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阅读媒介理论与认知理论研究综述与趋势预测论文

数字阅读媒介理论与认知理论研究综述与趋势预测

□文│曹 建 许杜瑶

[摘 要] 通过对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将数字阅读理论研究中所涉及的媒介理论和认知理论研究进行归类和比较,结合数字阅读产业发展总结研究趋势,对比分析国内外数字阅读理论研究的思路、方法、路径和特点,对数字阅读理论研究做出趋势预测。

[关键词] 数字阅读 数字出版 媒介理论 认知理论 对比研究

数字阅读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数字阅读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内关于数字阅读的研究多集中在阅读学、数字出版、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网络使用等领域,多基于数字阅读的现状分析和多角度考察来展开相关研究;而国外对数字阅读的研究与国内的研究思路、方法大不相同,他们更加关心数字阅读对读者认知水平的影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对比分析国内外研究特点和主要成果,对把握数字阅读研究趋势和做好我国数字阅读高质量研究都大有启示。

一、数字阅读的概念与内涵

根据《2005—200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字出版被定义为“用数字化(二进制)的技术手段从事的出版活动”。也就是说,只要出版的任一环节中采用了二进制技术,就都是数字出版的组成部分,包括数字化的编辑、印刷复制、发行营销和阅读消费等都是数字出版的环节或活动。[1]

而数字阅读就是基于数字出版定义的阅读活动,指的是阅读的数字化。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阅读对象的数字化,即阅读的内容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如网络小说、电子地图、数码照片、博客、网页等。二是阅读方式的数字化,即阅读的载体、终端不是传统的纸张,而是带屏幕显示的电子设备,如电脑、手机、电子书阅读器等。三是社会化阅读,即基于QQ、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发展起来的阅读,它是一种以读者为核心,侧重于读者与读者、读者与内容之间互动、交流与共享的新型数字阅读模式。它倡导用户生成内容,在阅读社交和互动性加强的基础上实现数字阅读的延伸。[2]

2.2.7 随访:保留膀胱随访每3个月作一次膀胱镜检查至2年已成为常规,因为膀胱肿瘤复发约3/4在2年发生。2年后膀胱镜检查的间隔可以延长至半年,以后每年1次,但必须终生检查,不可怠慢。膀胱全切术后的随访主要包括尿路和排尿情况;局部与远隔转移两方面。

二、国内数字阅读的媒介理论研究趋势

对目前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采用“数字阅读”“电子阅读”“手机阅读”“移动阅读”“网络阅读”“社会化阅读”“新媒体阅读”等关键词进行多轮匹配,在以中国知网为主的中文数据库中检索,并根据引用与被引用文献进行扩展,检索到相关文献1万余篇。通过对比发现,发表在期刊上的研究成果较少运用媒介理论来说明问题,更多的是基于数字阅读现状的分析和考察。而硕、博士论文中的理论依据则更为丰富。经分析归纳,主要有媒介载体、传播效果和受众三大方面的研究。

1.数字阅读的媒介载体研究

本文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SSCI索引中以“mobile reading”“digital reading”“social reading”“online reading”“internet reading”“screen reading”“E-book reading”“hypertext reading”为主题,搜索了所有时间跨度内的相关文献332篇。发现国外学界对数字阅读的研究与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不大相同,他们更加关心数字阅读对读者认知水平的影响,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访谈法,因此他们对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于认知心理学领域。

相反,上限效果理论(Ceiling Effect Theory)则认为,个人对特定信息和知识的需求不是没有上限的。尽管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可以较快的速度获得知识,但是,他们的“饱和上限”也会到的更快一些。而且,虽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知识增长的速度较慢,但却是总能赶上“饱和上限”的。因此,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不会导致社会“知识鸿沟”扩大,而是逐渐减小。

团体规范与文化影响理论。该理论认为参考团体是指社会行为者予以认同并引导自己行为和社会态度时,加以仿效的实际群体(或概念)或社会范畴。一般情况下,人们是通过参考团体而习得社会一般所公认的观点的。李新祥的研究表明,国民阅读行为的改变受所属团体的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体制等都是影响国民阅读行为的团体环境因素。[11]

吴瑶在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媒介进化论,采用纸质问卷、电子问卷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从数字阅读的现实图景、静态特征、动态演化、读者偏好、认知变革以及数字阅读对传统权威的解构和重塑等方面,分析数字阅读媒介与读者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的关系。[3]其中,从媒介技术的读者引导性发展层面研究了数字阅读媒介人性化迭代的趋向,指出“数字阅读是符合媒介进化规律的必然产物,且在目前阶段,数字阅读与传统纸质阅读是异质互补、相容相生的竞争关系”。

徐州市中心城区分为12个片区,其中老城片区、坝山片区、云龙湖周边片区、南部片区为优化提升区,以传统商业形态为主;北部片区、西部片区、铜山片区、机场片区、新城片区、高铁生态商务片区为鼓励发展区,商业综合体布局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区、金山桥片区为限制发展区,商业布局缺乏。

综合相关研究者的结论,启示我们数字阅读虽然在互动性、即时性和有效性、娱乐性等方面具有优点,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缺点,特别是丧失了一部分传统阅读所具有的“多页并读”“翻页读”“随手写”等优势。因此,互为补充的两种阅读方式对人类的阅读行为而言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创新扩散理论。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最早由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提出。强调新生事物被社会大众所接受,需要一个传播的途径和过程。人们接受创新的速度和决策过程受到相对优势、复杂性、兼容性、可观察性、可测试性等因素影响,人们对创新的接受也处于一个包括采纳中断、持续采纳、持续拒绝、中断后再次采纳等行为的动态过程中。

在针对上海市高学历老年人数字阅读行为的研究中,杨文彧发现,高学历老年人对于数字读物的接触率和阅读时长都要低于普通学历老年人,这与其他研究中发现的学习能力强的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技术呈现出相反的现象。[4]这表明用户群体自身的特点才是整个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高度追求人文情怀的高学历老年人,对浅阅读、浅思考持排斥态度。虽然该研究以创新扩散理论为主要研究路径,但其结论也揭示了创新扩散理论的不足。可以看到,在数字阅读的扩散过程中,受众的特点和受众之间的差异以及其治学态度、情感态度甚至比创新技术本身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阅读非对称交流理论。文学传播的不对称性(Asymmetrie)由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这一理论与传播学中的“魔弹论”(也称“皮下注射论”)有些类似,强调传播的单向性。伊瑟尔将人类社会的交流活动分为两类:一是“传播—接受”式的不可逆的单向交流,交流的双方处于一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交流方式中。二是平等基础之上的对称方式的双向交流,双方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反应回馈给对方。

受众选择3S论。传播学者发现,受众在接触媒介和接收信息时的选择过程表现为三种现象,简称“3S”,即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选择性理解(Selective Understanding)和选择性记忆(Selective Memory)。郑励志发现,在数字阅读的过程中,不同的阅读方法伴随着不同的阅读行为,受众的阅读往往呈现一定的选择性和跳跃性,真正被受众记住的内容很少。即使在学术数字阅读中,也需要用户在大量的学术资源中筛选,展开精读和深度阅读,才能完成注意、理解和记忆这三个选择过程。[9]

2.数字阅读的传播效果研究

截至目前,学界主要从对个人效果产生的微观过程和对社会效果产生的宏观过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运用的理论有多种。

知识沟假说与上限效果理论。知识沟假说(Knowledge-gap Hypothesis)理论由蒂奇诺(P.J.Tichenor)等提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能更快更便利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越多,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的知识差距就会越大,即知识沟越大。

当烘丝机入料电子秤不再检测到烟丝,烘丝机由生产状态切换至收尾状态。一段延时后,滚筒转速升至收尾状态设定转速,工艺热风风机、出料罩压力控制器按收尾状态的设定值进行调整,筒壁Ⅰ区、Ⅱ区温度控制器停止工作,Ⅰ区、Ⅱ区蒸汽压力控制阀保持其最后适用的修正变量60 s后,Ⅰ区、Ⅱ区蒸汽压力控制阀在20 s内完全关闭,蒸汽停止加热筒壁;一段延时后,烘丝机由收尾状态切换至准备状态(图3)。

知识沟假说与上限效果理论均可为我们探讨数字化阅读方式的社会化扩散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周斌根据知识沟假说,将信号网速差异的外部条件因素,以及时间和购买力差异等内部条件因素作为阅读环境和机会差异的考察内容,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厘清了数字阅读的诸多负面影响。[6]

几个月前,英的子宫就开始有白色或血色排液,稀薄如水,她伸手触摸,感觉一丝一丝的黏稠。英起初并没有当一回事,或缘于难以启齿的私密,她选择埋在心底,要知道,村里的赤脚医生是自己的侄子辈。她不好意思也不敢和老头子说,她不好也没机会和女儿说,因为她们要么在外面打工,要么在城里带孩子,她不可能也不会和儿子儿媳说。英为自己不争气的子宫,为刘家传宗接代的子宫,现在满目疮痍的子宫,开始坐立不安。她每天照常洗衣做饭,挑水砍柴,料理屋前那一畦菜地,直到自己突然倒下。

周斌从数字阅读对人的影响方面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数字媒体将形形色色的人带到同一个地方,如果数字阅读传播者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不加以技术屏障甄别,不仅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因为让读者看到了“后台”不该看到的东西,也会对读者、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7]

前台/后台理论和把关人理论。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前台/后台理论”,也被称为“拟剧论”。 他认为人生和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都是表演者,表演者都在努力塑造自己能被他人接受的形象。所以对多数人而言,前台的表演与后台的行为不能互用,而是要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合适的行为,才能符合社会规范。

传播学中经典的“把关人”理论(Gatekeeping Theory)阐述了类似的问题。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

杨洋认为,父母和教师在青少年的数字阅读中就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8]城乡差异使青少年的数字阅读也会产生差异,父母对青少年数字阅读的正确指导有助于其数字阅读效率和阅读质量的提高,促进青少年信息整合能力和反思批判能力的提升,而教师对数字阅读的态度则直接影响青少年数字阅读的频次和能力。

拟态环境理论。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也被译为虚假环境,它并不是真实环境的“镜像”再现,而是媒介通过刻意选取象征性事件和信息,重新加工之后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但人们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经常将“拟态环境”视为真实环境本身。

许多读者都会把网络中被放大传播的个别真实事件当作客观现实中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因而这种传播激化了社会矛盾,说明数字阅读创造的环境对于人们是非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3.数字阅读的受众研究

今天的受众早已摆脱传统单向传播的被动接受者形象。针对数字阅读的不同群体,如大学生、老年人、青少年和儿童等,从历史和社会等多个维度描绘他们的角色,分析其特点,把握其变化规律,是国内数字阅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有的小区治理结构中存在着业主自治、居民自治和政府管理三种形式,但这些治理形式的边界如何确定,不同物业类型的小区治理结构又有着何种差异,是困扰当前小区内部治理的关键性难题。

宁苗在研究中发现,移动阅读具有强烈的互动性,这由数字阅读载体如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的技术特性所决定,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每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5]由于人人都可以创办自己的媒体频道,自己进行内容生产和内容输出,所以读者与作者的身份边界模糊,每个人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数字阅读因而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全民共享和全民传播。

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Use and Gratification)是国内学界研究数字阅读最常用的理论,强调受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和目标主动选择媒介。杨忠文应用该理论研究大学生的数字阅读,指出大学生的社会化阅读是出于人际交往和阅读学习的需要。[10]无论是在社交平台上点赞、评论、转发朋友分享的文章,还是将自己阅读的文章分享到相关社群并与他人交流互动,都满足了大学生获取信息、宣泄情感以及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需要。

目前,该课程采用传统教学的教学方式,即以教师讲授为主。而工程认证要求是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式教育,突出体现学生能够“学到什么”。因而,需要根据课程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自主学习,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获得科学知识,主要讨论如下。

媒介进化论。媒介进化论(Anthropotropic Theory)最早由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提出。他认为媒介的进化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是相似的,只有适合人性和满足人类需求的媒介才能生存下来,反之,则会被人类社会淘汰。

三、国外数字阅读的认知理论研究趋势

数字阅读中使用的数字载体是这些媒介研究的主体,包括手机、电脑、阅读器和其他媒体,研究时主要应用了媒介进化论、创新扩散论和非对称交流理论。

1.认知灵活性理论

斯皮罗(R.J.Spiro)等提出的认知灵活性理论(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ory),重点阐述通过多维的理解促进对知识的了解及灵活运用。该理论反对传统的机械教学和极端行为主义教学,主张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认知措施。布鲁姆(Blom)等人让80名一年级中学生同时阅读纸质文本和网络超文本即数字阅读,发现学生通常花时间阅读超文本而不是纸质文本,这表明超文本结构的数字阅读方式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灵活性和挑战性,更有助于学生对文本的深层次理解。[12]

2.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最早由约翰·斯威勒(John Sweller)提出。该理论假设人类的认知结构由容量有限的工作记忆(短期记忆)和容量几乎是无限的长期记忆组成。因此长期记忆才是学习的中心。

脂肪族酰胺主要有长链脂肪酸酰胺与二元酸酰胺,其中长链酰胺主要用作表面活性剂,如脂肪酸二乙醇胺[8]、脂肪酸单乙醇胺[9]等。

3.图式理论

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是认知心理学家用来解释和理解心理过程的理论,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历程。安德森(J.Anderson1985)等人认为图式是信息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方式之一。图式化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对我们生活中事物的抽象,这一认知模式有助于我们学习和理解,在外语教学领域被广为应用。学者们应用图式理论研究了数字阅读策略,总结出数字阅读的双重处理法[13]和ELLs在线阅读策略[14]等方法。

(1)处理的原则: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确保工程质量。因为在建筑结构设计和施工中最难以驾驭的并不是上部结构,而是该工程的地基和基础问题,尤其是在地基处理上,不同地域的差异很大,如果处理不当,一旦发生事故,难以补救,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耕地不用牛、收割不用刀、喷药不下地、栽秧不弯腰”已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现代农机装备已不仅是替代人工劳力、减轻劳动强度的生产工具,更是影响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革的重要推手,助推农业结构调整、产业链条延伸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深度学习方法研究(#0、#8、#11聚类) 教学策略研究方面,黎加厚在2005年发表的《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一文中首次提出,通过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任务的学习与基于过程评价的学习等教学策略,可以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付亦宁在2017年发表的《深度学习的教学范式》一文中指出,以“生成性学习”为教学过程导向,以“基于设计的学习”为教学活动创设根本,以“SOLO学习结果分类”为依据,创设出三条教学评价路径,分析“浅层”,进一步理解“深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将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6]。可以看出,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基本集中在如何基于问题、基于任务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等方面。

四、国内外数字阅读研究对比

从以下几方面可看到国内外数字阅读研究的不同。

1.研究范围

一方面,从研究的内容范围来看,国内外学界对数字阅读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且固定的认识,因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中,数字阅读的研究范围均涵盖广泛,既包括传统的电子屏幕阅读,也包括互联网环境下互动性较强的社会化阅读。另一方面,从研究的时间范围来看,国内学界对数字阅读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在2009-2017年间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虽然这一趋势在2018年有所回落,但研究热度依然不减(图1)。而国外学界对数字阅读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在2010-2014年间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此后呈现出波动增长态势(图2)。

图1 中国知网数字阅读相关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图2 SSCI数字阅读相关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2.应用领域

国内外学界对数字阅读相关理论的关注重点存在较大差异。国内数字阅读的相关研究广泛分布于多个领域,涉及社会学、经济学、阅读学、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最多。这些研究运用了消费者心理与消费者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理性行为理论、需求理论、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意义建构理论、期望不一致理论和产权理论等多个学科的多种理论。而本文重点讨论的媒介理论则主要见于新闻传播学硕、博士论文的研究中。国外对数字阅读的研究则更多集中于认知心理学领域,所运用的理论也以认知理论为主,相关研究多见于教育类和科技类期刊中。

3.研究方法

从国内学界来看,无论是见于期刊中的研究,还是新闻传播学硕、博士论文的研究,一般遵循“提出问题-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理论分析”的路径。其中问卷调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研究方法,常以地区和人群为分类依据展开,例如针对上海市大学生、北京市大学生、江苏省青少年等。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样本覆盖全国的调查研究较少。访谈法常作为辅助研究方法出现,主要帮助研究者探究数字阅读使用者在阅读行为中的心理和行为差异。国外学界的研究方法则以实验法为主,例如在数字阅读对学习者的认知影响研究中,研究者常使用设置对照组的方法,一组受试者阅读数字文本,另一组则阅读纸质文本,通过对受试者的眼动追踪、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比两组受试者结果存在的差异得出结论。

五、未来研究趋势

通过对数字阅读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数字阅读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有在未来的研究中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推动数字阅读研究发展更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一是数字阅读的定义学界会统一共识。在相关研究中,数字阅读常常以不同的内涵出现。在国家组织的全国性调查报告中,数字阅读包含了前文提到的三层含义,是最广泛层面的概念界定。在某些商业性调查报告中,数字阅读专指蕴含了极大商业价值的网络文学作品和出版物的电子版。而由于数字阅读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其他研究中,数字阅读也被分割成网络阅读、移动阅读、社会化阅读等更为细分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之间的内涵和范围互有重叠,并不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存在混用的现象。虽然说对数字阅读定义的不同选择可以反映出这一研究领域的细分情况,并且从小方面切入更能发现问题,但为了更好地研究数字阅读,避免出现含糊不清的论述和偏离主题的对比,一个为学界所公认的,准确、明晰的数字阅读定义是未来数字阅读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相信不久学界就会逐步统一共识。

二是数字阅读的研究对象会既细分又统一。从微观上来看,由于研究者地域、经费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的研究对象以针对大学生、青少年、儿童的研究居多,紧随其后的是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的研究。而随着互联网传播下日趋明显的分众化趋势和数字阅读服务的精准定位读者群体的需要,对这些群体进行不同层面的细分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例如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高学历人口和低学历人口、女性和男性、母语阅读者和外语阅读者等。可以设想,他们在对待数字阅读的偏好和使用态度方面都会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对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会进一步探究,而且这也有利于数字阅读产业针对不同的群体特征做出相应调整。从宏观上来看,增加研究对象样本覆盖全国的比重,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国民数字阅读的发展趋势和问题,有利于数字阅读相关政策制定者做出科学的规划和决策,这方面的研究也会加强。

三是研究方法多样互补性会日益增加。如前文所述,国内数字阅读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而国外则以实验法为主。研究方法的不同除了研究领域差异的客观原因外,也受到学者惯性思维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会主动打破思维桎梏和惯常研究路径,避免做重复的工作和调查,积极探索设计新的研究方法,增加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以提高结论的科学性,发现新的问题。

冠心病属于一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还是心力衰竭以及心肌梗死等疾病的重要诱因,出现这类病症很可能直接导致患者失去生命,因此冠心病应当得到重视,加强对冠心病合并心力衰竭疾病治疗的研究,找出这类疾病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4-5]。

四是相关理论剖析会更加深入。无论是在媒介理论还是认知理论的应用当中,虽然各研究均运用了不同的理论阐述问题,但同类研究方法下所得到的数据和结果存在较大的同质性,许多探讨仅局限于理论的表面意思,浅尝辄止,对理论早已揭示的现象做出了重复的证明,成文形式更像是调查报告,缺乏基于现象分析下对理论的深入拓展和延伸,不利于数字阅读相关理论的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会加深对数字阅读理论的剖析和深入理解,会更好地提出创新性更强的观点,充实相关理论,推动数字阅读学术研究的发展。

六、结语

作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数字阅读的理论研究不局限于媒介理论和认知理论,有关其他理论研究趋势建议有关学者积极参与,进一步分析归纳,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数字阅读的方方面面,为我国数字阅读的系统研究、高质量研究添砖加瓦、贡献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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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衍辉.大学生社会化阅读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6

[3]辛晓磊.首都大学生数字化阅读行为研究[D].北京印刷学院,2013

[4]郭慧娟.“读屏时代”大学生手机阅读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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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武,刘宇,张博.大学生移动阅读的使用动机和用户评价研究——基于中日韩三国的跨国比较[J].出版科学,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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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aynard,M.(2017).“Understanding Academic E-books Through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as a Basis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Marketing and Educational Strategies.”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43(1)

注释:

[1]陈欣欣.出版业的新宠——数字出版[J].共产党员,2014(2)

[2]刘艳.社会化阅读:涵义、形态、功能、缺陷及其启示[J].图书馆建设,2018(9)

[3]吴瑶.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数字阅读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6

[4]杨文彧.上海市高学历老年人数字阅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6

[5]宁苗.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的调查研究[D].郑州大学,2017

[6]周斌.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现状调查与分析[J].编辑之友,2018(3)

[7]周斌.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探究[J].编辑之友,2014(5)

[8]杨洋,陈桃珍.青少年数字阅读传播研究——基于湖南省青少年数字阅读现状的调查[J].新闻研究导刊,2018,9(16)

[9]郑志励.基于TAM的大学生数字阅读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2014

[10]杨忠文.基于微信平台的大学生社会化阅读问题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6

[11]李新祥.数字时代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及对策研究[D].武汉大学,2013

[12]Blom,H.,et al.(2018).“Comprehension and navigation of networked hypertexts.”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34(3)

[13]Naumann,J.and F.Goldhammer (2017).“Time-on-task effects in digital reading are non-linear and moderated by persons'skills and tasks' demands.”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 1-16

[14]Park,H.R.and D.Kim (2017).“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strategies for reading online texts: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patterns of use at home and in schoo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2: 63-74

(作者单位:上海远东出版社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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