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观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_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历史观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_哲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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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不仅是表述现存的存在世界, 而且是批判和超越现存的意义世界。马克思哲学文本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并非都是一些不言自明的只须无条件接受的单义肯定命题,许多命题都是隐喻式的、批判性的和自我超越性的多义否定命题。马克思自谓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就是一种“隐喻”或“借代”。由于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唯物主义在意义上确有重叠和交叉,而我们又未能对之进行“解喻”式的阅读,这就造成我们长期以来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和“自由”的超越本性,往往把马克思的重要历史观命题给予旧唯物主义的解释。正像近年来刘森林和张一兵等青年学者深刻“解喻”的那样,传统解释所信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所谓唯物主义命题,实质上并不是一肯定的历史观结论,而是马克思对现存经济形态的存在表述,其真正意义是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盲目性的批判。这一“解喻式”阅读和解释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受启于二位的解读方法,我进一步认为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大段话的意义的解释是偏颇的。

这一段话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较早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引用了该段话,认定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我国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认定“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的经典的论述”。我国传统教科书均以这段话为基本公式和基本纲领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这也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依据。

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大段话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这“批判”二字正意味着马克思这《序言》是对现存经济社会以至整个社会现存的批判性历史观反思,是对包括资本社会在内的人类史前社会人类受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受物质活动关系盲目支配和统治的存在表述,是马克思理想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要批判和超越的史前现实。这仅仅是他的历史观的基础之一,正由于这一观点是对存在的基础性的表述,所以这一观点仅仅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低音部或最低纲领,决非马克思历史观的主旋律和最高纲领。马克思的最高纲领是有的,那就是马克思的人类必将通过“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摆脱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盲目性统治和支配,由“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王国此岸,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王国彼岸。这才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和最高目标,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主旋律和最高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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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那一大段话, 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总的结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顾了这一经济学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为了解决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来理解,相反,它们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其先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下了众所周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来移居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由此得到这一“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并作出那些“简要的表述”。

马克思的新哲学也即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基础理论来源是“现代国民经济学”,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巴黎手稿》首先是通过对“现代国民经济学”所有规律和前提的批判,独创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异化及扬弃这一异化的理论,进而扬弃了黑格尔的否定性劳动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辩证法提出他的共产主义观即实践的人本主义的。但马克思的历史观并非仅仅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哲学”和“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那一大段话,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仅仅是对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人类史前物质经济世界决定人的全部世界的批判性反思。这里所表述的还只是物质生产力决定人的生产关系,物质经济结构决定人的政治、文化结构,物质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一人所受动的方面的存在现实,并非说这一存在事实是永恒不可超越的。实际上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就已超越了现存的物质经济世界视角,站在更高的理想性的人的世界及人的发展的视角,预示了未来理想社会将是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全面发展将决定物的世界的主动性方面。这时马克思已经提出共产主义即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就是要扬弃私有财产这一物的关系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人不仅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而且处处都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人的审美规律来创造客体。因为人的类特征主要不是它的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而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以马克思“批判”序言中的那一大段话还仅仅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现存原理、基础原则和最低纲领。马克思的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异化即物化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全面发展这一实践的人本主义才是马克思的理想原理和最高纲领。

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历史观同样有其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一最低纲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 页)生产物质生活资料这是人维持生存的前提条件,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这一“世俗基础”,强调的是人的发展对物的依赖和受动方面。这与马克思批判序言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马克思同时强调对于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同上,第48页),强调共产主义的个人是“完整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实质上说的是未来的个人将挣脱物质生产的束缚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未来的社会将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充分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物质力量的反作用,这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最高纲领。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现存政治经济事实的彻底批判,所以也叫“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现存的政治经济事实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现实基础,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历史观主要不是“资本论”而是“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对“劳动”能动性创造性特点充分弘扬基础上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哲学,是最高意义上的实践人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中,对“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哲学理想做了全面具体的表述,这将在后面展开讨论。我这里只想强调,我们不能仅就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物质经济事实的存在表述来确定马克思历史观的本性,而应进一步从马克思对现存物质事实的批判中来把握马克思历史观的最高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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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侧重讨论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最低纲领, 下面集中讨论马克思历史观的最高纲领。

马克思是带着“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哲学理想从事哲学研究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定“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同上,第1卷,第15页)。 把人本身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从物质活动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关系从物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的最高哲学理想。当然,人从物的解放,这并不只是一抽象的哲学理想,人要摆脱物的统治,首先要掌握现存的物质关系,所以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首先批判了“现代国民经济学”的所有前提和规律,初步揭示了资本社会现存的物质的生活关系即经济事实,独创了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社会经济必然性对人的本质的异化或物化。物的关系决定人的关系、人的物质活动决定人的精神活动、自然必然性社会必然性决定和统治人的自由,这是资本社会的现存或“是”,但这决不是由人自身的本质决定的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或“应该”。马克思并未停留在现存的经济事实上,而是进一步从哲学理想的高度确定了人类自身的最高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要实现和发展人的这一本质,就必须摆脱资本社会的物质关系即扬弃私有财产对人的物化,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的理想即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的实践的人本主义。《巴黎手稿》是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的雏形,后者同样有现存和理想、“是”和“应该”之分,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只注意必然的现在,而忽视自由的理想。

《资本论》全面揭示了资本社会的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现存,并从物质生产关系角度揭示了资本前社会几大人类社会形态,但马克思并未停留在物质活动的现存必然性的表述上,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哲学理想的高度揭示了以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为核心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实质上是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对个人的统治,个人只能依赖于家庭、民族、社会及其物质活动来维持其生存,其自由个性遭受压抑和扭曲难以充分的发展,自由不过是对必然的服从,人本身的自由本性还处在必然王国的统治之下,劳动者的活动时间几乎全部花在必要劳动上,这种物统治人、必然剥夺自由、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的历史现存决非人类活动的目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要批判和超越的历史和现状。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资本论》中有明确的表述: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 页)在这一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从劳动时间上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出了具体规定,他说“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而“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即“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8页)。 到了这种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劳动时间即物质生产领域中,人的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在自由时间内,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进行各类精神性活动如科学活动、艺术活动、社交活动、工艺活动,这就更能充分发展人的创造能力和自由个性。

在《资本论》的最后的手稿中,马克思的“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社会理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和具体的发挥。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由和必然视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矛盾。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面对着外部的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而人在最高本质上是一自由自觉的存在物,它要把内在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性实现于外部自然和社会,使外部必然服从自己的自觉的意识。但在人的物质生产力还未得到较大发展时,人的活动时间主要用于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劳动,加之分工和私有制的限制,人还不能不受盲目的必然王国的统治,即不仅受自然必然性的统治,更要受社会必然性的统治。这时马克思天才地发觉:在物质生产领域,人类不可能摆脱外部必然性的支配,而只能通过消灭分工和私有制而扬弃社会必然性,使之不再作为盲目的社会存在力量统治自己,在较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物质生产,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必然王国”。因为在这一领域人的自由个性和本质力量只能得到有限的发展,人的自由只能是有限的自由,而人类自由自觉本质只有在人类的自由创造的时间里,才能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到此马克思发挥了其毕生慧觉,天才地提出了在他的历史观中最具革命性和最高纲领性的哲学理想性论断:

在物质生产活动“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交换。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必然王国。”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的彼岸。”到了“真正的自由王国”领域,“无论在生产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同上,第926—927、287页)。

从这一最高纲领回头看马克思的最低纲领即前面引下的那一大段表述,我认为,那还仅仅是马克思对于真正的人类史前社会人的自由本性受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统治的现存表述。马克思对人类史前这种现存的表述是深刻的,是我们认识现存的锐利思想武器。但马克思历史发展观的真正本性是对现存的批判、革命、否定和超越,其真正目的在于克服自由和必然的对立,使每一个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质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使人类真正走出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前者是现存、基础性的,所以是最低的,后者是理想性的、未来的,所以是最高的。综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哲学文本,马克思更多的是对现存的批判性表述和对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剖析,即对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科学式的考察。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停留在对必然的科学研究上,马克思以他出神入化的哲学智慧始终关照着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以他高超的辩证方法批判着现存的必然,在他崇高的哲学理想中把作为人类未来的“自由王国”理解为人类自由本性的全面而充分的发展,这是毕其一生的最高思想视角。而在人类度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走进和平发展的当代,马克思的“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社会发展观的最高纲领更显示出天才的预见性和高远的超前性。

马克思是带着解放人本身的最高本质的哲学理想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而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以马克思首先研究了国民经济学,研究了现存资本经济社会,研究了社会存在的劳动基础或物质实践基础。在这个基础理论领域,马克思提出了他的社会存在的基本表述。所以依据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最低纲领表述将马克思的历史观“转喻”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可以的。但这决非马克思历史观的全称,更非马克思历史观的高级称谓。马克思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活动的社会基础作用,但马克思决非历史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或“唯经济主义”,马克思最高的社会发展视角是将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从物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给人本身,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全面而充分的发展,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实践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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