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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逝世六十余年，世间才有了他的一部文集，算起来，出版的有些迟了。“五四”那代学人，大多生前便已著作颇丰，现在人们查阅起来，很是方便。惟有钱玄同，名气虽大，却文字少见。许多年来，没有一套系统的著作。周作人曾感叹：“玄同所写的文章没有结集过，这是很可惜的事。”近人谈及钱氏，凭借的仅是几篇短文和几封通信，真实的钱玄同，却并不被世人明了。我看过几部新文学史的教材，每涉及他，则一笔带过，稍有论述者，调子相近，个性化的视角和研究文章，并不多见。这是很可惜的。
和同代人比，钱玄同功绩不说显赫，也是不可漠视的。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力度，固然不及胡适、鲁迅，但在历史上特殊的角色所起的特殊作用，却非他人可以代替。钱玄同是个有争议的人，黄侃讥其为“疯子”，鲁迅认为他说话过多，缺少分寸。周作人的看法显得平和，觉得钱氏言论虽偏激，人却是平正通达的。现在人们提及钱氏，往往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但他却没有什么作品传世，文采与智慧，与周氏兄弟这样的人比，都逊色很多。这淹没了他的活生生的存在。其实钱氏是个大学问家，他对小学和经书的研究，有一定深度，是得到章太炎的赏识的。这一门特殊的学问，今人知之甚少，他的特征，也就很难被感受到了。
我注意到钱玄同，感兴趣的不仅是他的学问，还有其性情。这是个很可爱的人。为文为人，率直、不遮遮拦拦，也多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治学严谨，但说话放肆；待人持重，著文则口吐狂言。他曾热情帮助过鲁迅，倘不是他的催促，鲁迅的创作，也许要推迟多年才能涌出。后来两人反目，彼此均有过失当之语，此可见他峻急的一面。钱玄同给人留下了许多矛盾的话题，这些，细究起来，对研究那一代文人，是有益处的。
胡适晚年谈及钱氏时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对其学术上的成就，是看重的。在史学上很有成就的顾颉刚，曾受过钱氏很深的影响，称其“兼通今、古文经学，而倾向于今文说，然实非今文家”。在学问这一面，除黄侃等人对他偶有微辞外，一般对其《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等，是认可的。他对传统和现代的态度，在学理的层面，与胡适、周氏兄弟比，没有什么差异。但情感达成方式，却大相径庭。他常用价值论的东西，去代替认识论，身上弥散着狂傲之气。一方面，坚持用古文说来打破今文说，另一面，又借鉴今文说有意味的内容去攻击古文说中陈陋的部分。这构成了他学术思路上的矛盾性，前者使他自始至终未离学问的本行，成为纯粹的学人；后者则使他跳出书斋，成了除旧布新的奇士。他的精神有时游历于文化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之间，有时又显得很常态。我以为把握了此点，便看到了他在学术思想史上的特别性。顾颉刚说其“态度是超古今文的”，不是没有道理。
他在东京留学的时候，曾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人，随章太炎学过文字学。这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由章太炎开始，中国学人分化成两支队伍，一是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新文化人，一是以黄侃等为典型的恪守古文学之道的书生。钱玄同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人，思想是常新的，但根柢还在古文说中，没有后来左倾文人和帮闲文人的特色。章太炎本身就是狂狷之士，但反对新文化。他对鲁迅、周作人的态度平平，而对钱玄同，却感情不错，以致被称为章门“五王”之一。钱氏为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章太炎未必赞同，但对他始终泡在音韵学中，守住学术，是心以为然的。钱玄同从章太炎那儿不仅学到了文字学的东西，那种放浪之气，也有所传染吧？看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写的文章，文辞汪洋恣肆，不吞吞吐吐，有磊磊之气溢于其中，在血脉上，和章太炎庶几近之。鲁迅在那个时期与他关系较密，心性上的相通，恐怕是个原因。
胡适、鲁迅、周作人谈传统文学时，都说过很激烈的话。钱氏与他们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随感录》中评邪教、谈诗文、讲时风，文章里透着火，语句轰然而下，痛快淋漓。他的作品缺少精致和雕饰，也因此失之简单，例如《告遗老》、《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通篇迸射着血气，复仇意识惊人的浓厚。他习惯于把学理的东西转化成道义的力量，乃至人们在其文字中看不到胡适那样严明的秩序和周作人式的博雅情怀。这一类充满骂气和决然态度的文字，是那个时代“革命”的标志。从章太炎到钱玄同，以极端的情感泼墨为文，构成了学术界激进派的一道风景。这种冲动的文风，直到现在，还可以在一些青年那里看到，只是古文化的修养，有深浅之别罢了。
钱玄同的狂语，倘集结起来，在二十世纪中国学界，不说登峰造极，也可谓数一数二。如那句“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不留一点情面。“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就有些宣判死期味道了。他说话多独断的词句，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反对用典及其他》）“《聊斋志异》……惟专用典故堆砌成文，专从字面上弄巧，则实欲令人作呕，故斥之为‘全篇不通’耳。”（《论白话小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中国文字不足以记载新事新理；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关于Espenanto 讨论的两个附言》）治学的人，本应以理服人，讲逻辑，重分析，最忌的是情绪化。钱玄同却一反旧文人的儒雅，用激情去传达学术，推行“学以致用”的思想，对那一代人而言，是少见的。本来，文字音韵，古史经学，是书斋里的事，但钱氏反对“为学术而学术”，觉得一切学问，与人生大有关系。他提倡汉字改革与国语运动，推行世界语与罗马字母，用力甚勤。他关于废除汉字，“疑古”的主张，从文化学上看，未必都对，但对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而言，就难说没有道理。钱玄同信仰的是进化论，所以对古人和今人，并不客气。因为他相信新出的东西，总要超过旧有的，守着古人，是没出息的。所以，重要的在于，创造一种适合于当下人的新文化，过上一种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比异化于古人的秩序里，要好得多。理解了这些，便会懂得，他何以从“复古”走向“反复古”。在章太炎与周氏兄弟间，钱玄同像似一座桥梁。
但在学术贡献上，钱氏既逊于章太炎，又不及周氏兄弟。章太炎骂人，有雄厚的学术为基础，不觉为过；鲁迅讥世，笔下流着生命哲学，其体验之深，非常人可比。钱玄同的学术表达，似不成系统，有支离破碎之感。他的观点，常常变化，周作人形容其“所主张常涉两极端，因为求彻底，故不免发生障碍，犹之直站不动与两脚并跳，济不得事，欲前进还只有两脚前后走动。他的言行因此不免有些矛盾地方，如他主张废汉字，用罗马字拼法，而自己仍旧喜欢写‘唐人写经’体的字”。钱玄同也承认，他往往是“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的人，对自己过去的文字，并不满意。舜扬先生在《钱玄同自编文集记》中云：
新文化运动急先锋钱玄同，在四十四岁那年，颇有意思自编文集。主意既经打定，文章就得开始搜辑。可是一动手，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早年是笃信古学的。如今提倡新学，不是互相抵触了吗？于是就确定一个原则：五四以前的，一概不要。而决定从《新青年》选起。选了几天，桌子一拍，大叫起来，说：“简直都是废话，完全要不得！”一个很狂傲、又对自己不满的人，是有可爱的一面的。我读他的文字，就常有忍俊不禁的时候。
限制钱氏发展的，大概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缺少哲学上的体悟，二是没有诗人的性情。他的学术还停在形而下的层面，对后人影响有限。即以文字改革为例，钱玄同思考的主要还是“致用”这个层面，至于文字学背后的文化精神，语义与社会心理、文化演进的关系，则不甚了了。他的学术远离着玄想，亦无深情远致的传达。在五四文化的变革中，他只能被淹没在胡适、周氏兄弟的巨大的影子下。
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放到语言文字变革的期待上，这是钱玄同终生奋斗的目标。胡适在理论上阐明了白话文的可行性，鲁迅的实践证明了胡适的预言，但这些还都属于精神形态的东西。钱玄同既不谙于实验主义，又疏于浪漫诗学，他从思维的载体——语言——入手，去研究一种属于现代人的简易的符号，使语言工具现代化，这努力，同样是崇高的。在推动白话文，使用横行与标点，简化汉字与用国音诸方面，钱氏有独到的看法。新文化的实质固然在思想上的革新，落实在操作上的，首先是文字改革。文字革新，方有思维的转换，思维的转换，才会出现文化的进化。钱玄同对此深信不移。但语言毕竟是文化中最顽固的东西，是认知世界的先验形式。探讨音韵沿革、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可以做到，而欲拉丁化、字母化，是殊难之事。一百年来，汉语完成了由文言向白话文，由繁体字向简体字的转变，但也仅此而已。钱玄同认为：“中国语言是单音，文字是象形，代名词前置词之不完备，动词形容词之无语尾变化，写识都很困难，意义极为含糊，根本上已极拙劣。”从逻辑学上看，这观点不错，但就人类思维多元性而言，汉字的优点，又是西洋文不可代替的。钱氏看问题，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偏执之处一望可见。说他是语言学界的唐·吉诃德，当并不为过吧？
我一直奇怪，中国搞语言文字的和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人，很少深切地结合在一起。似乎语言就是语言，哲学就是哲学，二者只是“器”与“道”的关系。中国的思想界，没有真正的语言哲学，章太炎曾试图由汉学走向佛学，打通语言文字与形而上的隔膜，但无功而返。钱玄同则在哲学前退下阵来，只停在“小学音韵、古史经学”上。语言哲学的贫困，其实也是思想史的贫困。当精神还不能指向自我意识的先验形式时，任何反抗、争斗，除了偏执之外，不会有真正意义的进化。
研究钱玄同那一代人，并非易事。当代学人，谈及“五四”，常说是巨人辈出的时代。其实细细考察，有锐气者众，但巨人却惟鲁迅等极少数人而已。谈五四新文化，倘能从诸人精神上的弱点入手，探其得失，则可廓清许多历史的真相。例如胡适在哲思上的浅，陈独秀在科学理性上的薄，周作人在价值观上的悖，等等。梳理那一代人的不足，并非吹毛求疵，乃是以史为鉴。以钱玄同为例，我们看他的可爱与偏执，倒也可感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支流脉。破坏之力强而建设之力微，说易做难，正是“五四”以后文化的写真。直到现在，夸夸其谈的文化梦想者多，而渐成气候、自圆其说者少。历史不就是这样循环下来的么？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于天坛南门
（《钱玄同文集》（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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