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制药产业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一个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物制药论文,实证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近5年来，全球生物制药销售额以年均30％速度增长，远超全球药品市场增长率以及全球GDP成长水平。2004年，全球研制中的生物技术药物共有2200多种，进入临床试验的1700余种，已投放市场的约140种。2005年全球生物制药企业已超过4000家，生物制药销售额达到600多亿美元，占全球药品市场份额的8％，而且这一比重日益增加[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生物制药产业化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加大：我国生物技术药物销售额不及美国的1／100；每年只有20个生物技术药品投入市场，10余种生物技术新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且全国的生物制药产业普遍处于整体亏损的阶段。
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我国生物制药企业的源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生物制药产品的产业化路径不畅等问题严重的制约了生物制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化路径中的影响因素究竟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对生物制药产业化又具有何种作用？解决这些问题对提高我国生物制药的产业化能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生物制药产业化实现路径
所谓的生物制药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抗体工程或细胞工程技术生产的、源自生物技术体内的天然物质，将其用于体内诊断、治疗或预防的药物，狭义的生物制药仅指应用基因工程生产的蛋白质分子类药物[2]。目前国内外生物制药企业主要分为3种形式，如表1所示。
生物制药技术产业化路径可以归纳为临床前研究与开发、临床研究与开发、药品上市及大规模销售3个阶段，如图1所示[3]。
图1 生物制药产业化路径
临床前研究与开发阶段主要是对新药进行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和动物试验，检测它是否具有生物学活性，是否安全有效。临床前研究与开发完成后，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新药临床研究。
临床研究与开发阶段又分为Ⅰ期－Ⅳ期临床4个阶段。Ⅰ期临床主要为临床药理学及人体安全性评价试验，观察人体对于新药的耐受程度和药代动力学，为制订给药方案提供依据；Ⅱ期临床主要是治疗作用的初步评价，评价药物对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Ⅲ期临床为治疗作用的确认阶段，进一步验证对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Ⅳ期临床试验主要针对某些特定新药上市后由申请人进行的应用研究阶段。
药品上市及大规模销售阶段是在新药通过全部临床实验获取新药证书的基础上，将中试生产过程进一步放大，直至达到满足产业化或者商业化要求，由新药受让生产企业申报新药的生产批文并组织批量生产、上市营销。
1.2 生物制药产业化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许多学者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对生物制药产业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美国安永公司（2000）通过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分析，认为美国生物制药产业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因包括产业集群、风险投资网络、新生企业重视技术创新、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和及时立法的保障作用[4]。Cooke、Feldman等（2003）研究发现，生物技术产业最重要的区位特征是企业具有明显的地理聚集，在地域空间上形成生物制药产业集群，生物制药产业的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等基本特征决定了生物制药企业不可能独立完成药品的研发与制造过程。生物制药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在空间上有着相互靠近的需要，生物制药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有着比独立的生物制药企业更强大的竞争优势[5-6]。Brenner（2002）的实证研究也指出，德国生物制药企业与供应商或研究机构的合作创新对产业化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7]。
池仁勇等（2005）认为，英国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物制药产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的集群模式，并讨论了英国生物制药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研究、完善的创新体系、活跃的金融市场、健全的劳动力机制、完备的生物技术产业链、中介机构的积极参与、政府政策扶持等[8]。
Hall（2002）等对加拿大的生物制药产业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企业产业化绩效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列出了影响当地企业产业化路径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国家支持、风险资本、企业自有资金等研发投入对产业化路径影响效果最为明显；沿着产业链纵向合作或横向合作创新对产业化实现路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企业不同的创新形式，如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对企业产业化效果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9]。
也有学者对人员和体制等因素进行了研究。Casper（2005）等对德国慕尼黑生物制药工业园和英国剑桥生物制药工业园的人力资源配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具有产业化经验的科学家创立的企业经营业绩较好，比较而言，剑桥生物制药工业园的人员具有更丰富的产业化经验；德国慕尼黑工业园的人员中以没有产业化经验的科学家居多[10]。柳卸林（2006）认为，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化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有：（1）企业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主要来源于高校和研究机构；（2）药品价格体制、国家的税收制度、药品审批制度、医疗体制都对我国生物制药企业产生不利影响；（3）生物制药知识产权保护弱化，企业创新动力不足；（4）企业融资渠道有限，风险投资缺乏[11]。
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生物制药产业化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化的实现路径与国外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产业化的不同阶段分别有哪些因素影响其产业化成功率？在产业化路径中各因素的影响又有何种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都没有清楚的阐释，本文拟结合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现实状况，对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进行研究，为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2 生物制药产业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2.1 研究设计
为了确定生物制药产业化各阶段的影响因素，首先对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发展处、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5家政府部门和6家生物制药企业进行了访谈，初步筛选出生物制药产业化三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如表2所示。
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和访谈的结果，提出本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根据提出的研究模型，采用Likert 5点法设计问卷，经过试调查确认问卷的合理性与易懂性以后，对问卷进行了修改、整理。
图2 研究模型
根据研究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关系：
假设1a、1b、1c：在临床前研究与开发阶段，产学研资源整合能力、人财物资源配套、政策法规掌握程度分别与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正相关。
假设2a、2b、2c、2d：在临床研究与开发阶段，批准临床验证的同类产品情况、生产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国外同类产品进展、资金因素分别与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正相关。
假设3a、3b、3c：在药品上市与大规模销售阶段，同类产品市场竞争情况、整体策划宣传、生产／营销资源配套、专利保护制度分别与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正相关。
2.2 数据搜集与结果分析
从中国生物制药的企业名录中抽取100家企业和5家政府部门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应用SPSS11.5和LISREL8.7对问卷进行统计。共发放问卷110份，回收问卷86份，剔除信息缺失和无效问卷5份，有效问卷81份，有效回收率为73.64％。问卷回收后，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统计结果进行有效性与信度检验。经计算得出，总量表的信度为0.833，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也均大于0.65，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首先，计算研究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3显示了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产业化三个阶段各项因素对产业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各个因素的作用存在差异。
在临床前研究与开发阶段，企业的产学研资源整合能力、人财物资源配套能力与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487，0.518，P＜0.01）；在临床研究与开发阶段，生产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国外同类产品进展情况、资金因素与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88，0.496，0.586，P＜0.01）；在药品上市与大规模销售阶段，同类产品市场竞争情况、整体策划宣传能力、生产／营销资源配套能力与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48，0.375，0.289，P＜0.01），企业的专利保护水平与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97，P＜0.05）。除了假设1c、2a之外，其余假设都得到了验证。
其次，为了深入分析生物制药产业化实现路径中各阶段因素对产业化成功的影响，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步多元线性回归（stepwise regression）分析，进入回归模型的判别条件是变量F值的概率小于或等于0.05，如果变量F值的概率大于或等于0.1，那么这个变量就从模型中剔除。表4～表6显示了生物制药产业化三阶段各因素对产业化成功的回归分析结果。
第一步，选取临床前研发因素作为自变量（如表4所示），人财物资源配套能力和产学研资源整合能力逐次进入回归模型，方差分析显示模型显著成立（F＝22.474），模型总的解释力达到0.366（调整后的
＝0.349），由此证明了这两类变量对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比较重要。
第二步，选取临床研发因素作为自变量（如表5所示），生产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资金因素和国外同类产品进展情况逐次进入第二个回归模型，方差分析显示模型显著成立（F＝30.327），模型总的解释力达到0.542（调整后的＝0.524），也证明了这三类变量对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很重要。
第三步，选取药品上市与大规模销售阶段作为自变量（如表6所示），只有同类产品市场竞争情况和生产／营销资源配套能力进入了第三个回归模型，方差分析显示模型显著成立（F＝20.737），模型总的解释力为0.347（调整后的＝0.330），证明了这两类变量对生物制药产业化成功比较重要。
3 讨论
比较三个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可知，模型一中调整后的为0.349，模型二的解释力强于模型一，调整后的为0.524，模型三的解释力弱于前两个模型，调整后的为0.330。这说明生物制药产业化的三个阶段中，临床研发阶段的因素对产业化成功最重要，其次为临床前研发阶段，上市阶段的因素对产业化成功的影响弱于前两个阶段。
从表4中可以看出，人财物资源配套能力对产业化成功的影响比较显著（Beta＝0.246；P＜0.01）。在前期调研与访谈的过程中发现，成功的生物制药企业，如美国安进（Amgen）、强生（Johnson & Johson）、基因泰克（Genen- Tech）、礼来（Lilly），以及国内的深圳科兴、沈阳三生等企业都极力培育自身的人才、资金与资源优势，重视前期的研发投入与技术积累，实施规范的产品论证流程，对于论证通过的项目能够迅速投入资源进行研发，这是生物制药行业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典型特征。另外，第1个回归模型的结果也验证了产学研相结合是目前我国生物制药行业在临床前研发新药的重要运作方式。
比较3个回归分析结果可见，临床研发阶段对制药产业化成功最为重要，这一结论与国家发改委对生物技术产业的总结相符[1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制药行业在实验室阶段差距并不大，截至2004年底，我国研究人员在影响因子超过10的杂志上发布论文22篇，影响因子在5～10的论文122篇；科研人员获批国内专利121项，获批国际专利10余项。然而，我国在生物制药产业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渐加大，全国的生物医药产值不抵美国一家中等的生物制药企业的产值。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临床研发阶段是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化实现路径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生物制药企业应重视这一阶段能力的提升，开拓资金筹集渠道、灵活组合生产资源、紧跟国外同类产品的发展，这对加快生物制药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个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同类产品市场竞争情况和生产／营销资源配套能力是企业在药品上市与大规模销售阶段应当重点关注的两个因素（Beta系数分别为0.518、0.219；P＜0.05）。虽然专利保护与上市策划宣传两个因素并未进入回归模型，但根据表3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这两个因素也与产业化成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只是由于被产品市场竞争情况和生产与营销资源配套能力掩盖而未进入回归模型。生物制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高回报等特点，以“新药＋知识产权＝巨额利润”的局部垄断可以保障制药企业的高额利润，然而，我国的制药企业目前无法获得巨额利润以及高速发展，正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以干扰素a－1b的技术发明为例，我国在1984年才正式建立专利制度，当时这种干扰素并没有申请专利，结果导致生产干扰素的企业达到了31家，但总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企业还不到5家。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缓慢和水平低下，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弱化相关。面对医药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创新是我国医药产业的最终出路，而创新必须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保障创新→规模→效益→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4 未来研究展望
前述的研究结果表明，生物制药产业化三个阶段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产业化成功之间有显著相关关系。这表明除了产业集聚、人员等因素外，产业化路径中各个阶段影响因素更值得企业关注和重视。生物技术产业化成功的经验揭示了一个鲜明的道理：只有将企业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加以整合，共同服务于生物技术由原始创新到产业化的全过程，其产业化才可能获得成功，否则一项生物新技术很难经过复杂的产业化历程并最终进入市场，而不在中间路程上夭折。
生物制药产业化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如何提高技术研发成功率和过程效率、缩短产业化周期，这也是加快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考虑到国内外同类药品的进展情况、未来成本与收益水平、资源限制等因素的前提下，如何制定企业技术战略才能确保产业化的最终成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生物制药产业正处于朝阳阶段，只有深入探索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规律并加强对生物技术产业化全过程的指导，提高生物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绩效水平，这样我国生物制药企业才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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