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美育书简》的汉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席勒论文,书简论文,美育论文,汉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4)02-0033-09 在德国古典美学发展过程中，席勒具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意义，因而占据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陈平早就指出：“如果没有席勒美学思想的衔接，那么，在德国古典美学史的这根长链上，将会失去关键性的一个环节，从而使得整个西方美学的发展可能在某些方面失去内在的逻辑联系。”[1]而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席勒”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它是沟通中德、中西思想文化的一座“桥梁”。尽管席勒在中国的意义并没有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那么突出，但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在谈到建立人类学美学时，就这样总结道：“如果从美学角度看，并不是如下许多人所套用的公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而应该是：康德——席勒——马克思。贯串这条线索的是对感性的重视，不脱离感性的性能特征的塑形、陶铸和改造来谈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不脱离感性，也就是不脱离现实生活的历史具体的个体。”[2]李泽厚把席勒作为从康德到马克思的中介，用意明显：一是纠正中国美学界长期受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影响所导致的错误；二是建立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见，席勒美学对中国美学建设具有诸多可以借鉴的合理成分。本文旨在对席勒和他的代表作《美育书简》做一些“汉译”方面的整理、补充与拓展性说明，以便为全面审视席勒美学(尤其是美育)的中国意义提供更为客观的基础。① 一、“传”的呈现 美育论是席勒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之一。而要认知、了解席勒美育，一种比较可靠的方式就是通过席勒其人。在19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席勒等一大批西方学人作为西学代表被译介到中国——其中“传”是一种主要的方式。在中国古代，“传”既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具有“传世”意义。“传者，传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许慎)；“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周敦颐)；“凡其美而传，传而久，莫不以适于用之为贵”(徐文弼)。古人的各种解说，莫不体现出“传”具有文化学、美学、传播学方面的特色。[3]过渡到近代，“传”的这种特色体现得更加鲜明：这就是通过介绍传主的生平事迹和褒扬传主的处世行为，以突出传主的伟大人格，进而起到宣传进步思想、感化普通民众的教育作用。因此，“立传”在近代亦是流行的，且是一种得到进步革命家和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学人青睐的写作方式。席勒被译介到中国，起初也主要是以“立其传”的方式进入的。不过，由于席勒与歌德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把席勒与歌德并称，即在译介歌德的同时译介席勒。如1903年由上海作新社印行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日本大桥新太郎编写、赵必振翻译)，其中的传主就包括歌德(可特)、席勒(希陆)两人。除“分传”外，还有“合传”。如1904年3月《教育世界》第70号发表的《德国文学家格代希尔列尔合传》，即是把歌德(格代)与席勒(希尔列尔)合在一起立传。1905年3月《新小说》上刊登了两张欧洲大诗人的画像，依次为“德国人舍路拉，德国人哥地”，此即席勒与歌德两人并立出现。1932年上海安国栋发行叶善编译的《奥里昂的女郎》，在书前有《席勒尔小传》，其中译者也是把歌德与席勒互作比较。[4]歌德与席勒堪称德国文学史上的“双璧”。正如宗白华所评价：“德国两位最大诗人歌德与席勒之结为好友并成为十年长期创作的伴侣，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件奇异而有趣又含有极大意义的事件”，“在两人交谊的十年间(至席勒之早死)，是两位创作最多最伟大的时期，奠定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的永久地位。”[5]为歌德与席勒同时立传，亦充分说明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启蒙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20世纪之初对译介席勒贡献最大的首推王国维和《教育世界》杂志。《教育世界》由罗振玉发起，王国维主编，办刊时间为1901年5月至1908年1月，设有“传记”等专栏。该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署名或未署名的传记文章，所遴选的传主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雅里大德勒)、康德(汗德)、叔本华、尼采、歌德(格代)、席勒(希尔列尔)、莎士比亚(莎士比)、培根(倍根)、拜伦(白衣龙)、斯蒂文森(斯提逢孙)、霍布士、洛克、休谟(休蒙)、斯宾塞、黑贝尔(海别尔)、列夫·托尔斯泰(脱尔斯泰)、斯宾诺莎(斯披洛若)、卢梭(卢骚)、霍恩氏等一大批西方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在这些传记文章中，传主涉及席勒的有两篇，其中一篇为上述所提及的《德国文学家格代希尔列尔合传》，另外一篇就是发表在该刊1906年2月第118号上的《教育家希尔列尔》。两篇均为佚文，现公认出自王国维之手(或创作或译自日文原著[6])。前文不仅盛赞二传主的杰出地位，而且将这两位德国伟大作家从境遇、阅历、思想、天分等多方面展开对比，使得两人的各自特点一目了然，最后发出了“文豪不诞生于我邦”的感叹；后文称席勒是“世界的文豪”、与歌德“相并”的“教育史上之伟人”及“由人道之发展上而主张美育”的“世界大诗人”；不但为“广大的教育家”，而且是“实际之教育家”；认为席勒的美育论是“鉴于当时之弊而发”，“莫不含有道德的教育的旨趣”，等等。这应是国内最早介绍席勒及其美育论的传记文。尽管篇幅不长，但是一个在美育领域具有突出建树的席勒之形象已得到初步的呈现。 蔡元培是一位十分注重“传”的美育提倡者。他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传记文，所涉人、事也极多，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他采用的传体十分多样，有传、祭、悼、赞、序、记、忆、墓表、行述、事略、家传等。不仅此，他还善于利用这些传体进行各种写作。如在留学德、法期间所译、著、编的《伦理学原理》(1909)、《中国伦理学史》(1910)、《欧洲美术丛述》(仅成《康德美学述》一卷，1916)、《欧洲美术小史》(仅成《赖斐尔》一卷，1916)等作品中，他常常以立传的方式介绍中西伦理学家、哲学家、美学家的生平和思想；而在《〈勤工俭学传〉序》(1915)、《〈科学界的伟人〉序》(1924)等文中用“可当传记读”这样的言语评人论书。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人中，这种时时以“传记”的眼光进行打量的情况，是颇不常见的，也充分说明他对“传”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爱和理解。[7]此外，在美学的研究法上，他提倡从主客共通的方面即美术家入手研究美术，如“搜集美术家传记”。[8]315作为中国现代“美育之父”，蔡元培受惠于德国美学、特别是席勒美育思想颇多。尽管他并未写过专门的“席勒传”，但对席勒美育的认同不舍采用“传”之方式。如1930年他为商务印书馆《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条目，就是一篇“美育传”。该条目写道：“及十八世纪，经包姆加敦(Baumgarten，1717—1762)与康德(Kant，1724—1804)之研究，而美学成立。经席勒尔(Schiller，1759—1805)详论美育之作用，而美育之标识，始彰明较著矣。(席勒尔所著，多诗歌及剧本；而其关于美学之著作，惟Brisfe über die
sthetische Erziehung，吾国‘美育’之术语，即由德文之
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者也。)自是以后，欧洲之美育，为有意识之发展，可以资吾人之借鉴者甚多。”[9]次年5月，他为环球中国学生会25周年纪念会所做的演讲中，也这样提到：“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
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10]尽管他在这两次说辞中都没有说明从何种德文资料中直接译出“美育”，但从他留学欧洲的背景看，不难肯定其来自席勒。蔡元培对“美育”一词的译介及对美育的提倡，无不包含一种“传”的精神。 张君劢在1922年10月2日于上海美专举行自由讲座后，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的《德国文学家雪雷之〈美育论〉》是第一篇最全面介绍席勒(雪雷)和阐发席勒美育思想的文章。第一部分即是“雪雷之事略”，对席勒生平作了500余字的介绍，举其“重要剧本”9种：《盗》(Die Raulaer)、《飞阿斯哥》(Fiesco)、《奸与爱》(Kakaber Lieke)、《西班牙太子童揩罗》(Don Carlos)、《德将华伦斯顿》(Wallenstein)、《苏后斯丢阿》(Maria Stuart)、《法爱国女贞德》(Jiny Frauv Reenn)、《墨细那之新娘》(Brautvv Meseina)、《威廉戴尔》(Wilhelm Tell)；“有名”之历史著作《荷兰独立史》《三十年战史》；“最有名”诗《美术家》《理想与生活》《唱歌之力》《妇女之尊严》《行路》《钟声》。最后总结席勒作品的要旨是奖励自由之人格。当然，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详细介绍席勒的《美育论》和通过比较方式对孔子美育思想的“发现”。 1926年由樊炳清为商务印书馆编纂的《哲学辞典》出版。该辞典列有席勒(席勒尔)一条，实际上就是一篇以席勒为传主的小传： 席勒尔Schiller，Joham Christoph Friedrich von(1759-1805)德之文学大家。生于威丁堡之玛尔巴哈(Marbach)。早岁，学于教会学校，志在肄习神学。会威丁堡公设立兵学院，谕军人皆遣子弟入学。席勒尔之父，军医也，当遣。其在兵学院时始习律法，后改医学，皆非所甘。窃读莎士比亚、卢梭诸人之书，而爱好之。试作一戏曲，题曰群盗(Die Raüb
r)。朋侪惊赏，咸谓旷代奇才。时甫十八岁也。八一年，卒业，补军医，始敢公其作于世。曼尼亨姆(Mannheim)之歌场，乞得而演之，名大噪。威丁堡公咎之，规以以后非医书莫作。席勒尔意不堪，乃之曼尼亨姆；与歌场主约，为撰脚本。八五年，去而游来比锡(Leipzig)。居近一岁，生计奇艰。寻至德勒斯堡(Dresden)，寄寓于恺奈尔(Kerner)之家。恺奈尔性方严，且任事勇毅，席勒尔颇为所感化焉。“Dos Carlos”一曲，成于是时，语多自道也。八七年，徙居威马尔(Weimar)，作希腊群神曲、艺术家诸诗，意境益入古。明年，以威马尔宫廷之汲引，得为燕那(Jena)大学之史学教授。就职日，以“研究万国史之目的何在”为演题，发表其对于历史之哲学的见地，大为众所称许。是时始撰卅年战争史。会病，属稿中断。病愈后，兼研究康德之哲学，就中于伦理学及美学方面，致力尤深。以此成美育书简集、优美及威严诸书。初哥德(Geothe)文名，久震全国。席勒尔以数奇不偶，负气独不下。哥德心亦轻之。九四年，二人始谋面于威马尔，一见而相敬服，卒成莫逆之交。爰刊行一杂志，约同执笔。九六年以后，席勒尔思想，益臻成熟，多有发挥哲理之诗，发表于杂志中。如散步、幸福、理想及生活诸篇是。而尤脍炙人口者，数钟声曲(Das Lied von der Glocke)。九八年，谢去杂志而专力撰制脚本。其“Wallenstein”、“Die Jungfran von Orleans”、“Wilhelm Tell”三大杰作，陆续告成。平时名著甚多，盖不可具举焉。自九九年，即移家威马尔，卒于其地，年四十七。里仁范铜为哥德席勒尔携手并立像，用志不忘。论者，谓十八世纪后来，德国文学，有空前之盛，而为之魁伯者，实惟哥德、席勒尔二子。皆哲学化之诗人也。哥德豪于才气，以旷逸长；席勒尔则深于情思，以沈挚著。所谓异曲而同工者。[11] 该辞条仅800字，简述了哲学家席勒的生平、成就，不过对席勒哲学、美学成就的介绍仅寥寥两句：“病愈后，兼研究康德之哲学，就中于伦理学及美学方面，致力尤深。以此成美育书简集、优美及威严诸书。”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哲学、美学的水平。 当代学者曾有这样的论断：“在第一期的五十年里，中国接受西方美学的影响方面，从引进姿态和美学学科建设态度两方面来考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27年前是‘知人’而‘不论世’，虽注重对西方近代以来美学的引进，但既不论某种观念的背景和知识系统，亦不涉及其历史地位和时代特征。学者们还无暇顾及美学的系统建设，甚至对美学与美术之间的界限划分都未及完成。这也是五四前后之急切心态所致。”[12]这里所说的“知人论世”，其实是做“传”的一种特定要求。“传”具有“实录”功能，要求通过客观记录传主的一生的活动情况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状况，如此必须在个人与时代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为了要达到“真实”效果，除遵循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之外，还必须做到“人格真实”，即把传主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各种艺术手段去突出、强化“人格进化之历史”[13]。从这一角度出发，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席勒传”略显简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席勒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席勒的某种人格特点，但在艺术方面显然是较为粗糙的。在这一方面，显然不能与建国后出版的诸多“席勒传”并论。②但从历史效果看，这些“席勒传”也不失为启蒙的一部分，为读者提供了认知席勒及其美学、美育思想的一条途径。“传”之席勒是引进席勒美学、美育思想及至实现中国化的重要部分。 二、“美育论”的引述 席勒集文学家、哲学家、美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等于一身，是个通才式人物。在19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东渐”中，中国学人虽然已经注意到席勒这一重要的德国学人，但是主要定位在文学家及教育家身份，特别突出的是他在剧本、诗歌等文学方面的成就。至于席勒在美学、美育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在引述过程中得到体现的。通过翻译、引用、绍述、转述、评价等各种方式，席勒的“美育论”逐步进入，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前期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以康德叔本华为主，并揭举出一个“柏拉图—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系统。这似乎表明王国维对席勒美学是“绝缘”的，“但他于1904年初首次提出‘审美境界’，却是本于席勒；他的倡导美育所受席勒启迪尤多。席氏美学从康德来；叔氏书中援引席勒处也不少，对席有所继承”。[14]除写作席勒(希尔列尔)传之外，王国维在许多文章中提及甚至引用席勒的观点。这些文章有：1903年8月《教育世界》第56号上的《论教育之宗旨》；写于1907年并收入《静庵文集续编》的《人间嗜好之研究》；作于1904年并收入《静庵文集》中的《叔本华与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之附文《叔本华之遗传说》；1905年7月至1906年1月《教育世界》第104—106、110、115、116号连载了谷鲁斯(哥罗宰氏)的以评价席勒、斯宾塞“游戏说”的“游戏说”；1906年7月《教育世界》129号上的《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关系》等，总计有近十篇。这些都直接表明了王国维与席勒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以席勒为“精神”导师的。但是由于王国维多次的兴趣、学术转向，使之与席勒之间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从而使得后人产生了“误读”。撇开这一争议性话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国维对席勒美学、美育论所做的中国化努力，是具有开创性的。此外，与王国维关系密切的樊炳清也注意到席勒的美育观。如1913年发表在《教育世界》第5卷第6号上的《美育论》(署名余箴)一文这就这样评价席勒(歇勒)：“从歇勒之说，则美所由生，不外人间胜余势力之结果。人之势力用以保存生命而有余，则必以游戏(意同消遣)之动向而宣泄之，有此动向乃有所谓美，而遘之者以为乐焉。” 民初蔡元培已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注重“世界观及美育”的要求。1917年8月他又在北京神州学会上公开演讲“以美育代宗教”，这使得“美育”几乎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在这种氛围中，有关席勒美学、美育思想亦随着源源涌入的西方各种思潮，而再次进入中国，并受到一些学人的垂青、追捧。席勒的美育论更是被当时的一些学人自觉或有意识地引入。如1917年萧公弼在《寸心》杂志1、2、3、4、6期连载了《美学·概论》，首次试图全面介绍欧洲重要美学学说，并与中国古代有关美学学说初步加以比较与结合。在这5期文章中，有两期(篇)文章中论及席勒(喜拉氏)。第2期《美学之发达及学说》中写道：“康德美学之学说，至喜拉氏(Schiller)始大发展，氏以为‘美之感觉者人类特有之良知也。’”“故氏生平最提倡‘人类美的教育’，以为教育家苟垂精于此，因势利导，必能收最大之效果者也。”在第4期《发生的生物学的美学》一篇中又这样写道：“而喜拉氏(Schiller)于美的玩赏，以游戏动作比拟而说明之，尤为深切著明。” 而就蔡元培本人而言，他在许多文章中进行了引述。如1920年《美学的进化》一文中总结了席勒(希洛)的“主张”：“绍述康德的理论，又加以发展的，是文学家希洛(Schiller)。他的主张有三点：一、美是假象，不是实物，与游戏的冲动一致。二、美是全在形式的。三、美是复杂而又统一的，就是没有目的而有合〈目〉的的形式。”[8]3071921年秋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学》课程，并兼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教授。现留有美学讲稿的一部分，其中在提到摩曼氏的“就美术品而为心理的分析”时，蔡元培就是把席勒(希雷尔)等人作为例子来说明透过艺术作品可以窥见艺术家的不同心理。他说：“格鲁斯与他的学生曾从鞠台(Goethe)、希雷尔(Schiller)、莎士比亚(Shakespeare)、淮苹内尔(Wagner)等著作中作这种研究，看出少年的希雷尔，对于视觉上直观的工作，远过于少年的鞠台；而淮苹内尔对于复杂的直观印象的工作，亦远过于鞠台。”[8]436此外，1924年旅欧期间的蔡元培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著《简易哲学纲要》(列为“现代师范教科书”)一书，其中“美感”部分就有5次谈及席勒(失勒)。这些都体现出蔡元培对席勒美学的关注。 1921年6月6日《时事新报·学灯》刊载了陈望道的文章《游戏在教育上的价值》(署名“春华”)。作者摘述了《中华教育界》十卷九号余家菊的《游戏世界》和《时事新报》上姜丹书的《玩具和教育》的观点。其中把席勒(息尔罗)与斯宾塞作为“势力过剩说”的重要代表：“儿童的生活，是游戏的生活；儿童的世界，是游戏的世界。……倡导势力过剩说的说是‘人类和高等动物，因为壮健而且闲暇，所以要游戏。’这一派可以以德国的息尔罗，英国的斯宾塞做代表。”同时他还列举了德国底格子麦次及拉查鲁斯为代表的“疲劳说”、美国底格鲁斯(Pnof Gnoss)的“能力练习说”、何尔博士Dr Hall 为代表的“反复说”。最后评价说：“不是游戏，不能发展儿童活动的本能；并且因为能力过剩的缘故，反而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来。” 1921年《教育世界》第13卷第1、2号发表了李石岑的长篇论文《艺术教育学的思潮及批判》(署名“天民”)。文中有一段“附记”，高度评论席勒(希尔列尔)的具有“新人文”精神的美育：“与希腊思想相同，以为‘美即是善’，是美育同时又兼德育的。而且美育不单为德育底根本，又是一切科学底根本。……美育的地位，可以说是比德育还要高些。这就是希尔列尔以美育为教育的理想了。”这段文字后来还一字不差地被搬用到他的另外一篇论文《美育论》中(发表在《教育杂志》1922年第1期)。 1922年张君劢《德国文学家雪雷之〈美育论〉》一文对于席勒(雪雷)“美育论”的介绍不可谓不详。关于《美育论》的由来，该文这样说道：“□□(原文脱)潜心康德哲学，不事著作，且对于霍王爵表示谢意，乃以研究康德哲学之结果，著为《美育论》，以书札之形式，于每书中发表其意见，而名书皆致霍王爵者也。其文成于1793年，翌年霍王爵宫失火，书毁去；至1794年，雪氏主撰《时》之杂志，将致霍王爵之书，加以扩充，成为二十七封，此即今日雪氏集中之所谓《美育论》也。”至于该书的内容，分为“人格之破碎”、“两种冲动”、“游玩冲动”、“游玩冲动与全体人格”四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1924年黄忏华在《美学略史》中对席勒(西略尔)有所介绍。他在介绍康德以后的哲学时，提及席勒在美学史上的地位：“最初在这个方向，修正康德美学的，是西略尔(Schiller)。他的假像论，游戏冲动论等，都可以看见用人性论的历史的见地补康德说法。他的古代近世对照论，预告解霖黑智儿等的说法。”此外还提到：“西略尔美学上底译本，有《优美与威严》《崇高论》《美育论》《素朴的诗和感情的诗》。”[15] 1925年《教育杂志》第14卷第9号发表了黄公觉的《嘉木氏之美育论》一文，在介绍西方美育发展史时就详细评论了席勒(许勒)的贡献及局限：“自从希腊时代到现在，关于各种美术的言论，很是不少；关于各种美术教授的论著，也已经有了；但关于美育的言论或者著述，就稀若‘凤毛麟角’了。有之，当尝自百年前的许勒(Schiller)。他曾经写了许多关于‘人类美育’(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的书信，讨论这个问题，他对于美育的见解很为奇特。他将美育看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许勒解释美育既然不当，那么，后来的人又如何呢?但是我们若曾经稍微研究过这个问题，便知道自许勒首创美育论之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著述，差不多很少。直到现在，一般教育家才觉悟教育的究竟目的，除了真善以外，还有美一项；教育手段除了德育、知育、体育这三者以外，还有美育一项。” 1926年沈建平在《教育世界》第17卷第4号上发表了《近代各派艺术教育说之批判》，其中把席勒(Schiller)作为“审美的人生相，便是道德态度的本质”这一说的代表，并继续写道：“他在他所著的冥想诗《艺术家》及《书翰文体美育论》的结论中，颂扬艺术的生活是道德的事实的圆极。他更把美的道德当做人类活动最高级看。” 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李安宅的《美学》。该书的附录乙“参考书目”中提到“本书参考最得力的书有下列几种”，其中第四种为：“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的Aesth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美学与哲学论集》，大部分在1792年以后出版)，有The c.c.Brainard Publishing Co.在美国出版的译本，为Nathan Haskell Dole所编。本书将人性分为兽性与理性，而用艺术的美牵合起来，以得美满的人生；此说虽嫌十分简单，然在理解人生与体会艺术的透辟处，实有针针见血的手笔。倘于美学已有科学的认识，再读此书，定有启发。否则，先读此书，便易被简单系统所骗。”[16]118席勒的观点在文中有所体现，如在“上部——价值论”的第四章，主要评价“中和态度”的“美”。其中提到：“凡是一样的冲动，倘若受到抑制便足破坏其他者，这个冲动算重要冲动。所有重要冲动无一互相抵角，便算组织最高，态度最美。”结尾部分：“又因一般人都是各种冲动互相冲突，所以人格破碎，总是片面人格对付外界，弄得分隔。显得毫不偏私，触处没有个我在(impersonal)。”[16]180-182这些观点都是来自席勒的。 宗白华深受“歌德人生”的启示，也对歌德的这位“至交”席勒(释勒)颇多关注。此外，大概也受田汉等人的影响。1920年代初，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因讨论新诗等问题而经常通信(后结集出版，名为《三叶草》)。在信中，田汉经常提到席勒，如说歌德“不觉陷于Schiller所谓‘堕落的交际’”。[17]宗白华于1925—1928年在中央大学授课《美学》时谈到“艺术的天才”、1926—1928年在“艺术学”的讲演中谈到关于美感范畴“滑稽之美”、艺术品分类时，都曾举席勒为例。他发表在《中央日报》1935年1月11日上的《释勒的人文思想》一文，其中评道：“他的人文主义是德国古典时代人文思想的精髓，他的美育论是美学上不朽的大作”；“歌德的《浮士德》是象征着这种永远的追求，而释勒则在他的《人类美育论》中，想从‘美的教育’，使堕落的分裂的近代人生重新恢复它的全部与和谐，使近代科学经济的文明，进展入优美自由的艺术文化，如古希腊与文艺复兴时代。”此外，宗白华还翻译了歌德与席勒的五封通信和德国汉耶·玛耶的《席勒与民族》。③ 朱光潜于1936年初版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部研究文艺理论的书籍，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18]197在该书“美感经验的分析”“文艺与道德”“克罗齐美学的批评-传达与价值问题”“艺术的起源与游戏”“艺术的创造”“悲剧的喜感”等章节中，都有举席勒作为重要例子。如在“艺术的起源与游戏”一章中，他说：“最流行的学说把艺术溯源到游戏。康德便已指出艺术和游戏的类似。诗人席勒在他的《美感教育书简》里把这个学说加以发挥。在他看，艺术和游戏同是不带实用目的的自由活动，而这种活动则为过剩精力的表现。……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本是一句规范生活的格言。席勒的主张颇相近，不过他的话是一种科学的解释。”[18]368-369此外，该书初版时没有参考书目。朱光潜原有一个很详细的目录，怕它占据篇幅太多，所以没有付印。1937年再版时，应读者要求，他又重新附加，但力求简要。这一简要参考书目分：目录、重要原著入手书籍、专题要籍四部分。“重要原籍”7本，之一就是Schiller：Letter on Aesthetic Education，并注明“参看V，Basch：La Poétique de Schiller”。1964年8月朱光潜出版了《西方美学史》，在下卷“德国古典美学”部分专列“席勒”一章，详细介绍了席勒的美学思想。该书附录“简要书目”分三部分：西方美学史、西方美学论著、重要美学名著。其中“重要美学名著”第15条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参考《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3年第五册)和《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参看《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第二册)”。《西方美学史》中“席勒”这部分内容曾先期刊载在《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篇名为《席勒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蔡元培、萧公弼、陈望道、李石岑、张君劢、黄忏华、黄公觉、沈建平、李安宅、宗白华、朱光潜，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充分体现出中国现代美学学人对席勒的关注。尽管他们译介的席勒美育论并不全面，但是席勒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意义已不容忽视。 三、《美育书简》的翻译 凡谈到席勒，几乎无不谈到他的代表作《美育书简》(或译《审美教育书简》等)。朱光潜说：“席勒的最主要的美学著作《审美教育书简》是他的美学思想最集中最有系统的表现。”[19]汝信说：“《美育书简》是席勒的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美学著作，研究席勒美学思想最好从这部著作开始。”[20]《美育书简》，原是席勒为回馈丹麦公爵奥古斯腾堡和伯爵史梅尔曼的资助而特意书写的27封书信集。这些书信曾于1795年分三次发表在席勒自己主编的杂志《季节女神》上，在当时德语世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部“美育的历史性宣言”“美育的法典”，同样对汉语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学人认识席勒也大都是从这部书开始的。我们从上述诸多引文亦可以看出，此书已屡屡被提及，只是译法略有差异而已：“《论人类美育之书简》”“《人类美的教育之书牍集》”(王国维)，“人类美的教育”(萧公弼)，“《美育论》”(张君劢、黄忏华)，“关于‘人类美育’(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的书信”(黄公觉)，“《书翰文体美育论》”(沈建平)，“美育书简集”(樊炳清)，《人类美育论》(宗白华)，《美育教育书简》(朱光潜)，等等。书名翻译不统一的情况同样体现在其人名翻译上。“Schiller”的汉译一度比较混乱：“昔勒”(李凤苞)、“希陆”(赵必振)、“席尔列尔”(王国维)、“许雷”(马君武)、“喜拉”(萧公弼)、“息尔罗”(陈望道)、“雪雷”(张君劢)、“西略尔”(黄忏华)、“许勒”(黄公觉)、“席勒尔”(樊炳清)、“喜拉”(李金发等)、“塞勒”(瞿秋白)，等等。另外，仅蔡元培一人就至少使用“席勒尔”“希洛”“希雷尔”“席勒”四种译名。30年代中期席勒诞生150周年纪念之际，“释勒”与“席勒”两种译名并用，而此后才逐渐确定译名为“席勒”，并通行至今。20世纪前期关于“《美育书简》”“席勒”的这段译名史，亦是当时学界接受席勒情况的真实反映：有介绍、有引评，但又都较简略。除张君劢的《德国文学家雪雷之〈美育论〉》之外，其他专论文章极少见到。这自然与未完整翻译席勒的美学论著，特别是他的这部代表作有十分直接的关系。 显然，这种情况与席勒文学作品的翻译情况是很不对称的。席勒文学作品的单译始于1911年。当时马君武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席勒剧作《威廉·退尔》的全译本。1914年应溥泉的《德诗汉译》中收入了席勒(翕勒)的《质友》(今译《人质》)。此后席勒的戏剧、诗歌、教育论著、美学理论陆续被译介到中国。特别是席勒戏剧作品，以相当快的速度进入现代中国，其意都在“唤醒民众”，推动现代中国的启蒙和救亡运动。而有关席勒在美学、美育方面的成就，多是顺便提及的。如1928年由李金发、黄似奇撰写的《德国文学ABC》(作为由王云五主编的“ABC丛书”一种)，其中关于席勒(西拉)一章就是以介绍席勒的文学成就为主，主要是选译了席勒的一些诗歌、剧本。对于席勒的美学成就只是在文末稍带提及：“西拉一生，不独对于德国戏剧有大贡献，即全欧剧界，亦深受他的影响。西拉除文学作品外，尚有关于历史学及美学著作，俱极有名。美学上有所谓游戏本能说，即西拉所首创的。”[21] 尽管《美育书简》中的许多观点已被人所知，但是该书完整的翻译则是姗姗来迟。1934年中德学会在北京举办了席勒(释勒)175周年诞辰纪念展览会。此次展览会提供了由中德学会印发的德汉对照小册子《释勒展览说明会》。这个说明书不仅对本次会议进行说明，还首次对席勒的中国译介情况进行了梳理。此外，还预告了几部即将刊印的译作，其中包括张嘉谋译的《人类美术教育》。张嘉谋即张君劢(《德国美学家雪雷之〈美育论〉》一文作者)，《人类美术教育》即现在通称的《美育书简》。遗憾的是，张君劢的这部译作最终并未能够与读者谋面。第一个真正投入精力进行翻译的当是著名诗人冯至。1928年10月至1935年6月，冯至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海岱山学习，主科是德国文学，副科是哲学和美术史。他于1935年9月回国，次年暑假后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授兼任附设高中部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冯至跟随同济大学离开上海，辗转桂林等地，于1939年初到昆明。从这年暑期到1946年，冯至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德语教授，整整过了七年。在这期间，他阅读杜甫和陆游的诗、歌德的著作和出版不久的《鲁迅全集》，写作十四行诗(后编成诗集《十四行集》)和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还写了不少的杂文和抒情散文(其中部分后来编成抒情散文集《山水》)。此外，他还与朋友常常谈些文学问题，受了不少的启发。“在昆明的那段生活，我的思想最为活跃，写作也勤奋，我是常常怀念的。”[22]冯至在晚年如是回忆。也就是在昆明期间，他从德文翻译了席勒的这部美学代表作。具体地说，是1942年2月开始翻译的，且约在一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之所以翻译此书，是受友人贺麟的建议。但是这部译稿，一直并未付之出版，直至后来得到从事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范大灿的关心，并由他进行审校。范大灿为每封信撰写了内容提要和详尽的注释。该译稿最终于1985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署名冯至、范大灿，取名《审美教育书简》。④这部书从初译到最后出版，间隔了40余年。 当然，冯至和范大灿的合译本并不是最早出版的汉译本。1984年9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就出版了由徐恒醇翻译的《美育书简》。徐恒醇和冯至、范大灿的译本都是全译本。实际上，该书的节译本在20年多年前就出现了，这就是曹葆华在1963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5册上刊出的《美育书简(选)》。这个“节选”的原文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美育书简》英译本，并参照《席勒全集》俄译本和英译本译出，选译的是其中的第23—27共5封信。可以说，这个“节译本”为中国读者打开了进入席勒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也为后来许多译者的完整翻译提供了参考。徐恒醇就是在借鉴各位前辈学者的有关译介资料的基础而翻译的。徐恒醇的这部译著在当时也是作为“美学译文丛书”一种推出。这套“丛书”的主编正是当时在中国美学界十分活跃、影响甚大的李泽厚。他在“丛书”序言中指出：值此“美学热”之际，大家需要一些美学知识，也应该尽量翻译一些“或名著或名家，或当年或今日具有影响”的美学著作。《美育书简》被纳入这个“美学译文丛书”当中，本身就说明了席勒美学的经典性和影响力。此外，当时国内还有许多“美学”刊物推出研究席勒美学的文章，如L.P.维赛尔的《席勒与马克思关于活的形象美学》(徐恒醇译，《美学译文》1980年第1期)、汝信的《席勒的〈美育书简〉》(《美学》1980年第2期)、毛崇杰的《席勒美论的唯心主义系统》(《美学论丛》1984年第6期)、陈平的《席勒美学思想初探》(《美学》1985年第6期)。20世纪80年代《美育书简》的汉译是新时期“美学热”的一部分，是当时人们对席勒美学、美育思想的再次重视的直接体现。 1987年还出版了一个汉译本，这就是由缪灵珠翻译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育书简》(依据德国古典文学丛书《席勒五卷集》译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先后出现了三个汉译本：张佳珏译的《人的美学教育书简》(载《席勒文集6，理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张玉能译的《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高燕、李金伟译的《席勒美学信简》(金城出版社，2010)。至目前，这部席勒的美学代表作至少已经有6个汉译版本，这极大地方便了对席勒美学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在资料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总之，从“传”席勒其人、“述”席勒其说，到最终全面翻译其代表作《美育书简》，席勒美学在汉语语境中是一个相当微妙的存在。这一存在的背后，其实是西学东渐路径的选择及不同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博弈，与康德、黑格尔、尼采等许多德国美学家东渐的情况一致。[23]中国学人接触席勒有不同的语言途径和利用方式。王国维、樊炳清等熟谙日语，他们多借助日文书籍进行转译；蔡元培、张君劢、李石岑、宗白华等有留德经历，他们多是从德文书籍中直接获取；朱光潜曾留英、李安宅留美，他们也多是从英文书籍中直接获取。但是所谓直译，也并不代表他们是直接从席勒文本中翻译而获得的。这些情况意味着席勒《美育书简》的汉译是建立在日、德、英等多种语言路径的较量(最终是以德语路径居上)上。这种来源不一的情况，极易造成对席勒美学思想的异解。此外，还需应对“席勒化”的问题。“席勒化”一词出自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几封信。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公布了马、恩的这些信，中国文坛从1933年起开始译入，有瞿秋白、赵季芳、周扬等从俄文的直接编译，有欧阳凡海、楼适夷等从日文的转译。其中瞿秋白在1933年4月1日《现代》第2卷第6期上发表的《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署名静华)一文中，最早译出“不应该‘塞勒化’，而应当‘莎士比亚化’”。对“席勒化”的批判本身就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部分，而这势必制约中国对席勒美学的接受方式。⑤席勒美学所历经的跨文化的复杂境遇，亦使之成为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美学影响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个标本性案例。 注释： ①国内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除卢世林的《美与人性的教育——席勒美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和叶隽的《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等之外，其他值得重视的是丁敏的《席勒在中国：1900—2008》(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和张艳的《席勒美育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两文都是接受史研究，丁文比较全面、客观，但偏于作为文学家的席勒；张文以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为例，重在接受个案研究，而轻在对接受史的全面、细致梳理。这种研究现状成为本文写作的动机。 ②建国后出版的“席勒传”有：(德)弗理德伦代尔(Friedlander)编的《席勒评传》(傅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董问樵的《席勒》(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德]约翰·雷曼的《我们可怜的席勒：还你一个真实的席勒》(刘海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席勒传——或德国理想主义的发明》(卫茂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等。 ③五封信和《席勒与民族》的具体翻译时间不详，其中所译的歌德、席勒订交时讨论艺术家使命的两封信，原收入作者所编《艺境》未刊稿，现收入《宗白华全集》第2卷；所译的1794年8月席勒与歌德的三封通信和汉耶·玛耶的《席勒与民族》，现收入《宗白华全集》第4卷。 ④在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德国文学简史》中，冯至译为“《美育通信》”。此外，冯至在1955年还写过4篇相关文章：《反抗暴政、反对战争的诗人——席勒》(《工人日报》，1955年5月5日)；《席勒》(《新观察》1955年第9期)；《席勒作品在中国》(为某外文刊物撰写，中文底稿写于1955年5月)；《“建筑自由庙宇”的伟大诗人——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55年5月4日，后被《新华月报》1955年第6期转摘)。 ⑤关于中国的“席勒化”这一问题的详细探讨可以参阅李伟民的论文《“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批评演进在中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 [1]陈平.席勒美学思想初探[J].美学，1985，(6)：19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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