层次矛盾和深层次矛盾;等等。而经济整体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概括,应当说是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推动着经济向前发展。那么,当前经济总体运行中主要矛盾是总量还是结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各有哪些特点,怎样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才能缓解结构矛盾?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双重形态的总量矛盾与多层次产业结构矛盾

让我们从总量矛盾谈起。

按照马克思经济理论,一般形态的总量指的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矛盾。社会供需总量有三个层次,存在于两种形态。三个层次是: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国民收入总供给与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新增国民收入总供给与新增的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不同层次的总供求,分别用来研究和说明经济活动的不同问题。社会总产品的总供求,说明全社会范围内产品包括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供需总量。国民收入总供给与积累加消费总需求,说明新增加的社会产品的供给及分配和使用,对于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具有重要作用。至于新增国民收入总供给和新增积累和消费的总需求,则是说明和研究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新增能力和居民消费可能达到的新水平。由此不难看出,三个层次的供需总量对于剖析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特别是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都是重要的,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社会总供求的一般形态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反映供需总量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它介于前两个层次的总量关系之间,小于社会总产品的供求,因为GDP不包括中间产品; 但大于国民收入总供求,因为它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即重置投资部分。

总量具体地存在于价值(货币)和使用价值(实物)两种形态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总量的实物形态占主导地位,货币形态居次要地位,只要在实物形态保持着总量的平衡,由于货币跟着产品走,总量矛盾就基本解决了,实物平衡牵引货币平衡。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随着经济运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各类市场的发育成长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加快发展,货币形态的总量居于主导地位,实物形态的总量处于从属地位,形象地说就是产品跟着货币走。只要在货币形态上实现了总量平衡,总量矛盾就基本解决了,货币形态的平衡牵引着实物平衡。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总量的矛盾还是相当复杂的:货币形态的总量是平衡的,实物形态的总量未必平衡;货币形态的总量失衡,实物形态的总量平衡;货币和实物形态的总量都失衡但失衡的程度又有所不同;等等。不言而喻,为使总量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要求它们的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都处于平衡状态,然而这在经济生活中却是很少见的。通常的状况是两种形态的总量关系不平衡。由于实物形态的总量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结构性矛盾,从而可以说,结构性矛盾寓于总量关系之中。

上述三个层次、两种形态的总量矛盾,最概括的表现是:或者供不应求,或者供过于求。在前一场合,供给短缺;在后一场合,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短缺意味着,人们想要买某些东西,但他们不能按现行价格买到这些东西。过剩意味着,售卖者想要出售他们的产品,但是他们不能按照现行价格卖掉他们所愿卖出的这些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现行价格’不是市场的均衡价格”。(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第105页)在我看来, 无论哪种形态的总量矛盾或总量失衡,对于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发生短缺即供给小于需求的场合,由于需求显著地超出供给,使效率低下、市场前景暗淡的产品的生产也能积极开动起来,从而造成资源供给的不必要紧张和低效率使用。在发生过剩的场合,将带来资源的无味浪费和生产能力的闲置。这是不说自明的道理。

再说结构矛盾。结构矛盾也是多层次的。在经济结构中除开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的当然要属产业结构。后者又同投资结构、技术结构、消费结构和地区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业结构首先是产业部门的结构,如三次产业结构、工业与农业的结构以及按现代产业序列划分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结构。其次是产业部门内部的行业结构,如工业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构等。再次是行业中的次行业结构(亦可称为亚行业结构),如重工业中的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结构,农业中的种植业又可分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生产。此外,还可以将产业结构推向更具体的层次,如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至于地区产业结构,严格说来,它不过是产业结构在空间的展开,由此产生的矛盾更具有特色。

既然产业结构如此复杂,那么与总量矛盾相对应的结构矛盾是哪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呢?

产业结构属社会总供给的范畴,更确切地说属社会总供给结构。而社会总供给水平及其结构又决定于资源配置。除了进口、动用储备等因素,社会总供给基本上取决于生产水平及其结构状况,取决于资源的长期和短期的配置。长期资源配置指的是生产要素连续投入但在短期内并不形成产出,只有到了项目建成后才能形成供给。短期资源配置指的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可带来相应的产出。因此,多层次产业结构可以归结为属于短期资源配置的和属于长期资源配置的两种结构。前者主要包括按大类产品划分的次行业结构,后者包括其他层次的产业结构。这样,所谓产业结构的矛盾,一方面表现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在结构上的矛盾,即现有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当前需求水平及其结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产业结构与最终需求的矛盾;一方面表现为产业间的矛盾,特别表现为产业结构与中间需求结构的矛盾。这里,属于短期资源配置的产品结构与按大类产品划分的次行业结构,对应的是近期社会最终需求的规模及其结构;属于长期资源配置的三次产业结构、工农业结构等,对应的是社会总需求包括中间产品需求和最终产品需求的长期规模及其结构的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按资源配置特点划分的两种产业结构及其矛盾,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短期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由于与之对应的是近期总量关系,一旦矛盾加剧,就可能引起经济的振荡。这种经济振荡或者表现为经济过热,或者表现为经济衰退。当经济总量表现为需求显著地超出供给时,即使在短期内能够赢得超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也会伴随有严重通货膨胀,最终被迫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便有效治理通货膨胀,使经济逐步转入常规发展。总供给显著超出总需求时,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率势必下滑,物价走低,整个经济面临着衰退的危险,因而要采取措施扩大需求,启动经济,促使经济步入适度增长区间。应当说这两种形态的总量矛盾都包含着短期资源配置的结构矛盾,从而可以认为是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的融合,它们对经济发展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不能认为只有总需求显著超出总供给对经济发展不利,而总供给显著超出总需求,就算不了什么问题。

与短期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不同,长期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在其矛盾的累积过程中,不会对经济总量构成大的威胁,不致引发经济振荡。如果把短期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比喻为“急性病”,那么长期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则可称之为“慢性病”。当然,这种“慢性病”拖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急性病”,从而使经济总体运行产生剧烈的振荡。

二、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态势的判断

结构性矛盾在何种条件下会激化呢?

总量和结构是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经济发展既要靠总量扩张,又要靠结构支撑。虽然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在经济运行中无所不在,但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会突出出来。比如:当总量扩张适度,经济顺畅发展,结构性矛盾虽然存在但尚未影响总量的适度扩张;当经济总量扩张放慢,但结构性矛盾尚未累积到足以阻碍经济总量扩张;当经济总量矛盾开始显现,无论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超出总供给,但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社会总供需差率仍在合理区间。在这些场合,虽然总量和结构的矛盾都存在,但尚不致对经济产生振荡性影响。而在下列一些场合,结构性矛盾就会突出出来,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那么怎样判断结构性矛盾已经尖锐起来,并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影响呢?

1、从增长态势判断。当经济总量扩张速度放慢,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短期内又无反弹迹象时,表明支持经济增长的结构力度在减弱,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突出,长期累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障碍,以致不缓解结构性矛盾经济就难以保持增长的势头。

2、从经济增长的约束判断。 当经济增长从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原有的供给结构难以迅速转变,导致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矛盾异常突出,也就是解决结构性矛盾成为缓解供需矛盾的主要途径时,结构性矛盾会十分明显地被突出出来。

3、从技术进步判断。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 当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变动,强烈冲击原有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解决结构性矛盾整个经济难以顺畅运转时,结构性矛盾将自然而然地突出出来。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是总量还是结构?这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我看来,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虽然紧密相连,但是结构性矛盾只能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总量矛盾显现出来。这是因为:

第一,当社会总需求旺盛,总需求显著地超出社会总供给,经济增长在高位上运行,此时即使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结构严重不合理,也会被过热的经济增长掩盖起来。

第二,当消费需求结构处于平稳阶段,或者处于两次消费结构变动(升级)的中间时期,经济增长还可以在原有结构基础上实行平面扩张,此时结构性矛盾不会通过总量矛盾显现出来。

第三,只有当需求结构变动激烈或处于结构升级时期,而供给结构未能随之发生变动,致使相当多的产品形不成有效供给,经济高增长在原有结构基础上难以维持而被迫转向相对低的经济增长时,结构性矛盾将通过总量矛盾显现出来,形成经济整体运行的特殊矛盾形态:总量和结构矛盾双突出的形态。

在总量和结构矛盾双突出的背景下,解决总量矛盾要兼顾缓解结构性矛盾,缓解结构性矛盾要有利于缩小总量矛盾。结合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必须有重点地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需要,如果在原有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基础上平面扩张投资,即使能缓解总量矛盾,也会加剧结构性矛盾。还应当提出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在现代产业序列中属于基础性、服务型产业,主要服务于支柱产业乃至先导产业的发展。如果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功能,甚至会带来已建成的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的不良后果。其次,基础设施建设从需求来说相当旺盛甚至是无限的,而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它的需求又应当是有限度的,并且是可以量化的。如果只考虑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而不结合它为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建设服务的方面,也会形成投资倾斜过度、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的局面。第三,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相当部分的设备要靠进口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越大需要的进口设备越多,这无异于把相当容量的设备制造业市场让给国外,对我国装备工业的发展形成挤压,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是有利的。我觉得,在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重大的战略抉择。同时也要看到,在实施这项重大举措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把通过总量扩张(投资扩张)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量矛盾同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有机结合起来。

三、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适度增长

在总量、结构矛盾双突出的背景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和坚持适度增长结合起来。既要重点支持一批产业的加快发展,淘汰一些技术落后、市场前景暗淡的产品生产,又要使整个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以满足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需要。有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任务,不宜操之过急,而且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中,在经济高涨时期调整产业结构缺乏动力;在经济不大景气的时期,调整产业结构又缺乏足够的能力,特别是由于速度下降而缺乏足够的财力。这种观点虽有部分道理,然而不能成为延缓产业结构调整的理由。其实,我国60年代进行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就属于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结构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压缩重工业,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说明在经济困难时期是能够进行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的。80年代初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这样。当前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在经济过热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增长在高位上缓慢下滑,严重通货膨胀得到治理,物价持续走低情况下进行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这种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的调整。推进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要具备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尤其要有适度的经济增长率。那么,怎样的经济增长率才算得上是适度增长率呢?

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以来,理论界关于适度经济增长率有不同观点。一种看法认为,“这次经济‘软着陆’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在保持10%左右增长率条件下,进入适度增长的区间”,“没有理由再让其继续回落,否则将导致经济增长从正常区间进入偏冷状态的不正常区间,使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上述看法实际上认为“软着陆”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最理想的增长率,不应当继续下滑,如果继续下滑,岂不等于说经济尚未实现“软着陆”,或者说已经认定的经济“软着陆”事实上还未着陆?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软着陆”与经济增长率回落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否可以划等号?我认为,经济“软着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过快、经济过热说的。在经济“软着陆”中经济增长率回落是个重要标志。然而由此不能推导出“软着陆”后的经济增长率不能回落的结论。换句话说,经济“软着陆”不等于经济进入适度增长或正常区间。经济增长是否已进入适度或正常区间,既与“软着陆”有关,又不完全由它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更为复杂的因素。实践证明,1996年经济“软着陆”以后的1997、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低于10%而且低于9%,但整个经济仍在8—9%的高位上运行, 并未出现所谓经济走向偏冷的问题。

再一种看法认为,经济适度增长区间是8—9%,并具体测算出经济增长8.6%是中国未来时期潜在增长率的基准指标。 (注:潜在经济增长率指的是国民经济充分有效利用其所有资源能达到的GDP增长率, 类似于我们经常所说的适度增长率。)从给出的条件看,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支撑力量主要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具体条件是:1、 国民储蓄率占GDP的40%左右,并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总投资率可望达到35—38%,折旧率为5%, 这样的投资水平基本上保证固定资产净存量每年按不变价格增长8%。2、劳动就业增长率保持在2.7%以上。3、全要素生产率取得3%的增长。具备上述条件,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等于8.6%。(参阅《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极限》一文, 载《改革》1997年第4期)可以认为上述预测有相当的科学依据, 所用方法也比较先进。问题在于给出的条件。40%的总储蓄率可以达到,保持35—38%的高投资率可能有困难,因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中存在多种多样的体制性障碍。如果把投资率调整为32—34 %, 则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处在7—8%的区间。

在我看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率为7—8%(参看拙文《经济发展新阶段中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组合格局》一文,载《经济改革与发展》1997年第9期)。经济增长除了总量扩张, 总是要有充满活力的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作基础。改革开放19年来,我国经济连续保持接近10%的高增长,既有总量扩张的作用,更有结构调整的贡献。80年初期轻工业的优先增长,80年代中期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现代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兴起,80年代后期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以及90年代初期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都是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而出现的产业结构大变动,致使经济增长从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向第七、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转变过程中都保持了较快的速度,并获得了相应的新的产业结构基础。不妨设想,假如产业结构一直停留在80年初期的水平,怎么能够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高增长呢?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基础及其支撑作用往往认识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当经济增长主要靠总量扩张来实现的时候,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常常被掩盖起来,误以为产业结构不起什么作用。更由于产业结构从轻工业向现代耐用消费品工业以及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转变,未遇到大的困难,以致误认为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更迭总是顺畅的、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从而看不出新的产业结构基础对经济增长支持的强大作用。而当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弱化,产业结构应当向高层次转换,但由于种种障碍难以转换的时候,当经济增长依靠总量扩张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遇到较大困难的时候,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才开始认识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滑,一个重原因就是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弱化。消费结构升级缓慢,新的消费热点迟迟不出现;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结构升级困困重重。这就使得适应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的产业结构基础处于酝酿形成的过程当中。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继续保持80年代那样的高速度,有很大困难,保持8—9%的速度也不具备条件,因为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没有那么强的支持力度。在新的产业结构基础形成之前,也就是在产业结构升级之前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结构基础大体上能够支持经济增长7—8%的速度。

怎样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的结构基础呢?

四、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良性循环

在总量、结构矛盾双突出的背景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来缓解结构性矛盾,提高产业结构素质,要与推进产业良性循环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的产业良性循环,是指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的协调发展和支柱产业的有序升级。支柱产业的状况可以清楚地说明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业结构素质。以农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不同于以轻工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后者又有别于以机械电子工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支柱产业在产业结构转换中总是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渡,推动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提高。而为了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又要培育先导产业,一旦支柱产业趋于衰落,先导产业将替代它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可以说,支柱产业的更迭,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是产业结构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上述产业序列中,一方面为支柱产业及先导产业的成长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一方面由于支柱产业的成熟及其向更高层次转换,可以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技术装备,使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提高,成为现代产业的基础。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应当促进上述产业良性循环的实现,推动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考察,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明显。主要是支柱产业选得过多,战略重点不够突出。我认为,发展装备工业特别是加快发展机电一体化设备制造业,应当成为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随着经济发展中重化工业比重的逐渐提高和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在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行业结构层次上,要特别注意加快发展机电一体化设备制造业。这既涉及投资类电子产品,又关系到消费类电子产品,它们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我曾经说过,未来时期支持经济增长的工业结构基础,将由目前的能源、原材料型为主转变为高加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为主(注:参阅拙文《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与结构支持》,载《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年第2期第5页。),也是寄希望于机电工业的发展。然而,发展以机电工业为代表的装备工业,遇到两大难题:一是资金,二是技术。资金问题,正如前面所说,关键在于处理好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支柱产业投资的关系。技术问题,难度较大,在强调自主研制开发的同时,要下大功夫引进先进技术,但是目标不可定得太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已经实行多年,取得不少成绩。应当认识到市场是我国宝贵又富有的经济资源,以市场换技术就是以经济资源换技术。一方面要确立市场是重要经济资源的观点,珍惜资源,切不可在市场换技术中无味浪费资源;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识到用市场换来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技术。当今世界,先进技术绝大部分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它们拥有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的整套资源,技术是其核心资源,不会轻易“拆包”。因此,即使我们用市场换来跨国公司的技术,也未必是最先进的技术。实践证明,跨国公司向外输出或转让技术,既不是在其产品的创新阶段,也不是在其产品的成熟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由于跨国公司垄断新产品和新技术,国内市场很景气,利润看好,从而没有必要向国外转让技术和输出产品。在产品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基本定型,国内市场出现竞争对手,从而降低产品成本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这时生产连同其技术才会转移到收入水平较高、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产品价格成为竞争的基础,跨国公司才会把投资和生产的区域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是跨国公司输出技术、转移产品生产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让出宝贵的市场份额换取来的技术,对我们来说是先进的,但在发达国家可能已是相当普及的技术了。因此,发展我国的装备工业,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必要和正确的,但目标不宜过高,期望值不能过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技术结构升级,基点还得定在自主开发和研究上面。

以上不难看出,缓解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必须切实推进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升级在内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增长与结构的统一,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如果把经济发展简单地归纳为增长,把增长归纳为速度,又把速度归纳为投资,那就势必贬低乃至抹杀结构、效益、投资效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困难不是来自总量扩张,而是结构优化和升级;不在于速度,而是提高效益和效率。以效益求速度,以结构求发展,是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当坚持的经济工作重要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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